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点一下头道：“润之也是兵事大家。润之和季高，都是我大清的奇才。他不了解季高，但应该相信润之啊。”
罗泽南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函递给曾国藩道：“这是季高在粤匪扑犯湖南以前写给润之的。他在去省城前抄了一份给我。季高总改不了他大言炎炎的毛病。涤生，您看看。”
刘蓉眼望着罗泽南说道：“罗山，季高专研过兵书战策。我个人以为，他对怎样办理团练，还是有见解的。我赞成涤生的话，季高和胡润之，都是我大清的奇才。我们湘乡的团练以后怎样办，可以请教一下季高。”
罗泽南用鼻子哼一声说道：“我罗罗山，今生今世也不会与大言炎炎的人为伍。他眼里除了他自己，再无第二个人！”
曾国藩默默地接过信，展开来，见上面写到：“粤西用兵以来，谈时务者皆知团练保甲之利。然团练之法，粤西行之未睹其效者，盖治小盗则团练固不易之法，若当剧贼纵横，防剿并急之日，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夫团练云者，取其自相团结，免为贼所掳掠裹胁而已。自捍乡里，人有固志，熟于地形，便于设险，愚者亦能出奇，怯者亦能自奋，此其利也。若使与猾贼驱逐于数十里外，彼乡民者，不习行阵，不知纪律，不走则死耳，乌睹所谓利哉？且无事之日，竭民之财力以奉兵，有事之日，复以其身命代兵冒险而赴敌，卒之训练未娴，十战十北，糜烂其民，以求一日之侥幸而不可得，仁者之所不为也。
三省教匪之事，亦有调团丁赴剿立功者。一州一县之间，仓促遇警，兵不时至，不得已而为此。又教匪滋事，首尾七年，山民习见逆贼伎俩，时相训练；又其牧令能抚循其民，固民亦乐为之用。然乐园先生尝言：‘凡贼过境，乡民凭险固守，伺贼大队已过，始截其落后数队，一处如此，处处如此，贼必日有损伤。’又云：‘侦贼安营之处，附近堡寨，每夜遥以过山鸟枪轰之，俾贼不能安卧，久之精力自疲。’又云：‘乡民习艺，只习铳、石远攻之具，至刀矛决命须臾之间，可不必学。’诸所望于乡民者止此。非知其难与剧寇争锋，而重惜其徒死，与夫虑民心之涣散不齐也，于是乎团之；虑民之临敌不足恃也，于是乎练之。乃团之而民心终不齐，练之而临敌终不足恃者，何也？客有自军中来者，每言粤西大吏，尝有事于团练矣，贼未至之先，乡民排仗呼号，亦似可用；比寇至，则各伺便逃走，势不可禁；创议团练者，旋亦丧然自失，尤之者至谓团练不可用。愚以为，皆过也。团练原制贼要着，所以未睹其利者，正坐不用碉堡之失耳。有堡以安其老弱妇女，米粮器具，有事移置其中，则人心自固。堡四隅各建一碉，碉居壮丁，弩铳炮石各守具预贮其中。两碉相距远近，总以炮石相及为度。层留铳眼，不限多少；外环深壕，暗设机阱。计堡之大者，周不过一里，可藏数千人；一堡四碉，壮夫乘碉御贼者，常不过百数十人。须人既少，可以更番迭战，昼夜不懈。储峙薪汲，先时筹办，守具一切，预行安设。有警入堡，坐须其来。此不必智勇过人者，而后可为之也。乡民室家在此，身命在此，又凭高依险，不至与逆贼拼命须臾。怯者可使勇，愚者可使悟，彼何肯遇贼张皇，伺便奔溃哉？如近贼之处，无地不团练，无团练非碉堡，声势联络及数百里，官兵择要驻守，其营垒亦如碉堡之式，为诸堡声援，逆贼外援隔绝，间谍难通，釜鱼机肉，何难扑灭？
