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即位以来，河北诸路水旱荐臻，兼发籴便司、广惠仓粟以振民。熙宁二年，赐判北京韩琦诏曰：“河北岁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东作，民携老幼，弃田庐，日流徙于道。中夜以兴，惨怛不安。其经制之方，听便宜从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为朕抚辑而振全之，毋使后时，以重民困。”而王安石秉政，改贷粮法而为借助，移常平、广惠仓钱斛而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辄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诏卖天下广惠仓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无几。哲宗虽诏复广惠仓，既而章惇用事，又罢之，卖其田如熙宁法。常平量留钱斛，不足以供振给，义仓不足，又令通一路兑拨。于是诏圣、大观之间，直给空名告敕、补牒赐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业遂衰。
在一个社会上，总会出现一些“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封建社会之中，“弱势群体”大部分都是“鳏寡孤独”，一个朝代能够以善待这些人为责任，百姓的生活又怎么能够不幸福呢？
最初的纸币与银行信用
宋朝有钱。宋朝有好多种钱。
宋太祖赵匡胤当初结束五代十国的混乱时期之后，建立了大宋王朝。由于分裂时期太久，即便是宋太祖将这些分而治之的区域整合到了一起，也会出现各种各样无法兼容的问题，比如货币就是其中的一项。
经过长时间的货币统一，整个宋朝都没有真正地在货币上实行统一，但是并不妨碍它们在某一个地区之内使用。在两宋时期，长期流通的币制是铁钱，但是各个皇帝统治的时期，铁钱也不尽相同。北宋9个皇帝就改了35次年号，铸了27种年号钱和3种非年号钱。到了南宋时期，改20次年号，铸了18种年号钱和3种非年号钱。听听这些数字，都觉得非常繁琐，这平头百姓每天不用干别的，光顾着认钱币了。
宋钱的版别也特别多，比如宣和、政和共有数百种版别。背文把纪地、纪值都区分开了，普通宋钱无人伪造，但像靖康通宝之类价值千元以上的古币就有伪造的了。
宋朝的钱制，南北宋大不相同。北宋以铜钱为主，南宋以铁钱为主；北宋以小平钱为主，南宋则以折二钱为主。
宋太祖在建隆元年铸宋元通宝。这是赵宋第一种钱，但不是年号钱。宋太祖在位没有铸过年号钱。乾德钱是十国钱，不是宋太祖乾德年间所铸。太宗铸太平通宝。这是宋朝第一种年号钱，背面有星月，版别比宋元钱少。淳化五年铸淳化元宝。宋元钱和太平钱都用的是隶书，到淳化时发生了变化，正式确立了宋朝多种书体裁的钱制。淳化钱也有真、行、草三种书体。淳化钱也有铁钱，但流传后世的极少。
铜钱也好、铁钱也罢，这些钱都是大钱一当小钱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十进制，1块钱等于10角，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也有一个弊端，在民间有些小作坊，它们收集了很多小钱，然后私自铸成大钱。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明白，说白了就是有这样一些人，搜集了很多1角钱的硬币，然后自己再铸成了1块钱。因为宋朝时期的铜钱、铁钱并没有防伪标识，更没有水印来辨正，所以导致了很多假币的流通；又因为有了这些大钱的流通，导致国家预算过量，金钱贬值。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052年，也就是嘉祐四年，改以大钱一当小钱二（也就是现在的二进制），称为当二钱、折二钱，小钱也称小平钱。
随着经济发达之后，物价也有所上涨，再加上人们的收入增多，每天出门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有些不方便。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是每天兜里都揣着无数个1元硬币，哪怕是上街去给手机充值100元，也得拿着100个1元硬币，这得多麻烦？宋朝人当时也经历过这样的麻烦，所以纸币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应运而生。
中国古代史中最早的纸币叫做交子，诞生于北宋，最早发明这种纸币的自然是和金钱打交道最多的商人。在北宋初期，很多商人每天都要进行一些数量或多或少的贸易往来，可是他们并不敢将这样一大笔货币全都带在身上，一个是不太方便，另一个也是因为怕被抢走，或者是丢了，这样都得不偿失。要不怎么说商人聪明呢，他们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他们找到自己留宿的客栈，将身上的钱财寄存在掌柜的“保险柜”之中，掌柜的就需要写下一张凭证，比如说×××于×年×月×日×时在××客栈存留×××两银子，预计在×天之后取回，就如同银行的存折一样。当然，掌柜的也是个商人，他们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所以在取回钱财之后，商人还要给掌柜的存款的百分之多少作为报酬。
看到这里，或许有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不就是现如今的银行存款吗？不同的是，现在的银行是返给存钱人多少作为利息。没错，交子是最早的纸币，也是最好的“银行”。
百姓们有了需求，朝廷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管。1023年，也就是宋仁宗天圣元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控制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这可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600多年。
