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于丽）：
一般地说，法国的舞台上台词多而动作少：这也许因为实际上，法国人说的比做的还要多，或者至少他们对说话看得比做事价值更高。有人看了僭主德尼斯一剧后出来说：“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我听见了许多说话。”看，这便是人们走出法国戏院时所能说的话。拉辛和高乃依，凭他们那样的天才，也不过是有口才的人而已。他们的后继者第一个仿效英国人，他敢于有时在演出里加进些表演。一般地说，这都在很好地安排和大轰大嗡的漂亮的对话里进行的。其中大家首先看到的是：每个对话者最注意的总是想炫耀词藻。几乎全都以一般的格言亮相。他们无论怎样激动，心里所想到的主要是观众，次要的是自己；表达一种感情比说一句警句更费劲：拉辛和莫里哀的剧本除外，“我”这个字在法国戏剧里几乎跟包尔·罗亚尔的文书一样完全细心地被排除掉，而人的激情同基督教的谦逊一样，都永远只用泛指人称“人们”来表示。而且演员在动作和说话里都还有某种夸张的装模作样，这就不能使感情正确地表露，也不容许作者体现他的角色并登上舞台，而总是把它困住在戏院里并处在观众注视之下，因此最生动的情景也使她总忘不了在遣词造句和优雅姿态上用工夫；而且假如由于绝望而拔剑自刎时，不满足于照常理倒地，像波吕克塞娜那样，她决不倒下。体面使她死后保持站立的姿势，而所有刚刚断气的人不一会儿都直立了。
这一切都由于法国人在舞台上不是寻求自然和幻想，而只要机智和思想；他们重视乐趣而不是模拟生活；他们不关心怎样被吸引而只要能开心就好。没有人到戏院去为了看戏感到快乐而是为了看人群，为了让人家看自己，为了在看完戏后听听大家的议论；人们对于看了的东西不加思索，只想知道人们会议论些什么。在他们看来，演员始终是演员，而不是他所体现的角色：那个以世界的统治者口吻说话的不是奥古斯都而是巴隆；庞贝的遗孀是阿特丽耶娜；阿尔齐尔是戈笙小姐，还有那骄傲的野人是格朗瓦尔。至于喜剧演员们，那么他们完全忽视幻想世界，他们看到没有人关心这方面：他们把古代的英雄安排在六排巴黎青年人之间；他们按照罗马的服装仿制法国时装；人们看到带泪水的高尔奈丽涂着厚厚的胭脂，卡东搽着白粉，勃鲁多斯穿着鲸骨支撑的长袍。这一切并不引起任何人的反感，对戏的成功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人们在角色里只看到演员，在剧本里只看到作者，所以假如服装被忽略，这很容易被原谅，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高乃依并非裁缝，克雷皮雍也不是假发师。
这样，无论你从哪方面看问题。这里总之都是些胡说八道、隐语、空话。在舞台上也像在社会上，听人家说话毫无用处，你没法明白他们所做的；而且你用得着去了解它吗？一个人只要一说话，人们就打听他的品行吗？他有没有都做了？有没有给他下判断？这里的正直的人完全不是做了好事的人，而是说了好事的人；只要一句冒失的、不经过思考就脱口而出的话，就可以使说这话的人犯了不可补救的错误，以致尔后40年的正直也洗刷不掉。总而言之，虽然人们的行为并不与他们的言辞相似，我看到人们只凭他们的言辞来判断他们而不去考虑他们的行为；我也看到在大城市里，那种社会甚至比在不太矫饰的人们中间显得更和气、更随和、更可信赖；可是那儿的人果真更有人情味、更稳重、更公道吗？那我可一点也不知道。那还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在这些外表如此开朗和愉快的情况下，那内心深处可能比我们更隐秘和更深沉。我是个外国人，孤独无靠，于事无关，无亲无故，没有欢乐，只愿依靠自己，对此我能说什么呢？
然而我已开始感到，凡是过着这里激动和扰攘生活的人都感受到的那种精神错乱；我头晕目眩，眼前仿佛像走马灯似的有无数事物迅速地滑过去。我所目击的没有一件能吸引我的心，但一切都仿佛在打扰我，并使我的感情不得落实，有时甚至暂时忘记自己的存在和为谁而存在。每天当我离家外出时，我用锁把自己的感情锁起来，为了好携带别的感情以适应在等待我的无聊的事物。我听到大家对事物的评论和判断，自己就不知不觉像他们一样地评论和判断。如果我有几次试图摆脱偏见并实事求是地观察事物时，我马上就会被某种很像是论断的废话所粉碎。人们明白地向我证明，只有半吊子哲学家才重视事物的真实性，真正的智者只从外表来观察事物；他应当把偏见作为原则，把礼节作为规则，而最高的智慧在于像疯子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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