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富
內容摘要：漢代從事不同文化類別之文人群落存在着明顯的分化。其中，儒士群體因其學說與政治的結合，直接進入到了上層統治者行列，為社會所認同，成為社會最為榮崇的文化群落，而作家群體因其不周於政用，乃至有助人主荒娛，整體處於被排斥和輕視的地位，難為社會所認可。漢代文學面貌的存在和發生，正是以此為根基，這也構成了魏晉文學自覺發生所要改變的文化結構平臺，對傳統文學影響殊為深遠。
關鍵詞：差異分化漢代文人群落
文化屬性或類別相同的文人構成的群體，這裏稱之為“文人群落”。由於本文研究的重點是“文學”，而“儒學”在漢代的“文”之格局當中，處於核心和主體地位，其他“文”類的發生發展很大程度上受著它的影響，因而也是本文重點考察的對象。兩者之間的對比變化會凸顯“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某些實質性變化，故本文所謂“文人群落”主要指“文學家”和“經學家”兩類群體而言，其他的“群落”由於不具有直接的對比性，故略之不談。
下文所謂的“確認”或“未被確認”，不僅指一個類別被確定的事實，更主要指這一類別在多大程度上被人們所認可，即它們自身的特性是否為人們所認同。一、《史記》、《漢書》的“儒林”類傳：
得到確認的文人群落《史記》首列《儒林列傳》［1］，《漢書》繼之。“儒”本是諸子思想之一種，百家爭鳴之一家，但此時卻超逸眾家之上，得以成“儒林”類，獨自躋身于史目當中，命運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這種殊榮的獲得與儒學在漢代成為統治思想、奉行儒術的思想者成為官僚系統核心的狀況有關。
在儒者看來，“《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包含了治之至道在裏面［2］，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明確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口號，之後“六藝”開始了經學化的道路，“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3］，開始了實際行動。後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通一藝者補官，“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儒家政治倫理學說與統治者的政治理想結合，儒學成為統治思想的核心，太子、諸王的傅相要鴻學碩儒之選，高級官吏由經學士人充任，國家日常政治、倫理由經學來指導，正如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所描述的那樣：“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4］，這在漢代是很嚴肅的事實。
儒學在國家的政治倫理生活中佔據着這樣的地位，在史書當中，儒學士人自然是被書寫的中心，這是鐵定的法則。只要隨意翻開《漢書》，各顯臣傳無不有經學思想在背後支撐，此是常例，本文不予展開，此節主要以《儒林傳》為重點展開論述。
《儒林傳》的敍述有這樣兩個特點需要關注，一是揭示“六藝”的授受淵源時，各支脈中後期之發展，骨幹皆由官員構成，不能斷然說官必由學得（在漢代通經纔能擔任高級官吏確是事實），但學卻必由官興，充分顯現出儒學與政治緊密結合、相生發展的漢代學術發展現實。如《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學，施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由是施家有張、彭之學”。施家有張、彭之學，當與張禹為丞相、彭宣為大司空（三公之一）的身份有密切關係。又如“（夏侯）勝至長信少府，（夏侯）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長信少府、太子太傅稍次于九卿；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霸“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周堪為九卿，孔霸位帝師，孔光為丞相。又如“《魯詩》有韋氏學”，韋賢治《詩》，至丞相，傳子玄成，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家有許氏學”。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授陳留許晏為博士。“《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翼奉為諫大夫，匡衡丞相，師丹大司空，伏理高密太傅［5］。……由其可見，某學的產生往往與傳授之人的官職、影響大小有莫大關係。官員的大小、名士的多少也是《儒林傳》對各家予以確認的一個重點，如“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党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名者也”。“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等。
《儒林傳》的第二個特點是，《儒林傳》對所涉各家人員的介紹，往往就是一個簡單的小傳，與“自有傳”的傳主構成了《漢書》完整的經學人員系統。《漢書》武帝後的傳主，既為顯臣，則幾乎必與經學背景有關，但僅靠立傳還不足以充分體現經學對官僚思想系統的整體影響，《儒林傳》對之是一個很好的補充。如果把《儒林傳》與其他各傳做橫向關聯，那麽，《儒林傳》和其他獨立傳其實構成了一張漢代經學官僚主要人物表。
經學在漢代是顯學，是統治之學，通經可以致顯，可以為官，而且成為高級官吏必須通經，由於通經，因而把握著時代的經典權力話語，由於身居要職，因而掌控著國家的政治、經濟權力。因此，通經之士，尤其是熟通經學之官員，成為社會上最為顯赫的人群，居於社會群落層次的高端，在史書的傳記當中，他們是當仁不讓的主角，除了“自有傳”之外，《儒林傳》是他們的又一塊神聖的棲息地，這是其他群落之人群所不可及的。二、《史記》、《漢書》的“文學家”散傳：
未被確認的文人群落以後世文學體類比照漢代之“文”，那麽漢代“文學”主要有“小說”、“政論文與史傳文”、“詩賦”三類。其中“小說”是作為“子”存在的，所謂“小說”，只是具其名而已，其內部特徵也與後世所謂小說去之甚遠；某些政論與史傳之文在後世看來雖然也具有某些“文學性”，但無論是當初之存在還是後世之認定，它們都不能算作文學；漢代“詩”略可分為文人詩和歌詩兩類，漢文人無詩［6］，漢歌詩是即興詠唱的［7］，並不自錄為“創作”的作品，嚴格講並不算文學。在漢代，最為後世認可之“文學”是“賦”，故本節所謂的“文學家”，主要指賦“文學家”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