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相容的关系。中国佛教哲学的理想境界论，最为典型的是净土宗的西方极乐世界说和禅宗的“即心即佛”说，这两种主张是明显地对立的，但又是相容的，中国后期佛教学者提倡的禅净合一，就表明了两者的相容性。又如，本无论和性空论是两种不同的本体论，前者主张有一个“无”作为宇宙万有的本体，后者则强调宇宙万有及其本质都是空性的，是破除本体实有的本体论，但两者在否定宇宙万有的客观真实性的基础上又是相容的。至于佛教的不同实践方式，如持戒、念佛和禅修等，虽为不同宗派所提倡和偏重，但其间的相容性是不言自明的。
（2）相即的关系。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元素之间普遍具有不相离的关系，彼此依附，相辅相成。例如，因果报应论与神不灭论，在中国佛教学者看来，灵魂不灭是因果报应论的理论前提和根据，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则是神不灭的实际表现和证明，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又如佛性论与佛果论，也具有逻辑的必然联系，没有佛性论则佛果论失去根据，没有佛果论则佛性论失去目标。再如，言教与直觉的关系，从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发展史来看，言教与直觉确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离开言教，难以形成直觉能力；离开直觉仅是言教，则难以体悟成佛。虽然有的佛教学者曾一度将两者对立起来，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佛教学者主张两者统一，这绝不是偶然的。
（3）排斥的关系。中国佛教学者通常把人类和世界的本原归结为“一心”，但对于心的内涵和性质其说不一，有的说是主观的心（阿赖耶识），有的认为是客观的心（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各持己说，难以相容。后来，相对而言，阿赖耶识说销声匿迹，如来藏说长盛不衰，就是这种不相容性的表现。又如，天台宗内部真心说与妄心说长期争论不休，不同宗派的性善论与性恶论长期对立，这些都是难以相容的理论分歧。这些互相排斥的思想元素共存，构成了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矛盾和庞杂的性格。也有的佛教学者力图调和上述的思想矛盾，但是都不可能作出理论上彻底的说明。
（4）相离的关系。中国佛教宗派中，有的主张一部分人不能成佛，多数宗派则主张人人都能成佛，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虽非绝对排斥，但实处于分离状态之中。禅宗一度主张呵祖骂佛，这与多数宗派的尊祖奉佛也是迥然不同的，是相互离异的关系。禅宗的“离经叛道”，实有转变印度佛教性质的明显倾向。禅宗成为区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的典型代表，也绝不是偶然的。
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元素之间相容、相即的关系，不仅突出了佛教哲学内容的丰富性、广博性，而且也增强了佛教哲学体系的保守性、稳定性。至于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元素之间排斥、相离的关系，则表明佛教哲学的开放性、多元性。应当强调指出，正是由于佛教哲学体系内部的矛盾、对立、分歧、斗争，最直接、最有力地推动了其自身思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开拓、深化了这一哲学体系的内容，这为一部中国佛教哲学史所证明。
三、外部联系
中国佛教哲学体系不是孤立独存的，也不是封闭隔绝的，它和其他哲学体系（主要是儒家、道家和道教的哲学）相互冲突、融合、交流、影响，形成了多种外部思想联系。这些联系表现为相通与相隔、相容与排斥、互补与互拒的关系，主要是相通、互补和排斥三种关系。
（1）相通与相隔的关系。佛教舍弃家庭，否定现世，即在对待国和家的问题上，被儒家认为是无君无父，不忠不孝，这与儒家注重人伦关系，提倡忠孝道德，是一种相隔乃至相斥的关系。但中国佛教学者又逐渐地改造了印度佛教的道德观念，转而主张孝敬父母、效忠君主，和儒家伦理道德相沟通。佛教与道家相通之处颇多，如道家“以虚无为本”的观念与佛教的空观可以比附、贯通。道家坪击现实政治，批评儒家、墨家的道德和功利观念，这种批判意识也是和佛教的出世哲学相通的。
（2）相容与排斥的关系。在人生价值观和生死观问题上，佛教与儒家、道教存在着鲜明的对立。佛教认为人生是苦，儒家主张人生要“自乐其乐”，“乐知天命”。苦与乐是不相容的人生价值判断。又，佛教不重生而重死，宣传轮回转世观念，道教则珍惜人生，注重养生，并且主张长生不死，羽化登仙。儒家是不重死而重生，不讲来世而讲现世。这表现了佛教与儒家、道教又一重大的思想对立。但就佛教成佛和道教成仙的理想境界而言，它们又有相容之处。佛教天台宗就主张以成仙为佛的先行阶段，把道教的神仙纳入佛国世界之中。
