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提出人们生活欲望增多和物质资料缺少的矛盾的思想，韩非对此加以继承和发展。他为了论证法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力图从人们的经济生活中探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认为历史的变化在于人口和生活资料的矛盾，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则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韩非说上古时代财货多是不符合史实的，上古之所以没有争夺是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的对立。韩非说当今人多财少，必然发生争乱，也就需要实行法治。这仍不是对历史发展的全面的科学说明，韩非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实行法治是地主阶级实行统治的需要。但是他从人口和生产资料两者关系的角度出发，去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却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观点，涉及人口和生产、分配的关系，也涉及经济和政治、道德、风尚的关系。它以幼稚朴素的表述，包含了人口繁殖速度超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必将引起社会问题的思想萌芽，是在世界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人类发出的严重警告，这对于引起人们重视，以便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此外韩非也从人们的职业分工和切身利害关系来说明人们道德观念的差异，他说：“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造车的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希望人早死，是由不同的经济利益决定的。这是对社会物质生活决定人的思想面貌和道德观念的直观的感性认识，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
（四）贾谊的“民者万世之本”的命题
贾谊，西汉初期政论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糅合儒、道、法的思想，并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在治国方面，提出“民者万世之本”的命题，并强调衣、食的作用。
贾谊通过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分析，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强调国家要以人民为根本，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贾谊集·新书·大政上》（本书所引版本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国家的安危、兴亡，决定于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支持。贾谊又说：故夫诸侯者，士民皆爱之，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苦之，则国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贾谊集·新书·大政上》）人民的作用在战争中尤为显著，民心的向背决定了攻守的胜败，他说：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贾谊集·新书·大政上》）在贾谊看来，人民是不可慢忽、不可欺罔的，是不可不畏的，凡是与民为敌的必败：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同上）为什么民是国之本呢？贾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了理论性的概括：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同敌）也。（同上）人民是很大的族类，人多势众，具有不可抗拒的无敌的力量。这是对广大人民在政治斗争中所蕴涵的伟力的天才猜测，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五）王充的“昌衰兴废皆天时”的思想
1.“昌衰兴废皆天时也”。
汉代崇古非今论者宣传古代圣帝贤君多，所以社会治理得好。社会的治乱和历史的进退，决定于统治者品质的好坏。东汉时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王充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社会的治乱与统治者的品质无关，因为遇到丰年，五谷充足，人民丰衣足食，自然天下就太平。相反，收成不好，缺衣少食，人民饥寒交迫，必然盗贼众多，成为乱世。他说：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论衡·治期》）又说：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兴昌非德所能成，然则衰废非德所能败也。昌衰兴废皆天时也。（同上）这里的所谓“天时”，也就是“天地历数”、“时数”。王充说：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这里，王充肯定了历史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定了英雄个人意志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否定社会治乱安危和统治者的关系，否定个人的作用，否定政治作用，这又是不正确的，而且客观上也为暴君污吏开脱了罪责。天时与收成的好坏，会对人民经济生活发生直接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对政局产生某些影响。但是单纯用自然原因来说明社会现象，把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亡都说成是自然决定的，由盲目的自然力量支配的，这是由自然宿命论导致历史命定论。
2.“善恶之行”“在于岁之饥穰”。
上面讲到人们生活状况和社会治乱的关系，这也就涉及人们物质生活和道德行为的关系问题。王充认为，人们的行为善恶是受农业生产状况和生活资料的多寡所制约的。他说：“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礼义之行，在谷足也”（同上）。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的道德行为。王充也不同意孔子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道德观，指出：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论衡·问孔》）王充认为，在不得已时应当去信存食。王充看到了人们温饱是社会安定的现实基础，力图从物质生活状况探求道德现象，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但是，他把人民的饥寒温饱又简单地归结为“天时”即年成的好坏，这实际上又掩盖了阶级社会的基本事实：统治阶级的剥削是造成人民饥寒的重要根源。
（六）仲长统的“人事为本”的观点
东汉末年哲学家仲长统批判天命论反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目的论，也不赞成王充的历史命定论，认为历史的治乱和演变决定于人事。他提出了“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说：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业，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也。（《论天道》，见《群书治要》卷45引）仲长统阐发注重人事的历史治乱观，他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争者竞起，……拥甲兵，与我角（竞争）才智；程（较量）勇力，与我竞雌雄”（《昌言·理乱》，见《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最后胜利者建立起新王朝。第二阶段是新建政权稳定下来，帝位传给后代，这时无才能的帝王也可以继续维持统治。第三阶段是统治者腐化堕落，荒淫无耻，引起人民的反抗，而为新的强有力者所取代。一个朝代的兴亡，经过兴起、稳定和衰亡三个阶段，是直接决定于统治者的智愚勤惰，仲长统认为王朝兴亡和统治者的作用直接相关。这种观点反映了历史发展的部分侧面，透露出客观真理的某些颗粒。
（七）柳宗元的“生人之意”观
