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个计划就是由刘裕和朱龄石共同制定的，刘裕又何必故弄玄虚，使用什么锦囊呢？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这个计划成败的关键在于保密，一旦让谯蜀的人知道就一文不值了，所以计划正式实施前，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二是为什么不让朱龄石自己下令？因为朱龄石资历尚浅，恐不足以服众，如副将中臧熹的官位就比他高。让朱龄石下令，部将中万一有人不服从事情就麻烦了。如果是刘裕本人下达命令，则不可能有人不服。
果然，一切都按刘裕的计划发展：征蜀大军顺顺当当地兵分三路，各自进军。谯纵在得知晋军大举西征后，很听话地将谯蜀头号大将谯道福率领的蜀军主力派往涪城（今四川三台县北），抵挡沿内水而来的“晋军主力”。 “敌情不太严重” 的中水和外水，都派了小股部队驻防：由谯蜀开国元勋当初把谯纵绑上轿子的前将军侯晖、率尚书仆射谯诜驻防于彭模（《晋书》称平模，今四川彭山县东），大将军谯抚之防守牛鞞（今四川简阳县西），将军谯小苟把守要塞，布置完毕，只待晋军。与上次抵御刘敬宣时相比，谯蜀这次处境要糟糕得多，由于去年地处谯蜀与后秦之间的仇池杨氏与后秦闹翻，受仇池阻隔，一向对谯蜀关爱有加的后秦这次没有出兵来救。一切只能靠自己了，但一个受惯了干爹保护的干儿子真有自保的能力吗？
进入四川盆地后，大概因为路好走，晋军行动马上变快了，朱龄石率领的晋军主力很快就推进到彭模。彭模紧邻岷江，分成南北两城，侯晖早已在此连营固守，其中北城地势较险，兵力也比较雄厚，而南城较薄弱。此时天气已经非常炎热，晋军长途跋涉，十分疲惫，朱龄石一时犯糊涂，便与刘钟商议：是否让士卒先停驻休息，养精蓄锐，等探明蜀军的薄弱处再进攻。
刘钟听罢，明确反对说：“这次行动扬言以大军出内水，让谯道福不敢离开涪城，我军才得以出其不意，打到彭模。蜀军想不到我们突然到达，防备松懈，都已吓破胆，打败他们并不难。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进攻，让蜀军识破我军的真实意图，谯道福必然率涪城之师来增援，到那个时候，敌军人心安定，良将又已经赶到，再想一举攻破彭模就不容易了。而且我军长途远征，粮草供应困难，敌军若坚守不战，让我军求战不能，又无法长期维持，两万大军搞不好都要当蜀人的俘虏！”
朱龄石毕竟是有良将素质的，要不然也不会被刘裕看中了，听罢后立即猛醒：伐蜀必须速战速决，没有拖的本钱。于是他立即下令进攻，此时众将多认为应该先易后难，先攻彭模南城，但朱龄石认为，先克南城，不足以威慑北城，而打下北城，南城可不攻而下，所以不接受众将意见，下令进攻北城。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七月，朱龄石率刘钟、蒯恩等大将猛攻彭模北城，因为蜀军兵力本处下风，士气不振，又乏良将，战斗从早上打到晚上，谯蜀军队大败。包括侯晖、谯诜在内的十五员大将被斩，彭模北城被攻破。南城守军见北城失守，完全丧失了守城勇气，逃得一个不剩，南城随后也被晋军占领。彭模之战取胜后，通往成都的大道已经完全敞开，朱龄石命全军弃船登岸，向着谯蜀的政治中心疾进。
与此同时，出中水的晋军虽因主将臧熹突染重病，改由副手朱林指挥，但行动一点也没受到影响，连续击败谯抚之和谯小苟，推进到广汉。
蜀王谯纵接到外水和中水的军报，得知晋军已经迫近成都，吓得目瞪口呆。他从来就不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当初可能是老天爷喝醉了酒开的玩笑，各种机缘巧合，让无识无能无胆的谯参军摇身一变成了开国之君。可惜时光已过去八年，就算按《西游记》的计时理论，天上也过去八天了，老天爷酒醒了，玩笑该结束了。
盘算一阵之后，谯纵发现自己只剩下一招“走为上”好像还行得通，赶在晋军到达之前开溜，目标：投奔涪城的谯道福。逃出成都后的谯纵并没有一个劲向涪城跑，他大概也知道此行幸免的机会不大，所以先到谯家祖坟拜别祖先。谯纵的一个女儿很现实地对他说：“国势如此，父亲逃到哪里能免一死？只不过徒增羞辱罢了。与其被当做后世的笑柄，不如死在先人的陵前。”这道理谯纵不是不明白，但知易行难啊。自杀？怕痛！好死不如赖活着，能逃且逃吧。于是谯纵又逃了，他女儿比他有骨气，从容自尽于陵前。
再说防守涪城的谯道福得知彭模失守的消息，急忙抽出五千精兵，亲自带队火速驰援成都。谁知刚走到半路，正好与逃命的谯纵迎路相遇。一看谯纵那副狼狈样，不猜也知道原因了，气得大骂主君：“大丈夫难得有这样一份基业，你这么轻易就把它扔掉了，还想逃往哪儿去？人谁没有一死？没见过怕死怕成你这副德性的！”
谯道福越说越气，拔剑向谯纵掷去，正中谯纵马鞍，昔日的部下此时反目，把蜀王吓得只好又逃。但他身边的人也不是傻瓜，既然连谯道福都不保他了，还跟着他干什么？谯纵跑出不远，随从已全部走散，只剩下他单身一人，谯纵终于感到了彻底的绝望。比起被抓住之后受刑而死，还是上吊的痛苦少一点，经过对比，蜀王选择了自己的驾崩方式，虽然落魄，但一根结实的绳子还是不难找的。当谯纵将自己的脑袋伸进绳套时，也许还在想：都怪该死的侯晖，当初要是我再坚持一下，不当这个蜀王就好了……
