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后，一直存在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击撞、冲突与调和、融合的错综关系，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本文试图以四朝《高僧传》为主要依据，通过对浙江古代佛教学者的活动之分析研究，探讨它和古代浙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
一、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的概况
随着佛教在全国范围的兴衰消长，浙江佛教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同时，由于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特点，浙江籍佛教学者也呈现出其令人注目的特殊风采。
首先，从静态上审视，有以下一些基本情况：
在数量方面，四朝《高僧传》总共记载了145位浙江籍佛教学者。其中《高僧传》15人，《续高僧传》22人，《宋高僧传》80人，《大明高僧传》28人。
从时间跨度来说，上述145位佛教学者的生活年代，分别早自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公元381年），晚至明成祖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前后共1027年，其中除了有15人年代不详外，两晋南北朝有25人，隋唐有68人，五代有14人，宋元明有23人。此外，查《御制神僧传》和《佛祖统纪》，前者所载浙江“神僧”16人，基本上是与四朝《高僧传》重复的。《佛祖统纪》中记载了205名浙江僧尼，主要是天台宗僧人，反映了浙江佛教学者在天台宗发展史中的突出地位。
在地理分布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主要活动在浙江西北部富饶的平原地带、东部沿海及一些风景秀丽的地方，即现在的杭州、绍兴、宁波和温州等地。这些地区都是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或山清水秀的风景胜地。
在派别类型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学者几乎遍及中国所有的佛教学派、宗派。从南北朝的成实、涅槃、毗昙等学派，到隋唐时期的天台、华严、律、净土、禅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各派各宗都有浙江佛教学者活动的踪迹，而其中尤以天台宗人为最多。
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中又有层次高低之别，其中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贡献较大、知名度颇高的有：慧皎、灌顶、道宣、文纲、少康、澄观、良价、文偃、文益、贯休、延寿、赞宁、知礼、皎然、元照、智圆等。他们分别在创宗立派、著书立说方面各有突出的贡献，而且有的在诗歌、绘画、书法、雕塑等方面也颇为擅长。他们大大丰富了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宝库。
其次，从动态上审视，浙江佛教经历了显著的演变过程。
就僧人的数量变化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从逐步发展进到繁荣兴盛。在此期间，浙江佛教活动起步虽较中原地区为迟，但佛教人才迅速成长，名僧辈出。四朝《高僧传》所载，南北朝时期浙江佛教学者有25人，约占总数的20%。隋唐佛教宗派的纷纷创立标志着中国佛教达到鼎盛时期，浙江佛教也达到了高潮，涌现出一代佛学宗师。四朝《高僧传》中记载的此时期的浙江僧人有82人，竟占总数量的63%。唐代“会昌法难”及“安史之乱”后，佛教已度过其黄金时代而开始走下坡路了，虽然浙江佛教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和一定的盛况，但毕竟也是强弩之末了。四朝《高僧传》中记载的宋元明三代的浙江僧人共有23人，约占总数量的18%。由此我们也大体上可以从中透视出浙江以至全国佛教发展的兴衰过程。
就派别类型的变化而言，迄至南北朝时期，浙江僧人主要隶属于成实、毗昙、涅槃等佛教学派。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形成了天台、唯识、华严、禅、净土等八大宗派。浙江是天台宗的根据地，而天台宗又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起着开风气之先的重大作用，对以后其他一些宗派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此时浙江僧侣以天台宗人居多，几乎每个浙江佛教学者都是以学习《法华经》开始其佛教生涯的。宋代以来，其他宗派都日趋衰微，唯有典型中国化的禅宗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宗，分别或以其简易直接、明心见性的法门或以廉价出售天国门票，赢得了广大士大夫和下层人民群众的响应与支持。此后还由于儒释道的合流，佛教日益与儒、道融为一体；同时，佛教内部各宗派也呈现出相互交融的趋势，如禅宗与华严、天台两宗的融合及禅与净土的合流，支配了此后浙江佛教学者宗教活动的轨迹。