（3）互补与互拒的关系。佛教和道教作为宗教，存在着较多的互补性。首先是在宗教实践方式上，道教吸收了佛教的修持形式，佛教也吸取了道教养生修炼的经验，以至两教的宗教实践活动颇多相似乃至相同之处。其次在神灵世界的组合上，佛、道两教的神灵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补共存，和睦相处。再次在思想方面，佛教与儒、道两家的互补关系，则集中表现在心性学说上。佛教倡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明心见性”，有着广博宏富的心性理论体系。儒家也强调心性修养，力主“存天理，灭人欲”。唐代以后道教也逐渐走上“修心”的道路，提倡“性命双修”，有的教派甚至不言羽化登仙之说，集中提倡道德性命之学。儒、道、佛三家在心性问题上互相汲取，互相渗透，以至形成了近于一致心性学说。儒家还学习佛教的禅定方法，并改造和发展为“主静”、“主敬”的心性修养方法。但是，儒家学者强烈反对佛教的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和鬼神世界等重要思想，形成儒、佛两家在这些哲学思想上的根本对立和长期的互相排拒。
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外部联系是错综复杂的，它深刻地影响并推动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和变化。相通、相容和互补的关系，一方面巩固、稳定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儒、道的思维模式又制约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相隔、排斥和互拒的关系，一方面使佛教强化自身的某些思想、立场，保持自身的独特宗教色彩；另一方面，由于在伦理道德观念上的互相排斥不利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因此，相隔、排斥和互拒的关系又导致了佛教必须迎合处于主流地位的儒、道思想而日益中国化。
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内外作用
中国佛教哲学的作用可以分为内部作用和外部作用两个方面。内部作用是指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对整个中国佛教及其文化体系的作用；外部作用是指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对中国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作用。研究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内外作用和研究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内外联系，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同为探索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环节和重要途径。
一、内部作用
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对于中国佛教及其文化体系具有巨大的、多方面的作用，以下从四个方面作简略的说明。
（1）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体系的核心。中国佛教哲学凝聚着佛教学者的最高智慧，体现了佛教的最高理论思维，它决定中国佛教的信仰观念，指导佛教的修持实践，影响佛教的文学、艺术等创作，是整个佛教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佛教文化体系的核心，在中国佛教文化体系中占有特殊的、重要的地位。
（2）决定中国佛教的信仰观念。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神不灭论和心性论等哲学思想，是真正决定中国佛教信仰观念的内在思想基础。四圣（佛、菩萨、声闻、缘觉）六凡（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的宇宙生命结构说，六道（六凡）轮回由凡转圣说，佛国（理想境界）和地狱（苦难世界）的两极对立说等基本信仰学说的流行，以及对佛、菩萨、罗汉（包含声闻、缘觉）的敬仰崇拜和对鬼、地狱的恐怖畏惧等信仰观念的流传，与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佛教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
（3）指导中国佛教的修持实践。中国佛教修持实践的变化、不同宗派的不同修持实践，都是佛教哲学思想作用的结果。中国佛教逐渐提倡对君主效忠，对父母尽孝，这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宗教实践上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就是在儒家道德哲学的强大制约下佛教道德哲学发生变异的结果。又如，净土宗主念佛，禅宗倡自悟，在宗教修持实践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净土宗奉行依靠阿弥陀佛的外力帮助以求死后升入西方极乐世界的哲学，与此相应，它在修持上专持念佛法门，一心念佛，以期阿弥陀佛前来迎接自己进入佛国净土，享受永生。禅宗则不同，它奉行“明心见性”的心性论哲学，强调“即心即佛”，在宗教实践上不求外力帮助，而是专心寻找自我本性，自我觉悟。为了求得自我开悟，禅宗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和修持方法，如壁观、无念、棒喝等等，大大地丰富了佛教的修持内容。中国佛教还普遍重视修持中观照的作用。观照就是要观察事物的本性空寂，或是观察自我的本性情净，这是在空论和心性论哲学指导下的体悟活动。
