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同他父亲的关系正好跟同他母亲的关系相反。他母亲赞美他、放纵他、允许他在弟妹之间称王，他父亲虽然没有什么侵犯性，却显然比较不偏心。他跟父母亲关系的不同，可以从他很小时的一个例子看出来。他两岁的时候还在尿床。责备他的是他的父亲，而不是他的母亲。这个小孩怎么回答呢？他说：“没关系，爸爸我会给你买个新床。”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弗洛伊德日后的一些特征：难于接受批评，极端的自信，对父亲的反叛——也可以说是对父性权威的反叛。在他只有两岁的时候，他就不在乎父亲的责骂，而把自己放到了父亲的地位，认为自己将来可以买一张床来给他做礼物。
对父亲的反叛表现得更强烈的，是他七岁或八岁时候的一件事。他故意在父母亲的卧室撒尿。这是一种象征行为，要占有他父母亲的卧室，而其中所含有的侵犯倾向显然是对他父亲而发的。他的父亲当然愤怒，吼道：“这个孩子永远也不会有出息。”日后弗洛伊德在解释这件事情时说道，“这对我的野心一定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因为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梦一再出现，而常常一边计算我有多少成就有多少成功，就好像我在说，‘你看吧，我毕竟有点出息。’”
弗洛伊德认为他父亲的反应是他的野心的原因，这一点是错误，而我们在正统心理分析学中，也常见到这个错误的解释法。早年的经验固然真的是后来发展的重要原因，但仍有不少儿童具有后天的或先天的性格，可以激发父亲或母亲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又常常被误认为是原因，使儿童后来发展出那种性格来。
弗洛伊德在两岁的时候，对他父亲显然已经具有了一种自我重要感和优越感。弗洛伊德的这一性格特质不论是得自天生，还是由于他母亲在家里比父亲强，这个性格特质都是显然的。七岁时的例子只不过更进一步表示了他极端的自信而已；而这种自信态度他是持之终生的；而他父亲的反应则是一个没有侵犯性的人的温和反应；他父亲这个人，依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看来，平常都因为他这个儿子而得意，很少批评他和小看他。他在气头子上说出的这一句话——是一句相当孤立的话，跟他日常对儿子的态度不同——不可能是弗洛伊德的野心的原因。
弗洛伊德20岁的时候听到他父亲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一定更增加了他对父亲的鄙视。当他父亲年轻的时候，一个异教徒把他的皮帽子从头上打下去，对他吼道：“犹太鬼子，滚到人行道外面去！”小弗洛伊德愤怒的问道：“那你怎么样？”他父亲回答道：“我走到马路上，把帽子捡起来。”弗洛伊德在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我惊奇的感觉到，一个用一只手就把这个小男孩抱在身上的大男人做这种事，是懦弱的行为。我把这件事跟一个让我觉得合意的景象联想在一起，那就是汉尼拔的父亲汉米卡·巴卡要他的儿子在家庭祭坛前面宣誓，要向罗马人复仇的景象。自此以后，汉尼拔就在我的幻想中占着一席地位。”我们应当了解的是，弗洛伊德从小就把汉尼拔当做英雄，而且以汉尼拔自居，并且要求他父亲配得上他，由于这个原因，他父亲的懦弱才让他那么愤怒。我们必须记得，弗洛伊德的野心——而野心往往都是如此——是他杰出的天份使然，是他不可克服的勇气与自傲使然。这种勇气使弗洛伊德即使在童年就有了英雄的气概和理想，而这个英雄无法不以他懦弱的父亲为耻。
弗洛伊德在对他自己的一个梦做解释的时候，暗示了他不满意他父亲的渺小：
[弗洛伊德写道]我梦境中的这一段之所以把我父亲梦成梅纳特[维也纳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并不是由于他们两人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而是由于梦境中一段简短但又完全适合的条件句子，这个句子如果完全把它化开来，可以述之如下：“当然，如果我是一个教授或枢密院顾问的第二代，是他的儿子，我会进步得更快。”在我的梦中，我把我父亲梦成了一个教授和枢密顾问。