和民间自发的寄存方法不同的是，“官交子”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寄存票据，而是真正的纸币，它能够真正在社会中流通。宋仁宗时，一律改为5贯和10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1贯和500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二年，以新换旧。
关于“交子”的出现，还有很多种说法。朱契说：中国历史学家，向以交钞之制，始于唐之飞钱。刘厚滋认为飞钱是一种汇票，一曰飞子。其后买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乃渐成一种习惯上的通用货币。《宋史·食货志》下会子条的开头说：“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彭信威认为，大概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已经有纸币性质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的马殷时期（907930年），在长沙铸乾封泉宝大铁钱，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指垛来交易，这岂不是和纸币的性质一样吗？当时使用铁钱的地方很多，而四川比湖南还更厉害。四川正是最先使用兑换券的地方。
日本人野开三郎认为，中唐以后，货币经济益形发达，营金融业者之柜坊，益为社会所需要。其经济信用既渐增长，其票据的流通力遂亦愈大。同时商人皆感现钱交易之不便，竟以现钱存入柜坊而换用票据，于是票据乃与现钱同时流通于市面。而柜坊之性质，亦由财物保管者，进为票据发行者。柜坊初起于长安，后经五代及宋，渐次波及各地，而尤以益州为甚。此票据的流通，及金融机关的发达，乃交子的前提。交子的发达即票据流通的延长，而主发交子之铺（亦称交子户）盖即由柜坊性质而来者也。
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记载说：
先是益、邛、嘉、眉等州（本无眉州，有雅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
根据这条记载，有学者认为，李顺作乱后，蜀罢铸钱，民间私造交子。
清明上河图，宋之极致
宋朝的经济发展，百姓们安居乐业，这等繁荣的景象，有很多诗词都描述过这样的场景：
州桥夜市煎茶斗浆，相国寺内品果博鱼。
金明池畔填词吟诗，白矾楼头宴饮听琴。
从这短短几句诗词之中，我们似乎依然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
在一条繁荣的街道上，很多商贩都在高声叫卖着自己的商品。百姓们穿梭在其中，有的人是闲来无事，只是来这里逛逛；也有些富家小姐的丫鬟婆子，来街上选些女子的胭脂水粉、丝绸锦缎；也有些文人墨客，坐在旁边的酒楼里，点上一壶小酒，坐在临街的位置，看着眼下的繁荣……
这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吗？没错，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正是记录了北宋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也就是现如今的东京，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读书人、妓女、艺术家、贩夫走卒、平民、工匠，都在《清明上河图》的画卷里恬然自乐；东京城的名号举世皆闻，流行歌曲宋词从上到下，从庙堂到民间，犹如今天的流行音乐，传唱天下；最著名的词人苏轼、柳永，一有新词好词，如今天的新单曲一样，总是风靡一时。
如何判断一个朝代是否繁荣，除了那些看着非常晕眩的数字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看看那个朝代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他们的娱乐活动。如果这个朝代的百姓娱乐活动频繁，至少说明它解决了人类最根本的需求——温饱；如果连最简单的生存条件都无法满足，那又何谈娱乐呢？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朝代之中，夜晚似乎就是用来睡觉的，因为在这些朝代之中，多半都会有“宵禁”的规定。如果哪家的公子想要打破“宵禁”，就算没有被官府抓到，也难免会面临被锁在城门之外的尴尬处境。看过《红楼梦》的人一定都记得这样一个场景：贾瑞想要趁着夜色和王熙凤行那苟且之事，结果不仅掉进了凤姐设下的“相思局”之中，还被关在了夹巷之中一夜。
可是在宋朝，并没有“宵禁”一说。北宋初期，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重新确立户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区别开来，将城市居民列为坊郭户，并在全国范围内按城市居民财产状况分为10等。而在之前的隋、唐，坊和市是分别设置的。坊是居民区，市是商品交易区，二者不能夹杂，不遵守这样的城市居住管理的则要受到处罚。北宋时期打破里坊制，这种城市商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渐形成了城市的时尚生活方式与市民的消费观念。
北宋的汴梁与李唐的长安或者洛阳相比，是一个更接近生活，而远离耕战的城市，它独特的风华诠释中国彻底从封建门阀统治的时代走出，市民成为了城市的主角。可惜早期的事物往往绚烂而无法自我节制，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淫靡泛滥，更不幸的是碰上了游牧人周期性的强力崛起。不过，这个时代似乎与现在的我们有着更多也更贴近的共通。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认为：
