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明慶
內容摘要：林希逸不僅是著名的《莊》學家，他的詩學思想也頗有特色，其《詩》《騷》並重、李杜同尊的詩學取向，以禪喻詩、重在悟入的詩法理論，提倡《擊壤》風雅、以此超越江湖詩人的詩學觀點具有綜合各家詩學思想的傾向，是宋末詩學思想的一個縮影。這與他的學術師承、愛好以及與劉克莊等江湖詩人的交往有極大關係。
關鍵詞：林希逸詩學思想學術思想宋末詩學
林希逸主要是因《莊子鬳齋口義》這部莊學史上以儒解《莊》的代表著作而知名，其實，他的詩學思想也頗有特色。他是南宋理學別派林光朝開創的莆學的三傳，繼承了林光朝理學與文學並重的學術特點。在宋末江湖詩歌盛行的時代文學思潮影響下，林希逸與該派領袖劉克莊交往密切，並受其文學思想的影響，詩學思想與正統理學家表現出較大差別。他雖然也是傾向心學的理學家，但與包恢等陸學後人的詩學思想同中有异，與江湖詩派劉克莊、嚴羽等的詩學思想比較接近。一、林希逸學術思想的淵源與特色
林希逸的詩學思想呈現既綜合宋末各家又力求超越的特色，這與他的學術師承、學術愛好以及與劉克莊等江湖詩人的交往有極大關係。
林希逸字肅翁，號鬳齋，又號竹溪，福建福清人。他師從陳藻（號樂軒），陳藻師從林亦之（號網山），林亦之師從林光朝（字謙之，號艾軒）。艾軒學派雖亦為洛學後傳，但自林光朝始，就重視文章，認為文章與義理不可分割，不可偏廢，這與輕視文辭的洛學又有較大區別。林光朝在當時不僅以學問氣節為天下器重，也是比較有名的詩人，如楊萬里就曾將他看作是南渡初以詩名揚天下的人，稱：“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1］並曾多次談到他與林光朝探討詩藝的問題［2］。可見，林光朝當時雖以儒學著名，但實際上文學修養也很高，而且他也不像一般洛學人士那樣鄙視、羞于談詩論藝，這個特點又由林亦之和陳藻作了發展，成了艾軒學派一脈相承的傳統。林希逸在知興化軍時，對當地學者闡述艾軒學派的學術淵源與特色時就突出了這一點，他說：“自南渡後，洛學中微，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知聖賢心不在訓詁者，自莆南夫子始。初疑漢儒不達性命，洛學不好文辭，使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外者，自福清兩夫子始，學者不可不知信從也。”［3］莆南夫子指林光朝，福清兩夫子則指林亦之、陳藻二人。可見性理與文章並重是艾軒學派的特色，林亦之曾專門論述了這個問題，他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于程子不敢有毫厘異同之論，然伊川之門謂學文為害道，似其說未必然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文章學問並行而不相悖，周公仲尼其兼之者乎？自是而後分為兩塗，談道者以子思孟軻為宗，論文者以屈原宋玉為本，此周公仲尼之道所以晦而不明、闕而不全者也。請以六經言之，六經之道窮情性極天地無一毫可恨者，六經之文則舂容蔚媚簡古險怪，何者為耳目易到之語，是古之知道者未嘗不精于文也。苟工于文章而不知學問，則大道根源必暗然無所識，通于學問而不知文章，則古人句讀亦不能無窒礙，是皆未可以談六經也。故太史遷、司馬相如、揚子雲、韓愈之徒，文非不工也，而道德之奧茫昧無所見，其不可以談六經也，明矣。程子以學文為害道，則于六經淵源雖極其至，而鼓吹天地、謳吟情性又將何所託也，是安得謂之集大成者乎？故六經句讀亦不能無窒礙也。孟軻氏以來千有餘年乃得一程子，惜夫耻于論文，故六經事業亦或有闕而未備者，信乎此道之難也。學者欲無愧于六經，無慚于周公仲尼，則學問固為大本，而文章亦不得為末技也。”［4］他認為將文章與道學兩分乃至對立的二程洛學是不符合孔子思想的，只有將二者融合為一，才是真正繼承了孔子儒學的精神。所以他評價朱熹是：“詩造本情天下誦，學傳正統世儒宗。”［5］這是林亦之眼中的朱熹，正好突出了擅詩文和傳道統這兩點。
林希逸作為此派的末代名儒，更突出了重視文辭的特點。他說：“希逸少嘗有聞于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脈，稍知梗概。”［6］後村在為林希逸詩集作序時追敍了此派重文章、擅文辭的特點，並高度評價了林希逸的詩歌：“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呈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巨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間艾軒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煆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平生之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疏，精掩粗。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為遲晦。蓋先生一傳為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傳為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三傳為竹溪。