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秦皇族中最具远见卓识的东平公姚绍向侄子姚泓建议说：“据报晋军已经越过了许昌，东边的局势非常危险，现在应该收缩兵力，巩固根本。安定镇的位置既偏远又孤立，与长安难以相互救援，不如把它放弃，将那里的镇户全部南迁，以充实京畿。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多补充十万精兵，即使刘裕和赫连勃勃交相入侵，我们至少还能保住关中，勉强维持不亡国。否则的话，晋军进攻豫州，夏军进攻安定，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机动兵力来应付，只能腹背受敌，疲于奔命，最终将一处也保不住！目前情况已经万分紧急，必须迅速决断！”
但姚绍的意见刚一出口，左仆射梁喜就明确反对说：“现在镇守安定的齐公姚恢（姚泓的堂兄弟）一向有威名，很得岭北人心。何况夏军多次屠戮岭北，安定的镇户们早与赫连勃勃结下了深仇，必然奋力死守而不会有二心，夏军不可能轻易攻克安定。只要安定不失，赫连勃勃就不能轻易越过岭北迫近长安。而如果放弃安定，夏军马上就可以打到郿城（今陕西眉县东北，东汉末年董卓在这里建了著名的郿坞）。现在关中的兵力足以抵抗晋军，用不着调动岭北之兵，先削减自己的手足。”
姚泓迟疑了一会儿，仔细地评判了得失，最终还是决定采纳梁喜的意见，不撤安定之兵。当然，关东的危机还是不能置之不问，便从长安中央政府还调得动的部队中，像挤牙膏一样挤出了骑兵三千、步兵一万，分别交给越骑校尉阎生和武卫将军姚益男，然后让这两员将领捧着这两大杯水去扑灭关东被晋军点燃的车薪。同时，又命皇弟并州牧姚懿出兵陕津（今山西运城市南，与河南陕县隔黄河相望），为阎、姚二将作声援。
吏部郎懿横觉得如此处置不妥，秘密向姚泓进言说：“姚恢在姚弼党人叛乱时，曾为陛下建下大功，而陛下即位以后，他并没得到特别的封赏。现在让他镇守安定，就如同被置于必死之地，又不能参与中央决策，他心里能没有怨气吗？而且那里的镇户百姓都认为安定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孤城，想迁回长安的人十有八九。假如姚恢鼓动几万思归心切的军民叛乱，回师长安，不就成为国家的大灾难了吗？所以臣认为应该把姚恢调回，以抚慰其心。”
原来，在姚愔、尹冲等人造反冲击皇宫失败后，姚泓曾命姚恢处死姚弼党人的重要成员——安定太守吕超，姚恢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对这道命令迟迟没有动作，很久之后才将吕超杀死。姚泓因此怀疑姚恢也参与了姚弼党人的阴谋，而姚恢自己也深感不安，悄悄聚集私兵以图自卫。因此两人的关系名为君臣加兄弟，实际上早已互不信任，离仇敌不远了。
这时，听到懿横的谏言，姚泓叹了口气，说出了自己之所以不撤安定镇的真实想法：“姚恢如果已经决定造反，现在征召他入京，只能是加快大难的到来罢了！”
读史至此，让人不禁感慨，如果想知道一个国家怎样才算是病入膏肓，看看公元416年的后秦就知道了。姚泓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差的君主，既有容人之德，对局势也有较清醒的认识，绝非惹是生非的慕容超可比，假如生于太平盛世，说不定还能成为一代守成明君。只可惜等他上场之时，面对的已是一局死棋：动，是找死！不动，是等死！反正横竖都只剩下了一死！姚家天下，其实已经丧失了自救能力。
【光复洛阳】
作为后秦在关东的最高负责人，陈留公姚洸的表现，与刘裕给他预定的剧本几乎一丝不差，没办法，这叫“本色演出”。看着各地送来的文书，其内容不是面面告急，便是处处失利，姚洸直被搅得头昏目眩、方寸大乱，就像泰坦尼克号飞吻迎面而来的冰山、魏忠贤怀抱二八曼妙佳人，那是一点儿法子也没有了！
但光靠交白卷是过不了关的，没办法也得想出办法。无计可施的陈留公只好一面派人向长安紧急求救，一面把属下都招来共议对策。
