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想发展过程中，柳传志曾将一批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提拔到重要的管理岗位，接受锻炼和考验，孙宏斌就是其中一位。1988年孙宏斌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就进入联想，工作很努力，做得也很出色，很快得到柳传志的信任。两年后，被破格提拔为联想企业发展部主管，分管联想北京以外地区的所有业务。
在这个过程中，孙宏斌拥有了自己的威信，而联想的元老们发现他们的权威逐渐丧失，孙宏斌太独立了，他们控制不了。于是，一封“孙宏斌权力太大，结党营私，分裂联想，联想要失控”的告急信，传到了当时在外地办事的柳传志手里。
柳传志紧急回到北京，进行了仔细的调查，还真的发现了孙宏斌的一些问题。怎么处理？先来个缓兵之计。1990年，柳传志在西山宾馆召开联想高层会议，指出孙宏斌的管理问题。会议之后，柳传志召集孙宏斌领导的业务发展部员工开会，结果不欢而散。柳传志感到失望，让孙宏斌在他和那几个“青瓜蛋子”之间作出选择。
结果，孙宏斌说：“我选择‘青瓜蛋子’。”柳传志对孙宏斌说：“我们都是能力强的人，我领导不了你。咱们好合好散，联想的分公司你随便挑一个，自己去干。”但孙宏斌说得很绝：“不必了，柳总，我还年轻，我可以从头再干。”这深深地刺痛了柳传志。不合适的牌，那就打出去吧。结果自然是这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一败涂地。
其实，用我们之前说的组织性格来分析，柳传志是8、7、4型性格，也就是感召型、掌控型和稳定型，孙宏斌是7、5、6型性格，也就是掌控型、思辨型和创意型，杨元庆是4、8、1型性格，也就是稳定型、感召型和完美型。这样看来，杨元庆的适应性极强，能做“一把手”，更会做“二把手”。
麻将里的管理哲学
集大成者成大业，这就好比打麻将。外国人喜欢打桥牌，中国人喜欢打麻将。但是不管是桥牌，还是麻将，博弈之道大抵相同，都是一种资源整合的游戏。有些人拿了一手好牌，却打得一塌糊涂；有些人拿了一手烂牌，没想到最后还成了个大和。
企业经营也是一样，有些老板有着不错的资源，在别人看来，想输都不行，结果最后搞得一团糟。也有些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结果搞得风生水起，干成了一番大事业。
娱乐里有门道，细细体会，麻将里面还真的有不少的管理哲理。
缺少的才是最好的。先从抓牌说起，136张麻将牌，每人手里13张，数量均等，排列组合不同。抓到一手好牌，缺一张，也和不了。打麻将的人都知道这个常识，一定要抓到第14张才行。
管理又何尝不是这样？企业有了资金，有了技术，但是缺少人才，最后也成不了事。很多时候，企业家整合了许多现有资源，但偏偏少了稀缺的资源，结果不管怎么努力，事业还是做不起来。这时，就像打麻将一样，十张没用的牌也抵不上一张有用的牌。
别人的废牌也许就是你的好牌。有用的牌从哪里来？可以从社会中来，也可以从竞争对手那里来。很多时候，都是别人不要的废牌让你和了。
春秋时期，百里奚任虞国大夫。虞国被晋国灭掉后，百里奚跟他的主公都被晋国俘虏，成了奴隶。这时，秦穆公向晋献公求亲，晋献公就把女儿嫁给他，同时把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送往秦国。百里奚不甘心，在半路上寻机逃跑，却被楚人捉去，成了楚国的奴隶。后来，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作为逃奴赎回，封为大夫。百里奚在晋国只是一个奴隶，是一张废牌，可是在秦国就成了上大夫，就是一张好牌。
克制欲望，才能成就希望。有了好牌，可以和了。这时，还要清楚一点，想大和就要克制小和的欲望。做大生意的人都知道，先赢是小赢，后赢是大赢。小和十把不如大和一把。当然了，不能和的时候，也千万别“点炮”。
另外，看到别人和，千万别动怒。别人气，你不气，心平气和是牌技。打麻将，低层次用的是脑，高层次用的是心。输了一局也没啥大不了，可以心平气和，维持局面，等待机会。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永远不会赢。要知道，手气好的人也不可能次次坐庄。风水轮流转，庄家轮流坐。
想做长远，别出老千。打麻将出老千，玩一把两把也许没事，玩的时间长了，就算你是“千王之王”，最后也还是要败亡。做企业也是如此，比如三鹿，如果最初发现问题的时候，他们能够痛改前非，也就没事了，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问题，那就说不过去了。
不出老千，也千万别和老千玩，和老千玩一次就可能会坑你个倾家荡产。企业界也不乏此类的例子。山西运城鑫龙集团就是这样，他们被人算计了，结果掉进了人情与债务的双重圈套，弄得老板跳了楼。
打麻将的时候，很多人抓不到好牌，就说自己是臭手。其实，真正的臭手不是抓不到好牌，而是抓到一手好牌，却把它打臭了。做企业也是这个道理，不是说没有人才、资源、资金，就成不了大事，而是说，你有了人才、资源、资金，可能还会坏了大事。
就好比说你要做一个项目，有了资金，有了员工，也有了资源，结果却搞得股东不快、客户不爽、被政府处罚。所以，拿了一手好牌时，不能洋洋得意，忘乎所以；牌不如意时，也不要自暴自弃，意气用事。做企业跟玩麻将一样，拿了一副好牌打好了，那很正常，拿了一副坏牌打好了，那才叫非常。
从这个意义上讲，麻将桌也是市场，打牌即经营。企业家的博弈功夫用在麻将桌上，赚多赚少，都算练手，练到的博弈功夫用在企业经营上可就赚大了。心肠要热，头脑要冷，气息要平，眼光要远，做到了这四条，在方城之内，赢的概率可以提升二成；在方城之外，赢的概率至少会提高四成。因为商场上的臭手比麻将桌上多一倍以上。
