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够因空洞的文字轰炸而陶醉，不能够允许自己的判断力被空谈民族、王国和外省的豪言壮语所蒙蔽。我们来想象这样两个人——因为每个人都跟一个词汇里面的字母一样成为一个城邦或一个王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管这样的城邦或王国有多大。在这两个人当中，我们来假定其中一个是贫穷者，或在适度的环境中是一个过得稍好一些的人；而另一个是极富有的人。但是，我们这位富有者因担心而烦躁，每天心事重重，满心贪婪，从来没有安全感，总是不安定，因与敌人不停争吵而喘不过气来。他在无法计量的财富里增添了这种种的烦恼，还为自己堆起了山一样高的种种操心之事。勉强度日的人以少量的祖传之物过生活，很是知足，他为自己的亲人所爱戴，跟亲朋好友和睦相处，安心往来，信教，做虔诚之人，性情温厚，身体健康，自我约束，道德清廉，与自己的良心相安无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个人竟然糊涂到难以在这两种生活中作一选择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是真实的道理，对两个家庭，对两个民族，对两个王国也是真实的，这个比喻有两层意思。如果我们小心应用这个比喻，并相应纠正我们的判断，那就不难看出哪一方是愚蠢，哪一方是真正的幸福。
因此，如果我们敬仰真正的上帝，如果他得到了真正的牺牲和正直生活的崇敬，那么，一个好的民族将其帝国扩张至海外，统治很长的时间也没有关系，甚至有益。之所以益处颇多，与其说是对于他们自身，倒不如说对属国有益。惧怕上帝，为人正直，还有上帝的慷慨赠予，这些足以为统治者提供真正的快乐，因为这会使他们过好此生，而且因此而得永生。因此在这个地球上，由良好的人来统治是一种天赐福分，不是对他们自身，而是对全人类而言。但是，恶人的统治会对其自身带来灾难，因为他们做恶时轻松自如，因此而毁掉他们自己的灵魂。
至于属国，只有他们自己的罪恶才能伤害自身。因为，不管恶毒的主人对好人施加什么样的伤害，那都不是对于恶行的惩罚，而是对他们自己德行的考验。因此，一个好人，哪怕是奴隶，也是自由的；但是，一个恶毒的人，哪怕他是国王，也是一个奴隶。因为他服务的不是一个人，而糟糕的是他服务于很多主人，就如同他有多少恶德一样。所以，《圣经》中的一段话就是特指这种恶行的：“为人所征服者，亦必为其所奴役。”
在没有公正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有组织的抢劫，哪还有什么主权可言？小小的王国不是一帮劫匪又是什么呢？他们也是一群人，都在一个统治者的领导下，都因为同一条协议而束缚在一起，根据既定的原则瓜分战利品。哪怕一个邪恶的世界也慢慢会承认，人仅仅应该根据其德行得到尊重，哪怕人类的荣誉也不会有太大的价值。它是一股烟，没有什么重量。圣贤的回报之道完全不同。他们这些人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会因为上帝之城而受人谴责，因为上帝之城受到如此深爱这个世界的人所嫉恨。那个城是永恒的。在那里，没有哪个人是因为另外一个人死去而降生。在那里，会有真实和完美的幸福，它不是一个女神，而是上帝所赐之物——我们在人世的朝拜中只能对着这样美的赠予而叹息，哪怕我们因为信仰而得到这种所赐之物的保证。在上帝之城，太阳不会“在生者和死者的头上升起”，因为公正的太阳只珍视好人。在那里，真理是所有人珍视的财产，没有任何人因为要填满国家的钱箱而去压榨穷人。
考虑到人世短暂，对于一个末日迟早会到来的人来说，只要他不是被迫违背上帝的意旨或他自己的良知，他应该服从于什么样的政府果真那么重要吗？
有的哲学家把人的美德看作人类最高的善，这样就使另外一些人因为自己而羞愧，因为他们也把美德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但他们又让自己屈服于物质的享受，把快乐当作一个目的，而把美德仅仅看作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他们把快乐描述成一个坐在王位上的出身高贵的女皇，四周有美德之人侍候左右，随时观察她的每一次点头，随时准备执行她所说的每一句话。因此，她吩咐“审慎”去小心检查“快乐”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说是最高和最安全的。她命令正义去攫取无论哪些服务，以得到获取肉体快乐和避免错误所必需的友谊，以防快乐受到触犯法律的威胁。她命令“耐心”随时记住她的情妇“快乐”，这样，以前经历过的快乐的记忆就可以转移当前痛苦的折磨。她命令“节制”仅仅只摄取足够多的食物和其他令人愉快的东西，以防健康会受到过量摄取的损害，或者“快乐”（对伊壁鸠鲁主义者而言，快乐主要是指肉体健康）会受到严重的妨碍。
