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狂的更为极端的形式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病。有的人假想别人企图把自己杀死或监禁起来，或是欲施于其他形式的严重伤害。希望保护自己免受假想的迫害者的伤害，这种愿望常常使得他们做出暴力行为，因而不得不对这种人的自由加以限制。同其他形式的精神病一样，这不过是一种意向的夸张，一般正常的人当中也并不少见。我不打算讨论那些极端的症状，这是精神病医生的任务。
我想在这里说的是一些比较轻微的症状。因为它们常常是人们不幸的原因，而且由于它们还没有发展到产生明确的精神病症状。因此仍可以由患者自己来治疗，只要他能够正确诊断自己的问题，认识到其根源在于他自身，而不在于假想中的他人的敌视和冷酷。
我们都很熟悉这样一种人，男女都有，根据其自己的述说，他永远是别人忘恩负义、冷酷阴险、背信弃义的牺牲者，这一种人常常极为善于言辞，从他相识不久的人那里汲取同情。常常有这种情况，就他讲的每一件事情单独来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可相信的。他抱怨的那种恶遇有时确会发生，但最后引起听者怀疑的是，他遇到的坏人恶棍是如此之多，这成了他的倒霉恶运。
根据概率理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各种人，在其生命旅途中受到的恶遇应该是大体相等的。要是一个人根据他自己说的，在他生活的环境周围到处都受到不公正对待，那么很可能原因就在他自己，或者他老是想像那些他实际并未遭受的伤害，或是他无意识中的行为激起了别人难以遏制的愤怒。有经验的人因此便会怀疑这种人，根据他们的述说，常常是受到周围人的虐待。他们往往由于自己缺乏同情心，使这些不幸的人认为人人都在反对他们。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同情心的表示和缺乏都会加剧这一问题。
有虐待狂倾向的人，当他发现一个恶运故事被人相信时，便会添油加醋，到后来简直使人难以置信；另一方面呢，当他发现别人不相信他的话，他便把这个作为人们对他冷酷无情的又一个证明。
这种疾患只能通过理解来治疗，治疗要有效，必须把这种理解传达给病者。我写本节的目的是提出一些一般的反省方法，运用这些方法，个人可以诊断自己身上的虐待狂因素，在发现之后予以消除。这是争取幸福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要是我们以为人人都在虐待自己，那是不可能感到幸福的。
非理性的最普遍的形式之一是，几乎人人都有对待恶意的流言蜚语的态度。很少有人会对自己相识的人，有时甚至是朋友，不在背后讲些闲话的，然而当人们听到任何对自己不满的话语时，便会义愤填膺，怒气冲冲。似乎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正像他们在背后议论别人一样，人家也在背后议论他们自己。这还算是一种比较轻微的形式，如再加以夸大发展，便导致虐待狂。
希望人人都像我们对待自己一样，对我们抱着温暖的爱和深深的尊重。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不能期望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比我们对他人的评价更高些，而我们之所以没能想到这一点，原因在于，我们总觉得自己的优点很了不起，而别人的优点呢，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只有非常宽厚的人才能看得到。当你听到有人在背后说你闲话，你会记得自己有99次克制住没说出对他的最公正、最恰当的批评，而忘记了在第100次时，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你自以为是地吐出了对他的真实想法。
你以为这就是对自己长时间克制的报偿吗？然而从他的角度看，你的行为同你眼中他的行为完全一样。你那么多次没有讲他什么，他并不知道，他只知道第100次你讲出口的话。要是我们都具有这种神奇的魔力，能够一眼看透别人在想什么，我想第一个影响便是几乎一切友谊都将终结。不过，第二个影响倒可能是积极的，因为一个没有朋友的世界是使人难以忍受的，我们应该学会相互去爱，而不需要用一层幻想的面纱把自己蒙蔽起来，说我们原本就没有把对方看得尽善尽美。
我们知道自己的朋友是有缺点的，他们是同我们一样可以为人接受的。然而，在我们发现他们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时，却觉得难以容忍。我们期望他们这么认为，我们同其他人不一样，我们是没有缺点的。在我们被迫承认自己有缺点时，就往往把这一点看得过于严重。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要因为自己不是十全十美而不必要地感到烦恼。
虐待狂的根子始终在于对自己优点的过分夸大。对任何一个无偏见的人来说，我应该是当代最伟大的剧作家。然而，出于某些原因，我写的戏很少上演，就是演出了，也并不成功。
这种奇怪的现象该怎么解释？显然，是那些经理、演员和评论家们出于某种原因联合起来反对我。这一理由，对我来说当然很可信，我拒绝向那些戏剧界的巨头们磕头；我没有奉承那些评论家们：我的剧本里反映的是确实的真理，这对于那些攻击真理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我的非凡卓越的才能得不到承认——凋萎了。
还有那位发明家，他从来也没能请别人来检验他的发明成果，制造商不愿考虑任何革新文明，照旧按老办法生产，那么知识界呢？实在奇怪，他们不是把人家的手稿弄丢了，便是原封不动地退还，那些对他们提出请求的人，不知何故，就是没有反应。
这种现象该怎么解释？显然有那么一种关系密切的小团体，他们只想在这个圈子里分享发明的成果，而不属于他们这一圈子的那个人，他的意见当然不会被听取。
还有那么一种人，他根据事实产生一种真正的悲哀，但是他仅根据自己的体验作出概括，并得出结论：认为自己的不幸说明了世间一切问题。他发现了，比方说，秘密警察的某些丑闻，为了政府的利益而被封锁起来。他几乎找不到任何宣传机构公布这一发现，而那些看上去品德高尚的人却对改正这类错事不屑一顾，这些丑事使他满腔愤怒。事情就算像他说的那样吧，但是，他受到的阻碍、挫折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一切有权势的人都极力掩盖这些罪行，是因为他们的权力靠此而建立起来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尤其难以解决，因为他们的看法里有一部分是真实的，那些他个人接触到的事情，较之于更多的他没有直接经历的事情来，很自然地给了他更深的印象。这给了他一种不真实的分寸感，使得那些人对可能是例外的而非典型的事实给予不恰当的过分关注。
虐待狂的另一种较为普遍的牺牲者是某一类慈善家，他老是违背人们的意愿去为他们做好事，在他们没有表示出感激时，便觉得可怕，不可理解。我们行善的动机很少像我们自己想像的那么纯洁。对权力的热爱是阴险的，它有许多伪装形式，而且常常是我们从自己做的、自以为对别人有益的事情中得到的快乐的源泉。
再打个比方，那些提议制定禁烟法的人们期望那些原先是烟鬼的人委派代表来感谢他们帮助自己解脱了这一恶习，他们很可能会感到失望。于是会这么想，他们为公共利益贡献了自己的一切，那些最应该为他们的善行表示感激的人，反倒似乎对这一点的认识最为欠缺。
人们以前在家庭主妇身上也常常能发现同样的情形，她们对那些女仆的道德负护卫的责任。但是现在仆佣问题变得如此尖锐，这样一种对女仆的仁爱关心便较为少见了。
在上层政治界里，也发生这类情况。政治家们渐渐把一切权力集中于自己手里，为了自己能够去完成那些崇高的目标，使得他放弃安逸享受，登上公共生活舞台，到后来却发现人民竟忘恩负义，转而反对起他来了，他感到困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