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字常孺，号岷樵，武举出身。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新宁雷再浩起义，声势颇大，湖南震动。各路官军连吃败仗，形势危急。江忠源遂在当地募勇，旋向雷再浩义军发起攻击。几经交手，竟将雷再浩生擒活拿，义军也登时散去。论功行赏，授浙江丽水知县。咸丰元年，率麾下楚勇奉旨到广西，从钦差大臣赛尚阿与太平军作战。累迁同知、知府，赏三品顶戴按察使衔。因病回籍疗疾，病痊留守长沙。太平军起，各地都在兴办团练，但成效最显著者，实江忠源一人也。
试想，一介书生曾国藩，怎能不高看他一眼呢？
从楚勇大营归来，曾国藩一改过去的举棋不定、怨天尤人的态度，决定振作起来，从无望之中寻找出一条出路，把团练训练成一支能打硬仗的劲旅。
晚饭前，曾国藩又乘轿到巡抚衙门找张亮基商量，由张亮基出面，借调提标中军千总诸殿元任省城团营教习；借调负责在湘阴查拿水匪的绿营千总杨载福和把总黄翼升，到发审局供职。张亮基都一一答应下来。
这时，省城四营湘勇都穿上了勇服，给军官的马匹也都全部分发给各营。此时的湘勇虽然还大都使用大刀、长矛、砍斧、铁棒等冷兵器，只有很少一部分勇丁使用抬枪、鸟枪，但训练并不懈怠。
不多几日，曾国藩在京师时的管家唐轩，也应召来到省城。曾国藩命其到粮台帮办事务。
这期间，浏阳周国瑜又暗中联络征义堂旧部，广收会党，只几日光景，人数便过万，势力超过了从前。即将再举义旗时，事机泄露。因此时长沙稍安，张亮基于是遣楚勇三营剿捕之，请曾国藩调一营湘勇配合。征战过程中，楚勇与湘勇从征义堂缴获近千杆洋枪，四门洋炮。事平之后，湘勇分得五百杆洋枪、两门洋炮。江忠源此举，对缺炮少枪的湘勇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曾国藩将这些新式武器平均分配给各营，内心却对江忠源，凭添了无比的感激。
此次“平乱”，楚、湘各勇共抓获“征义堂”会党近千人，其中大小堂主过百，总堂主周国瑜亦被擒获。
这些人被押到发审局后，曾国藩先把一些随从和盲目随从者挑出来。穷者杖责，富者罚银，由当地乡绅具保领回，着地方官严加看管；周国瑜及大小堂主以及主动响应者，均锁进站笼之中，放到车上，由勇丁押着游街三天，然后一律枭首示众。
发审局原有站笼五只，曾国藩见站笼者太众，又让人连夜打造了二十只。尽管如此，仍不够用。
不久，太平军遣人密至常宁、耒阳，封官许愿，暗中发展党众，想利用太平军攻打长沙时起事。有乡民将消息传递给县衙。两县急报发审局。
常宁知县禀称：“查粤匪多人入境，窜乡走里，蛊惑生事，请派兵捕剿。”
永兴知县禀曰：“探得耒阳地方厂下大河滩等处，土匪聚众滋事，请派官兵捕剿。”
曾国藩不敢迟疑半刻，当即给两县批饬回文，称：“现经派委教谕刘长佑，守备李辅朝，生员王錱等管带楚勇五百，湘勇三百，前往进剿。仰该县协同兜捕，并探明贼首踪迹，进兵途径。一面遣人至耒阳清泉一带，迎导大兵；一面飞禀省城。又给永兴武举陈步元，贡生刘茂廷，各札一道，即行饬差送往，令其出力堵截，以期迅速扑灭！”
批饬送走，曾国藩连夜遣恩赏教谕刘长佑、守备衔李辅朝、王錱，统率湘、楚各营八百人，飞驰赶往两地剿之。因动作迅速，不仅将太平军派到两地的三十余名神兵天将一举抓获，还把刚在当地发展的一名天将、九十二名天兵捕拿。
这些人被押到发审局后，曾国藩马上升堂审理。
刚刚审理了七十几人，曾国藩已然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曾国藩发现，在这九十二名新入伙的天兵当中，竟然有六十几名，是上次被乡绅具保领回去，着地方官严加看管的征义堂旧部！这些人不仅不思悔改，竟然又跑到别县参加了太平军！显然，这些人是铁心与大清国做对头了——如果此次再放过他们，他们只要有机会，肯定还要参加太平军！
曾国藩先把已经招认的三十名天兵天将锁进站笼里，游街后枭首；余下的人全部关进大牢里，想和按察使陶恩培以及两县的父母官们商量后再决定如何发落。
