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知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将不再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而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伊斯兰世界与中国联手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是未来最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因素。亨廷顿于1996年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进一步阐发他的“文明冲突论”，使之更加理论化。全书共分五个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文明的冲突；文明的未来。其中“文明的冲突”是其核心内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出台，立即在国际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特别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遭到严厉驳斥。
我反对所谓“文明冲突论”，主张“文明对话论”，因为据我看来，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充分证明，不同文明是在不断的相互对话、相互交融中不断发展的。“冲突论”、“威胁论”不但不能成立，而且有害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事实并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只有“对话论”，因为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对话与交流总是主流，在未来，也必将是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也是人类社会唯一正确的出路。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现象虽然也是经常发生的，但并不总是发展成不可调和不可避免的冲突。相反，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现象和主流。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前途，绝不应是“文明的冲突”，而应是“文明的对话”，是不同文明的多元共存，是和而不同的协调发展。
那么，亨廷顿何以推出惊世骇俗的“文明冲突论”，我认为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一、西方传统“东方学”的偏见是包括亨廷顿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难以摆脱的影响，这也是他们研究治学、著书立说的历史惯性
对《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详加研究，就会发现，作者根本没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将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可见，“西方中心论”无疑仍然困扰着亨廷顿。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的殖民主义摧残甚至毁灭了许多民族的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企图瓜分世界的殖民体系瓦解了，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在逐渐消解。原来被西方列强摧残和压制的许多国家与民族要求发展自己、实现“现代化”，理所当然地要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样，全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总趋势。像亨廷顿这样一些深受传统“东方学”熏陶的西方学者，很自然地要忧国忧民，为西方及其文化的命运和未来而忧心重重，不愿意看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复兴。众所周知，传统“东方学”所包含的研究学科、思维方式和权力话语，无不烙有难以磨灭的殖民主义深痕。比如，殖民列强用来为其殖民主义行径提供合法证明的有关伊斯兰和东方的信息和知识，很多就是来自“东方学”研究，而“东方学”的话语是产生于殖民主义时代的权力话语，是为西方读者和西方统治者设计的。包括亨廷顿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大都受过严格的“东方学”训练，他们惯于运用“东方学”的话语，从“东方学”的一些老旧观念出发，去描述世界上的矛盾、冲突、事件或宗教、文化、社会现象，这几乎成为一种规则，是一种无法挥去的历史惯性。例如除了亨廷顿用这种传统“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来对当代世界场景作文化和政治分析解释外，还有其他学者甚至一些政治领导人，诸如费兰西斯·福山、保罗·约翰逊等人，甚至进一步鼓噪，扬言“殖民主义卷土重来，绝非为时过早”。这种对传统思维模式的沿袭，必然会使他们的分析和结论都建立于由来已久的偏见和误解之上，因而是不会得出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的。
二、对东方文明的无知和漠视，也是“文明冲突论”出笼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传统“东方学”虽然本质上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但对具体研究对象还是有过相当精细的研究。而亨廷顿似乎对他所认为对西方文明构成严重威胁的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研究。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理论，它所提倡的是“普遍和谐”的观念，所谓“普遍和谐”，是指“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以及“自然的和谐”。“普遍和谐”观念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观念，是一个融洽无间的最完美的和谐之统一体，即所谓“保和太和”。因此，从理论上来看，儒家学说不会是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冲突的原因。相反，“普遍和谐”的观念无疑会对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因此亨廷顿关于儒家文化会引起“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冲突的论断是没有理论根据的，这表明他对儒家学说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基本的了解。
在伊斯兰文明中，也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构想，我们无法把伊斯兰与在过去两个多世纪内在东方世界各国强行推行了殖民掠夺和策划了侵略阴谋的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比较。从根本上说，伊斯兰文明所带来的是和平、正义和中和的教诲。“伊斯兰”一词意为和平和承认安拉为宇宙的最高实在和终极真理。这就意味着人类不应该在他们的内在精神生活中允许冲突的存在，也不应该在他们与自然和宇宙的外在关系中允许冲突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和信仰，伊斯兰主张人类应该遵循内在与外在一体化的原则，而不应该去招惹冲突和矛盾。伊斯兰期望穆斯林，也期望全人类过一种内在和外在和谐的、一体化了的生活，正如宇宙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内在和外在和谐的、一体化了的一样。伊斯兰的和平信息现在不是，过去不是，从来也不是穆斯林或者世界上某一地区的人们的垄断物。
主张“以和为贵”、“普遍和谐”的中华文明和倡言“和平就是伊斯兰”的伊斯兰文明，不但不会对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而且恰恰相反，二者的对话、交流乃至“联手”，将会强有力地推动世界和平事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化多元发展的坚强力量。