中国从汉到唐，人均产值均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个发展的高峰，人均产值增长了1/3。从11世纪到14世纪，极有可能又降了下来。假定欧洲和中国公元1世纪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欧洲已大大落后于中国的水平了……
黄仁宇在他的名著《中国大历史》中也说：
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
根据史料记载，一个在城门口守城的士兵亦穿“丝履”，普通城市平民的生活好过当时欧洲一般的封建主。而在《南宋馆阁录》中的记载，更是让人们见识到了宋朝的繁荣，据说南宋官员的办公室里还设立澡堂：
国史日历所在道山堂之东，北一间为澡圊、过道……内设澡室并手巾、水盆，后为圊。仪鸾司掌洒扫，厕板不得污秽，净纸不得狼藉，水盆不得停滓，手巾不得积垢，平地不得湿烂。
很多人都喜欢看《水浒传》，那我们不妨也来说说《水浒传》之中的百姓生活。关于武大郎和潘金莲之间的那些往事，被各种影视作品一而再再而三的演绎。大家的目光都停留在潘金莲的美貌、西门庆的风流倜傥，以及武松的男子气概上，但是我们却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武大郎只是一个街头上卖炊饼的贩夫走卒，甚至连一个专门的店铺都买不起，可是他家中的生活水平又是什么样呢？他们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庭院，虽然不大，但也相当于现在一个小型的四合院了。武大郎在外面卖饼，潘金莲在家里主持家务，整天还会摆弄那些化妆品，时不时地就要添些衣服。她原先是丫鬟出身，相信也是心灵手巧，女红绝不在话下，可是她却从来都没有靠着女红帮补家用，这就说明武大郎卖炊饼所得的银两足够他们的日常开销。在现如今这个社会，这样的消费水平恐怕也很难达到吧。
以银养兵，天下无贼
都说宋朝军队孱弱，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其一、不闻其二，在中国古代史中，宋朝是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
何为募兵制？说白了就是自愿来当兵，并不会强制执行。
不论禁兵、厢兵，还是南宋的屯驻大军等，朝廷一般都采用招募的办法，不过在灾年之中，也会招募一些流民和饥民当兵，这是宋朝的一项传统国策。
宋朝的军兵，都有自己的俸禄，只不过俸禄是按照军衔的高低来发放，军士的正俸一般包括料钱、月粮和春、冬衣。此外，还有郊祀赏赐、特支钱、雪寒钱、柴炭钱、银鞋钱、薪水钱，因立战功等原因而颁发的军赏，往沿边或外地出戍时发放领取钱米的口券，此类固定性或临时性的补助，名目繁多，难以悉数。
当一个地区遭遇了自然灾害，朝廷除了派去赈灾的官员之外，往往还会到那个地方去征兵，对象无外乎就是那些身强体壮的灾民。眼看着亲人故去、家园被毁，自己下顿饭还不知道能不能吃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当兵实在是个非常好的办法。
这种做法，不仅对灾民有利，对朝廷同样有利。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句话：“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
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中国古代很多起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说朝廷有多么黑暗，皇帝有多么昏庸，这些和他们这样的平头百姓没有半点关系，和他们真正有关系的，就是他们能不能吃饱饭。
在宋朝，即便是遇到了灾害，不要紧，有人给你饭吃；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有能力的人，好，欢迎你来当兵，我们给你银子作为俸禄。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哪个傻瓜还愿意将脑袋别在腰上，去过那种刀头舔血的日子？哪个傻瓜愿意去触犯法律，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
当然，这种募兵制也有一个弊端，且听我细细道来。
征兵的过程之中，肯定要有一些标准。宋太祖赵匡胤最早将强壮的军士选充“征兵的模子”，分送各地，用做招募的标兵。后又改置“等长杖”，按身长尺寸招兵，各种番号的禁兵、厢兵等，身长标准也各有等差。招募好的士兵，基本上都会在手臂上刺上一个号码，或者是某个军队的专属LOGO，用来防止士兵逃跑。完成了刺字工作之后，恭喜你，你就成为了大宋军队中的一员，可以去财务处领取你的“奖品”——军人的统一着装和俸禄。
赵匡胤定下来了很多标准，但是在征兵的实际过程之中，能够落实的却着实不多，尤其是在灾区，这种标准简直就成了摆设。灾民们的想法非常简单，进了军队，不管今后混到什么分儿上，最起码还是会管饱饭的，即便是上了战场战死了，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基于这种思想，很多不够标准的灾民也都争先恐后地加入了报名的队伍，而负责征兵的官员当然也知道他们的想法，可是又能怎么办呢？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都饿死吧？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就这样，有一部分根本就不符合标准的灾民也成为了军队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