因此，尽管美德有自己的尊严和荣耀，但全都用于实现快乐的目的，就跟一个专横而又短命的情妇的仆人一样。斯多葛主义者说，没有哪一幅图景比这更丑陋，更可耻，更让好人难以注目，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象美德仅用于服务人类荣耀之事的时候，这个图景也不会格外漂亮到哪里去。如果“荣耀”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一位可爱女士，那她就有某种虚荣和愚蠢的气氛在自己的周围。当然，充当她的仆人不会成为确实可靠和有份量的美德，因此，除开服务于人，满足人的虚荣心而外，“审慎”不应该有所准备，“公正”不应该分享任何东西。这幅图景固然丑陋，它却适合这些自负和表面上的哲学家，他们披着令人恶心的荣耀的外衣，对别人想什么毫不在意。假如他们还有什么德行可言的话，那也不会比追求荣耀的一个奴隶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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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中的神话
摘自柏拉图《共和国》
这也许是最形象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比喻，说明人的灵魂如何从激情和偏见的黑暗升华到智慧的阳光中：苏格拉底教导年轻的格罗肯，要追求心灵的持久快乐而不要专横的空洞享受。
“现在，”我说，“我来打个比喻，说明我们的天性得到或没有得到启蒙。你看！人类生活在地下的一处巢穴里，只有一个开口对着光线，一个开口通到底；他们打小就生活在这里，他们的腿和脖子都用链条拴着，因此不能够移动，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因为链条使他们的头无法转动。他们的头上和身后都有火光在远处照着，但在火与囚禁者之间，隔着一条抬升起来的道路。如果你抬头看，就会看到沿路修有一条较低的墙，就跟玩牵线木偶的人一样面前隔着一道屏障，他们隔着这道屏障玩木偶。”
“我明白了。”
我说：“你能看见有人拿着用木头、石块和各种材料制成的各色各式的容器和雕像以及动物的形状从墙边经过，并投射在墙上吗？其中一些在谈话，另外一些默不出声。”
“您让我看到的是一个奇怪的形象，而且他们也都是奇怪的囚禁者。”
“跟我们本身一样，”我回答说，“他们只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说是彼此的影子，那是火光投射在山洞对面墙上的吧？”
“是啊，”他说，“如果他们从来都不转过头来，除了影子之外他们还能看见什么呢？”
“在以同样的方法移动的物体当中，他们只会看到阴影，不是吗？”
“是啊。”他说。
“如果他们能彼此对话，他们难道不会假定自己所称呼的东西就是实际出现在自己跟前的事物吗？”
“确实如此。”
“又假定囚室里面有回音可以从对面传过来，当其中一个人经过，并说出他们从经过的阴影那边听到的声音时，他们难道不会肯定地想象一切情景吗？”
“没有问题。”他回答说。
“在他们看来，”我说，“真理就是那些形象的阴影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
“的确如此。”
“我们重新来看看，假如那些囚禁者被释放，而且解除了他们的错误，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吧。首先，当其中一个被解放出来，禁不住突然站起身来并转过脖子，然后开始行走，并朝光线看去，他感受到极大的痛苦，明亮的光线会让他难受，他会看不到在以前的状态里曾见过其影子的现实。我们再想一想，有人告诉他说，他以前看到的东西都只是错觉，当他更靠近现实，当他的眼睛看到更为现实的存在时，他会拥有更清晰的视野，此时，他会有什么样的回答呢？你不妨进一步设想，告诉他现实的那个人经过一些物体的时候要他说出那些东西的名字，他难道不会因此而困惑吗？他难道不会想象他以前看到的那些阴影比现在出现在他眼前的物体更真实吗？”
“真实得多。”
“如果他被迫直面光线，他的眼睛难道不会疼痛起来，难道不会使他转过身去，为寻求安慰而去找他能看到的视野中的物体，也就是他想象是比眼前的存在物更真实的那些物体。”
“是啊。”他说。
“再假定，他勉强被人拖上陡坡，向上爬去，一直带到阳光底下去，他难道不会感到疼痛，感到刺激吗？当他接近光线的时候，他会因此而目眩，他会看不到现在称之为现实的任何东西。”
“一时是什么都看不到的。”他说。
“他需要慢慢适应地上世界的视界。一开始，他会看到影子，影子对他最清晰，其次是水中的人和其他物体的反射，再之后是物体本身。然后他会看着月亮、恒星和闪烁的天空发出的光辉，他会发现晚间看天空和恒星比白天看着更清楚，不是吗？”
“的确。”
“最后，他会看到太阳，还有他自己，但不是在水中的倒影，而是站在原地的他本人，不是别的任何人。他会思考他自己这么一个人。”
我说，“亲爱的格罗肯，这整个比喻你不妨跟上次的那个辩论结合起来。囚室就是视力的世界，火光就是太阳，如果你把向上的旅行按我卑微的信仰比作灵魂向智慧世界的上升，那你就一定不会误解我的意思了。因为你提出了要求，我就把这个信仰表达出来了，是对是错只有上帝才知道。但是，不管对错，我的看法是说，在知识的世界里，善的想法是最后出现的，也只有经过努力之后才看得出来，而且，当为人看见以后，也会被理解为所有美好和适当事务中的万有创造者，是光的母体，是这个可见的世界上光的主宰者，也是知识王国理智和真理的直接来源，在公众和私人生活中都能以理性行动的人，他们的眼睛紧盯着的就是这一股力量。”
“我赞成，”他说，“就我的理解能力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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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思考人生意义
