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不知是刘裕还是他的某个心腹，从哪里看到了一条“昌明（晋孝武帝）之后有二帝”的谶文，这引起刘裕高度重视：假如这条谶文灵验，那刘裕就不能从现在在位的安帝司马德宗手上篡位，如果在这个昌明之后的第一帝身上下手，晋朝还会有“第二帝”来复辟，只能等下一位晋朝皇帝登基之后才能篡位。但三十七岁的司马德宗虽然傻，身体除大脑以外的其他部分却还很健康，要等他自然死亡，还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刘裕已经年近花甲了。没办法，刘裕只好舍弃了司马德宗这枚性价比很高的橡皮图章，为晋朝再创造一位皇帝。
这年十二月十七日，刘裕派入宫中随侍晋安帝左右的中书侍郎王韶之，乘平常照顾安帝起居的琅琊王司马德文患病外出的机会，将晋安帝勒死于东堂。作为中国历史上智商绝对是倒数第一的白痴天子司马德宗的一生无疑是不幸的，口不能言，不辨寒暑，浑浑噩噩地出生，又浑浑噩噩地死去，从未享受过人生的乐趣。反过来细细思量，身处晋末的混乱时代，他的愚鲁又未尝不是他的大幸：假如他智力正常，像他的弟弟司马德文一样，在那个时代也不可能中兴皇权，恐怕因为权臣们对他不放心，会死得更早。而他，不管经历怎样的天翻地覆与兴衰荣辱，生命和地位如何岌岌可危，也从没感觉到天位的沉重和朝不保夕的恐惧。仅就个人心理体验到的幸福指数来说，他比弟弟幸福多了。
这个白痴纯度达24K的“幸福”傻子当然留不下儿子，刘裕随后宣称尊奉大行皇帝遗诏，拥琅琊王司马德文继皇帝位，改明年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司马德文后来被称做晋恭帝，逊顺事上曰恭，作为皇帝却要“逊顺事上”，他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光从这个谥号也可以看出来了。
司马德文一登基，就证明了他确实是“恭帝”。元熙元年（公元419年）正月三日，兄长司马德宗尸骨未寒，司马德文就下诏封宋公刘裕为宋王。刘裕扭扭捏捏地又推辞到七月份，才接受了宋王的封爵，将自己的驻地由彭城南迁至寿阳。
虽然刘裕改朝换代的进程就像切香肠，每次只向前挪动一小步，但走到这里，距离皇位也实在找不出什么中间站，只差抬脚迈最后一步了。
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说，篡位如同臭豆腐，是一件吃起来虽然香，但闻起来让人不舒服的事。要迈出最后这一步，最好能由别人提出倡议，避免弄脏自己刚洗白的鞋子。
于是到第二年年初，宋王刘裕在自己驻地寿阳的宋国王府举行了一次宴会，宴请宋国主要官员。当酒宴渐入高潮，气氛非常融洽之际，刘裕突然发话，给他的部下们出了一道很难理解的智力题：“当年桓玄篡夺帝位，颠覆国家，是我首倡大义，起兵重兴晋室。而后，我南征北讨，平定四方，建立功业，于是得蒙皇上下赐九锡，可谓荣光无限。但我如今年已老迈，地位又太过崇高，世间万事，都忌讳过于满盈，否则不能长久。我现在只想将王爵奉还皇上，回京城养老，以安晚年。”这段莫名其妙的话让在座的多数官员听得莫名其妙，只是本着油多不坏菜的原则，一个劲地给刘裕歌功颂德。
说实在的，笔者作为一个读史的后人，虽然很清楚刘裕此时想要干什么，但还是很难看出他这段话与他想暗示的意思之间究竟有何联系。
好在刘裕的手下可不都是笔者这样的笨蛋，从来不乏聪明人，比如晋朝名臣傅咸的孙子傅亮。当天色渐暗，酒终人散之际，这位担任宋国中书令的傅大人走出王府归家，行至半途，突然心念一动，猛然领会了宋王想要表达的意思。于是他马上掉头，赶回宋王府。
不一会儿，傅亮见到了宋王刘裕，两个人继续打哑谜。
傅亮说：“我得回一趟京城。”
刘裕问：“要多少人护送？”
傅亮答：“数十人就够了。”
言罢，傅亮告辞。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纯粹什么事也没说，但对这两位聪明人，这几个字已经够了。
傅亮再次离开宋王府，突见一颗彗星划过长空，他不禁一拍大腿感慨地说：“我以前不信天象，如今天象却果然应验了！”