赶跑了谯纵的谯道福并没有气馁，他比蜀王要有魄力，还想再拼一下，爱拼才会赢么。首先，谯道福把全体士兵召集起来，向他们灌输必胜信念：“我平日里厚待你们，正是为了今天！蜀国是存是亡，主要得看我谯道福，和蜀王没多大关系。如今我还活着，足以与晋军一战。”其次，做完了思想工作，再进行物质奖励，谯道福把库府中所有财物都拿了出来，全部赏给士兵。
如果是在光荣的战略游戏中，又是精神鼓励，又大把地撒银子，军队早该士气高涨，跃跃欲试了。可惜他的部下不是游戏中的NPC，都是些聪明人，个个精得跟贼似的，知道谯蜀已经亡国了，犯不着跟谯道福去自寻死路。所以领赏赐的时候人人一脸忠义，等财物一到手，全都一哄而散，只留下谯道福一个光杆司令。谯司令好不容易才合上惊愕的嘴巴，原来自己比谯纵也强不到哪儿去，事已至此，只好选择逃跑了。
但就像谯纵的女儿早就说过的，还能逃到哪里？不久谯纵的尸体被巴西人王志发现，给砍下了头送往成都。谯道福在逃亡途中被当地人生擒，被朱龄石斩于军营大门之外。至此，刘裕的战略规划获得重大成功，立国八年的谯蜀灭亡，巴蜀之地回到了晋朝版图。
【义熙土断】
再说自刘毅和诸葛长民被先后铲除，刘裕在朝中已不存在强有力的政敌，地位如日中天，可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刘裕已经可以将自己的一些重大治国理念由构想升级为实际行动。于是，就有了著名的“义熙土断”。
何谓土断，又为什么要土断？要解释这个看起来很晦涩的名词，就不得不向前推，回到百余年前大乱的开端。从西晋中后期的“八王之乱”开始，无休止的战乱和仇杀就席卷了中国北方，同时代的南方相对要和平安宁一些，因此为数众多的北方民众为躲避战祸，纷纷迁往南方，寻求新的安身之地，成为所谓的侨人。
因为侨人的南迁大部分是自发的行动，并无统一规划，所以到达南方的侨人一部分有相对集中的聚居点，更多的则是分散而居，“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在南方重新立国的东晋政府为了管理侨人，实行了一国两制，设置了大批没有实土的侨置州、郡、县，后期部分侨置州、郡、县有了实土，但一般都比较小。侨人分散而居就使得侨置机构格外多，侨州与所属的侨郡、侨郡与所属的侨县往往并不在一处，甚至相隔很远，彼此不相连。
就拿京口所在的晋陵郡来说，最夸张的时候同时设六个州的十多个郡政府和六十多个县政府！一个县长的管辖范围就和今天一个居委会大妈的管辖范围差不多，而且这些“居委会”往往还是分散成好多个小据点的。
比如，你是一个东晋人，家住京口某条小巷，对门的张三是A郡人，隔壁的李四是B郡人，巷子口的王五是C郡人，各自听命的大老爷不是一个人。要是某天巷子里发生纠纷：张三和李四打架，误伤王五，处理起来可就麻烦了，得惊动ABC三位市长，到时候为了解决谁说了算的问题都能让人烦死，推诿扯皮肯定是少不了的。
晋王朝对侨人与南方当地人实行的是区别管理，两者享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例如使用的户籍资料就不一样，记录当地人资料的是政府的正式户籍，为了防止虫蛀，所使用的纸张都用特殊药物处理过，呈黄色，所以叫做“黄籍”。而记录侨人资料的是临时户籍，使用没有经过处理的白纸，叫做“白籍”（当然，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并非所有北方流民都入白籍，也并非所有南方人都入黄籍）。和今天大不一样的是，当时临时户口比正式户口好，因为临时户口的侨人可以享受免税和免劳役特权，而有正式户口的人就要老老实实地交粮纳税出苦力！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既然侨人已经把家搬到南方，那让他们直接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不就行了，何必再叠床架屋另设机构，难道还嫌行政效率不够低下？而且为什么要给侨人提供免税特权，嫌国家财政不够困难？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是存在的事物就一定在某方面有合理性，不管在其他方面看起来是多么荒谬。我们知道，水总是往低处流的。同样，由于利益引力的引导，人也总希望向高处走。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事件，只要用这条线索去追查，基本上都能找到原因。我们用刑侦学上通过受益人查找嫌疑人的方法，看一下谁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毫无疑问是侨人。
查阅一下史书就会发现，侨人尽管是战争难民，但在南方并不是弱势群体！中国在唐宋以前，北方的经济文化水平一直高于南方，而且北方的侨人往往是以武装集团的形式涌入南方，对南方土著有从文化到武力的全方位优势，这一点只要看看东晋政坛就一目了然：司马皇族本身就是北方人，东晋的一流大士族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全是侨人，东晋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侨人集团在联合与对抗中共同执政的历史。南方原有的土著大族，如顾、陆、朱、张等家族，在东晋历史上从未挤入中央决策层。
