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人们的文娱活动还比较单调，即使只是和大人一道去看场露天电影，在那时也是珍贵的记忆。记得那时年幼无知，每见到荧幕上一个新角色出场，最常问大人的一句话就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个月前，似曾相识燕归来。我的一个不属于历史爱好者的朋友，听说我在写刘裕的传记，再次向我提出了这个童年时的经典问题：“刘裕是谁？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不禁语塞，是啊，如果说刘裕是谁我还可以解释一下，但他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我真有能力正确回答吗？
老电影中的世界正如它的色彩一样，好人坏人，黑白分明。而且要辨别，难度也很低：甚至都不用去看他们做了什么事，只要看见浓眉大眼、一脸正气的角色，就肯定是个好人；假如长得獐头鼠目或者面目狰狞，那一定是个打死也不冤的坏人，需要小心提防。
不过，这种识人方法虽然简便易学，但相应的适用范围也实在不广泛，对我回答朋友这个问题并无帮助。
首先，我和朋友一样，也没见过刘裕。古史中，对大人物外貌的描写，常常让人怀疑是遇见了乘UFO而来的外星人，什么“胸有四乳，目角鸟鼻”或是“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等，怎么看都非我族类。但对刘裕，史书只提过他的身高，连这类天外来客式的素描都没有留下。更何况，就算我们准确知道了刘裕的相貌，也同样毫无用处，因为他并没有生活在老电影里，他所生存的世界，虽然已经远去，但与我们一样，也是彩色的。在充斥着复杂色彩的真实世界中，真能找到纯黑或纯白的人生吗？
我也许可以说刘裕是个好人，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史实证明他的恩怨分明，他的艰苦朴素，他的勤政爱民，还有他对复兴华夏文化的努力，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他绝对是一个好皇帝。更不用说他矢志北进、恢复山河的英雄气概，与横扫千军、让羌胡丧胆的雄才伟略，更是挺起了在那个悲壮年代大汉民族最硬的一根脊梁！足以让后世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心潮澎湃！
但我们也有充分的史料昭示刘裕的邪恶。他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大阴谋家，所谓“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之类口蜜腹剑的花招，在同时代没有谁比他玩得更精熟。在刘裕龙飞九五的登天之路上，他的双手溅满了无数人的鲜血，其中不乏众多曾誓与他同生共死的战友以及更多的无辜者。他私心自用，为达到自身目的不惜伤害国家元气，最后又做出篡位与弑君这两项在古人看来属于十恶不赦的大罪，从而长久被后世史家非议。可以说，和刘裕曾犯下过的恶行比起来，世界绝大多数死囚的罪行根本就不值一提！
不过，这些事是否都能算做刘裕的罪恶，恐怕还值得商榷。因为正像一句俗语说的那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刘裕二十岁那年，在前秦官居太子洗马兼万年县令的慕容宝，为了劝他的父亲慕容垂忘一次恩负一次义，冠冕堂皇地宣称：“立大功者不顾小节，行大仁者不念小惠！”平心而论，慕容宝其人虽不足道，但这句话却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政治家这一特殊行业的实情，尽管这一实情往往被太多的人为因素有意掩盖。
政治家是这个世界上从业人数最少但实际影响力最大的职业之一，因为他们每一个大的举动，波及的通常是整个社会。
不言而喻，人类社会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工作对象，是由千千万万人通过经济、文化、血缘等种种错综繁复的纽带结合而成的，牵一发就要动全身。
不管多么有正义感的政治家，其推行政策的每一具体步骤，基本上都要靠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部分人的愿望，除非不做事，否则完全不让任何人受害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做事的过程中，为了实现长远目标，政治家必须学会让理想适时地向现实妥协，哪怕现实是丑恶的，哪怕必须加入丑恶之中。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他只配做个愤青，撞个头破血流也无济于事，绝对当不了政治家。