玩家千方百计，庄家一定之规
拉斯维加斯是闻名世界的超级赌城。平均每年接待世界各地来赌博的玩家达2000万人次以上。玩家总是十赌九输，玩家输了的时候总是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庄家会不会作弊？就像香港赌博电影里那样“出老千”呢？实话实说，庄家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作弊。
本来，从一般的博弈角度来看，赌博的胜率是1∶1。但是由于是庄家设定的游戏规则，庄家会设定一些有利于自己的特殊规则，这些特殊规则就成为庄家必赢的铁律。比如庄家赢了抽头百分比，还有“围骰”，就是当三个骰子的点数是一样的时候（比如3个1，3个2……3个6），不管玩家押大押小，都算赌场赢。庄家的胜率也就从50%提升到了51%～52%。
不要小看这1%、2%的微小差异，赌场的巨额赢利就是靠着游戏规则中每玩一次偏向于赌场的微小优势积累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在这里变成了浮云，浮云带来的雨滴就变成了巨大的数目。且不说拉斯维加斯，就是澳门，每个月博彩的税收就有10亿～20亿元，试想，利润会有多少。
玩家手里最开始有5000元，每次下注用100元，玩50次之后，平均可能就剩下4800元；再继续玩几十次，4800元又会变成4600元，如果你有足够长的时间，最后的结局就会归为0。赌场的本质是玩家用个人聪明与庄家的必赢规则之间做博弈，如果不输已经算是运气了。
当然，我每次到赌场小玩的时候，基本上是十赌七赢的战绩，奥秘在哪里？那是因为我经过专门的学习和研究，在特定条件下合理合法地利用了庄家的规则。
说回到商场上。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也是如此，谁制定规则，谁就掌握了赢的铁律。所以发达国家总是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因而有关制度的研究就有了极为重大的意义。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个人都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为什么诺贝尔奖破天荒地颁给了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呢？
诺贝尔奖颁给制度经济学的原因
大家觉得奇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得主都是跟制度经济学有关系。奇怪的事总有不为人知的道理，同一年奥巴马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人们更纳闷：他才当了二百多天的总统就获此殊荣，没做什么事啊？正因为他什么事也没做，才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
和平与战争从来就不是学问，所以谁也说不清楚。但经济学可是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大学问，传统研究发现了多种配置方式，但没有确定哪种方式最有效。制度经济学的贡献就在于发现了最有效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提纲挈领，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问题在经济，根本在制度。
诺贝尔奖为啥会给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原因就在于，通过2008年的经济危机，大家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危机与其说是人的贪婪问题，不如说是制度问题。因为贪婪自古就有，近年经济危机却频频发生，而且间隔越来越短，两年一个危机，三年一个危机，可见是制度出了问题。
反过来说，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必须让制度先做变化。制度经济学就是研究制度变化的。这个课题研究得好，研究得对，对人类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作用。现在，制度已经越来越得到大家的重视。所以，诺贝尔经济学颁奖给了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解决这场经济危机，首先必须解决制度问题，否则如同治病不去根。
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那么管理的根本问题是不是制度问题？制度经济学家没说，管理学家没说，我要明白无误地说一句：企业管理，制度为王。有人可能要说了，为什么不是企业家为王？
实话实说，没有制度的企业，老板就是制度；有制度的企业，制度才是老板。那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具体就一个企业来说，当然是先有老板，后有制度。老板决定制度生不生，制度决定老板死不死。也可以推论出，老板决定企业生不生，制度决定企业死不死。
有人可能会说，企业应该以业绩为目标。业绩做得好，制度有那么重要吗？其实，业绩做得好很重要，如果业绩做得不好，后面都没得谈了，还建立什么制度？但是，怎么能够让业绩今天做得好，明天做得好，后天还做得好呢？那就要看制度了。