但事关发审局的事务，明哲保身的陶恩培是不敢插手、进言的；而两县知县奉命进省后，却又坚决不同意对这些人处以极刑。理由是：用刑过猛，民会更加不稳；尤其是非常时期，更要小心从事。
把两县知县送走后，曾国藩半夜未得入眠。
第二天尚未起床，又有消息传到曾国藩耳中：有十几名太平军扮作逃荒人模样遣入湘乡，欲对荷叶塘曾府下手；朱孙诒得到确报，当即带衙役及团练赶到荷叶塘，将正欲下手的这十几名太平军抓获——这些人正由团练解送省城。
朱孙诒最后又向曾国藩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已派专人带着团练日夜守候在荷叶塘，一有可疑的人出现，马上逮问。
读过朱孙诒的禀文，曾国藩当即作出决定：将从两县抓获的人全部斩首，无一宽免！以后也要如此！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乡民安分守己，不敢轻上“贼船”；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太平军无机可乘，断绝其来湖南生事的念头。使湖南真正达到“盗贼屏息，莠民多改而从善的”目的。
当日，他又收到安化县急报：称有乡绅林某以办团卫里为名招募乡愚、痞棍、市井恶霸五百余人结伍。现在派人到外省购枪买炮，又暗中去联络太平军，欲杀官起事。
曾国藩当机立断，马上派快马赶到衡阳传令：札饬刘长佑、江忠济二人起所有勇丁，飞赴安化捕剿。曾国藩特别密告刘长佑，除首领押解省城审讯外，所有胁从可就地处斩。
一时间，湖南各县，刀光剑影，风声鹤唳；人人恐惧，户户小心。到处是一队队抗枪抡棒的湘、楚勇丁，由一县杀往另一县，无一处不到。使遣匿在各乡村准备起事的零散太平军，藏无可藏，躲无可躲，真正叫苦也。
长沙发审局的血腥气开始越来越浓重。
“曾国藩”三个字也很快被“曾剃头”、“曾屠夫”所取代。一时间，太平军对曾国藩切齿，许多想投靠太平军的百姓亦把曾国藩恨入骨髓。
曾国藩在湖南大开杀戒，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请看他上给朝廷的《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的几句最关紧要的话：
“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常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誓当尽除湖南大小会匪，涤瑕去秽，扫荡廓清，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至于教匪、盗匪，与会匪事同一律。……臣寓馆设审案局，派委妥员二人，拿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当此有事之秋，强弱相吞，大小相侵，不诛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时，以求于地方有益。”
“用重典以锄强暴”和“威猛救时”，这是曾国藩献给朝廷的两剂良药。
该折摆到咸丰案头后，咸丰对该折的批复则是：“知道了！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放下笔，咸丰感叹一句：“这个曾国藩，说不定还真能干出点名堂！——可惜是汉人。”
“方今民穷财困，吾辈势不能别有噢咻生息之术，计惟力去害民之人，以听吾民之自孳自活而已矣。去冬之出，奉命以团练为名。近来不谈此二字，每告人曰：‘乡村宜团而不宜练；城厢宜练而不宜多。’如此立说，明知有日就懈散之弊。然懈散之弊尚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则新进生事者，持札四出讹索逼勒，无所不至，功无尺寸，而弊重邱山，亦良可深虑也。”
——摘自《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与朱石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