实际上，这与军事上的以退为进也有几分相似。例如当国家遭到强大外敌入侵，并且强弱悬殊之时，“寸土必争”就只能作为爱国口号喊喊，在实际作战中对这一原则必须灵活掌握，必要时就得主动放弃一些土地，哪怕这看起来有卖国嫌疑，哪怕这会使一部分民众受到侵略者的蹂躏，因为最终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某位统帅不顾战局战况的不利，坚持一味死拼，那只能是先失人，后失地，最终什么也保不住，难逃失败。
虽然相似，可我们往往能对军事家的迂回策略抱宽容态度，对政治人物在政治上的类似行为却大多深为反感，这又作何解释呢？这大概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军事家的对手一般是外敌，而政治家的对手大部分是自己人。对敌人狠，大家容易接受，对自己人狠，就容易让人非议，尽管两者都是必需的。
二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家应该是绝对理性的，但同时又应该能博得民众的好感。很麻烦的是这两项要求存在矛盾，过于理性的人常常显得冷血，一般不讨人喜欢。为了综合这两个条件，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往往内心颇为冷酷，而外表极具温情，能够利用民众的感情，而本身不被感情所利用，容易给人产生表里不一的感觉。虽然这与其说是虚伪，不如说是需要。
由于以上原因，对政治家私德的求全责备，正和“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一样，是一种过分的，也是不合理的苛求。
不过，如果有人因此认为政治家都是不讲道德的，所以没有善恶之别，恐怕就和认为世界上的人都可以简单分为好人、坏人一样荒谬。政治家绝对是有道德高下的，例如他们的奋斗目标主要是为了造福于民，还是为了造福于己，或者人己两不误；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是完全不择手段，还是尽量避免伤及民众等，这些差异都不是可以无视的。而且由于他们职业的特殊性，政治家的善恶对世界的影响通常会远远大于其他职业。只是他们的善恶不能简单套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罢了。
那么，就让我们更换标准之后，重新审视刘裕的为人和他做过的事。
“惟阴移晋祚，迭弑二主，为南朝篡逆的首倡，实是名教罪人。”清末民初的蔡东藩先生在其所著的《南北朝演义》中，列举了刘裕的不少优点后，又用这句话，给刘裕一生做了一个否定的总结，而这一论点也差不多代表了古人对刘裕一般评价。
不过，对于前人掺杂了太多“家天下”观念的观点，我们没有必要一概盲从。依我看，刘裕篡位这件事其实无可厚非。皇天无亲，有能者居之。刘裕的能力超过司马家的任何一代皇帝，干得明显比他们称职，比他们更能治理国家，比他们更能关爱百姓，比他们更能抵御外侮，一言以蔽之：刘裕登上皇位对治下的大多数民众是一种福祉。
更何况早在刘裕崛起以前，司马皇家就已成为政坛的装饰材料，晋朝早已在实质上结束，它的实际灭亡并不是由刘裕造成的。刘裕的篡位只是揭去了罩在这个事实之上的那层薄薄的细纱而已。
让名实一致，也让百姓得利，这能算多大的罪？
刘裕真正不可原谅的罪行是他得寸进尺，在篡夺之余，又杀害了司马德宗与司马德文这对不幸的兄弟皇帝。
当然，死在刘裕手中的无辜冤魂多了去了，我也不认为曾经当过皇帝的人的命，就一定要比其他人高贵。晋安帝与晋恭帝的死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刘裕弑杀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在改朝换代之际增加两个枉死鬼，而是大大毒化了中国传统中已经足够残忍的政治文化。
从此以后，一条本非真理的观念，被中国后世的帝王及帝王竞争者们在数百年间奉为金科玉律，并一丝不苟地遵照执行：在角逐天位的大棋局中，冠军将独得一切，亚军只有死路一条！
