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勤于注疏创体，丰富中国佛教文库。浙江历来为人才荟萃之地，加之江南佛学一向偏重义理，因而浙江籍古代佛教学者大多勤于著述，注、疏、论、抄、记、传、志、录、偈，作品极为丰富，为汗牛充栋的中国佛教文库增添了不少新鲜的内容，并大大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据初步统计，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中有作品传世的有41人之多，留下书籍127部，卷数逾千。其中给后世佛教思想发展以一定影响的作品有：《高僧传》14卷，《涅槃义疏》10卷，慧皎著；《法华义疏》3卷，慧基著；《毗昙大义疏》十余万言，慧集著；《俱舍文疏》30余卷，《金刚般若经注》，《大庄严论》（译），《大庄严论文疏》30卷，《法华经缵述》10卷，慧净著；《般若经注》，僧旻著；《成实疏数》10卷，洪偃著；《三论文疏》，慧田著；《涅槃经疏》23卷，《观心论疏》5卷，《国清百录》4卷，《涅槃玄义》2卷，《天台八教大意》1卷，灌顶著；《华严经疏》60卷，《华严经随疏演义钞》90卷，《华严法界玄鉴》2卷，《三圣圆融观门》1卷，澄观著；《法华经科文》2卷，玄朗著；《宝镜三昧歌》，良价著；《宗门十规论》，文益著；《宗镜录》100卷，《万善同归集》3卷，延寿著；《续高僧传》30卷，《广弘明集》30卷，《释迦方志》2卷，《集古今佛道论衡》3卷，《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毗尼义钞》3卷，《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2卷，《四分律含注戒本疏》，道宣编或著；《大宋高僧传》30卷，《大宋僧史略》3卷，赞宁著；《楞严经疏》（后被称为《长水疏》）10卷，子璿著；《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少康和文谂合撰；《行事钞会正记》，《戒疏发挥记》，《业疏正源记》，《毗尼义钞辅要记》，允堪著；《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42卷，《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22卷，《四分律含注戒疏行宗记》21卷，《观无量寿佛经义疏》3卷，《阿弥陀经义疏》1卷，元照著；《止观义例》，《法华不妙》，《不二门科节》，义寂著；《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6卷，《金光明经文句记》12卷，《观音经玄义记》4卷，《观音经义疏记》4卷，知礼著；《贻谋钞》1卷，《首楞严经疏》10卷，《四十二章经注》1卷，《遗教经疏》2卷，《阿弥陀经疏》1卷，《涅槃经疏三德指归》20卷，智圆著；《涅槃经夹注》80卷，礼宗著；《四分律辅篇记》10卷，《金刚经义疏》7卷，玄俨著；《号呶子》10卷，《儒释交游传》，皎然著；《金刚集注》，《心经消灾经注》，《弥陀经句解》，性澄著；《四教仪经》，弘济著；《阿弥陀经集注》1卷，普智著等。这些著作中的僧传、开宗性著作和编纂古代思想斗争的论集，对于研究古代佛教史和古代思想史，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大力培养门徒，扩大佛教势力。僧（人）和佛、法一样，为佛教“三宝”之一，其数量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佛教实力的强弱和命运的兴衰。浙江古代佛教学者大都继承了带徒传法的传统，积极培养门徒，以承传灯火，扩大势力。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传法在百人以上者有十三人，在千人以上者有九人。如慧基传徒一千多人。子璿化众“几一千”。知礼门下“嗣法二十七人，入室四百七十八人，升堂一千人”（《佛祖统纪》卷12，《四明法智法师法嗣》），其中知名的有广智、神照、南屏。道宣传弟子“千百人，其亲度日大慈律师，授法者文纲等”（《宋高僧传》）。从慧稜出世者“不减一千五百众”（同上）。惟宽“度黑白众殆及百千万”，“门弟子殆千余，得法者三十九，入室受遗寄者曰义崇、圆照焉”（同上）。玄俨传法“殆出万人”（同上），“门人有法华、昙俊、崇默、龙兴、崇一、开元、智符、称心、崇义、香严、怀节、宝林、洪霈、觉引、灌顶”（同上）。传弟子最多者为慧约法师，据载“皇储以下，爱至王姬，道俗士庶，威希度晚，弟子著籍者凡四万八千人”（《续高僧传》）。
值得特别一书的是，有的佛教学者培养出了不少在中国佛教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比如，华严五祖、佛教哲学家宗密（780—841）为澄观门下四哲之一。良价传法曹山本寂（840—901），并和本寂共创曹洞宗。天台宗人德韶（891—972）曾受禅宗法眼宗鼻祖文益的深刻影响。天台宗十五祖义寂传法于朝鲜人义通，义通（927—988）后在中国敷扬天台教观近二十年，成为天台宗的一代祖师。唐代僧人、卓越的天文、历法学家一行（673—727）曾师事于天台宗人慧朗（662—725）。唐律宗僧人文纲（636—727）师承南山律师道宣，又传法于道岸（654—717）。唐诗僧皎然（？—约790）出自天台宗人守直（700—770）门下。