此时后秦军中仍不乏有识之士，宁朔将军赵玄提出了一条重要建议：“如今晋朝的入侵部队，已深入我国的疆土，各地人心恐慌，都无固志。而且我军人数太少，敌军兵力又多，很难与他们正面对抗。如果我们出击，在野外迎战晋军，一旦失利，大势一去就再也不可挽回！方今之计，最好是将外地守军撤回，放弃所有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金墉城，等待朝廷方面的援军。只要金墉城不被攻破，晋军绝对不敢越过我们西进潼关，而我们正可以凭借坚城，以逸待劳，等待晋军的士气慢慢衰竭，再寻找取胜的机会。”
所谓金墉城，是当时在洛阳西北角一组要塞式建筑，始建于曹魏时期。在魏晋时代，它的用途接近于英国的伦敦塔或法国的巴士底狱。那时候，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政坛大人物，很多都享受过下榻金墉城的待遇。如晋武帝皇后杨芷、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一度篡位称帝的赵王司马伦等人，都是在这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而传奇皇后羊献容，更是金墉城的常客，进进出出如同串门。
既然要关押这些危险性很大的高级囚犯，防卫设施当然是非常完善的。据今天考古实测发现，金墉城由紧紧相连的三个长方形小城组成，从高空俯瞰，就像叠加在一起的三个玻璃杯，南北总长有1048米，东西宽200~250米，城墙厚度达12~13米，馅不大，皮却很厚，这种饺子自然是比较难啃的。所以金墉城虽小，却是洛阳城最易防守的地段。
赵玄提出的这个作战计划与六年前卢循、徐道覆大军进逼建康时，刘裕采取的对策如出一辙。当时晋军所处的情况，与此时的关东后秦军相似，也是屡战屡败，士气低落，而且兵力又少，卢、徐连胜，锐气十足，又兵力众多，刘裕的方案也是放弃所有外围据点扼守石头城，终于艰难地转败为胜，转危为安。
姚洸如果按赵玄的建议行事，虽然未必能挫败晋军，但起码可以多坚持些时间，给晋军造成更大的损失，延缓后秦灭亡的进度。以此时关东后秦军兵微将寡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不失为一个最可行的方案。
这种关键时刻，刘裕谍报战的成果再次显现。早就被檀道济给“无间道”了的司马姚禹等人，一起站出来反对赵玄的提议。他们对赵玄这种不经一战，便放弃大片国土的“卖国行径”给予严厉的驳斥，认为应该寸土必争，御敌于外。姚禹还向姚洸拍马说：“殿下向来谋略出众、英明神武，所以才担当了坐镇洛阳，防卫关东的重任。现在如果困守孤城，不敢一战，岂不有伤威信，又怎能不受朝廷的指责？”
以姚洸的智商，根本就没法判断赵玄和姚禹的建议究竟谁更利于御敌，但有一点他听明白了，如果按姚禹的办法，就不用丧失国土，他便是“谋略出众、英明神武”；按赵玄的办法，他就得和士兵们一起缩进大牢房似的金墉城，和洛阳城中的陈留公府第相比，舒适度那是没法比了，而且还有伤威信，会受朝廷的指责。
这么一比较，姚洸做出了自认为正确的决策，分兵防守洛阳外围各要隘，阻止晋军前进。洛阳的秦军本来就不多，这么一分自然就更少了。其中，赵玄接受的命令是率一千余人防守柏谷坞（今河南偃师市洛河南岸，《晋书》和《资治通鉴》都称在洛阳之南，可能是传抄造成的笔误。对照地图，柏谷坞应在洛阳正东微偏南，也就是电影《少林寺》中，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地方），抵挡晋军主力。
接到这个命令后，赵玄悲愤不已，流着泪对姚洸说：“我侍奉了姚家三代皇帝，深受国恩，自问一生行事堂堂正正，不曾亏欠国家，现在只差一死罢了！我死不要紧，只可惜你不听忠臣之言，任由奸臣摆布，将来兵败城陷，你一定会后悔的！”