根据这条规则，帝王或帝王的竞争者们是不能失败的，一旦失败，便如一位睿智老妇人的总结：“求为匹夫而不可得！”如此巨大的反差，逼使所有投身这一行当的人们，都不得不打破所有的道德底线，为夺取或保住权位，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是两个草民打架，受损受伤的一般也就只限于他们自己。假如把规模放大，两个黑社会团伙火并，就会有很大的几率伤及无辜，同时砸点儿车子、烧点儿屋子，也就变成了平常事。何况能参与帝位角逐的竞争者们，一般说来，总是人类社会中那几个最具权势、最有能量的人，他们一旦不顾一切地把能量进行破坏性释放，“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灾难，就可以被很快创造出来！而且也因为统治者必须保住权位才能保全生命，所以后世才会有“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高论，才会有那么多精忠报国的英雄死于冤狱……
这些发生于后世的事情，固然不能一股脑算在刘裕头上，但作为创造了这一规则的始作俑者，刘裕仍罪无可恕，而刘宋王朝自身的遭遇，也正应了孔夫子的名言：其无后乎！
综合来说，至少在刘裕生前，他建下的功业仍远远超过他犯下的过失，他的短暂统治，也为南朝的唯一一个盛世打好了基础，他的出现绝对是那个年代大汉民族的幸事与光荣！但最让人叹息的还是那一言难尽的身后事……
在刘裕之后，南北双方暂时都无力打破已经形成的力量平衡与文化隔阂，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又维持了一百多年。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一同无言地注视着建康的宫阙，看着一个个新主人昂然走进，又黯然退场，就像走马灯上的人偶，继续重复着王朝更替的古老故事。
只是，其中再也没有了刘裕，再也没有那份金戈铁马的壮志凌云。有的，是统治者们越来越多的醉生梦死和风花雪月，还有骨肉相残与尔虞我诈。
正像后来功业盖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在告诫太子李治所说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刘裕留给后人的精神与政治遗产，也非常无奈地被后来多数南朝帝王们有选择性地部分继承了。
他们多数没学会刘裕个性中的慷慨豪迈，却学会了刘裕处事时的阴险诡诈；他们多数没学会刘裕自奉时的节俭，却学会了刘裕赏赐时的挥霍；他们多数没学会刘裕让天下折服的军事指挥才能，却学会了刘裕为后人诟病的用人权术；他们多数没学会刘裕对百姓的爱民如子，却学会了刘裕对政敌的翻脸无情；他们多数没学会刘裕对敌国外邦的开疆拓土，却学会了刘裕对前朝皇族的赶尽杀绝！
于是，在此后的南朝历史的曲谱上，激昂向上的乐章越来越弱，终成绝响。“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的壮志凌云渐渐散去，只留下“玉树流光照后庭”的纸醉金迷。
在南北朝这出历史大戏中，南方政权就像一个过气的明星，从曾经的领衔主演，先沦为联合主演，再沦为侧身于历史大潮一旁的配角。南北分界线，由黄河南退至淮河，再退至长江，疆域缩小到不足刘裕时代的一半。
终于，在刘裕逝世一百六十七年之后，继承了北朝衣钵的大隋帝国，出动五十万大军，攻入了建康城，金陵王气，黯然收场。
难道我们的民族就不能继承一些好的东西吗？
又是六百一十五年过去，又是一个南北对立的危机时代，刘裕的故乡京口早已改名叫镇江府。一个一生都以收复故土、杀敌报国为目标，却无奈成为一代文豪的六十四岁老人到这里上任。烈士虽已暮年，依旧壮心不已。一天，他在积极备战之余，登上北固亭，想到这里就是曾大举北伐、威震天下的民族英雄刘裕的出生地，一时豪情澎湃，有感而发，写下了一曲传颂千古的豪放词章。
是的，这个老人叫辛弃疾，此作是《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我终于释怀：汉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历无数次天翻地覆的磨难与挫折而不灭，即使暂时倒下也会重新站起，不是没有原因的。英雄气吞万里的豪情与业绩从来没有被人真正遗忘过，哪怕它在统治者那里被视若敝屣，暂时抛弃，也会有能代表民族脊梁的人们将它传承下去，华夏终究不会亡！且看辛稼轩词中，父老的耳口相传：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英雄一世，能长存于民众的口碑之中，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