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百多年前，有一位哲学家，名叫杰里米·边沁，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很坏的人。记得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时我还是个孩子。从尊敬的美国天主教宣教士悉尼·史密的一篇文章中我知道，边沁认为人们应该用他们死去的祖母来做汤吃。这种做法无论从烹饪的观点还是道德的观点来看当然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我对边沁没有好感。但经过很长时间之后，我发现边沁的这种说法，纯粹是一句轻率的谎言，那是有身份的人为维护道德存心说的。同时，我还发现，真正击中边沁要害的罪名是：他把“好”人定义为就是做好事的人。对于这个定义，公正的读者不难看出，它会破坏一切真正的道德。康德的观点比这要高明得多，他的定义是，凡出于对受益者的爱而产生的仁慈行为不是道德的行为，只有由道德法则支配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显然，道德法则同样也会引起不仁慈的行为的，我们知道，德行的实践应是它自身的报酬。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对施行道德行为的人容忍，就是对它自身的惩罚，因此，康德是一个比边沁更伟大的道德学家，并受到所有自诩是为了道德本身而爱道德的人的拥护。
边沁确实实践了自己关于好人的定义：他做了很多好事。19世纪当中的40年，英国是迅速发展的年代，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和道德上都是如此。这个时期出现了改革运动，它使英国国会成为中等阶级的代表，而不像以前那样是贵族的代表。这个运动是英国走向民主政治最艰难的一步，紧跟着其他重要的改革，例如在牙买加废除奴隶制等也都迅速地得到发展。这个时期对小偷小摸的惩罚是绞死。然而，不久死罪只限于那些犯谋杀和严重叛逆罪的人了。曾使食物昂贵，以致使人民严重贫困的有关英国国内外谷类贸易法，在1846年被废除了。1870年实行了强迫教育制。现在是人们普遍诋毁维多利亚的时代，然而，我倒希望今天能有那时记录下来的一半好处也就行了。这几十年中英国取得的进步，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边沁的影响。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生活在英国的人，如果不是生活在英国，那会更幸福，边沁关于好人的定义是十分浅薄的，而且他就以此作为自己进行活动的准则。今天，在开明的时代里，我们都能看出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但它却可以促使我们重新检查一下否定像边沁这样低贱的功利主义的理由。
二
我们全都明白，平时我们所说的“好”人是什么含意。理想的好人是不喝酒、不吸烟、不说秽话，在同男人见面谈话时，如同和妇女谈话时一样，定期去教堂做礼拜，对一切问题持公正态度。好人对犯罪具有正常的厌恶，并且知道申斥罪恶是我们的艰难义务。好人对错误的思想更为厌恶，并且认为当权者的本分是保护青年，好人对本身的职业是勤勉的，在职业本分之外，他还花费很多时间做好事：他可能去鼓励爱国热情和军事训练；他可能去促进工资劳动者和他们子女的勤劳、节俭和德行，并告诉说，在这些方面疏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他可能去做一个大学的评议员，阻止聘任有危险思想的教授这种决断失当的事情，当然除了这些之外，最要紧的是，他的“道德”，必须是无可非议的。
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上述所说的“好”人，一般说来，是否比“坏”人会做出更多的好事。所谓“坏”人，我指的是恰好同我们上面描述的好人相对的人。