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佛典的翻译和流传，僧人与文人名士交往的增多，寺院讲经方式的普及，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各方面灌注着愈来愈大的影响力。魏晋以来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小说、戏曲，都呈现出与先秦、两汉文学的不同面貌，其重要的、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佛教经典的文体和佛教理论的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生命观念以及佛教宣传方法的冲击、渗透、感染和影响。
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也就是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律体诗和俗文学（包括讲唱文学、通俗小说、戏曲等）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作用；在内容方面，主要是增添两种新成分，带来两种新变化。第一，中国文学如《诗经》等原重人事，庄子散文富于玄思，达观任运，顺应自然，汉赋重描绘山川风物，而佛教不同，主张就人生而观其无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变转幻化，从而为文人开拓了新意境。唐代以来的一些文学作品，批判宇宙人生，对自然人事多作超越的批评，宣扬彰善瘅恶、因果报应的佛教主旨。第二，中国固有文学较少富于幻想力，很少超时空、超现实的幻想，偏重于写实的描述，即使是一些列仙传、神仙传，也显得简单拘谨；佛教不同，它富有上天下地毫无拘束的幻想力，不受时空的限制，什么十八层地狱，三十三层天，三千大千世界，无边无际，表现了浓烈的浪漫色彩，影响所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第一节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及其影响从汉
末到西晋，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人采取直译的方法翻译佛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高僧传·安世高传》）。东晋以来，佛经翻译家逐渐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园地。姚秦时译经大师鸠摩罗什译出大量的佛典，他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大智度论》等，译文弘丽优美，语意显明晓畅。其中《维摩诘所说经》叙述大乘居士维摩诘有疾，释迦牟尼佛遣诸弟子前往探问，多数弟子因畏维摩诘的神通辩才，不敢前往，唯有舍利弗和文殊师利敢去，于是维摩诘为他们现身说法，应机化导，显示种种神通和辩才无碍的本领，宣扬大乘佛教义理。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这是一部绝妙的小说。《妙法莲华经》虽以宣扬众生都能得到和佛一样的智慧，人人皆能成佛为主旨，但是经文譬喻较多，有不少优美的寓言。题为房融笔受的《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简称《首楞严经》、《楞严经》，有人疑为唐人伪撰。），宣扬通过由低到高的修行阶次，达到诸佛国土的教义，生动形象。这三部经典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常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对文学界影响很大。佛驮跋陀罗等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澜壮阔，宏伟瑰奇。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经》，叙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韵文形式的传记。《大方广佛华严经》和《佛所行赞经》这两部书是佛经译本中文学色彩极为浓厚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影响也不小。中国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时佛经翻译家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译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这种新文体对于改变当时中国文学的文体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尔后文学的发展。
印度佛经重形式上的布局和结构，如《佛所行赞经》、《佛本行经》、《普曜经》是长篇故事，《须赖经》是小说体作品，《维摩诘所说经》、《思益梵天所问经》是半小说体、半戏剧体的作品，这些形式、体裁在中国唐代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的，上述佛典的译出，对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曲的产生和繁荣，有着启迪、鼓舞和推动的作用。
印度佛教重视利用古代南亚次大陆的大量寓言故事，作为“喻体”，附会上自己的教义为“喻依”，来解说和宣传自己的教义。佛教经典中，除了散在大部头经典中的许多故事以外，仅以“譬喻”为名的，就不下六种。其中以《百喻经》（《百喻经》，全称《百句譬喻经》，也简称《百譬经》。）最有条理。此经为南齐求那毗地译，二卷。列举譬喻故事近百条（《百喻经》号称“百喻”，实际上只有98喻。），以宣传佛教教义，劝喻人们信佛。这部寓言性质的佛教文学作品，文笔朴素简练，故事生动有趣，佳喻很多，若果剔除其说教部分，实也具有移情益智的作用。鲁迅先生曾将其当做思想史上的资料进行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并捐款刻印，以广流传。从文学发展史来看，《百喻经》等寓言故事的译出，为我国的寓言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从而对我国后世的寓言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二节佛教推动音韵学的前进、律体诗的产生和诗歌的发展佛教
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一方面是伴随佛教而传入印度声明论（声明论：古代印度学者研究的一种学问，近于语言学中的训诂和词汇学。），导致了南朝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从而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另一方面是佛教的思想，尤其是般若学空宗理论和禅宗思想，给诗歌的内容以强烈的刺激、渗透，丰富了诗歌的意境，使诗歌的面貌更为多姿多彩。
一、四声、八病和格律诗
中国古代诗歌也是注重音节的，《尚书·虞书·舜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三百篇就是诗乐合一的。古代作家也逐渐重视对声律问题的探讨，魏李登就曾作过韵书《声类》（已佚），但是，毕竟长期来并没有音韵规则可循。晋宋以来，居住在建康的一批善声沙门和审音文士，交往密切。齐梁时代文学家沈约、王融，以及与沙门昙济过从甚密的周颙，在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沈约等人发明声律论，既吸取了我国以往音韵学研究的成果，同时也是直接受了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的结果。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分析和论述，他说：