闻粤西之寇狡悍异众，兵勇屡次失利，贼反安居巢穴，若无所事。师疲饷乏，大将束手。论者不得其要，辄谓贼勇而我怯也，贼诈而我拙也。亦知贼常为主乎，我常为客乎？贼先据罗渌洞，官兵围之数月，贼未尝轻犯官兵也，官兵数进，则数失利。旋据新圩，亦未尝轻犯官兵也，官兵数进，则又失利。今分据永安州亦然，官兵之失利又屡矣。岂兵勇之竟不足用，将领之全不足恃与？贼常为主，而我常为客，故贼暇而我忙，贼逸而我劳，贼设伏设险以待我，而我辄中其计。兵法曰：‘善用兵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贼知之而我不悟，此胜败利钝之机所由分也。果于附近贼巢之处，令乡民尽为碉堡，官给费以倡之；险要之地，官兵营之，亦如碉堡之式，以步步为营之法，同时渐进，逼近贼巢。贼知我将合围，必并力来扑，则贼为客而我为主矣。凡立营之处，须沟深垒固，不独我有凭藉，胆气自壮，兼令贼之藤牌火罐，俱失其长。又兵弁之所以遇贼辄溃者，以束伍之令不严，故赏罚不能行；所以屡致败衄者，将领不晓分合奇正之术，勉务浪战以求胜，又不善用间谍，致屡陷伏中。贼既广用间谍，我又不能变易视听以误之，故至此也。
时事方殷，需才孔亟。如老兄者，或不能无借重之日，勉思奇策，以副倚寄。山中散人，萧闲之笔，未必有当，惟教其不逮，则幸甚耳。”
见曾国藩把信装入封套，刘蓉问道：“涤生，您以为季高所言若何？”
曾国藩没有回答刘蓉的话，而是反问道：“和我湘乡相比，宁乡的团练办得怎么样？”
罗泽南答：“宁乡是张锐孝廉主其事。张孝廉和璞山常有往来。问宁乡团练，须问璞山。季高所论，我也不是没有思考过。看似可行，实为纸上谈兵耳。”
刘蓉道：“我以为，季高所论，也不是一无是处。有些，还是可行的。”
曾国藩问罗泽南：“罗山，你一直办团练，你说说看。”
罗泽南道：“别的姑且不论，单说碉堡一项，就与实际相去甚远。建碉堡为何？一为安炮轰敌，一为火枪射敌。现在各省团练，粮饷尚且无着，哪里还有闲银购炮？火枪也都极少。我湘乡团练，现在只有火枪八十几杆，抬枪十几杆，土炮三门。三门土炮当中，一门至今没有修好，两门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
曾国藩问：“县衙门为何不从绿营接济些枪械？”
罗泽南用鼻子哼一声道：“让绿营接济枪械，不是画饼充饥吗？没有制军和抚台的话，哪个营敢把枪械送给民团使用？就算制军和抚台有话，绿营送过来的也都是些不中用的枪械。好枪好炮他就算送给长毛，也不会送给民团啊！”
曾国藩奇怪地问：“这是为何？民团也是要同贼匪作战的嘛。”
刘蓉小声说：“据我所知，绿营是最会干荒唐事的，否则粤匪岂能越剿越多？当然，我只是听人说，并无实据。”
曾国藩急问一句：“孟容，你到底想说什么？绿营到底怎么了？”
刘蓉缓缓说道：“听绿营的人讲，现在的领兵大员，无一不靠克扣饷银过活，一些小官又无一不靠贩卖枪械度日。有这两项，绿营就算有多余的枪械，又怎能舍给团练呢？”
罗泽南说道：“现在的情形是：绿营不能剿贼，团练也上不了沙场。”
曾国藩沉默了一会儿，说：“岷樵办团练成效卓著，你们两个要经常去向他请教。蓑衣渡一战，力挫贼氛，扬我军威。”
罗泽南道：“岷樵名头大，因为能打仗，督抚都愿接济他。我和孟容焉能比得过他？他得过你曾侍郎的保举，皇帝都知道他。”
刘蓉道：“岷樵的楚勇，现在比绿营都受重视。有枪又有炮，打到哪都有人供饷供粮。其他团练怎么行呢？”
这时，一名下人走进来说道：“大少爷，豆腐饭已经摆好了。老爷请二位相公入席吧。”
曾国藩起身道：“罗山、孟容，我们到饭堂去吧。今天，你们两个可是累坏了。”