不久，驻守成皋（今天河南郑州上街区西北，即著名的虎牢关）的后秦兖州刺史韦华向晋军投降，晋军前锋在冠军将军檀道济指挥下长驱直入。后秦广武将军石无讳原本受命防守柏谷坞更东边的巩城（今河南巩义市西南），才走到石关（今河南偃师市西），听说晋军将至，便仓皇逃回洛阳。晋军因此不战而拿下巩城，继续前进，抵达柏谷坞。
负责攻击柏谷坞的晋军将领是王镇恶的部将，多谋善战的龙骧司马毛德祖，刘宋王朝的名将之一。赵玄率领他那可怜的一千多人拼死抵抗，但因实力悬殊，而且对手也不是吃素的，因此没打太长时间，后秦军队便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赵玄身受十几处创伤，奋力战死。没过几天，姚洸部署在洛阳外围的防御力量已或降或败，损失殆尽。
鲁迅先生说过，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英明神武”的光辉形象自然也属于美好事物之列，所以，当姚洸得知虎牢、巩县相继失守，赵玄又在柏谷坞战败阵亡的消息后，发现自己惨了！看来姚禹出的主意并不像计划中那么完美，姚洸忙派人去找这位心腹，探讨一下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收拾烂摊子。谁知找来找去，那几位平日总绕在自己身边，马屁精湛的属下们，此时全不见了踪影，原来这几位卧底任务完成，早已悄悄潜出洛阳城，投奔檀道济去了。
十月二十日，檀道济所率的晋军抵达洛阳城外，两天后，走投无路的姚洸开城投降，晋朝故都在被后秦占领十七年后，再次被收复！
与洛阳一同落入晋军手中的还有四千多后秦俘虏。此时，有人向檀道济提出一条很对当今不少愤青胃口的建议，把这四千俘虏全部坑杀，然后将尸体堆积在一起，外面再盖上浅浅一层土，筑成小山。这种用尸体堆成的人工小山当时称之为“京观”，用于夸耀武功，意义和西方的凯旋门差不多，只是多了点野蛮，少了点美观。赫连勃勃就很喜欢这种“纪念碑”，时时修建。
但善战者不一定是好战者，更不见得就是杀人狂。檀道济认为洛阳已下，这种多余的杀戮有害无益，便堂堂正正地回答说：“所谓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正要在今天体现！”随后将这些被俘的后秦士兵全部释放，遣送他们回家。河南一带民众，不论胡人还是汉人，对晋军这一举动都心悦诚服，纷纷归附。
而姚泓派来的援军阎生率部至新安，姚益男率部前进到湖城，听说洛阳已被晋军攻克，都不敢再前进。
刘裕制定的第一阶段战略目标，只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已基本完成。
【一位“皇帝”的诞生与覆灭】
洛阳失守，关东沦陷，这对已处在四面楚歌中的后秦帝国来说，自然是不能再坏的坏消息，不过，在后秦的高层首脑中，也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震惊和悲痛。比如坐镇蒲阪掌控河东的后秦并州牧姚懿就很有些“辩证唯物”的理论水平，很快便从“塞翁失马”中，发现了“焉知非福”。
大哥即位才不到一年，已经把父皇留下的疆土丢失了近一半，这已经充分证明了当今皇上的不称职。虽然皇帝这个职业极少有引咎辞职的例子，但这样重大的失败毫无疑问会极大打击国家元首的威信，降低统治基础，从而为新君主的出台创造有利条件。
当然，这些道理有点复杂，也不是姚懿一时就能想清楚弄明白的，他的理论水平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大的进步，还多亏了一位精神与行动上的导师——他的属下司马孙畅。
孙军师给他指出的行动计划分两步。
第一步，在大哥丧失威信的时候，尽全力收买人心，以造成和当今皇上的鲜明对比，取得民意基础。
第二步，以“众望所归”之势，发兵突袭关中，诛杀姚绍，废黜姚泓，正大位于长安！
