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歌戏马台】
自从出道以来，刘裕给人的印象就是擅长打硬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喜欢摘桃子。这株桃树虽然不是他种的，但为了让桃子成熟他也是施过肥的，没理由让赫连勃勃那些人给摘了去。于是，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也就是在姚兴去世半年之后，刘裕的各项准备工作差不多已经就绪，可以对北方一试身手了。
和以往的出征一样，刘裕这次的准备也是分两方面进行的，首先仍是对内。大军出征，后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保证后方政局的稳定和安全则更不可少，否则家里起火，前方还能打仗吗？世上没有无根之树，江南是刘裕的根基所在，不能不用心打点。
尽管此时所有看得见的朝中反对派都已被刘裕铲除了，但大权在握的刘太尉依然非常小心。这大概是与他自己的发迹史有关：刘裕就是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揭竿而起，推翻桓玄，成为东晋政坛第一人的。以己度人，谁敢说像当年自己一样跃跃欲试的人如今就不会有？因此不管多谨慎都是没错的！何况现在因不满他低下的出身、不满他强硬的政策、不满他飞扬跋扈，而在暗中对他敢怒不敢言者还大有人在。刘裕对此心知肚明，要不然讨伐司马休之时，怎么会平白冒出那么多叛军？
所以，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按照先安内后攘外的原则，刘裕先给刚满十岁的长子刘义符封了一大串官衔：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成为京城名义上的留守最高长官。刘义符只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孩子，当然做不了大多数成年人都不见得能干好的复杂工作，所以实际留在朝中管事的人是刘裕最忠实的老部下刘穆之，他也被加授为尚书左仆射兼中军府军司，住进东府，全权处理朝廷内外政事。
刘穆之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此时他对内总管各种政务，对外供应北伐大军的粮草军需，事务极为繁重。按史书的记载，刘穆之能够同时阅读上报的文件，书写批示回复，听着一个下属的汇报，还能与另一个下属讨论实施方案，一心四用，而且从不会混淆错乱！不过，这种服务器式的工作量，不管放在谁的身上都是超负荷运转，不可能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不聪明的人也能看出来，所以刘裕属下的咨议参军张劭曾悄悄对刘裕说：“人的生命其实很脆弱，必须考虑长远。刘穆之万一过世，谁能接替他的工作？”
于是，刘裕把老同事徐羡之任命为太尉左司马，担任刘穆之的副手。除此之外，刘裕命自己一手提拔的左将军朱龄石负责戍卫宫禁；刘裕从母之子刘怀慎，沾刘裕报恩的光，已经成为徐州刺史，此时被刘裕调任京都警卫；还有亲信扬州别驾张裕暂时替自己代理扬州牧职务。总之，刘裕在中央上上下下的要害位置上全换上了自己信得过的人。
刘裕有信得过的人，自然更有信不过的人，其中以晋安帝的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为最。说句实在话，司马德文够规矩了，从没给刘裕找过麻烦，比司马休之还要安分，手中又无兵无粮，本不该享受这一待遇的。但谁让司马德文是皇帝的弟弟，整天在皇帝身边（司马德文是安帝司马德宗的大保姆，一直照顾吃喝都不能自理的白痴哥哥），而且智商又很正常。这样的人即使没有异心，也很容易成为有异心者的工具，何况刘裕又怎么会相信司马德文能心甘情愿坐等晋朝灭亡？自己这次要远离建康，在傻皇帝身边有这么一颗定时炸弹，能放心吗？