唐代唯物主义者柳宗元持历史进化说，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既不是“天命”、“神意”所使然，也不是“帝王”、“圣人”的个人意志所支配，而是“受命于生人之意”（《贞符序》）。所谓“民人之意”，即指人们生存的意愿和要求。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圣人要“心乎生民”，“利于人”，即要关心和重视人们的生存要求。柳宗元认为，正是由于人们的生存的意向和要求，推动了人们为争取物质生活资料而斗争，而这种斗争也就造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势”）。柳宗元说，人生之初，和草木禽兽生长在一起，由于身体的条件限制，不能“自奉自卫”，这样就要“假（凭借）物以为用”，由此就要发生争夺。“争而不已”，就需要有能“断曲直”的人出来管理，从而“君长刑政”也就产生了。由于一层一层地争夺，就有一层比一层高的统治者出现，以至形成了从最基层的地方官吏起，一直到最高统治者天子为止的封建制。这种封建制的产生“非圣人意也，势也”（《封建论》）。封建制不是圣人之意所造成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后来实行官僚制度，即选拔人才，有赏有罚的郡县制，以取代封建制，这也是合乎“势”的必然，而不是什么“圣人之意”。这是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因素的历史观。
（八）李觏的“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的学说
北宋哲学家李觏重视爱民、养民，他说：“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安民策第一》）并提出了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社会历史观点。
1.礼“顺人之性欲”而产生。
李觏把礼的涵义加以扩充，将乐、政、刑作为“礼之三支”，即礼的辅助和补充。又认为仁、义、智、信是礼之“别名”。实际上，李觏所谓礼，是包含文艺、政治、道德和法律的总称，大约相当于现在讲的上层建筑的内容。关于礼的起源和发展，李觏继承了荀子“礼以顺人心为本”（《荀子·大略》）的思想，并加以发挥说：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人之始生，饥渴存乎内，寒暑交乎外；饥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礼论第一》）在饥寒交迫的威胁下，“圣王……因土地之宜以殖百谷，因水火之利以为炮燔烹炙，治其犬豕牛羊及酱酒醴酏以为饮食”（同上）。在社会生活需要的推动下，圣人认为，夫妇不正，则男女无别；父子不亲，则人无所本；长幼不分，则强弱相犯，于是为之婚姻，以正夫妇。为之左右奉养，以亲父子。为之伯仲叔季，以分长幼。君臣不辨，则事无统；上下不列，则群党争，于是为之朝觐会同，以辨君臣。为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同上）这样就出现了婚姻和家庭，上下等级和国家。这是视“礼”为调节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节文”，也就是从人的生活需要去说明家庭和国家的起源，是有合理意义的。但是，把国家的起源归结为圣人“顺人之性欲”的创造，这仍是唯心史观。
2.“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
从国家起源于人们生活需要的观点出发，李觏进而强调经济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他说：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疫疠）瘥（疾病），非财不恤。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富国策第一》）他认为物质财富是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存在的决定因素，这是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的观点。
3.“土地本也”。
李觏认为物质财富是治国之本，而土地问题又是解决社会物质财富问题的根本，他说：生民之道食为大，有国者未婚不闻此论也，顾罕知其本焉。不知其本而求末，虽尽智力弗可为已。是故，土地本也，耕获末也。无地而责之耕，犹徒手而使战也。（《平土书序》）李觏认为，当时“贫民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富国策第二》），土地关系不合理是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为此他还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认为这是“均贫富”的根本。在当时，这是一种十分激进的主张。
4.“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
李觏认为，对人民的道德教化离不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说：“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平土书序》）又说：“管子有言‘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然则民不富，仓廪不实，衣食不足，而欲教以礼节，使人趋荣而避辱，学者皆知其难也。”（《周礼致太平论·国用第十六》）这是继承管子关于道德和物质生活的关系的观点。李觏还从物质生活决定道德的观点出发，批判了儒家传统的贵义贱利的思想，他说：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为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原文》）李觏批判了孟子把义利对立起来，崇义贬利的唯心主义道德观；他的观点成为后来叶适“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卷二三）这一著名命题的思想渊源。
（九）陈亮、叶适的功利观
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陈亮、叶适重视事功，认为道德和功利是统一的。陈亮抨击当时儒者“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见《陈亮集》，上册，20页。）。他曾申明：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转引自《晦庵文集·答陈同甫书》）认为一个人只要建立事功，即使不完全符合义理，也是一代英雄人物，体现了从实际效果检验思想动机的唯物主义原则。
叶适也确认道德原则和实际功利是不可分的，他批评当时儒者，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卷二三）这是批评朱熹、陆九渊等人，借推崇董仲舒“正谊明道”的话，将义和利、道和功对立起来，肯定道义，否定功利。叶适认为，道义要通过功利来表现，没有功利，道义只能是无用的空话。陈、叶强调道德原则不能离开物质利益，是一个唯物主义观点。
（十）王夫之的“理势合一”说
明末清初的卓越唯物主义者王夫之，对社会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阐发了若干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历史理论；同时，由于用气来解释人类社会现象，又不仅带来了理论矛盾，而且最终仍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
1.“理势合一”。
王夫之在深入考察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区分了“必然”与“不然”的存在，并把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称作“势”，把发展趋势中所包含的不可改变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性称为“理”。王夫之对“理”和“势”这两个历史哲学的基本范畴作了充分的论述。关于“势”，他说：势者，事之所因。（《尚书引义》卷四）
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不容违阻之谓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势”是事物发展之所由从，是事物发展不可逆转、违阻的客观趋势。关于“理”，他说：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张子正蒙注》卷五）
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顺必然之势者，理也。（《宋论》卷七）“理”是事物的所以然，是内在的不可见的规律。王夫之认为，事物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客观规律是互相依存的，“势”和“理”是不可分的。他说：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得理则自然成势。（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