道光十一年的湖南，曾有四位学子非常要好。他们依次是湘乡诸生罗泽南、刘蓉、湘乡童生曾子城、湘阴童生左宗棠。人称湘水四杰。罗泽南与左宗棠时在长沙城南书院就读，曾子城与刘蓉在涟滨书院就读。四人当中，罗泽南年纪最长，名气最大，人皆颂之；左宗棠次之，被江宁布政使贺长龄推许为“国士”，城南书院山长贺熙龄（长龄之弟）尤赏识之。曾子城相貌最丑，身份却最低，并不被涟滨书院山长刘元堂看好。因通兵学，罗泽南号为“老亮”，老诸葛亮之意；刘蓉则缘于足智多谋，被人称作“小亮”，小诸葛亮之意；左宗棠自恃满腹经纶，每日又以兵书战策为伴，竟以“今亮”自号，乃当今诸葛亮之意也。转年四月，为参加湖南乡试，左宗棠捐监生；八月参加乡试，，得中十八名举人。道光十三年，曾子城考入县学。至此，湘水四杰均有了功名：罗泽南、刘蓉为诸生，曾子城为县学生，左宗棠为举人。道光十四年，罗泽南、刘蓉、曾子城三人，同时参加湖南乡试。曾子城得中三十六名举人，罗、刘二人落第。道光十八年，曾子城北上进京参加会试，得中三十八名；四月，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道光帝，拔置第二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曾子城正式更名曾国藩。湘水四杰从此分开：曾国藩为翰林院庶吉士居京供职，举人左宗棠在长沙开馆授徒，诸生罗泽南在湘乡开馆授徒，诸生刘蓉长年游学在外。四人虽不能经常谋面，但鸿雁传书，联络不断。期间，左宗棠两次会试不中，罗泽南、刘蓉二人亦多次参加湖南乡试落第。
最不被湘人看好的曾国藩，名声反倒最先渐显，至道光二十七年，已官至二品。
毋庸置疑，湘水四杰，曾国藩的影响已大过三亮。
但有一点也须交代清楚：曾氏自明以来累世业农，不显于世。至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时，便发下重誓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峻垄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明之庙山，久无祠宗。吾谋之宗族诸老，建立祠堂，岁以十月致祭，自国初迁居湘乡，至吾曾祖元吉公，基业始宏。吾又谋之宗族，别立祀典，岁以三月致祭。”又说：“乡党戚好，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讼争，吾常居间以解两家之纷。”
曾玉屏略积薄产，便把儿子麟书送去村中私塾读书。曾麟书积苦力学，竟应童试十七次，终于四十二岁以府试案首入湘乡县学。
曾国藩六岁入塾，蒙师是陈雁门。曾国藩七岁，父麟书设家塾利见斋，课徒十余人，国藩从焉。曾国藩二十岁，师从湖南名儒汪觉庵，肄业于衡阳唐氏家塾。曾国藩二十一岁，肄业于本邑涟滨书院，书院山长为名儒刘元堂。曾国藩二十三岁，参加湖南院试，得中入县学。曾国藩二十四岁，肄业岳麓书院，书院山长为大名儒欧阳坦斋。
无论从哪方面看，曾国藩都算不上是绝顶聪明之人。
尽管罗泽南与左宗棠都未踏入官场，湘人看三亮亦轻于曾国藩，但两个人对曾国藩的才情并不认可；刘蓉虽一直未中举，但因与曾国藩相交太久，口里虽不说什么，心里也不是十分的服气。
湖南三亮私下以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时下的大清国不缺好官，亦不缺廉吏能臣，偏缺少知晓兵事、运筹帷幄的统兵大员；而在这方面，三亮都自忖胜曾侍郎一筹。尤其恃才傲物的左宗棠，更是把曾国藩看成是一个只会做官的废人，人前人后说过许多不大中听的话。
曾国藩心里虽然有气，但私下里，却又不得不赞同三亮对自己的看法，因为他本人对兵学的研究的确不如三亮明白。
湖南三亮在心里瞧不起曾国藩，但曾国藩对湖南三亮却一直抱有厚望。
饭后，罗、刘二人又来到曾国藩的书房。
