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渗透是全面的、持久的。首先不少佛典本身就是文学意味很浓的作品。有的佛经叙事性非常突出，像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情节曲折动人。例如姚秦时鸠摩罗什翻译的《维摩诘经》，叙述的是维摩诘的故事。传说维摩诘是中印度毗舍离城的长者，佛陀释迦牟尼的在家弟子。他虽身在俗尘，然对大乘佛教教义的理解远在出家人之上。佛经说他常常称病，问是什么病，乃云：“以众生病，是故我病。”佛陀想派弟子前往探望，弟子们纷纷推托不敢前往。后来佛陀指派了弟子中最机敏的文殊师利菩萨去问疾，维摩诘乘此机会就与文殊师利讲论佛法，揭示空无等大乘义理。佛经采取问答形式，对话生动简练，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佛经中还有不少寓意性极强的经文，如罗什译的《妙法莲华经》卷2的《比喻品》中火宅之喻，可说是一则非常优美的寓言。经文将众生居住的尘世喻为大火熊熊的火宅，启发人们认清现实之苦，快快脱离火海。此外如《百喻经》、《楞严经》文学色彩也都很强。不能不提及的还有佛经中的诗歌。佛教初传时，佛经不少为诗歌体。有的是长篇颂赞，有的是偈语。即使在叙述式的佛经中，诗偈也比比皆是。这些诗偈音韵和谐，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流传。可以说，佛典的流传，不论在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形式方面，还是在文艺理论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唐代的说唱文学之一变文来自于佛教的“俗讲”。唐代的寺僧，为宣传佛教义理，使艰深的义理通俗化、大众化，往往采用既说又唱的形式吸引听众。这种形式称为俗讲。俗讲僧对佛经故事总是要加工再创作一番，以迎合听者的兴趣。加工过后的讲唱底本就是变文。这种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逐渐走向民间，变文的内容也由佛经故事发展为民间故事或历史上为人们崇敬的英雄人物事迹，从而形成了唐代民间文学的新样式——变文。佛教的俗讲还对后世的其他说唱文学如宋代的鼓子词，明清两代的宝卷、弹词等的形成也发生了直接的影响。
佛典的流传，还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并为后来的古典小说如《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词话》和《红楼梦》等提供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也为中国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和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佛教还丰富了古代文学批评的理论。例如佛教中的“言语断道”说、“顿悟”说、“妙悟”说、“现量”说和“境界”说等都被引进到对诗歌等文学创作的欣赏、评论之中。总之，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没有佛教，中国汉代以后的古代文学将是另一番面貌。
社会心理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潜在意识，是不见于文字表述的内在观念。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社会心理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非常之大。例如佛教带来的因果报应理论与中国传统的报应观念相融合就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灵震颤。人们一方面要对付现实中的种种困厄，另一方面又要为死后的命运而忧心忡忡，百般焦虑。即使是身居庙堂之上的封建统治者也如普通百姓一样，都面临如何使自己死后免于地狱之苦的问题。于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观念长期积淀在人们的心里。为了寻求好报，又形成了宽容、容忍、忍让、忍受甚至忍辱的心理状态。从某种角度说，因果报应说对人们的言行产生了巨大的约束力。中国传统观念认为，自己今生今世的寿夭祸福都与上辈乃至祖辈的善恶有关，而佛教说是与自己前世作业相关，人们现实的命运都是自身前世作善作恶的结果，从而推动了人们向善去恶心理的形成。又如佛教讲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利己利他、好善乐施、热心助人、同情贫弱，对人们心理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对其他教派或民间宗教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是在佛教刺激下产生了道教。道教理论贫乏，又想与佛教一争高低，就转而大量仿照佛经来编造道教的经典。如《洞玄灵宝太上真人问疾经》就来源于《法华经》。《太上灵宝元阳妙经》是根据《涅槃经》改编而成的。《太玄真一本际经》深受佛教《般若经》有关空论的影响。甚至在《道藏》中还有一些题目属于佛教的著作，如《昙鸾法师服气法》、《达摩大师住世留形内真妙用诀》等，明显地含有佛教的内容。还有一些道教的改革派，他们为了推动道教的发展，转而向佛教求援，大量吸收佛教教义。例如北魏的著名道士寇谦之，他在改革天师道时就引进了佛教的六道轮回说，并且还模仿佛教的仪轨和修行方式，提倡立坛宇、积功德、持戒、诵经等。南朝齐梁时的著名道士陶弘景，开创了道教的茅山宗。他主张佛道双修，亲受佛戒，建立佛、道二堂，轮番朝礼。金初王重阳创立全真道，他主张三教合一，把《道德经》和佛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及儒家的《孝经》同列为主要经典。这一切都说明佛教对道教的影响之大。
