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这样写道：“启者：自逆匪窜扰湖南以来，我百姓既受粤寇杀戮之惨，又加以土匪之抢劫，潮勇之淫掠，丁壮死于锋镝，老弱转于沟壑，种种毒苦，不堪言状。而其最可痛恨着，尤有二端：逆匪所到之处，掳我良民，日则看守不许外出，夜则围宿不许偷逃。约之为兄弟，诱之以拜上帝。从之则生，背之则死。掳如贼中，不过两月，头发梢深，则驱之临阵。毎战以我民之被掳者列于前行，而彼以牌刀手压其后。反顾亦杀，退奔亦杀。我民之被掳者，进则为官兵所擒，退则为牌刀手所杀。不得已，闭目冒进，冲锋力战。鏖战之后，终归于死。生为被胁之民，死为含怨之鬼。但见其从逆，谁怜其苦衷？此可痛恨者一也。潮勇在楚，奸淫抢掠，诚所不免，然现已遣回广东。其在湖南滋扰之时不甚久，经过之地不甚多，岂比粤寇之穷凶极恶？粤寇所淫之妇，何止万数！所焚之屋，何止十万！所图之民，何止百万！近因恶潮勇之故，遂有一种莠言，称颂粤寇，反谓其不奸淫，反谓其不焚掠，反谓其不屠戮。愚民无知，一唱百和，议论颠倒，黑白不分，此其可痛恨者二也。现在逆匪已陷湖北，凶焰益炽。湖南与之唇齿相依，烽火相望，若非人人敌忾，家家自卫，何以保我百姓安生而乐业哉？国藩奉天子命，办理本省团练事务。是用致书各州县公正绅耆，务求努力同心，佐我不逮。团练之道非他，以官卫民，不若使民自卫；以一人自卫，不若与众人共相卫，如是而已。其有地势利便，资财丰足者，则或数十家并为一村，或数百家结为一寨。高墙深沟，屹然自保。如其地势不便，资财不足，则不必并村，不必结寨，但数十家联为一气，数百人合为一心，患难相顾，闻声相救，亦自足捍御外侮。农夫牧童，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需费无多，用力无几，特患我民不肯实心奉行耳。国家承平日久，刑法尚宽，值兹有事之秋，土匪乘间窃发，在在有之，亦望公正绅耆，严立团规，力持风化。其有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言惑众者，告知团长、族长，公同处罚，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若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操抢者，格杀勿论！若有剧盗成群，啸聚山谷，小股则密告州县，迅速掩捕；大股则专人来省，或告抚院辕门，或告本处公馆。朝来告，则兵朝发；夕来告，则兵夕发。立时剿办，不逾晷刻！除丑类以安善良，清内匪以御外患，想亦众绅耆所乐为效力者也。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湖南之大，岂乏忠义贯金石、肝胆照日星之人？相与倡明大义，辅正除邪，不特保桑梓于万全，亦可荡平贼氛，我国家重有赖焉者也！时艰孔亟，翘盼维殷！书不一一，诸惟心鉴！”
《与各州县书》、《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二文，由黄廷瓒、曹光汉二人交案上誊抄多份，加盖了发审局紫花大印，交由专差递往各州县；《与省城绅士书》一文，则送刻字局刷印百张，第二天一早便出现在长沙城的大街小巷。
早饭一过，考虑到湘乡县团练已被巡抚衙门遣回，曾国藩又命黄廷瓒连发两封公函：一函发往湘乡，以事繁需人为由，咨调湘乡团练副总罗泽南、刘蓉二人，从湘乡现有团勇中挑选三营，每营五百人，合一千五百之数，到长沙统一操练；一函发往湘阴，由湘阴县转达丁忧翰林院庶吉士郭嵩焘，速来省城发审局会办团练事宜。
这时，巡抚衙门又着人来请曾国藩去巡抚衙门商议办团的事。
曾国藩先安排曾国潢着人，去街上置办办差所需的物品，这才一边看街景，一边步行至巡抚衙门。
一进巡抚衙门签押房，曾国藩见张亮基与左宗棠正坐在炕上吸纸烟，弄得满屋子烟气。
曾国藩一迈进屋门，左宗棠眼尖，急忙先跳下炕，匆忙见了个礼，就要出门；张亮基则起身与曾国藩见礼，然后更衣，请曾国藩升炕。
有戈什哈摆上茶来，给曾国藩、张亮基、左宗棠三人各施礼后退出。
曾国藩道：“季高、你也坐下。你如何一见了我就走？不会是火燎了屁股吧？”
张亮基打趣道：“涤生，您先坐下，我正有件事要和您商量。您现在是团练大臣，总穿常服不太合适。您明日就换官服吧——季高，你以为如何？”
