弗洛伊德的独裁倾向有过很多人讨论，许多人认为弗洛伊德是顽固的独裁主义者，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也不能接受别人对他的学说的建议修正。他们所提出的证据很多，不容忽视。弗洛伊德在学说方面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重要的建议。别人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完全赞成他的学说——而这意谓着接受他——要么反对他。即使是萨克斯（他写过一部弗洛伊德的传记，显然把弗洛伊德偶像化了）也承认，“我知道，当他经过长期的辛苦得出自己的看法以后，要他再消化别人的意见是极其困难的。至于他自己与弗洛伊德的不同处，他则写道：“如果我的意见跟他相反，我就直说。他总是让我尽量表达我的意思，心甘情愿的听我的论证，但却几乎从来不为所动。”
弗洛伊德的不宽容与独裁，在他与弗兰兹的关系中最是表露无遗。弗兰兹多年来一直是弗洛伊德最忠心，最不炫耀的学生和朋友。他在去世以前不久曾提议道，病人需要爱——就是他小时候需要却没有接受到的爱。他这种看法导致医疗技术上的一种改变。弗洛伊德的办法是对病人用一种完全不用情感的、像镜子一样的态度，而弗兰兹则要把这种态度变为合乎人道的、爱的态度。（不用说，弗兰兹所说的爱当然是母性的爱，或父母的爱，而不是情爱或性爱。）
事后弗兰兹跟他的一个信得过的学生谈话时说到这件事，他说：
我告诉他我最近的技术观念。这些观念是我从医疗的经验中所得的。从患者所述的历史中，从他们观念的联想中，从他们的行为方式中，从导致他们愤怒或沮丧的挫折中，特别是从他们的欲望的内容中，我曾试图去发现他们被母亲或父母亲或父母的代替人所拒斥而引起的痛苦。我也曾经通过同情心想像患者在幼年时所需的是什么样的慈爱关怀，甚至于是什么样的行为细节——这慈爱的关怀与滋养会使人产生自信心，自足自娱的心情，会让他健康的成长发育。每一个患者都需要不同的温暖的支持与照顾。要想分辨出哪一种最适合他并不容易，因为那往往和他有意识的想法不一样，甚至往往十分不同。什么时候走对了路径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因为患者立刻就会在无意识间由态度和行为的改变表示出来。甚至于他的梦也对这新的、有益的治疗显示了反应。所有这些都应对患者坦白相告——分析者对他的新了解、他对患者的关系由此而产生的改变、他对这种改变的表达方式，以及患者自己明显的反应。只要分析者走错了途径，患者立即又会发生讯号，因为他会变得愤怒或灰心丧气。他的梦也会明显地显示出分析者的错误。所有这些都可以从患者诱导出来，并且向他解释。这是一个经历试验与错误而最后可得成功的过程，是必须由分析者借着一切技巧、机智、慈爱与无畏去追求的。且必须绝对的真诚。
教授用越来越不耐烦的态度听我解释，最后警告我说，我正在走危险的路途，而且跟心理分析学的传统习惯和技术正在根本上分道扬镳。向患者的愿望与欲望做这样肯定与接纳，会增加患者对分析者的依赖。而这种依赖要想破除，唯有分析者情感上的撤退。教授说，我的这种方法若用在不熟练的分析者手上，很容易导致性的放纵，而不是父母亲情的表现。
这次见面以这段警告为结束。我热诚地伸手要跟他握别，但教授转过身去背对着我，走出了屋子。
弗洛伊德的不容异己，还可以从另一个例子看出来，那就是他对“国际协会”中不完全忠于党路线的分子的态度。1919年2月18日，他给钟士的信中有一句很能表示这个特点，他说：“你想把伦敦协会中荣格派分子肃清的想法非常好。”
弗洛伊德对于跟他意见不合的朋友的不原谅，可以从亚德勒去世时他的反应得到证明。褚威格来信说他为亚德勒的死甚感悲伤，弗洛伊德回信道：我不了解你为什么同情亚德勒。一个在维也纳郊区的犹太男孩后来能死在亚伯丁已经是听都没听过的成就了，证明了他搞得多么好。世界为了他跟心理分析学的作敌，给他的报酬也真算丰富了。
尽管有这么多明显的证据，衷心崇拜弗洛伊德的人还是完全否认弗洛伊德有任何独裁的倾向。钟士就一再表明这一点。例如他说，有人说到“弗洛伊德的暴君性格，说他要求他的追随者完全接受他自己的观点。从他的信件、著作，以及那些跟他一同工作的人回忆录中看来，这种指控不真实到荒唐的程度。”或者，“有人把他描写成独裁者的样子，我几乎不能想像还有什么人比他更不像人家给他的这种描绘。”
在这些话中，钟士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天真人士，很不像一个心理分析家。他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弗洛伊德对于向他提出疑问或批评他的人，哪怕只要是些微的程度，都不能容忍。至于把他偶像化、永远不跟他意见相左的人，他是仁慈而宽容的；正因为弗洛伊德那般依赖别人无条件的肯定与同意，他在听话的儿子面前才成了一个仁慈的父亲，而在胆敢不听话的儿子面前
萨克斯即坦白承认“我自由而欣然的承认缺乏客观性……。整个说来，偶像化，如果是完全真诚的，倒增加了真实的程度，而不是成为阻碍。”萨克斯对弗洛伊德的共生依赖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一个例子看出来：他说，当他读完了弗洛伊德的“梦解析”以后，“我找到了那可以值得我活下去的东西；许多年以后，我发现那还是我惟一可以靠着它活下去的东西。”如果有人说他靠纸草经活下去，靠婆伽波誓多活下去，甚至靠斯宾诺莎或康德的哲学活下去，我们都可以想像；但说靠一本解梦的书活下去就十分特殊，惟一可以让我们了解的可能性，是他把作者看成了摩西，而那门学问则看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萨克斯从没有背叛过或批评过弗洛伊德，这件事可以从萨克斯的一段话中看出来。萨克斯说，有一次他“故意的而且刻意的”去做一件弗洛伊德不赞成的事。“当这件事几乎已经过去以后，他才向我提到它，只用了三四个字，几乎像是旁白。这几个字是他一生对我惟一不友善的话，却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然而，当这个插曲过去以后即使没有遗忘，也已原谅，在他对我的态度上没有发生长久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设若我并不觉羞愧，那是因为有一个想法使它得到了缓和：一生只有这一次，35年只有这一次。这还是一个不坏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