佛教对民间宗教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以来的民间宗教几乎都受到佛教的影响。举民间宗教中最大的白莲教来说，白莲教是南宋僧人慈昭（茅子元）在当时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立的新教派，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西方极乐世界，崇奉的主神是阿弥陀佛，拥有一大批有家室的职业教徒，称为白莲道人。在元代势力极强，又由于内部纷争，形成各种派别，到清代时，白莲教的支派已多达上百种。其中重要的支派有大乘教、弘扬教、黄天教、龙天教和无为教（罗祖教、罗教）等。这些教派成分复杂，宗旨不一，有的攀附上层统治者，有的与下层群众结合反对朝廷统治，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其实，白莲教的重要思想就渊源于佛教净土宗，很多方面是与净土宗相似的。
佛教对中国民俗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入的。首先是寺院的饮茶之风普及到了民间。由于坐禅的需要，唐代以后饮茶成了山寺僧人的重要生活内容。许多寺院自己种茶，自己焙制。名山、名茶、名刹几乎是三位一体。直至现在还被人们喜爱的碧螺春茶，原名水月茶，就是洞庭山水月院山僧首先制作的。乌龙茶的前身是福建武夷山的“武夷岩茶”，宋元以来以武夷寺僧焙制的最为闻名。唐代的陆羽虽然不是佛教徒，但一生来往于寺庙间，他遍游名山古刹，亲自采茶、制茶，总结了寺僧的茶道经验，写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有关茶的专著《茶经》。宋代著名的浙江余杭径山寺，经常举行茶宴，参加者不独有僧人，还有施主、香客。边品尝，边评比，称为“斗茶”。唐代的一些寺院还设有茶堂，专供禅僧研讨佛理以及招待来访的宾客。有的寺院在山门前设有“施茶僧”，为过往的香客、游人施放茶水。唐代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饮茶》中说：“（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段记载充分说明了寺院饮茶之风如何扩及民间的情况。
现在大家喜喝腊八粥的习俗，追究起来也与佛教有关。佛教把农历十二月初八这一天认作为佛祖释迦牟尼的成道日。自宋代开始，佛寺于是日向社会供应自制的糜粥。粥的原料除五谷杂粮外，还有红枣、杏仁、核仁、栗子、花生等，口味特殊，营养丰富。影响所及，从朝廷到地方喝腊八粥成风。所不同的是，民间喝腊八粥是庆祝五谷丰登，驱灾避邪，对于封建统治者则是另一番意义了。
佛教的节日名目繁多，对民俗影响不小，腊八节只是其一。再如民间的元宵灯节也是从佛教演化而来。佛教把火光视为佛的神威，认为灯火的照耀能现佛的光明，破人世的黑暗，摧众生的烦恼。所以把灯作为佛、菩萨像前必不可缺的供具。据说，释迦牟尼示现变神、降伏神魔这天正是东土的正月十五日。为纪念佛祖的恩德，于是日举行燃灯大法会以示佛法大明。在佛教的影响下，从唐代起，就盛行元宵灯节了。此外，现在傣族人辞旧迎新的泼水节，藏族地区的萨格达瓦节、转山节也都是受佛教节日影响而延续下来的。
上面我们简要地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制约和佛教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从这两种文化的交涉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看法呢？
第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代东方中印两大国家的两大文明体系，对人生、社会、宇宙等问题都作出了系统的、有深度的说明，这两大文化体系互有短长，旗鼓相当，当彼此产生交涉、相撞时，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采取相互选择的立场，寻找彼此认同的契合点，以适应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这是两种文化的历史选择，两种文化交涉的真正本质。
第二，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涉的基本形式是融合。显然两者有过某些思想冲突、斗争，但都不是主流，也不是经常性的。虽然有过最高统治者运用政治权力禁止佛教，但过后往往是佛教很快复苏和兴盛，只有唐武宗灭佛对佛教的打击沉重，但禅宗也更衍化出五家七宗。两种文化交涉的历史是彼此交涉融汇的历史，宋以后更形成两种文化合流的滔滔长河。历史表明，两种文化的融合，意味着新文化的创造。融合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也不是两种文化的简单凑合，而是双方的优劣高低的互补，是各方调整自我，也就是新整合、新创造。从思想层面考察，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结出了两大果实，创造了两种新的思想体系：禅宗和理学。禅宗是中国僧人在传统文化和思维定势即深层的民族心理的支配下，改造印度佛教的结果；理学则是儒学吸收和融合佛、道思想的新形态，而且禅宗的禅学与宋明理学也都是重视心性之学，它们的共通之处是很多的。
第三，在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两种文化，有的因素被肯定，有的因素被否定；有的因素影响、渗透对方，有的因素则被对方所否定、压倒，这其间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以下几点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是看是否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利益；二是能否更有效地满足社会不同类型人群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多层次的需要，包括对于生死的终极关怀等的心理需要；三是具有理论思维的高度、深度，能推动和深化人们对人生与宇宙的认识。看来具有其中一种条件的文化因素就能在融合中处于主动，占有优势，并产生强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