左宗棠道：“您们两个，一个是现任的巡抚大人，一个是归籍丁忧的礼部侍郎。你们商量事情，偏拉我这个平民百姓干什么？”
曾国藩坐下道：“季高，你现在是巡抚衙门的师爷，怎么能说是平民？你别忘了，你可是坐过绿呢大轿的啊！”
左宗棠坐下道：“左老三又不是在官的人，坐蓝呢坐绿呢，不信还能有人参我一本！哈哈！”
一句话没有说完，张亮基和曾国藩也都哈哈大笑起来。
戈什哈这时又由门外捧进一壶新沏的茶来。
张亮基敛起笑容，道：“涤生，我刚才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您不同于季高，您是团练大臣哪！总穿常服怎么行？”
曾国藩随口问一句：“我的中丞大人哪，您倒是会说话。我且来问您，您让涤生着几品官服啊？丁忧侍郎着二品？和你张中丞一样，也弄个红顶子？——您不要忘了，我是受命帮办团练，是帮着您张中丞清匪的。我是墨绖从戎，身上可还穿着重孝哪！您以后啊，就别再开这种玩笑了。长沙安定的那一天，就是曾涤生重新结庐守孝的日子。我着常服多好啊，既不用考虑官场的礼制，又能随随便便地出入各衙门。就是想省亲，也不用给皇上上折子啊！”
左宗棠愤愤地说道：“这大清也不知怎么了，有人想弄个顶子戴戴，偏偏弄不着；有人呢，硬往他手里塞顶子，他偏偏又做七做八不肯要！”
张亮基笑道：“这就是曾左曾左，为什么曾总在前，左总是在后的缘故了！”
左宗棠笑道：“您又错了不是？曾左曾左，是说曾涤生的眼里有左季高，左季高的眼里未必就能有曾涤生。您这样解释，天下人才能信啊！”
左宗棠话音未落，曾国藩与张亮基又大笑起来。
笑够了，曾国藩说道：“好了，我们说正事吧。等罗山、孟容几个一到，湖南发审局就得挂匾办事了。张中丞啊，您得把章程跟我说一说呀。有道是，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
张亮基一惊，道：“涤生，您敢则是打趣我吧？您来向我讨章程？我哪有什么章程啊！我要有章程，又何至于函请您老出山啊？”
左宗棠道：“怎么样大人，季高没料错吧？——我早就说过，涤生是个玩笔的人，弄弄八股制艺可以，写几篇时文也可以。这办团练勇，是玩刀玩枪的生意，不是他的长项啊！他连马都不会骑，如何练得勇啊？涤生，我实话实说，您不生气吧？”
曾国藩一笑道：“季高，天下只有你能对我说句实话。我感激尚且不及，如何要生气啊！——张中丞啊，季高说的对呀，这办团练勇，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是要动刀动枪的！您可不能把自己推得干干净净。”
张亮基急忙道：“涤生，时间不等人。湖北的大股长毛虽然东移，但武昌周围可还不干净啊。如果长毛东移受阻，说不定又要回窜。长沙的危险是一天大似一天哪！您快把您的算盘托出来吧。季高正好也在，大家一齐商量商量。等长毛大队扑犯过来，想坐下来商量都不成了！——对吧季高？”
曾国藩这才清了清嗓子，开口说道：“从接到谕旨，涤生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涤生思谋着，皇上这次让涤生到长沙帮办团练，一则是惧于长毛势炽，一则是因为国家兵力不足。涤生想先在长沙办一大团，暂定三个营，一千五百人。勇丁从湘乡挑选。日夜操练，也按绿营一样发饷吃粮，枪、炮也先从绿营抽取一些，团练再自己购置一些。不知是否可使得？这个想法，我昨儿在上给朝廷的折子中提了提。能否御准不可知。”
左宗棠一听这话当先说道：“这可是老大一笔支出。饷银从哪里出？绿营和旗营都欠饷啊！靠从各县抽取团练费？只能济得一时，岂能长久？涤生啊，季高不是给您泼冷水。您这想法，好是好，可是行不通啊！”
曾国藩道：“涤生反复思虑，不如此办法，团练实难起到保境安民的作用。张中丞，我想听听您的想法。您以为如何？”
张亮基一脸苦笑道：“涤生啊，您的这个办法呀，倒是出我意料。我原设想啊，湖南的团练，仍在各府、州、县，按老路子操办。一旦各地有警，再统一由发审局调拨、使用。这样既能解燃眉，又能省开支。可您现在——”
曾国藩笑道：“涤生看过罗山的团练，号旗升起两个时辰，勇丁尚未到齐，又无武器，拿着些锄地务农的家伙。这样的团练，不练也罢。宁乡的团练也好不到哪里去。对敌剿匪定然不成，添乱倒是有余！练他做甚？”
