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理势者，犹言理之势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这是说，“势”是客观规律的体现。又说：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同上）
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同上）这是说，“理”存在于客观趋势之中，“理”在“势”中，“势”中有“理”。要之，“理势不可两截沟分”，“总将理势作一合说”（同上）。事物的规律存在于事物之中，同样，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寓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王夫之继承唐代柳宗元关于“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的思想，肯定秦始皇废封建改郡县的历史功绩，指出“郡县之制垂两千年而弗能改”，是“势之所趋”（《读通鉴论》卷一）。这表明，王夫之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关于历史发展内在规律内容的科学认识，但是他天才地猜测到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现实的必然的客观存在，它受着自身固有规律的支配。这也就是说，王夫之的历史观中孕育了历史进程是受其内在规律支配的思想萌芽，这显然是一个卓越的思想。
2.“因势而求合于理”。
王夫之的历史观还涉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们创造历史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也朦胧地意识到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不同，认为社会规律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才能表现出来，他说：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强也。天欲开之，圣人成之，圣人不作，则假手于时君及智力之士以启其渐。（《读通鉴论》卷三）他举例说：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就假手于秦始皇的活动，“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读通鉴论》卷一）历史的必然是由“时君与智力之士”实现的，历史的道路由历史人物开辟。这是对历史人物作用的充分肯定。王夫之还认为，“人固不可与天争”（《宋论》卷七），但人们可以“知时以审势，因势而求合于理”（《宋论》卷四），人不能与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律相对抗，但人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而使自己的活动合于客观发展规律。应当说，这是关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的思想火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应当指出，王夫之所重视的人的作用，主要是指天子和圣人的作用。他总结历史经验说：“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为明。”（《读通鉴论》卷十五）由此而有二统，“天下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读通鉴论》卷十三）。这是“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盗者”（同上）。所以又说：“人不可一日而无君”（《读通鉴论》卷十九），道也“不可一日废”（《读通鉴论》卷九）。王夫之认为，“道统”和“治统”又是统一的，“古之治教统于一，君师皆天子之势也”（《宋论》卷十四）。所以天子统政治和教化于一身，“受天位而治天职”，平治天下，是社会的主宰。这就陷入了个人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
王夫之否定圣人可以凭主观的意志去创造历史，没有把历史看作为圣人的主观臆造物，这是和传统的英雄史观不同的。但是，他又夸大了帝王个人心意的作用，说：“恻隐之心，存亡生死之几。”（《读通鉴论》卷十九）“有唐三百载之祚，高祖一念之慎为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帝王的心意决定国家的兴亡，唐代三百年基业，归功于唐高祖“一念之慎为之”，这显然又是一念丧邦、一念兴邦的思想。把历史的动力最终归结为个人思想动机，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二、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历史观的合理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合理因素是多方面的、比较丰富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七点：
1.从物质生活自身探求人类、人类社会、家庭和国家的起源。荀子、李觏和王夫之的历史观中，都涉及这些问题或其中某些问题。认为人类起源于“直立之兽”，后来由于能“群”有“分”而组成社会，并基于调节人类的欲望和物质资料的平衡的需要而形成国家。应当承认，这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当然，古代唯物主义者不能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的起源，更不能认识到国家是随着私有制、剥削、压迫出现以后的产物。这是他们的局限性。
2.从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角度，去探寻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例如，韩非的人口论、王充的“天时”说和柳宗元的“生人之意”说都程度不同地表现了这一思想。王充的“天时”决定国家昌衰兴废的说法，从总体来看是错误的，但是，在“靠天吃饭”的古代，“天时”确是重要的，尤其是在王充的学说中包含了能否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是决定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亡的关键的思想，我认为这是王充在错误命题中所包含的合理内核，是值得肯定的。
3.社会物质生活决定道德观念的思想。自从《管子·牧民》篇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几乎成为古代唯物主义者普遍赞同的道德说，流行极其久远，而且对古代治国原则也产生直接的影响。韩非还明确地用职业分工和切身利害关系来说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的差别。李觏、陈亮和叶适在社会物质生活决定道德观念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功利和道义、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虽然，以社会财富的多寡决定人们道德面貌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但是，认为社会物质生活决定道德观念是值得肯定的唯物主义观点。
4.发展经济是治国的根本。中国古代哲学家十分重视治国原则的探讨，十分可贵的是，古代唯物主义者都重视从经济范畴来探讨治国之道。《管子》强调“富民”是“治国之道”，李觏认为“生民之道食为大”，而“财用”即经济是“治国之实”，大力增加物质财富是治国的根本。这是很有见地的。
5.民本思想。这是中国古代进步哲学家的一个普遍的进步观念。唯物主义哲学家贾谊更提出“民者万世之本”的命题，认为人民是政治的根本，即国家的根本、君主的根本、官吏的根本。能否取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一个国家安危兴亡的关键。他为此而强调“爱民”、“富民”。虽然，这仍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说的，但是，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对人民的力量和作用的深刻认识，显然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理的。
6.时势造英雄的思想。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重视人事的作用，如仲长统提出“人事为本”的观点，认为历史的治乱和演变不是决定于天命，而是决定于人事。这是对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的主动性、能动性的确认。同时，虽然古代哲学家最后都陷入了英雄史观，但是仍不乏时势造英雄的思想，认为圣贤之功成名立，在于具备时代的条件。王夫之曾明确地指出，只有在非常的时代，人们才能建立非常的功绩；否则，即使是才智非凡的人，也难以建立非常的功绩。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7.“理势合一”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集大成者王夫之历史观的合理内核，这是天才地猜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重要原理：历史发展趋势是有内在规律支配的。也就是说，王夫之的这个观点既含有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因素，又含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2）］第一章儒家人生哲学简论