再就地理文化的角度而言，伴随着汉文化中心的变迁，浙江佛教的地位和形势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地理空间位置上，汉文化中心经历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迁移，这就导致了江南文化特别是江浙文化的日益繁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安史之乱”及北宋政权的建立，实现了汉文化中心由西向东的转徙，而“靖康之难”则造成了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契机，实现了汉文化中心由开封——洛阳的东西向轴心，向杭州——苏州的南北向轴心的转变。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活动中心也随之移到了江南。所以，宋元时期佛教各宗派的代表人物大部分为江南人士，其中又以浙江为最多，如禅家五宗之曹洞、云门、法眼三宗鼻祖良价、文偃、文益，宋代天台宗之主要代表人物义寂、知礼、遵式，宋代净土之省常，宋代华严之子璿等皆是浙江人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宋代以来浙江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传统文化发展的重大影响。
二、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的业绩
通览四朝《高僧传》及有关资料，我们发现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对佛教无不虔诚备至，他们躬行自己的信仰，积极参与一切有利于弘扬、光大佛教的活动，在促进佛教的中国化，丰富中国古代文化，扩大中国佛教的国际影响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下从六个方面具体说明这些学者的重要活动及其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
（一）积极创宗承传，增添佛教的新气象。中国佛教在隋唐五代的创宗立派活动中，浙江籍佛教学者发挥了其创造精神，独树一帜，开启一派之风气。如道宣（596—667），原籍长城（今浙江长兴；一说江苏丹徒人），因常住陕西终南山研究、弘传《四分律》，创立律宗，世称南山律师。此宗后来极为盛行，后又经鉴真传入日本。良价（807—869），会稽诸暨（今浙江诸暨）人，禅宗曹洞宗创始者之一，因住筠州洞山（今江西宜丰县），被称为“洞山良价”。良价宣扬“森罗万象，古佛家风”，主张即事见真，从事象上显现出理体。此宗宗风细密，流传久远，影响很大，并传入日本。文偃（864—949），姑苏嘉兴（今浙江嘉兴）人，禅宗云门宗创始者，因住韶州（今广东韶关）云门山弘扬禅宗，自成一系，世称“云门文偃”。此宗注重一切现成，举扬一家险峻而简洁高古的宗风，北宋时极为隆盛。文益（885—958），余杭（今浙江杭县）人，禅宗法眼宗创始者，晚年住金陵（今南京市）清凉院传法，因称“清凉文益”。他创立的家风是“对病施乐，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宋·晦岩智昭《人天眼目》卷4），在宋初盛极一时。
在继承祖师衣钵，发扬自宗家风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也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在天台宗的传法世系中，浙江佛教学者尤为令人刮目。继首创天台宗的四祖智之后，一直到第十五祖义寂，除九、十、十二祖之外，其余八祖皆为浙江本省人。他们是：五祖灌顶（561—632），临海章安（今浙江临海县章安镇）人，世称章安大师。六祖智威（？—680），处州缙云（今浙江缙云）人，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居于轩辕炼丹山法华寺传教，故号“法华尊者”，时人称“大威”。七祖慧威（634—713），婺州东阳（今浙江东阳）人，号“天宫尊者”，时人称“小威”。八祖玄朗（673—754），婺州乌伤（今浙江义乌）人，曾隐居左溪岩，世称“左溪尊者”。十一祖广修（771—843），东阳下崑人。十三祖元琇，生卒年代不详，天台县人。十四祖清竦，生卒年代不详，天台县人。十五祖义寂（919—987），温州人，因住天台山螺溪传教院传授天台教观，遂被称为“螺溪大师”。其中灌顶从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师事智起，到隋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智去世为止，一直跟随智，成为智创建天台宗的得力助手。智的著作多是由他笔录成书的，他建国清寺，敷衍师说，著作宏富，在天台宗史上居有重要一席。义寂曾通过当时信奉佛教的吴越王钱弘俶，遣使到高丽（今朝鲜，一说去日本）访求天台教典，求得不少典籍，使天台教典在经过“安史之乱”和“会昌法难”的破坏后由湮灭而复兴，实是使天台宗得以中兴的人物。义寂死后，天台宗内部逐渐演成“山家”、“山外”两派。“山家”的挂帅人知礼（960—1028），“山外”代表人物智圆（976—1022）分别为四明（今浙江宁波）和钱塘（杭州）人氏，在天台宗历史上和知礼齐名的遵式（964—1032）为宁海人。可见，天台宗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实有赖于浙江佛教学者的积极活动。
此外，有澄观（737—838或738—839），越州山阴（今绍兴）人，初遍学“三藏”，后专研《华严》，成为华严宗的集大成者，被尊为华严四祖。子璿（？—1038），嘉禾（今浙江嘉兴）人，系宋代华严宗代表人物之一。少康（？—805），缙云仙都山人，佛教史称“莲宗七祖”之一。延寿（904—975），钱塘人，也称“莲宗七祖”之一。省常（959—1020），钱塘人，“莲宗七祖”之一。允堪（？—1061），钱塘人，元照（1048—1116），余杭人，是为宋代律宗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可见，浙江籍古代佛教学者在华严宗、净土宗和律宗的传承方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