因此，所谓坏人就是指爱喝酒、爱吸烟的人；是指当有人踩了他的脚趾他就破口大骂的人，他所说的话我们并不都能说出口；他常常把晴朗的星期天花费在郊游上，而不去做礼拜；他的意见有些也是有危险性的：例如他也许会这样想，如果你希望和平，你就应该去从事和平的准备，而不是战争的准备；对于错误的行为，他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他认为说教和监禁不能治疗犯罪，就如同不能修补一条坏轮胎一样；对于错误的思想，他更是任性，他认为所谓“错误的思想”，就是思想本身，而所谓“正确的思想”，就像鹦鹉学舌；他在工作时间之外所从事的活动可能只是享乐，甚至更坏，是对可以防止的作恶激起不满，这种作恶本来是不妨碍有权人的安乐的，所以他们不加阻止；还有一点也是可能的，那就是在“道德”问题上，他不能像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那样细心地掩饰他的过失，他为自己辩护靠的是固执的争论，即诚实的人比假装好人的样子要更好。凡具有上述各方面中任何一种或几种情况的人，就会被平常有身份的公民看做是不好的，而且不允许这样的人去担任任何有权力的职位，像法官、行政长官或学校里的教师。因为这样的职位只能被“好”人担任。
上述种种情形多少带有点现代化。它存在于英国是在克伦威尔时代清教徒当政之时，后来随着清教徒又转到了美国。直到法国大革命时，它在英国重新得势，因为它被人们看做是反对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主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激进主义）的最好工具。渥滋华斯的一生就说明了这种变迁。在年轻时，他同情法国大革命，并到法国去写下了许多好诗，还养了一个私生女儿，此时他是一个“坏”人。后来他变成“好”人，遗弃了他的女儿，采取了正确的原则，写下了坏诗。19世纪初期最有影响的英国诗人和思想家柯勒律治经历了同样的变迁：当他是一个坏诗人时，他写了“忽必烈汗”；当他写神学时，他已变成好诗人了。
很难想到当一个诗人写好诗时，他就是好人的例子。但丁由于颠覆性的宣传而被放逐；莎士比亚由于写了十四行诗，美国移民局官员不允许他在纽约登陆。作为“好”人的根本一条是要拥护政府，所以，英国诗人密尔顿在克伦威尔统治时期是好人，而在这前后则是坏人；但正是在这前后他写诗的。事实上，他的诗大多是在他惊险地逃脱被看做是一个激进派而判处绞刑之后写的。英国玄学派诗人和散文作家多恩也是在成为圣保罗学院院长之后而成为有德行的人，但他的诗都是在这之前写的，正由于这些诗，他的任命引起人们的非议。英国诗人、批评家写有许多歌颂自由的诗篇的斯温伯恩年轻时是坏人，当时他写了“日出之前歌”赞颂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在他年老时，他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写下了疯狂攻击有荷兰血统的南非波尔人为反对别人侵略，维护自己自由的诗。上述例子足以说明，现在流行的德行标准同好诗的产生是对立的。
就其他方面来看，这种情况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伽利略和达尔文是上面所说的坏人；斯宾诺莎直到死后100年，一直被看做是可怕的坏人；笛卡尔由于惟恐受迫害而逃往国外。文艺复兴时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坏人。至于对较低贱的人来说，可以说凡反对可阻止死亡的人必然是坏人。我住在伦敦的一角，那里有的人很富有，有的人却很穷。在那里婴儿死亡率非常高，而富人靠着贿赂和恐吓，控制着地方政权。他们使用权力削减用于婴儿保健和居民健康的经费，并用不足标准的费用聘请一个医生，条件是让他只把一半时间用于工作。在那里谁也得不到这些重要地方长官的尊敬，除非他承认富人的精美午餐比穷人孩子的生命更重要。类似这种情况，就我所知，在世界各地都一样。这就说明了，我们可以简化关于所谓好人的条件：一个好人就是拥护掌握权力的人，他的意见和活动都是为了取悦于他们的。
三
论述那些在过去不幸卓有成就的坏人，这使我们未免太痛苦了。现在让我们转到对善人作比较愉快的评述方面来。
一个典型的善人是乔治三世。英国政治家当皮特请他去解放天主教徒时他不答应，理由是这样做将违背加冕礼时许下的誓言。他理所当然地回绝了有关解放天主教徒是做好事这种理由的迷惑。然而对他来说，问题不在是否做了好事，而在理论上这是否“正确”。他对政治的干预主要是对唤起美洲独立要求的旧制度负责任。但他的干预常常是由最高尚的动机所驱使。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例。他是一个宗教观念很深的人，直到他下台之前，他真挚地相信，上帝站在他一边，而且据我所知他完全摆脱了个人的恶行。然而，就他所加害于人类的灾难来说，在今天也没有人能超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