东方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曾在人类历史上做出过伟大贡献，而且，还将会对今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是富有和平精神和广泛影响的东方文明，中华民族和世界穆斯林各民族都是热爱和平、渴望和平的人民，曾为世界和平事业付出过惨重的民族牺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所有了解世界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的有良知的人，都会清楚这一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世界各国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相互依存日趋紧密，维护持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人类大家庭共同的使命。日益强大的中国和不断发展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对维护世界和平担负着重大的职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曾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中伊两大文明，在未来世界和平事业中，必将发挥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亨廷顿所谓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合威胁西方文明的“冲突论”，是对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贡献及这两种文明内在精神的无知，是难以自圆其说、毫无理论根据的政治呓语。
三、“文明冲突论”不是一种认真求实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政治鼓噪
如果不是作为美国资深政治专家和哈佛大学知名教授的亨廷顿对东方文明惊人的无知，那么，他抛出“文明冲突论”的原因和目的就只能解释为一点，那就是为美国的霸权出谋划策。
冷战结束后，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一时间失去了对手，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必须要找到新的“敌人”，东方的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成为这一假想敌的首选，因为在中国周边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特别在台湾海峡及中东地区，到处都有美国的“重大利益”，为了有效地遏制这个“敌人”，保护美国利益不受“侵犯”，就必须有某种借口和理由来打压这个敌人。一批智囊专家为此挖空心思，他们继承“东方学”的传统，并使之在学术研究的外衣下更能发挥政治智囊的作用。他们不仅对东方进行描述，而且千方百计要控制它，并在某些领域要与之对抗。这就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眼下流行的“东方学”在很大程度上所基于的一种冲动和目的。可见，传统“东方学”的侧重面，已经明显转移到具有鲜明现实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利益层面，带有为西方、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甚至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功能。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是为此而出笼的，这无非表明亨廷顿把他所假想的所谓“儒家与伊斯兰的联盟”这种“非西方文明”作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敌人，为美国遏制和打击这个敌人寻找口实，从而保持美国在“西方世界”中的盟主地位和在整个世界上的霸权位置，进而一直保持可以左右世界局势的霸权。无论是“伊斯兰威胁西方”还是“中国威胁西方”，或者是“二者联合威胁西方”，都显然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政治鼓噪，因为“伊斯兰威胁论”和“中国威胁论”不顾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西方战略利益的方向转化，在“共产主义”威胁消失的形势下，侈谈所谓来自伊斯兰和中国的“威胁”，编造伊斯兰和中国扩张的现代政治神话，只能解释为一个政治目的，即在反对外来威胁的名义下，向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施压，使他们屈服于美国和西方的强权政治。在对伊斯兰和中国的“妖魔化”背后，隐藏着美国要长期独霸世界的政治野心。
结论
当今世界及未来的冲突，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利益的冲突。而且这种利益冲突又不是对等的相互冲突，而是一种侵害与反侵害、霸权与反霸权的不对等冲突。复杂的国际冲突通俗地来看，其实也很简单，就好比有一个村子，家家户户、左邻右舍本该相安无事，和睦相处。但却总有矛盾冲突，什么样的冲突呢？张家爱吃烤面包，李家喜欢煮饺子，这是不同的文明，这种不同很少导致冲突，而且还可以相互借鉴，引出其他新吃法。张家李家一起去打猎，只遇到一只野兔，两家极有可能发生冲突，这是一种对等的利益冲突，殖民主义列强为瓜分世界而曾产生的相互冲突就是这种冲突。张家弟兄多，势力大，占了李家的田，又跑到李家去打闹，李家要反抗，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双方发生冲突，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利益冲突，是侵害与反侵害、霸权与反霸权的冲突。西方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侵略、占领和统治所导致的压迫与反压迫的冲突以及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的许多冲突，主要就是这种冲突，有的还是这两种冲突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混合冲突。亨廷顿抛出“文明冲突论”，显然是要为侵入李家的张家说话，为这种冲突找借口，寻根据，李家人虽然弱小，但还不至于糊涂，分不清是非，所以亨廷顿的学说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激烈的驳斥，自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
因此，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可调和和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当今世界的冲突以及未来世界的冲突，也绝不是什么“文明的冲突”，而始终是“利益的冲突”，而且是侵害与反侵害、霸权与反霸权的不对等、不均衡的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淇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版。
金宜久、吴云贵：《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07页。
丁俊：《伊斯兰文化巡礼》，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6月版。
汤一介：《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朱威烈：《打破欧美“东方学”的霸权话语体系》，《文汇报》2002年11月2日。
（原载《上海穆斯林》2002年第2—3期）
第一天“新帝国论”及其实质
当代西方文化、政治思潮形形色色，纷繁多样。冷战结束后，在有关人类文明交往和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起世人极大关注和争论以后，又有一种的新的政治理论，更加引人注目，而且似乎更加具有危险性，因而不能不引起世人的警惕，这一理论就是所谓的“新帝国论”（The New Imperialism）。
一、“新帝国论”的兴起及其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