弗洛伊德对父亲人物的矛盾情感在他的学说中也表示了出来。“图腾与禁忌”是一本意图为人类历史的起源做解释的书，在这本书里他让那些嫉妒的儿子们把原始的父亲杀死；他最后一本著作，“摩西与一神论”中，他否认摩西是犹太人，而认为他是一个埃及贵族的儿子，因此在潜意识里说：“正如摩西不是出身于卑微的犹太人，我也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皇家的后裔。”当然，弗洛伊德对他父亲的矛盾情感表现得清楚的是他的“伊底帕斯情结”的概念，这是他整个学说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儿子恨父亲，把他视为争夺母亲之爱的情敌。但这个学说和恋母学说一样受到他解释上的限制，弗洛伊德把这种对立从性的角度上来做解释，因而把真正的和基本的意义弄模糊了。儿子希望母亲给他无限的爱，无限的赞美，同时他自己又盼望着成为征服者，成为英雄，由于这种心理，他觉得自己理当比父亲和兄弟姐妹更为重要。（纸草经中关于约瑟夫和他兄弟的故事把这一种处境表现得最为清楚，我们几乎很想称它为“约瑟夫情结”。）而母亲的态度也往往助长了儿子的这种优越感，因为母亲对他有时会有崇拜的态度，而对她的丈夫则会有爱恶矛盾的，看不起的态度。
在弗洛伊德个人的例子中我们所看到的又是什么？弗洛伊德深深依恋他的母亲，深信她对他的爱与赞美，感觉到他自己是优越的，独一无二的，值得赞美的人物，是家里所有孩子之间的王。他一直依赖母亲的帮助和赞美，而当这些帮助和赞美不如预期那样来临的时候，他就觉得忧虑、焦急和沮丧。他母亲到九十几岁才去世，这长远的时期一直是他生命中的中心人物，而他太太也发挥了母亲的作用，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但他对赞美与保护的需求又投到了新的目标上去，这新的目标却主要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像布鲁尔、弗利斯、荣格和他后来一些忠心的门徒，都为他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赞美与肯定，没有这些东西他便不能感到安全。依恋母亲的人往往跟父亲处于敌对的立场，弗洛伊德也不例外；作为儿子的他，要去做那个父亲，要去做那个英雄。如果他的父亲本来是一个伟大的人，弗洛伊德可能会臣服于他，或叛逆得比较少一些。但是，弗洛伊德的父亲没有出众之处，他充其量只合做一个普通人的父亲；把自己视为英雄的弗洛伊德便不得不向他背叛。
弗洛伊德对创建父亲的背叛态度构成了他人格中的一个重要成分，而他人格中的背叛性又跟他的思想著述有重要的关系。一般说来，弗洛伊德被人认为是一个叛徒。他抵制公共意见与医学权威，而若没有这般的抵制力，他绝不可能产生潜意识，幼儿性欲等等学说，并且公然把它们宣布出来。然而，弗洛伊德是一个叛徒，而不是一个“革命者”。“叛徒”一词我所指的是这么一种人：他跟已经存在的权威作战，而他自己却想做一个权威者（让别人对他臣服），他自己并没有解除对权威的依赖与尊重。他的背叛主要是指向那些对他不予承认的权威，而对于那些他自己认可的权威他则是友善的，如果他自己是这权威中的一员，则更是如此。就以心理学的意义来说，这一类型的“叛徒”在急进政客之间屡见不鲜，他们在没有得势以前是叛徒，得势以后则变成保守分子。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说，“革命者”是一个克服了对权威的爱恶态度的人，因为他自己已经解除了对权威的依恋，也不希望统御他人。他已经真正独立了，他也克服了统御他人的愿望。在这种心理学的意义上，弗洛伊德是一个叛徒，而不是革命者。他一方面公然反抗权威，并且以此为乐，另一方面却又深深地被现存的社会秩序和它的权威所吸引。接受一个教授的头衔，在现存的权威中被首肯被认识，在他都是至为关心的事情——尽管由于他对自己的这种欲望没有察觉而否定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个热烈的爱国者，先是为了奥国的侵略而感到骄傲，然后是为了德国的侵略而感到骄傲，四年的大战时间，他几乎从没有想到是否该反省一下轴心国的战争借口与目标是对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