詩比其師，槁幹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當其拈須搔首也，搜索如象罔之求珠，斫削如巨靈之施鑿，經緯如鮫人之織綃。及乎得手應心也，簡者如蟲魚小篆之古，協者如韶鈞廣樂之奏，偶者如雄雌二劍之合。天下後世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7］認為林希逸的詩歌“槁幹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能够避免學者之詩圖解經義、質木無文的缺點。他又認為網山之詩高妙也不亞唐人：“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高言高弟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年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其詩律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8］劉克莊的評述既顯示了艾軒學派文辭與道學並重的特點，更突出了他們超越洛學，因此文學創作水平也高超的特色。
林希逸在文學上繼承了此學派擅長文辭的特點，在思想與人生情趣上則受樂軒影響更直接、更深入一些。樂軒雖一生窮困，但他頗以顏子安貧樂道的精神自詡，據劉克莊記載：“樂軒七十五乃死，年出于其師而窮尤甚于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閉門授徒，僅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繈得百千，歸買數畝，輒為人奪去。士之窮無過于此矣。今讀其文，闡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汲于希世求合，螢窗雪案，猶宗廟百官也；菜羹脫粟，猶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妻子，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生弦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厄窮之士，功名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瀉其無憀不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之哭是已。樂軒生平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為義，在孔門惟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求顏子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于二師歟！”［9］這種思想情感和人生態度在其詩中也多有體現，如：“端把中庸誦一篇，眼前神物頓森然。塵埃掃盡無他慮，儘管高樓自在眠。”［10］“客舍寒窗月色明，紙衾展罷睡縱橫。傍人正是無聊景，怪我狂呼快活聲。小舡密坐頸難伸，儘是饑寒不遇身。快活幾聲天地裏，相看疑我是顛人。武林試罷過仙霞，行路崎嶇各憶家。怪問老夫何所喜，飄搖飛舞似楊花。”［11］樂軒又喜歡莊子，其《讀莊子》詩云：“堯無是處桀無非，此語堪驚與道違。造物恩私多嵬瑣，始知莊子得真機。”［12］簞瓢陋巷却怡然自樂。這種合孔顏之樂和莊子達觀態度于一體的精神境界對林希逸産生了較大的影響，他之欣賞邵雍的詩作當有此精神之默契。
林希逸在艾軒學派中又有他個人特點，就是公開兼收佛學和老莊，這與其師輩是不同的。據劉克莊說，林亦之、陳藻“其衛吾道，闢異端甚嚴”。他們雖然不廢吟咏，甚至詩情雅興中頗有莊騷乃至佛老情趣，但在傳道中却以正統儒學自詡。林希逸則以儒、佛解莊、解老，著有《莊子口義》、《老子口義》，公開主張三教合一。他認為儒學與佛學二家在精神實質上有著共通之處，早年他曾對人說：“蓋百王之用窮而仲尼生，六經之力微而釋氏作。仲尼以莊說，而釋氏以矯說；仲尼化善人，而釋氏化惡人。即其扶持誘掖之心，推以恢詭譎怪之論。”［14］這就是說，儒、釋學說雖不同，但出發點都是為了拯救衆生。這種看法和二程的學說是直接相違背的。程頤曾批評釋家只求個人解脫，不為天下國家考慮。认为儒家为公，为天下；释氏则是为私。可见，林希逸發揚光大了艾軒學派的學說，并融儒、道、佛為一體。
艾軒學派的另一個特色是心學傾向比較明顯。全祖望就認為艾軒雖師從程頤弟子陸子正，但學問主旨多與王蘋為近：“和靖高弟，如呂如王如祁，皆無門人可見。鹽官陸氏獨能傳之艾軒，于是紅泉、雙井之間，學派興焉。然愚讀艾軒之書，似兼有得于王信伯，蓋陸氏亦嘗從信伯游也。且艾軒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而起。特槐堂貶及伊川，而艾軒則否，故晦翁于艾軒無貶詞。終宋之世，艾軒之學，別為源流。”［15］王蘋字信伯，是心學色彩較濃的伊川弟子，全祖望認為他“頗啓象山之萌芽”［16］。在《象山學案》中，艾軒是陸九淵的講友，全祖望也說：“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林竹軒、張無垢至于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17］亦將林光朝列為宋儒中心學一派。