听到如此“精密”的计划，展望如此“美好”的前景，姚懿激动得猪血沸腾！于是，这位几年前曾在众士卒面前流泪演忠贞，誓死捍卫大哥继承权的亲王彻底原形毕露。他闻之大悦，决定予以采纳，至于能不能成功以及就算成功又能在宝座上坐几天，那就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如何能够最快地收买人心呢？姚懿想到了一条捷径——开仓放粮！怎么看这都是个“好主意”。很多前辈在夺权前都用过这一招，效果挺好的。当然，与那些例子相比，也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此时的后秦河东地区并未遭遇饥荒。
后秦并州地方政府这次过分慷慨的社会福利活动，很快引起姚懿两位属下的劝阻。左常侍张敞、侍郎左雅对姚懿说：“论亲，殿下是当今皇上的同母弟，论职，您身居地方大员，分陕之重，与国家可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当年汉朝能够平定七国之乱，多亏了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而今，吴寇（指晋军）大举入侵，已经有四个州的土地沦陷（即后秦的徐州，首府项城向檀道济投降；兖州，首府仓垣向沈林子投降；豫州，首府洛阳为王镇恶、檀道济军攻占；荆州，首府上洛为沈田子军攻占），西边的戎虏（指赫连勃勃等）又时时扰边，国家在秦、凉二州都遭遇了挫败，朝廷面临的危险如同高高累在一起的鸡蛋！这正是需要诸侯勤王效死的时候，殿下您不但不学学刘武为国分忧，反而无故放粮，虚耗国库！要知道，粮食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您这么做，究竟想要干什么？又怎么向朝廷交代？”
姚懿听了自然大怒，但二人的质问又让他无可辩驳，于是便搬出历代暴君能够无理走遍天下的最强必杀技：将二人绑起来，用皮鞭活活抽死！
又放粮，又杀人，姚懿把本该小心保密的造反准备事业干得过分轰轰烈烈，他大哥姚泓想不知道都不可能了。无可奈何之下，姚泓只得将叔父姚绍找来，密商对策。
和这些侄子比起来，姚绍的智商要高得多了，他一眼便看穿了那位并州牧的底牌：“姚懿一向愚昧无知，见识浅陋，自己没什么主见。现在给他出这些坏主意的人一定是孙畅。朝廷可以马上下旨，征召孙畅入京，断其奸谋，同时再派抚军将军姚赞进驻陕城（今河南陕县），威胁其侧背，老臣我则赶往潼关节制诸军。孙畅如果接受征召最好，我就集合姚懿的河东部队共同东进，抵御晋军；如果他们拒不从命，则我立即公开他们的罪行，就近出兵讨伐！”
姚泓听罢，欣慰地说：“叔父的话，真是挽救国家社稷的最好办法了！”于是便派遣姚赞和冠军将军司马国璠、建义将军蛇玄率军进驻陕津，武卫将军姚驴率军防守潼关。
很快，姚懿便接到了关于将孙畅调往长安工作的人事命令，也得知政府军正向陕津、潼关一带集结，叔父姚绍正在赶来的消息。显然，突袭关中的计划已经变得不现实，姚懿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放弃野心，老老实实效忠于大哥；要么铤而走险，立即开始成功率已极低的叛乱。
在七十八年前，靠政变上台的成汉之主李寿想过一把皇帝瘾，让巫师一占卜，算出有数年天子命。他的属下大臣解思明反问他：“做数年天子难道比得上做百世诸侯？”谁知李寿竟然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哪怕能做一天皇帝也值了。”如今的姚懿也是这么想的。因此他没有一点儿犹豫，立即发动叛乱，在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当时是后秦并州的首府）称帝，并向自己管辖的河东各郡县发布文告，征兵调粮。
后秦在河东地区的军队主要有两支：一支由姚懿亲自统辖，驻扎于蒲阪；另一支由宁东将军姚成都指挥，驻防于匈奴堡（在今山西省临汾市境内）。姚成都是后秦军中的一员猛将，在正常情况下，他是姚懿的下属，要服从姚懿指挥，不过，对于造反这种非正常指令，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