一、问题的提出
儒家是中国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的学派。“儒”是以相礼为业的知识分子。史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史记·孔子世家》），由此形成了以孔子为鼻祖的儒家学派。后来儒家经历了不断的演化和发展，一直延续二千多年，直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受到了激烈的批判而趋于衰微。
儒家经历了从发生、发展、鼎盛到衰微的漫长过程，内部派别众多，但作为与其他学派相区别的统一学派，又有其共同的思想特征。这种特征的主要之点是通过解释和阐扬所尊奉的典籍即《五经》和《四书》，提倡仁义道德，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儒家实质上是以教化伦理道德为主旨的学派。儒家及与之相对立的道家、佛家，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三大系统，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由于儒家学说适应中国专制社会的需要，培养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汇成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其作用远远超过道家和佛家，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
儒家学说包含了广泛的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文学、历史、哲学等各方面，阐发了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纵观儒家学说，主要是关于人生的学说，而对自然的阐述则相对较少。儒家并不只是光讲仁义道德，不关心自然科学技术的。孔子承认自然界的变化及其规律，他虽反对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实践，但不反对学习射、御、书、数等技术。后来荀子更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口号，认为人类应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中庸》作者也明确地提出“参天地之化育”的主张，重视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后来儒家学者的传统观念，并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但是从总体看，在儒家学者那里，对自然界的研究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强调，而对人、人生、社会的研究则获得了突出的成就。从哲学的层面来看，儒家学说主要是主体性的哲学，是阐述个体的自我塑造、改良和完善，以实现最高主体性的哲学。
关于儒家学说的作用历来有不同的评价。近几年来在中国围绕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对儒家学说的评价也出现了重大分歧。在一种全盘否定传统的思潮中，有人认为在中华民族传统中“缺乏人格的概念”。这不仅关系到儒家学说的本质问题，牵涉到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还关系到民族的价值和尊严的原则问题，有必要辨明清楚。本文着重通过介绍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以求有助于问题的正确解决。
二、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内容
人生哲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历代著名儒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任务、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自我价值、人的理想人格、人的成功之路、人的本性和人的生死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形成了庞大的思想体系。
（一）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任务
儒家学说以人为研究对象，一直重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孝经》引述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虽不一定是孔子之言，但足以代表儒家的观点，认为天地之间人是最有价值的。《周易大传·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把人和天、地合称为“三才”。“才”，是基本、本始的意思。天地人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礼运》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也。”又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德”，善。“心”，知觉。“端”，高峰。就人与天地万物关系来说，人是天地万物中有德者，有知有觉者，是五行所生成的万物的最高峰，是其他各类事物所不能比拟的。荀子对于人所以优异于其他事物的性质的论述尤为明确：“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荀子·王制》）事物有四个层次，人有知觉，且有道德观念，居于宇宙中最高贵的地位。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从天地人三者分工配合的角度阐述人在宇宙中的重要地位，他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立元神》）人与天地同样都是万物之本，是成就万物，使之具有礼乐的根本，由此也是高乎万物的。宋代邵雍喜欢谈数，他用数来表示人的高贵地位：“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亿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当兆物之物，岂非人乎？”（《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一个人的价值等于一兆物的价值，人的性质极为优异，最为卓越。总之，人具有异于万物的特殊优越的属性，在宇宙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是最为高贵的。
儒家学派中的一些学者还强调人对于自然具有崇高的使命。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天论》）人类应当参与天地万物的变化，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中庸》作者则提出：“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类发挥自身的本性、本能，可以与天地万物相交流，参与天地万物的化育。这些思想对后来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的影响。
（二）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人在宇宙中具有高贵的地位，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呢？儒家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倾向于在群体的人伦关系网中去揭示个人存在的意义。首先，儒家认为社会是合人群而成的集合体，个体是家庭、家族、民族、国家中之一员，群体对于个体具有决定意义，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能生存、发展，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个体利益应服从群体利益。其次，群体内部又是存在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个体只有按照自身等级名分、恪守分位，才能维系群体的稳定和实现个体自身的价值。孔子就主张君臣父子的“正名”，孟子更提出“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将社会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具有不同的义务。儒家学者还把人群分为君、臣、民三等，或区别为圣人与愚夫愚妇、君子与小人、君子与野人，等等。而最核心的是君臣父子的等级区别。由君臣父子等隶属的关系推演出社会的贵贱尊卑关系，构成了强固的关系网，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具有价值。儒家又制订了一套极为庞杂、完备的礼制。从衣食住行到穿鞋戴帽都有一套严密的等级规章，事事物物都有等级，以维护等级隶属关系。儒家的这一套理论和礼制，是适应统治秩序需要的，具有束缚主体个性和自由的作用。但是它的重视整体利益的群体观念，当国家和民族面临分裂的危机时，又培育了人们维护统一的意识；当国家和民族受到异族的侵犯时，又培育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三）人的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