林希逸不僅繼承了這個特點，而且更向佛禪進了一步，劉克莊就說他的學問近禪［18］，所以他傾向陸九淵心學而不滿朱熹一派理學。林希逸曾就悟的問題評論朱陸說：“晦翁懲象山之學，謂江西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詆而力闢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記之爾’，《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懲而然，非《語》《孟》二書之本旨也。”［19］他提倡悟，認為儒家學道亦要悟：“頓漸自有二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亦不必人人皆自頓悟得之。仲弓之持敬，漸也；顏子之克己復禮，頓也。”［20］林希逸的《莊子鬳齋口義》一書，雖然以儒家乃至理學思想改造了莊子，但在此過程中也必然受到莊子思想的影響。實際上莊子崇尚自然的思想與理學家所津津樂道的天理流行、萬物自得的境界本有相通之處。這在其師樂軒身上已有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林希逸和劉克莊是至交好友，尤其詩歌唱酬頻繁［21］。劉克莊作為江湖詩派中的領袖人物，其詩法、詩學觀念必然對林希逸有重要影響，實際上，林希逸也被人看作江湖詩人［22］。林希逸的詩歌創作在理學家中具有較高的藝術水平。二、林希逸詩學的主要觀點與特色
受其複雜學術思想和人生情趣的影響，林希逸的詩學思想也呈現出自己的特色，就是綜合當時的主要詩學思想，又能克服其短，力求超越。比較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一）《詩》《騷》並重，李杜同尊
與一般理學家重《詩》輕《騷》的詩學思想有別，林希逸不但崇尚《詩經》的詩學原則，也接受《離騷》的詩學傳統。他在早年所作策論中說：“聞之師曰：不知《詩》之旨趣，無以知《騷》之風骨；不知《詩》之蹊徑，無以知《騷》之門戶。《詩》者，《騷》之宗；而《騷》者，《詩》之異名也。……蓋嘗以《詩》求之，‘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非變風之辭乎？原之所謂懷椒糈召巫咸者，其萌芽于此也。夫內懷憂憤，情不自達，駕言出游，以寫我憂，而寄情于無何有之地，此詩人之逸興也，何有于譎怪？夫遭窮遇厄，歲月易暮，懷疑蓄恨，委命于天，而欲求訊于冥漠之內，此詩人之真情也，何有于虛誕？且其驅飛廉、指望舒，興言扶桑，屬意沅浦，其興若遠矣；而終篇乃有反乎故都之懷，則其所以若譎若怪者，子虛烏有之談耳，非真有涉于神仙之蹟。且其要靈氛、召太卜，屬辭拂策，駕意卜居，其事若信矣，而終篇乃有龜策不能事之語，則其所以若虛若誕者，假辭設問之類耳，非真有涉于鬼神之事。演而伸之，觸而長之，則其所謂澆羿姚娀、驅雲役神者，皆詩人之寄興者也。反于吾心，苟有得于詩之遺味，則當于此一唱而三嘆矣，又何暇議其曰經曰傳也哉？三百篇之詩，出于小夫賤隸者不少，而皆以經目之；《繫辭》之文，古之《大傳》也，而概以《易經》列之，《離騷》之曰經，《九歌》而下之曰傳，又何足論也！”［23］這裏，林希逸以《詩》解《騷》，顯然是為了提高《離騷》的地位，但其理論的真實意圖却是將《離騷》作為古典詩歌的典範，為詩歌創作尋找《詩經》以外的另一個傳統，所以他又說：“故夫求《騷》以文者，不若求之以詩；求《騷》以義者，不若求之以情。以文求《騷》，則得《騷》之門戶。晁補之《新序》有曰：‘《離騷》既作，《詩》雖亡而不亡。’此知《騷》者。而昔人之讀《騷》，至有以焚香者，以痛飲者，是豈可與淺淺者道哉？故嘗謂三閭憂憤之辭，當與杜子美論，不當與揚雄、賈誼論。二十五篇逸放之辭，當與李太白論，不當與班固、劉勰論。揚雄、賈誼憂在一身，而不在天下，其行已可考也。故指笑湘累，以為其度未廣；託諷鳳凰，以為不避繒。若夫一飯不忘君者，又肯為此談耶？班固、劉勰綴緝詞章，而不達比興，其文可考也。故露才揚己，妄致其譏，不合典雅，竊生異議。若夫‘俱懷逸興壯思飛’者，又肯為此言耶？是故‘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此杜拾遺之詩也，非《騷》之憂憤乎？‘仰天攬明月，散發弄扁舟’，此李翰林之詩也，非《騷》之放逸乎？由此觀之，則信乎詩家之風骨蹊徑，與《騷》為同出也。千載而下，不遇詩人，使綴文之士指議《騷》之是非，未有一人如王安石，謂劉向非强聒，而實其宗臣之情也。”［24］將屈原看作李杜一樣的大詩人，以詩求《騷》，以情讀《騷》，完全將《離騷》作為偉大的詩歌來欣賞，來體會作為詩人的屈原的深沉思想感情，憂國憂民的悲憤情懷。年輕時所接受的老師的這個觀點對他影響甚大，後來還提到：“‘靈均之文，龍驤鳳躍，神鬼神帝，不可以筆墨蹊徑求之。’此從上諸老所傳艾軒先生之語，先生于書具如許眼目，而此卷隨條雜記，不厭煩碎，必少年初讀時，今集中有以騷發者，議論頗相出入，豈非究其纖悉而後盡其底蘊乎？此真讀書法也。”［25］以《騷》近《詩》正是艾軒學派的基本觀點。如林光朝曾說：“《離騷》去風雅為甚近，一篇三致意，此正為古詩體非如太史公所謂也。又反復周頌，不見踪由，却悟《離騷》為太苦。嘗意取周頌，沉之汨羅，即千古滯累，可以淩蒼霞，出紫氣，如其意謂所在耳。”［26］陳藻也喜讀《騷》：“謫來誰作久長居，便擬明朝歸舊廬。誦遍《離騷》情不已，讀殘《鵩賦》恨如初。斯翁直是憂黎庶，到處仍看似裏閭。父老無人堪問訊，黃昏立馬轉躊躇。”［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