摘自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有战争时代的英雄，也有和平时代默默无闻的英雄，也许后者更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本段选自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6）中动人的一幕。列文因深爱的兄弟之死而突然想到作为一个男子的人生意义。他的结论是，他年轻时代了解的哲学和神学除开虚荣和自负以外一钱不值。反过来，他意识到，只有每天当丈夫和父亲的职责才让自己的生活有了意义。那是他对妻子和孩子，对更多家庭成员和为他工作的那些人的职责。
从看到临死的兄弟那一刻起，列文第一次按照自己新的信念看待生死问题。他称这些信念是新的信念，是因为从20岁到36岁这段期间，他用这些信念不知不觉地替代了儿童的想法。从那一刻起，他感到了震惊，不是对于死的害怕，而是对于生的思考。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刻是如何来临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来临，更不知道有什么含义在里面。有机物的分解，物质的不灭，能量守恒定律，进化，这些词都替代了以前的想法。这些词及它们所代表的概念满足了他的精神需求，但是，这些词并不能给他生活，他突然间开始感觉自己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把自己的皮毛拿出去，目的只是换些薄纱衣服回来，但等第一层冻霜来临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自己差不多跟裸体一样，因此一定会死得很痛苦。
列文继续跟以前一样生活，但经常因为自己的无知而饱受折磨。他有一个模糊的感觉，认为自己所称的信念不仅仅是无知，而且它实际上还挡在获取所需知识的路上。
结婚的初年，新的快乐和职责完全淹没了这些想法，但后来，妻子分娩了，他一个人生活在莫斯科，没有任何东西来打扰他，这个问题就再一次来到了他的脑海，越来越频繁，非有一个答案不可。
这个问题是这么提出来的：“如果在生存的事情上我不接受基督教的解释，那应该去哪里找到别的解释呢？”他搜遍了自己所有的科学方面的角落，但根本找不到能够解答这些问题的知识。他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需要食物却去了玩具店，或者去了武器店。
他现在不知不觉间就想在书里找到答案，从人们的谈话中寻找智慧的点子，从跟每一个人的接触当中获取灵感，他希望能够找到能吸引他的东西。
最让他惊讶和困惑的东西是，他那个圈子中的大部分人都跟他一样拿科学替代了宗教，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体验到哪怕一点点道德上的痛苦，并为此感到心满意足，满心欢喜。他们是不是诚心的，或者说科学是否在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上提供了更清楚的答案？他开始研究这些人，研究一些书，说不定这样可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答案。
他发现，接受以前在大学的朋友们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认为宗教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也不存在什么宗教了。他最熟悉的人都是信教者——老王子勒沃弗，他很喜欢这个人，塞奇伊·伊万诺维奇，他相信，包括他妻子在内的所有妇女，他最尊敬的全体俄国人当中十有八九都是信教者，他从小就这么看。
另一件奇事是，在他看很多书的时候，慢慢相信与他分享世界观的唯物主义者对这类问题都不太关心。他们不解释这些问题，反倒将问题放在一边，转而研究他一点兴趣都没有的问题，比如有机物的进化，对于灵魂的机械解释等等。
另外，在他妻子生病期间，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件。他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但那时也竟大肆祈祷起来，一付诚信的样子。但危险刚一过去，他就再也无法让这段精神体验在他生活的任何一个地方找到位置了。
他不能够承认自己当时掌握了真相而现在又错了，因为他开始镇定地思考这一切的时候，一切都破成了碎片。他也不能够承认自己当时错了，因为他对那段经验看得太重，如果他假定那是一种软弱，那他就是在作践那个宝贵的时刻。他跟自己完全无法达成一致了，因此约束住自己全部的精神力量，以便能够让自己得到恢复。
有一些日子，这些想法折磨他的程度超过另外一些日子，但是，它们从来都没有让他完整过一刻。他读得越是多，想得越是多，越是感觉离自己正在追求的目标更远。
他确信自己无法从唯物主义者那里找到答案，因此而转向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谢林、黑格尔、叔本华——所有这些哲学家都不是用唯物主义方法来解释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