张亮基沉默了一下，问：“涤生，照您这个办法，饷银和这一千五百人的日常用度怎么办？省里可没这笔银子啊。各县肯出吗？”
曾国藩道：“涤生估算过，一千五百人按人头二两发饷，每月则用银三千两；日常用度，一千五百人每月用不上一千两。这样算下来，有五千两足可开销。我个人的想法，大部分银子还按老办法，由各县摊丁筹措，不足部分，巡抚衙门有余银就补充一些，没有余银，就另行派员筹募。您们认为怎么样呢？”
张亮基道：“涤生，您实话实说，办团之初，您想让巡抚衙门出多少？”
曾国藩道：“除了饷粮，枪、炮、勇服都要购置，这笔费用可不小啊！”
张亮基想了想道：“好，本部院就答应于您。先借给您十万两，购置勇服枪炮等项，不足部分您自己筹措。这笔银子，发审局挂匾就支给您。季高，你做个证人。”
曾国藩摆摆手道：“张中丞，您别跟涤生打马虎眼。您说的这十万两，昨儿您可就答应了。这笔银子只能先购买少许枪炮，勇服都难保配齐。以后怎么办？能够筹募来银子自当别论，银子不凑手怎么办？把团营解散？要办，就不能只顾眼前，要有长远打算。粤匪一天不剿灭，这团营就不能随便解散。您借这十万两银子，有饷粮便没有器械，买了枪炮又没了饷粮。您说怎么办吧？”
张亮基一边挠头一边道：“曾侍郎于银钱一项果然精细——好，除这十万两外，我一会儿就把徐钧卿传来，让他从藩库里，再挪借出五万银子暂借您使用。只要您曾大人真练出杀长毛的团练，我张采臣全力支持您！不过话说回来，您也要自己想些办法，发动一下您的故旧、同门，还有一些京官。您现在要替朝廷练勇，他们不能不伸援手啊！”
左宗棠用鼻子轻哼一声，撇撇嘴，没有言语。
曾国藩不动声色，笑着说道：“季高，全湖南都知道，读书作文是曾涤生，用兵募款可就是左季高了。你也别想图清闲。为团练去各地劝捐、募款，还得劳动你的大驾呀。”
左宗棠急忙眼望张亮基道：“大人您都听见了，这可是涤生自个儿说的。”
张亮基笑道：“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本部院管不着。”
一见张亮基说出这话，左宗棠马上对曾国藩很爽快地说道：“这不须说，事关曾涤生的事情，今亮焉有袖手旁观之理？不过，左季高怕就怕，辛辛苦苦化过来的银子，都被打了水漂！”
曾国藩正色道：“季高但请放心，你募来的银子，曾涤生敢枉花一分，天打五雷轰！——张中丞，您可听真？”
张亮基忙开解道：“涤生，您不要当真，季高是说笑的。天下人谁不知道，曾侍郎廉洁自律是排在第一号的！——季高这张破嘴，别人不知，你曾涤生还不知？”
左宗棠笑道：“诸葛亮云：用将不如激将。我是在激涤生呢，他还当真了。”
曾国藩道：“季高啊，除了筹银募款，曾涤生仰仗你的地方还有很多呀。求到你头上，你可不能推辞啊！”
左宗棠一听这话，脸上忽然一红，说道：“涤生啊，我们两个有十几年没有开玩笑了。其实啊，左宗棠平生最佩服的人，就是您哪！您现在是堂堂二品高官，可还和从前一样对待我们这些老友，还肯低下头来，与我这个不名一文的老举人说话。试问天下高官胥吏，有几人能做到？”
左宗棠话未说完，两眼已开始泛红。
曾国藩离开巡抚衙门不一刻，张亮基便接到了由武昌转递的圣谕一道：“因江宁兵力过单，著赏加琦善钦差大臣署理河南巡抚，率军紧急驰援江宁。”
晚饭前，对局势甚为忧虑的左宗棠，给安化的大女婿陶桄去家信一封。
在信中，左宗棠忧心忡忡地写道：“下游九江一带，虽有江西巡抚驻彼防守，恐难期得力。陆立夫制军奉命溯江西上，未知能否遏阻凶锋。贼匪既据武汉，我省岳、常、澧等处不能解严。徐爵帅一筹莫展，其才识昏庸，尚不及赛。现在军务系渠一手办理，中丞虽时时致函，总不能用，真令人闷煞。琦善已署河南巡抚，并授钦差大臣。此人才具，似比各督抚为优，然事势决裂至此，恐亦非伊所能了结。罗苏溪现往荆州，西北一面，圣意即嘱之伊与将军台涌，如何济事？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从信中可以看出，左宗棠虽对曾国藩的才具并不十分看好，但对曾国藩正派肯任事这点，还是钦敬有加的。
左宗棠性直，与人说话从不拐弯抹角。他来巡抚衙门帮幕，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湖南官场中人，已大半被他得罪。若非张亮基对他看好，他大概早就离去多时了。