（4）影响中国佛教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国佛教文学、艺术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现，其中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在文学上，例如，中国佛教学者的诗歌，不仅受到般若思想的影响，自唐以来，更受到禅宗思想的浸染，以禅入诗，为唐诗注入了特有的禅趣，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极负盛名的一页。又如，中国佛教的顿悟说、妙悟说、境界说等理论，对佛教文学的理论和创作，影响极为深刻。在艺术上，宣传因果报应思想，成为中国佛教绘画的主题之一，神灵崇拜构成佛教雕塑的主要内容和佛教音乐的基调。至于寺院殿堂的建筑，更是佛教理想境界在人间的物化形式。
二、外部作用
中国佛教哲学体系的外部作用是十分广泛的，它对中国其他哲学形态、文化领域乃至社会政治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作用。下面主要略述中国佛教哲学对中国其他哲学思想的作用，兼及其他方面的作用。
（1）推动其他哲学思想的发展。自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哲学一方面受儒、道哲学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也强烈地影响着儒、道哲学思想的发展。魏晋时代，玄学流行，中国佛教般若学依然傍玄学而得到发展。到了东晋后期，以僧肇为代表的般若学家，把佛教般若学说和道家学说相结合，在《不真空论》等哲学著作中，阐发了非有非无，亦有亦无，有无统一，不落两边，不偏不倚的世界观，这不仅对以往的中国佛教般若学派作了批判性的总结，而且也对魏晋玄学作了某种批判总结，把魏晋玄学推向新的阶段。同时，中国佛教般若学的流传，对于推动中国固有哲学转向抽象思辨，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隋唐时代中国佛教哲学的重心是心性论，一些重要的宗派纷纷从不同视角阐发人的内在本性，形成了强大的哲学思潮。这一思潮直接推动了儒家学术旨趣的转移，并强化了儒、道哲学的内省路线。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明理学应运而生。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型，其在转变过程中深受佛教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问题的启发、哲学理念、命题的吸取、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例如，在心性论上，佛教的“知为心体”、“知觉是性”“中道佛性”的观念，直接启导了理学和心学的主旨的确定。在本体论上，佛教哲学的理事关系说、“三界唯心”说，直接推动了理学世界观的构成。在思想方法上，理学家们十分注重体用范畴，以探讨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在修养方法上，理学家们的“主敬”、“主静”方法的实行，也都与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影响分不开。
（2）影响社会神秘心理的形成。社会心理是社会群体一种普遍存在的认知、情绪、情感。佛教对中国社会心理影响最大的是因果报应和鬼神观念。由于佛教在这方面的长期宣传，经过历史的积淀，这些思想泛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神秘心理。如前所述，因果报应被认为是支配社会、人生的神秘主义铁律。这种思想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异常顽固的命运观念，并成为为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佛教宣传的鬼神观念，以及佛国和地狱的两极形象结构，也在人们的心理上引起强烈的震荡，念经吃斋，求神拜佛，祈求消灾延寿，来世解脱，成为俗文化层民众的普遍心理结构，并深刻地支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
（3）对社会政治的多重作用。佛教的因果报应，业报轮回；诸善奉行，诸恶莫作；一切皆空，反对执著；一切现成，圆融无碍等哲学思想，长期以来起到了规范道德实践、维护封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也是佛教哲学对中国社会政治作用的主要方面。同时，在社会大变革时代，一些先进的人物也多从佛教哲学思想中吸取营养，作为从事改良、变革的思想武器。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近代一些改革家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或把佛教众生平等的教义、常乐我净的涅盘境界作为理想社会的目标，或用佛教慈悲救世、舍己救济人的思想去激励人们的勇敢精神，鼓舞人们的斗争意志。这都反映了佛教哲学思想的庞杂性及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复杂的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