既然东晋政府是由侨人说了算，那出台的政策自然就要优待侨人。就拿针对侨人的免税政策来说，台面上的原因是侨人背井离乡，生活困难，需要优待；而台面下的原因则是东晋各位中央首长们给自身侨人小集团提供的福利，属于“正大光明”的以权谋私。
这样，侨置郡县大量涌现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既有台面上的原因：一、朝廷虽然已偏安半壁，但正统不可失，保留北方郡县的编制显示收复失地的决心永不动摇！二、侨人虽移居他乡，但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在战乱前基本上都比移居地发达，存有郡望门第、地域乡里等观念，普遍希望保留自己的原籍，就像当年上海知青到云南，仍希望保留自己的上海户口一样。台面下的原因是：一、有这么多从北方来的侨人干部，如果不设置侨郡、侨县，怎么安置？难不成让人家在洛阳时的省部级干部，忠肝义胆地带着北方流民南下投奔朝廷，到建康后只能在县团级上混？二、下层侨人往往成为大士族的私人部曲，设置了侨郡、侨县，才能方便地将侨人与当地人分开，有利于保护北来士族们的利益。总之，大家都是侨人，帮别人也是帮自己，有官一起做嘛。
“人人平等”之所以在大多数时代都是一句不可能实现的空话，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活动能量从来都不是相同的。因此不论古今中外，多数时候国家出台的各种政令，总会不可避免地向权势集团倾斜。于是，侨置州郡县和侨人优待政策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权势集团的利益毕竟是两回事，晋朝的侨人政策在为各大士族及侨人谋福利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国家实力：一、大量免税、免役的侨人使得国家收入大减；二、这种复杂零乱的管理方式一方面使得行政效率低下，一方面也易使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增加了大量不必要的开支；三、由于纳税人减少，国家就必须从更少的羊身上剪下更多的羊毛，从而大大加重了侨人以外普通民众的负担；四、因为有了鲜明的对比，负担缴税的当地人往往想方设法逃亡，然后去弄一份临时户口，混入侨人行列，从而使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加强。严峻的现实渐渐展现在东晋掌权诸公面前：这样的状况能永远持续下去吗？放任不管会不会导致亡国？而国如果不存，让北方胡人吞并的话，士族们在南方营造的私人乐土又如何能够保持？
因此，东晋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尽管他们大部分也是侨人）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土断政策。土断，简单来说，就是省并或取消侨州郡县，让侨人以其定居之处为准，编入国家正式户籍，取消原先的优待。显而易见，严格执行土断将伤害到大部分既得利益集团，要让他们挥刀自宫，不可能不招致或明或暗的反抗，如果中央没有足够的强力推行，只会沦为轰轰烈烈地走过场。
所以，在东晋和南朝历史上，尽管有记载的土断改革达十次之多，但真正收到显著效果的仅有两次：一次是由刘裕之前，东晋的最强权臣大司马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另一次便是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刘裕正式向晋安帝上了一道重要的表章：“当年大司马桓温说过，‘民众如果没有固定的根本，对国家的治理伤害极深’，所以他制定了庚戌诏书，规定按现时居住地确定流民籍贯，分配土地，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一时之间，国富民强，多亏了这项政策。可自那以后，人亡政息，这项规定逐渐荒废，民众流离失所，户籍失真，使得王者的教化不能施于民间，百姓（指有正式户口的百姓）的负担沉重烦琐。臣身负国家的重任，对此现状深感耻辱。所以臣恳请恩准重新恢复庚戌土断的诏令，并督促各地严格执行，重现当年的强盛景象。”
接下来的表文内容，可以让每一个华夏男儿热血沸腾：“只要国力稍有恢复，臣当统领三军，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武，越过大江，跨过黄河！安抚九州，恢复故土！实现臣平生的志愿！”而且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绝不仅是说说而已。刘寄奴，真英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