左宗棠的家书刚刚送走，巡抚衙门便接到了军情快报：太平军与官军战于九江，官军大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所部大半战死，余部溃逃，陆建瀛只身逃回金陵；寿春镇总兵恩长所部大半被歼，余部溃逃，恩长本人亦战死江中；江西巡抚张芾所统带江西抚标四千余人，触敌即溃，张芾不能止，只得率部退往南昌。九江遂落太平军之手，改姓洪。太平军现正从水、陆两地扑向金陵（亦称江宁）。
曾国藩当日回到发审局签押房，又给理学大师、也是自己的师傅唐鉴单发了一函，向他通报自己到省城办团练的事。
当晚，曾国藩为了向与己交厚的京官、同僚表明心迹，又给京师的一位戚亲草函一封。
函曰：“十二月十三日申刻，湖南巡抚专差送到兹文。十一月廿九，奉旨命弟在本省帮同办理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弟闻讣到家，仅满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权厝，尚思寻地改葬。家中诸事，尚未料理。此时若遽出而办理官事，则不孝之罪滋大。且所办之事，亦难寻头绪，若其认真督办，必须遍走各县，号召绅耆，劝其捐资集事，恐为益仅十之二，而扰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认真，不过安坐省城，使军需局内多一项供应，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再四思维，实无裨于国事。是以具折陈情，恳乞终制。兹将折稿寄京相好中如袁、毛、黎、黄、王、袁、宠诸君，仅可令其一阅。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吕鹤田有欲阅者，亦可以阅。盖欲使知交中谅我寸心，不必登诸荐牍，令我出面办事，陷于不孝也。
弟自奉旨后，始知汉阳失守，乡间音问难通，即县城亦无确信。”
函中所提的折子，就是曾国藩想写而未写的辞缺折。这篇辞缺折，曾国藩到底写没写呢？曾国藩写了，但不是要上给朝廷，而是留在自己手里给人看的。当时的读书人，大都是一些读死书的迂腐之徒，他们所坚守的信念是：丁忧便丁忧，天塌下来也要坚持丁忧。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改变自己的信念。鉴于这种情形，曾国藩不能不给自己寻个退步。要知道，大清打出的治国招牌是以孝治天下，他又是礼部侍郎，自应把孝道列在首位。
虚伪也好，不诚实也罢，终归，曾国藩有自己不可言说的难处。
此信发走，他第二天又马上紧跟一信：“前信写就，正拟专人送至省城，请张抚台代为发折，十五夜接张抚台来信二件，知武昌失守，不胜骇叹！郭筠仙于十五夜来我家，劝我到省帮办团练等事。弟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惧，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即于十七日由家起行，廿一日抵省。先以稽查城内土匪奸细为要务，其次则勤于操练。江岷樵所带之壮勇二千，甚为可恃，即留于长沙防守。弟又招湘乡壮勇千名，亦颇有纪律，若日日操练，可期得力。现在大股业已顺长江而下，只怕分股回窜，不得不严为防备。幸张抚台明决，勇于任事，乡绅亦多信吾之言，或可办理得宜。”
“团练之事，极不容易，乡里编户，民穷财尽，重以去年枯旱，十室九饥。与之言敛费以举团事，则情不能感，说不能动，威势不能劫。彼诚朝不谋夕，无钱可捐，而又见夫经手者之不免染指，则愈含怨而不肯从事。故国藩此次办法重在团，不重在练。团者，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或数日一会，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兴举，非多敛钱文不可。方今百姓穷困，无生可谋。……劝捐之说，苦无简明条例，不足取信于乡人。条例必颁自户部，乃可据为典要。此间亦无刊定要例……”
——摘自《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复文任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