接下来的事，再没什么悬念，一切有条不紊地迈向改朝换代的快车道。四月，晋恭帝司马德文下诏，征召宋王刘裕返回京城建康。刘裕留第四子刘义康镇寿阳，以刘湛为长史，动身返朝。
刘裕一回到建康，负责逼宫工作的傅亮立即入宫，面见司马德文。这位服务意识非常到位的中书令大人，给司马德文呈上了一份文辞华美的禅位诏书草稿。意思已经明确得不能再明确：陛下该干的事已经干完了，就连该说的话都不劳您再废脑子，只要照着原样抄写一遍就行了。
在宝座之上端坐的司马家末代皇帝是个智力健全的人，从见证兄长死于非命，自己被迫登基那天起，他就知道这一天终究会到来，因而早有了心理准备，起码在表面上，表现得非常淡定。
他欣然提笔，平静地对左右说：“当初桓玄篡位，司马家其实已经失去了天下，多亏刘公出手拯救，才让晋朝死而复生，又多活了快二十年。今天能将天下奉还给刘公，正是了却了我长久以来的心愿！”
不管这位皇帝在说出这些话时是否言不由衷，不管这位皇帝正在落笔的手是否微微颤抖，不管这位皇帝凝视那份文书草稿的眼睛是否渐渐湿润，不多时，红纸上六百多字的禅位诏书终于还是无可奈何地抄好了。最后，司马德文取出玉玺，盖下大印，大晋王朝的死刑判决书正式生效。这一天是晋元熙二年六月九日，公历420年7月5日。
诏书下达后，按照谁也骗不了，但大家仍会很认真表演的惯例，宋王刘裕连续辞让，诸大臣则接连劝进，眼看“众意”难违，宋王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晋帝的禅位。
六月十一日，司马德文搬出皇宫，退回自己的旧宅琅琊王府。六月十四日，宋王刘裕在石头城筑坛祭天，举行了登基大典，改国号为“大宋”，大赦天下。由于后来赵匡胤所建的赵宋王朝在国祚长度和历史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了刘裕所建的刘宋王朝，如今人们提到宋朝，基本不会有人想起刘裕。奋斗了一生的刘裕终于在人生的暮年登上了皇帝宝座，时年五十七岁。
当然，在盛大的典礼上，也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晋朝老臣，秘书监徐广当众大恸，哭得泣不成声。谢晦怕他影响典礼气氛，警告说：“徐公在新皇登基的喜庆大典上，做这样煞风景的事，不怕招罪吗？”徐广毫不畏惧，回答说：“你是宋朝的佐命元勋，我是晋朝孤臣遗老，本就不是同路人，悲喜的感觉自然不一样！”
对于前朝文臣这种没有实质威胁的冒犯，刘裕没有追究。这位六十九岁的徐老头最后不愿仕宋，辞官回家，直到五年后以七十四岁高龄寿终正寝，比刘裕活得还久。从这一点来说，刘裕的心胸好像比后来那些抓住一句话，就株连几族人的皇帝们还是要宽广一点儿的。
不过在另一方面，出生低微的刘裕似乎天生和皇族有仇，经他的手，已经有桓家、慕容家、姚家三家的皇帝和宗族遭到了屠杀，现在会轮到司马家吗？
刚禅位的司马德文可能认为危险不大，毕竟司马家和前面几家皇族是有区别的：并非敌国君主，在名义上还曾经是刘裕的主君，又禅位给他，没有再杀他的理由。而且在刘裕之前，不管是备受非议的王莽、桓玄，还是列名本纪的曹丕、司马炎，都没有杀害前朝废帝的先例。
可惜，他遇上的是刘裕。是年岁已高而子嗣尚小的刘裕；是出身低微，没有世家背景的刘裕；是刘穆之死后，找不到可信任重臣托孤的刘裕；是以拥护晋朝复辟为名，打倒桓玄而成为天下主的刘裕；是对别人可能复制自己的成功经验怀有深深戒心的刘裕。这一切终于促使刘裕给中国历史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继续保持了他“皇族终结者”的一贯作风。
不过，虽然要杀司马德文，毕竟不能公开杀。这位废帝先是被降为零陵王，安置于建康南郊的秣陵，由冠军将军刘遵考负责“保卫”。没过多久，刘裕将一壶毒酒交给心腹大臣张邵的兄长张伟，让他利用自己以前是琅琊王旧人的便利，找个机会毒死司马德文。没想到张伟却是个忠义之士，得到毒酒后，自己一饮而尽，死于半道。这次小小的失败让司马德文又多活了几个月，也引起了他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