这些弟子对推动佛教的发展，抬高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都曾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四）建寺修庙造像，巩固佛教阵地。寺庙是佛教僧众奉佛拜祖、聚众修行的场所，民间文化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储藏、陈列佛教经典、绘画、雕塑的艺术馆。浙江籍古代佛教学者对于建寺修庙造像都十分重视。如僧瑜与同学昙温、慧光等于庐山南岭建招隐精舍；真观造金铜大像五尊，塔两层、寺两所。澄观曾建云花寺，并于该寺般若阁下画华藏世界图相，在所设十二次无遮大会上“塑形绩象”。唐代僧人子瑀之前，德清县全境无有一塔一寺，经过子瑀锐怀营构，德清始有精宇；他还抄写经籍一万六千卷。有的僧人上奏封建政府，请求支持修建寺庙的活动，如慧忠曾奏请唐政府在武当山建太一延昌寺，于白崖山党子谷建香严长寿寺，并于此两寺中各置一经以备度僧之用。有的僧人还大力劝导、动员信徒修寺建庙，如义寂在海门劝人修寺塑像，以至“感动”宋太宗派人重建寿昌寺；后到永安县境，又劝七乡人修塑光明寺中已毁佛像。还有的雕凿石佛，公元486年僧护于新昌县石城山隐岳寺寺北青石壁上首开其功，镌造十文石佛，刚成面像，不幸而逝。后有僧淑继其业，未成。后建安王派遣当时最有名的佛教建筑专家僧祐继续雕凿，终于在516年雕成。该石佛身长百尺，由三代僧人历经三十年凿成，故名之为“三生石佛”，今坐落在浙江省新昌县大佛寺，被誉称为“江南第一大佛”，实为我国南方早期石窟中巨型佛像的唯一硕果。
（五）寓禅于诗画文，丰富文艺作品。浙江籍古代佛教学者重视文学艺术诸形式在传播佛教上的独特效果，他们乐于与儒者名流交往、热心于诗画的创作。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文学批评家、书法家、画家和诗人。如唐代诗僧皎然，本姓谢，字清昼，谢灵运十世孙，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县）人。其文章俊丽，被时人称为“释门伟器”，善以佛教义理入诗，宣扬禅理与出世思想，格调清淡闲适。《全唐诗》编其诗为七卷。另撰有诗论《诗式》、《诗评》、《诗议》，其中以《诗式》最为重要。该书以论诗歌风格为主，提出“四不”、“二要”、“七德”、“十九体”等标准，倡导高古闲逸，轻视思想内容，开了以禅理论诗的先声，对唐代诗人、诗论家司空图及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等人的诗论都有一定的影响。唐诗僧清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工诗。大历、贞元年间，与清昼齐名，人称“会稽二清”。其诗多为羁旅抒怀，送别赠答之作，较少衲子气。《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十一首，编为一卷。五代前蜀画家、诗人贯休（832—912），本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兰溪县）人，人称“禅月大师”。他的画怪骇突兀，在当时极负盛誉，齐己将其比之王维。《宣和画谱》著录其作品有高僧、罗汉、菩萨、维摩等三十件，故宫尚藏有其《极乐图》、《罗汉像》等挂轴。他最著名的《十六罗汉轴》还可从《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中看到印件。贯休诗名耸动于时，《全唐诗》录存其诗七百一十七首，编为十二卷。著作有《禅月集》传世。贯休兼善草书，世称“姜体”，时人比之怀素。欧阳炯评价他说：“诗名画手皆奇绝”，“声似喧喧遍海涯”。“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均见《全唐诗》卷761《贯休应梦罗汉画歌》）此外据后三朝《高僧传》所载，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中在诗、书、画等领域里成就卓然的还有慧净（撰《诗英华》10卷）、洪偃、真观、道标、光、灵澈（《全唐诗》录存其诗十六首）、盘谷（著《游山诗集》3卷）。还应指出，在我国文学史上颇有地位的刘勰、白居易、贺知章、韦应物、王禹偁、徐铉等人都曾受到过浙江佛教学者的深刻影响。如晚年好佛，自号香山居士的白居易就曾向浙江佛教学者惟宽、道标、慧琳等人请教过禅理佛法。《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则长期投于僧祐门下。他在钟山定林寺定居十多年之久，著名的《文心雕龙》就是他在此期间完成的。自然，在这时期，刘勰也参与了佛经的整理，撰写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梁书·刘勰传》），协助僧祐做了大量工作。在宦海沉浮二十多年之后，刘勰于520年在定林寺出家，改名慧地。即使在他出仕期间，仍然和僧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断参加有关佛教的活动，并且终身未婚。可见在刘勰的头脑中，无论是在《文心雕龙》写作之前，还是在写作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刘勰“博通经论”、“为文长于佛理”，其有关佛教方面的著述很多，流传至今的还有《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石像碑》（见《会稽掇英总集》卷16）和《灭惑论》（见《弘明集》卷8）两篇。