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凡是和制度有关的人的历史评价都非常高，和业绩有关的人的评价相对就要低一些。因为制度对人类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有长期的作用，业绩只具有即时的作用。可以说，业绩关乎当代，制度关乎千秋万代。
比如，在美国历届总统里，对美国的贡献最大的是谁？你首先想到的会是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其实，如果单纯讲业绩，罗斯福的贡献最大；如果单纯讲贡献，华盛顿、林肯又要胜过罗斯福。
为什么罗斯福的业绩那么突出，名气却不如华盛顿和林肯？因为华盛顿不仅开创了美国，更奠定了美国的联邦制度，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林肯虽然没有建立联邦制度，但却废除了奴隶制度，保证了美国制度的健康运行。
业绩好的人，你可能会慢慢忘了，但是你一定会记住建立制度的人。比如秦始皇确立了一些制度，直到现在我们还记得他。
企业家也是这样的，真正能够千秋万代、被后人敬仰的，一定是因为他建立了一套体系、一套制度，而不是他当年曾经是首富。首富是单纯业绩做得好的人，有制度的领袖才会长存。创造了业绩的人远没有创造了制度的人重要，只有制度之树常青，才有业绩之果，吃果不忘栽树人。业绩决定强盛，制度决定了长盛。
刺猬与狐狸
现在很多人都说要创新，创新就要打破一定之规，那么，创新和制度是不是形成了一对矛盾？创新和制度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对矛盾，其实创新有很多种，包括产品创新、营销创新、市场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最高的创新是制度创新。围绕制度的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所以又进一步说明了创新和制度不是矛盾关系。
我们还看到有一些人确实是在其他方面有创新的。比如，英国有一个思想家柏林，他写过一本书《刺猬与狐狸》。书中讲了世界上的生存有两种状态，优秀的人分布在这两种状态中，有一种人特别灵，会千方百计解决问题，新出来一个问题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这种人属于狐狸型，靠的是聪明。还有一种人，看起来笨笨的，怎么看都看不出什么特点来，但是这些人坚持用一定之规来解决问题，这种人属于刺猬型。
有些企业家也是这样的，比如李嘉诚的奥妙就是给孩子的十条忠告。他就是靠一定之规。这些年来，他也没有太多变化，他会以不变应万变。怎样才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唯有制度框架稳固才行。这就叫偶胜千方百计，必胜一定之规。
有人会问，制度化和人性化是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追求制度化，是不是就放弃了人性化，追求人性化是不是就放弃了制度化？其实不然。这是低水平的人，也就是“低手”的认识，把制度化和人性化结合起来，又有制度化又有人性化的人是“中手”。
一个企业家应该成为高手。高手会认为，制度化和人性化根本就是一个东西，不是结合体，用《易经》里的哲学观点来说，叫做“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也就是说阴本来在阳之中，不是在阳的对立面上。好的制度一定是在特别研究了人性之后，才制定出来的。
保甲长制度
我国两千多年前曾经实行过一种保甲长制度，采取连坐连保措施，这个制度就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就是回避痛苦，回避灾难，趋向幸福，趋向平安。我们都知道，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看到有人闹事，有人造反，就会躲得远远的。因为不能参与也不能去告发，告发又会得罪人家，甚至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别人造反是别人的事，远远躲开就好了。
但是，有人造反，你不去告发，作为一个常人，的确可以这样做。那作为统治者呢，就很难防范这种事了。所以，统治者就设立了保甲长制度，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如果有人造反，就连坐连保。一人造反，全家被杀，一家造反，全甲被罚，一甲造反，连累到全保。
想要自保就要告发，因为别人一旦造反被官府发现了的话，你也会受到连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遵守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古代一直很有效，除非人们是因为极大的冤屈才会造反，否则，造反经常在最初就被破坏了。
一般情况下，都是生存环境恶化到不能再恶化的时候，人们实在生存不下去了，才会全甲造反，全保造反。所以，制度化和人性化是不是一样？其实，好的制度是按人性去设计的，应该给制度装上人性的发动机。
年假储蓄账户：迟到考核到人，不如考核到组
我们在很多的企业做过一个实验，比如，规定一个人迟到要罚款50元，迟到的人上交了罚款之后，第二天又迟到了，第三天还迟到……每次迟到，都罚50块钱，基本上就是这样，迟到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我们后来改了这个制度。员工所在的组是十个人，企业给每个人十天年假。那么，一个人迟到一次，就要扣掉全组每人一天年假，直到十天年假全部扣掉。一年之内，没有人再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