隐患很快就暂时排除了。三月，司马德文上表，请求随同大军北上，前往洛阳祭扫皇家祖陵。换句话说，就是司马德文将乖乖地置身于刘裕的亲自监视之下，甘当人质，绝无二心。至于司马德文这个请求的由来，是他太善解人意，主动要求以避祸，还是刘裕暗中派人唆使，他不敢不来，就不得而知了。
大军即将出征前，正好宁州（大致在今天云南）派人进献琥珀枕，刘裕得之大喜。按中医的说法，琥珀性味甘平，有镇静、利尿、活血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惊风、癫痫、心悸、失眠（这大概就是用琥珀做枕头的原因），因能活血，也可治疗刀箭伤。于是，刘裕命令将琥珀枕捣碎，分赐给北征将士。
一个再大的枕头，捣碎了也不会有几斤重，假如要平均分给数量庞大的出征将士，每名兵士能分到的数量，恐怕得用放大镜才能观察得到。所以这个枕头在军医疗保障方面所作的贡献是相当的有限，但刘裕却通过此事，在士兵中再次树立了不爱财宝爱将士的良好声誉。
做好朝廷的人事安排后，刘裕在一大批文武阁僚簇拥之下，从建康出发，于九月初进驻北伐大本营彭城（今江苏徐州）。因为彭城是刘裕的祖籍，此行也颇有当年高祖还乡唱大风的风采。
九月初九，正是重阳佳节，在中国古代，有登高远望的习俗。刘裕便与谢晦、孔靖、谢灵运等一百余同行文武，登上城南的南山（今称户部山）戏马台，置酒高歌。戏马台，原为西楚霸王项羽所建，以“因山为台，以观战马”而得名，号称“徐州第一胜迹”。其台“高十仞（约184米），广袤百步”，在一马平川的淮北平原颇为难得，正是“欲穷千里目”的绝佳去处。
上得台来，迎着清爽的秋风，已经五十三岁的刘裕举目西望，不见沦陷已久的中原故土袅袅炊烟，但见威武雄壮的北伐大军猎猎旌旗！想着这必将载入史册的时刻，刘裕兴致大发，一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充斥胸膛，可惜他没有曹孟德的文采，自己横槊虽然拿手，却没有本事赋诗，便让谢晦代替他当场挥毫，诉说此行必胜的豪情，随后，众人纷纷赋诗相唱和，文华集一时之盛（从此之后，聚会赋诗便成了重阳习俗之一）。在这些诗作中，不乏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的佳作，但最能体现刘裕此时心情的，还是谢晦的五言绝句：
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
华阳有逸骥，桃林无伏轮！
就在谢晦赋诗书壮志，刘裕放歌戏马台之时，他所布置的各路北伐兵马，已在大批北府名将率领之下，挥师杀入了后秦疆域，开始了“却清河洛尘”的征途。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义熙北伐”。这次北伐虽然没有获得最后的成功，但仍是在朱元璋之前，中国历史上成就最大的一次北伐。也正因如此，刘裕所取得的业绩，在此后数百年间，都不断激励着华夏英雄志士们不懈进取！
【七路兴师】
刘裕第二次北伐的各路兵马是在八月中旬从彭城、寿阳、襄阳及巴蜀等数个地点分别出发的。这次用兵是东晋建国以来，第一次真正倾全国之力发动的战争，声势远比七年前征伐南燕要浩大得多。晋军在东临齐鲁、西至秦岭的千里战线上，从东到西排开了七路大军，齐头并进。
第一路是北伐主力之一，由老将冀州刺史王仲德为前锋，刘裕本人为其后继，从彭城出发，沿泗水入清水、济水，至巨野泽，然后开通巨野泽与黄河间的人工运河（即当年桓温北伐前燕时开凿的“桓公渎”）进入黄河，控制黄河水道，然后沿河西上，指向洛阳。这路大军的行军路线与当年桓温伐燕路线基本相同，不同点在于刘裕伐后秦时，淮北和齐鲁之地早已为晋朝占有，已成为晋军可靠的后方基地，在补给上远较桓温优越。
第二路由建武将军沈林子和刘裕的族弟彭城内史刘遵考指挥，也从彭城出发，沿汴水西上，经荥阳过石门入黄河，与第一路汇合西进洛阳。