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英语所谓Pitch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d，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化文。此四声之说所由成立，及其所以适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声之故也。（《四声三问》，见《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
沈约撰有《四声谱》（已佚），并提出八病之说，强调做诗应避忌八项音律上的弊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沈约一派人的诗歌创作，体裁短小，十分重视声律，史称“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说：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体”标志着我国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古体”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的重要转折。虽然四声、八病之说为诗歌创作规定了许多不必要的禁忌，容易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助长追求雕饰、绮靡柔弱的倾向。但是注意诗歌的格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把诗歌的音节美提高到首要地位，有了人为韵律，使人们有可遵循的律诗格式，这对于古体诗向律体诗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般若与诗，禅与诗
中国诗坛，在魏代中期以来，玄学思想成为诗歌的基调，出现了所谓“玄言诗”。后来玄言诗一度消歇，至东晋时代又重新兴起。与此同时，佛教般若学也得到广泛的流传，大乘空宗的一切皆空的思潮给诗人的诗歌创作以巨大的影响，一些佛教学者就在玄言诗的土壤上，散播新的种子，结出了新的果实，形成了一种优游自得、寂静恬适的诗境，由此在中国诗歌史上出现了佛学渗入诗歌领域的新局面。这些诗作或融合玄学，或结合山水，或独说佛理，表现出佛教诗歌命意构思的新特色。东晋时代著名的佛教般若学学者支道林（支遁），也是当时最重要、最杰出的佛教诗人。他的作品很多，现保存于丁福保编《全晋诗》的尚有诗18首。支道林深通庄学，对《庄子·逍遥游》有独特高超的见解。他的诗结合老庄思想和山水自然，文采冲逸，才藻新奇，极得文人的赞赏。当时玄言诗的著名作家孙绰、许询、王羲之等人都跟支道林交游，共探玄理，深受影响。晋宋之际的大诗人谢灵运（康乐），也是对佛学有精湛研究的学者。他极善于刻画自然景物，所作诗大都描写浙江、江西的山水名胜。他继支道林的路子，进一步把山水和佛理结合起来，在刻画山水个性的作品中，移入一种怡然自得的意境。谢灵运在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流行的情况下，转而着意山水景物的描写，这对于玄言诗的消歇和山水诗的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支道林是开结合老庄山水创作诗歌之先的话，那么，谢灵运则是诗歌创作上“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转关人，他开文学史上山水诗的一派。此外，单说佛理的，有支道林的《咏怀诗》、王齐之的《念佛三昧诗》、慧远的《庐山东林杂诗》和《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谢灵运的《净土咏》、梁武帝萧衍的《净业赋》等，在玄言诗、山水诗之外，另成机杼。
唐代禅宗兴起和唐诗蔚为一代文学精华几乎同时，归趣根本不同的宗教与文学相得益彰，这其间存在着相互联结的内在因素和并行兴衰的变化轨迹。禅和诗都需要内心体验，都重视象喻和启发，都追求言外之意。禅宗这种宗教实践和诗歌创作实践的某些类似性，提供了二者相互沟通的桥梁。禅宗自南朝竺道生唱导佛性论、顿悟论逐渐演变而成，唐诗则由南朝“永明体”和山水诗缓慢蜕变而来。在唐代，一些著名诗人谈禅、参禅，做诗表达禅趣、禅理，禅师也和诗人酬唱、吟诗，表达人生的理想、境界，从而表现出禅对诗的单向的强烈渗透和深入浸染，为唐代诗歌创作打开了新路。禅对诗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禅入诗，即把禅意、禅味引入诗中；另一方面是以禅喻诗，即以禅宗的观点（禅理）论诗。以禅喻诗涉及文学理论，留待下面再论。
以禅入诗，为唐诗注入特有的禅趣。如王维（701—761，一作698—759），字摩诘，平生奉佛，索服长斋，仰慕和崇拜维摩诘居士。他是唐代著名诗人、画家，兼通音乐。当时有所谓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而王维则被称为“诗佛”。王维的诗篇主要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居生活和佛教禅理。如《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辋川集》）远山的人语衬托着山的空寂，黄昏时分落日微光返照在深林里的青苔上，象征着世界的无常。这是依据禅宗的“返照”、“空寂”的义理，通过描绘鹿柴深林中傍晚的景色，表现寂灭无常的心境。又如《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同上）芙蓉花，此指辛夷花。诗是说在幽深的辛夷坞山谷里，辛夷花盛开怒放，又纷纷凋谢。这是通过写花自开自落的情景，表现作者的内在精神世界——一种任运自在的恬淡、空灵的心境，也正是禅宗的人生处世态度的形象表述。和王维同一类型的诗人如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他们的诗歌作品也都义本经论，语言较为典雅，佛理与情景交融，闪耀出一种似有若无的禅光佛影。另一种类型是用通俗诗，也就是以通俗语言表述佛理禅机的，有王梵志、寒山子、拾得等人。王梵志（约590—660），原名梵天，唐代著名诗僧。他写了大量的诗篇，在民间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如“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王梵志诗校辑》卷6）他以平实质朴、通俗浅近的语言，表达了否定世俗见解，寻求超脱心境的佛教思想，长期来为禅师们所引用。寒山子，一称寒山，唐代著名诗僧，有诗300余首。寒山子曾与友僧拾得居姑苏（苏州）城外寒山寺。他的诗作明白如话，机趣横溢。如《茅栋野人居》诗说：“茅栋野人居，门前车马疏。林幽偏聚鸟，溪阔本藏鱼。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书。”（《寒山子诗集》）表现了作者清幽冷淡的心境。又如《一住寒山万事休》诗说：“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寒山子诗集》）抒写了任运自在的禅趣境界。寒山诗深受白居易、王安石等人的推崇，影响久远。如白居易的《读禅经》：“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炎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白居易集》卷32）诗文饱含禅味，语言通俗直露，接近于寒山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