未及茶水沏好，刘蓉便忧心忡忡地说道：“涤生，长沙城还在激战，能不能保住尚在两可。我和罗山有件事要和您做个商量，我们三家是不是也往远处挪动挪动？左季高和郭筠仙可是早在两月前便搬到湘阴东山了。季高避居白水洞，筠仙兄弟则选周礤岭筑屋。等长沙城破，长毛打过来，想走怕就来不及了——主要是你名头大，你可是满天下都知道的二品高官哪！长毛能放过我们，但却肯定不能放过你。这里的团练又不济事。季高也希望我和罗山，能替您找个安全的所在。”
曾国藩用嘶哑的嗓子问：“听说，洪秀全起事，主要靠的是一本叫做《圣经》的书，据说是泰西各国天主教专用的。这本书你们可否读过？”
罗泽南道：“我读过，西人传教传的就是这本书，很像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老故事。涤生，您怎么想起问这个？”
曾国藩沉吟了一下说：“我让江贵去省城了，着他想办法从教堂弄一套《圣经》出来。粤匪现在围困长沙，肯定有不少他们刊刻的文字，我让江贵也想办法弄一些回来。我走一路想一路，粤匪洪逆举旗造反，竟能一呼百应，为何？”
罗泽南用鼻子哼一声道：“还不是官府压迫所致！这几年又外患不断，天灾瘟疫横行。天灾兵燹，生灵涂炭，赈灾又不及时。百姓吃不上饭，与其饿死，还不如跟着洪某闹上一闹，说不定还真能闹出一条活路来。”
曾国藩愁眉苦脸道：“外患未绝，内匪又起。到头来，遭殃的还是百姓。”
刘蓉忽然压低声音道：“涤生，您说，这粤匪能闹出眉目吗？”
曾国藩一愣，忽然说了这样一句：“内匪不足惧，外患最堪忧。国门虽未洞开，但西夷觊觎我中华物产之心未死。我担心，西夷趁内地烽烟四起之时，必又张船而来，有更多要挟！这断不会错！西夷实乃国之大患也。”
罗泽南不满地嗔怪道：“涤生，说着说着，您怎么又扯起别的了？您到底想不想挪动挪动啊？西夷与粤匪相比，粤匪才是国之大患啊。”
刘蓉也急道：“是啊，涤生，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呀？官军不足恃，团练又不中用。我们不能等死啊！”
曾国藩缓缓说道：“老母刚刚入土，我的心很乱。我想好好歇几天。罗山、孟容，长沙有什么消息，还望及时告诉我。你们还是把团练的事办好吧。团练虽不能与粤匪对阵，但保一方平安，应该还是可以的。不管怎么说，地方上现在有事，还得依靠团练啊。”
曾国藩的话，再此让罗泽南、刘蓉一愣。
罗、刘二人离去后，曾国藩经过反复思虑，不得不提笔给湖南巡抚张亮基写了一封密函。在密函里，曾国藩告诉张亮基：举人左宗棠，从道光二十七年即致力于兵学研究，曾被林文忠公“诧为绝世奇才”；若任以兵事，帮同赞画军事，必能保省城无恙。
曾国藩连夜命家人将密函送交县衙，请知县朱孙诒飞速派员递交巡抚衙门。
密函送走，曾国藩感觉心绪稍安。
曾国藩这是第三次向张亮基密荐左宗棠。
那么，长沙到底能不能保住呢？萧朝贵中炮身亡，洪秀全、杨秀清等人肯就此罢休吗？要知道，除冯云山、萧朝贵之外，洪秀全则为天父上主皇上帝的次兄，而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三人，也是天父上主皇上帝的儿子啊！
“团练之事，极不易言，乡里编户，民穷财尽，重以去年枯旱，十室九饥。与之言敛费以举团事，则情不能感，说不能动，威势不能劫。彼诚朝不谋夕，无钱可捐，而又见夫经手者之不免染指，则益含怨而不肯从事。”
——摘自《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复文任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