（六）积极向外传播，扩大国际文化交流。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又从中国流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家。在佛教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浙江古代佛教学者对天台宗、禅宗之曹洞和法眼两宗的向外流传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据载，唐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本僧人最澄和他的弟子义真入唐游学，从天台山修禅寺道邃、佛陇寺行满习学天台教义，并从道邃受菩萨戒。第二年五月携带在唐求得的经论疏记二百三十余部回到日本，大弘教化，在比叡山开创天台一宗。从此天台宗在日本便逐渐发扬光大起来。
宋时，由良价创立的禅宗曹洞宗也流传到了日本。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日本临济宗的创始者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来到中国，历访天童、径山、天台等山，参谒了无际了派、浙翁如琰诸禅宿，终于得到天童长翁如净的启发而豁然开悟，并蒙印可，受传秘蕴及衣具顶相。他于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归国，盛弘禅学，创立了日本的曹洞宗。由于交通便利，宋以后日本禅僧入宋求学及宋僧往日本弘传禅学的人很多，导致了禅学在日本的逐渐繁荣。日本各禅寺的构造、禅堂的设备乃至日常生活，多模拟宋地禅刹式样，中国禅门诗偈在日本禅林中也非常流行。这些都明显地反映了浙江禅宗学者所给予的巨大影响。延寿的《宗镜录》写成后流传很广，高丽光宗王读后，深受启发，遣使航海来宋赍书叙弟子之礼，并奉金线袈裟、数珠紫水晶、金澡罐等。延寿还为随同使者前来学佛的智宗等三十六人印可记#，法眼宗旨因而弘扬于朝鲜。
三、浙江古代佛教学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从前面论述的浙江古代佛教学者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浙江古代佛教学者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有的是佛教学派的开山鼻祖，有的是复兴宗派的中坚人物，对于唐代，尤其是宋代以来佛教的延续起了很大作用。有些则是在学术上、教职上地位显赫，声望颇高的学者，如《高僧传》卷8所载，慧基法师“德被三吴、声驰海内，乃敕为僧主，掌任十城。盖东土僧正之始也”。其弟子昙斐以小品净名独步当时，“有誉江东，被敕为十城僧主”，且青胜于蓝，人称“超进慧基，乃扬浙东之盛”。至于居住持地位的一寺之主更是不可胜数。他们身居住持之职，倍受教徒爱戴。如允若为杭州兴华寺住持，行丕由天台佛陇升主宝陀，道枢初主何山后移主华藏、灵隐等寺。此外，这些佛教学者的重要地位也可以从他们得到皇帝赠予的称号上看出来。在四朝《高僧传》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性澄，得号“佛海大师”；本无的谥号为“佛护宣觉宪慈匡道大师”；南朝僧人僧旻，位居京邑五大法师之右，“乃眷帝情，深见悦可，因请为家僧，四事供给。又敕于慧轮殿，讲胜鬘经，帝自临听”（《续高僧传》）；钱塘僧人明彻，受到梁武帝优礼相加，家僧资给，“每侍御筵，对扬奥密，皇储赏接，特加恒礼，故使二宫周供，寒暑优洽。当时名辈并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同上书）。这些僧人不惟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恩宠，而且还与官僚士大夫密切往来。通过他们的中介，间接影响着统治者对待佛教的态度，使佛教受到封建政府的支持而得以持续发展。
浙江籍古代佛教学者的影响并未限于佛教史方面，而是扩及文学、艺术、哲学、伦理、民俗、社会心理及国际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在文学艺术上，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于诗、文、画、书法、建筑、雕塑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祖国的文学艺术宝库增添了诸多瑰宝。在哲学思维和伦理道德方面，天台宗重视佛教理论和实践的止观学说，禅宗之曹洞、云门、法眼等宗的禅风都随着历史的发展积淀在人们的哲学意识和道德观念之中。在民俗和社会心理方面，佛教的影响是深入而久远的，千百年来佛教的影响对世世代代的浙江人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据《高僧传》载，道琳善于求佛除妖，“灵验”异常。文说“琳于是设圣僧斋，铺新帛于床上。斋毕，见帛上有人迹，皆长三尺余。众威服其征感，富阳人始家家立圣僧斋以饭之”。《续高僧传》载大志法师“善属文藻，编词明切，撰愿誓文七十余纸，意在共诸众生为善知识也。今庐山峰顶每至暮年，诸寺见僧宿集一夜，读其遗誓，用烧道俗，合道皆酸结矣”。从这些习俗中可以看出佛教在民间的影响。此外，浙江古代佛教学者通过向日本、朝鲜等国僧人传授佛教，也对国际文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