第三路为北伐军陆路主力，由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指挥，从寿阳出师，沿颍水、汝水北上，进取许昌、洛阳。
第四路由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指挥，从襄阳向东北前进，越南阳直抵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
第五路由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指挥，出襄阳沿丹水而上，经武关入关中。这路军队的兵力不同史书的记载，差异很大，《宋书·自序》中称只有数百人，而《晋书·姚泓载记》称有一万人。以沈田子的级别，虽然执行的是疑兵作战，只带数百人也太少了，而且沈田子是《宋书》作者沈约的伯祖，不排除沈约有夸大祖先功绩的嫌疑，《晋书》的记载可能更接近事实。这一路的任务是虚张声势，在长安东南面制造压力。
第六路由别将姚珍率数千人经汉中，入子午谷，从南面威胁长安。
第七路由别将窦霸率数千人假道仇池，入骆谷，从西南面威胁长安。
这七路军队按其承担的任务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两组：
前四路大军实力较强，所经过的大道平坦易行，且大多有水道可依，后勤补给比较方便，是北伐的主攻力量。从地图上看，他们的进军线路就像一把倒置的巨大折扇，后秦与东晋的东部边界就像弧形的扇沿，四路大军像四条扇骨，大军席卷而过的河南就像广阔的扇面。扇骨越向上，彼此的位置越靠拢，最后在扇柄根部洛阳汇合，攻占洛阳，完成第一阶段目标。
后三路军队行进的路线多为高山深谷，行军和补给均不容易，并且狭窄的地形也使人多的优势难以体现，所以刘裕给他们配备的兵力都比较少（三路合计应不足两万），只是作为牵制性的疑兵使用，特别是姚珍和窦霸两路，因为兵少将微，又没什么显著战果，一般讲述刘裕北伐的文章中，干脆就把他们给省略了。他们的任务是制造大军威逼关中的假象，让后秦军主力不敢东出潼关，救援洛阳，从而为前四路大军的胜利创造良好条件。七路大军的总兵力，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在十万以上，二十万以下。
【势如破竹】
由于后秦在关东的防御力量确实很薄弱，晋军东面的几路大军攻入后秦后进展顺利，如入无人之境。
其中攻势最犀利的要算王镇恶、檀道济指挥的颍水和汝水方面军。才刚刚进入后秦境内，后秦将领王苟生便献出漆丘城（今河南商丘东北），向王镇恶投降。稍后，后秦徐州刺史姚掌也献出项城（今河南沈丘县一带）向檀道济投降。有了这两位榜样的示范，后秦河南各地的守臣纷纷效仿，晋军兵不血刃，连克多城。之所以会如此容易，自然有后秦兵弱的原因，恐怕也有晋军间谍策反的功效。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后秦守将都是软骨头，新蔡（今河南新蔡）太守董遵便坚守不降，但他的力量毕竟太微弱了，新蔡城很快被檀道济攻破，董遵被生擒。这位董太守大概是位学究型干部，被擒之后大声喝问檀道济：“古代的圣王仗义伐国，都待国士以礼，你们为什么要兴无名之师，待国士以非礼！”檀道济为了杀一儆百，给抵抗者树立一个反面典型，也不和他啰唆，立即让手下人大刀一挥，送他去见古代的圣王。随后檀道济乘胜进军，轻取许昌，俘获了后秦的颍川太守姚垣和大将杨业。
在王镇恶与檀道济部的北边，沿汴水西进的沈林子、刘遵考部进展也很顺利。入后秦境内不久，襄邑（今河南睢县，慕容垂败桓温之地）的地方大土豪董神虎聚众一千余人响应晋军，沈林子便以董神虎部为向导，合兵攻克仓垣（今河南开封北），后秦的兖州刺史韦华投降。
在更北边，王仲德所率的晋军水师从巨野泽进入黄河，溯流而上，前方便是黄河边上的重镇滑台（今河南滑县，当时地处黄河南岸，因黄河改道，今天已在黄河之北）。
滑台曾为翟魏都城，慕容垂灭翟魏时并入后燕，北魏南下攻后燕时，滑台部分守将乘主帅慕容德出征之机，叛降北魏，此地便归北魏所有。因为拓跋珪当时无心经营河南，滑台就成了北魏在黄河以南的唯一据点。北魏占有滑台，就等于在黄河河道上设置了一道随时可以关闭的闸门，给晋军利用黄河河道运兵和运粮造成很大的威胁。
这本来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因为此时刘裕的战略方针是尽量争取北魏保持中立，避免两线作战，但只要东面主攻的四路晋军按计划在洛阳会师，其对后勤补给的需求必然大增，黄河水道自然就成为晋军最主要的补给线，它的运输效率不是其他水陆通道可以代替的。因此对于滑台，晋军真是攻也不好，不攻也不好。
谁知人运气好的时候，撞到头的都是肉包子。北魏滑台守将兖州刺史尉建慑于晋军的强大声势，吓得弃城北逃，使得晋军不费吹灰之力意外拿下滑台。王仲德得了便宜之后，顺便又卖了一个不值钱的人情，向北魏宣布说：“我们本来打算用七万匹绢布的价钱向你们借道，没想到你们这么好客，连钱也不收就把道让给我们了！”
北魏的开国之君一代雄主拓跋珪已于七年前逝世，现在的当家人是二十四岁的拓跋嗣，这个年纪相当于刘裕儿子辈的北魏最高领导人还是有脾气的。当他得知这个让北魏大丢面子的事件后，没法不大怒，便派刚刚在平定并州叛乱中立下功勋的相州刺史叔孙建与将军公孙表前往南方与晋军交涉。
所谓交涉，当然不是晋魏两国代表找一个国宾馆或是五星级酒店，然后宾主双方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看法。
叔孙建与公孙表率领大军从河内气势汹汹地开到枋头，随即又派兵渡过黄河，就在滑台城下，当着城上晋军将士的面将“过分好客”的尉建斩首，投尸黄河，以向晋军示威，然后再派人质问王仲德侵犯边境的原因。王仲德把原先说过的理由加上“清扫山陵”之类的借口又向北魏使者忽悠了一番，把皮球软软地踢了回去。不过拓跋嗣不肯罢休，又派叔孙建前往彭城质问刘裕。
为一件事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这种任务的难度对于著名政坛老千刘裕来说，实在太小儿科了，他很光明正大地回答叔孙建说：“第一、洛阳是晋国的故都，已经被羌人侵占很久了，我们必须收回。第二、我国历代先皇的陵墓长期沦落异国，无人清扫，我们早就计划重新修整祭祀。第三、桓氏宗族、司马休之父子、鲁宗之父子等我国的败类逃到北方之后，后秦不但不遣返，还将他们收留，甚至还给予资助，成为我国的隐患。因此，我大晋如今兴兵讨伐羌人，实属理直气壮的正义之举！只是在讨伐过程中，我们需要暂借魏国的道路通行一下，并不敢破坏我们之间的传统友谊。”
应该说，刘裕这番话算得上有理有据，不卑不亢，也给足了北魏面子，拓跋嗣有了台阶下，暂时也就没做进一步的反应，叔孙建、公孙表所率的军队又全部退回了黄河北岸，王仲德部得以安然通过黄河水道。
当然，刘裕的习惯是只遵守对自己有利的承诺，说话并不都算话，比如他借滑台，就和刘备借荆州差不多，甚至更跩一点。终刘裕之世，滑台一直被南朝“暂借”，北魏始终没敢派人来索还。
【找死与等死】
虽然一般来说，多数皇帝都更喜欢听好消息，下级官员们一般也能体察上意，报喜不报忧，但除非是灯笼，否则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晋军大举北上，关东各城纷纷失守的情况，不久还是无可奈何地传到了长安，摆上了后秦主姚泓的办公桌。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后秦中央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几位核心人物为救亡图存的大计，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