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格斯基的同伴双臂交叉着坐在椅子上，两眼呆滞，看上去有些茫然。
基洛夫忍不住瞅了瞅两人面前的餐盘。纳格斯基的盘子里堆满了食物，而他身材魁梧的同伴盘子里只有一块用酸白菜和甜菜根做成的沙拉。
“你凭什么觉得，”纳格斯基说，“我会听你的话，跟你出门？”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纳格斯基同志，那我只好奉命逮捕你。”他把手里的电报递给他。
纳格斯基把电报刨到一边。“逮捕我？”他咆哮起来。
餐厅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纳格斯基用餐巾擦了擦嘴，然后扔在盘子上，随即站起身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角落里这张餐桌的方向。
纳格斯基笑了起来，不过眼神还是冷冰冰、恶狠狠的。他把手伸进裤兜，掏出一支小口径自动手枪来。
旁边餐桌的人发出一声惊呼，刀叉叮叮当当落在盘子里。
基洛夫眨着眼睛，望着面前的枪口。
“你看上去有些紧张。”纳格斯基微笑着说。然后他调转枪口，把枪柄朝外递给同桌的人。
他的同伴伸手接过手枪。
“把它给我看好，”纳格斯基说，“我很快就回来，到时候你再还给我。”
“遵命，上校。”那人回答道。他把枪放在自己的餐盘旁边，好像那是一把餐具。
纳格斯基拍拍年轻人的背：“我们出发吧，行吗？”
基洛夫没料到纳格斯基会来这一手，他身子一歪，差点摔个踉跄：“车在外面等着。”
“好的！”纳格斯基的声音很洪亮，“有车更好，不用走路。”他大笑着环顾四周。
其他食客仿佛受了他笑容的影响，脸上的阴霾渐渐云开雾散。
两人朝餐厅大门走去。
纳格斯基经过厨房的时候，看见齐切林把脸贴在旋转门的玻璃上朝餐厅里面张望。
走出波若迪诺餐厅，外面雨点夹杂着雪花，把人行道铺上一层银色。
身后的大门刚一关上，纳格斯基一把抓住年轻人的衣领，把他按在餐厅的砖墙上。
年轻人没有反抗，他看着纳格斯基，好像预料到这一切会发生。
“没人敢打扰我吃饭！”纳格斯基咆哮着说。他一用力，把年轻人的身子拎了起来，“干这样的蠢事，那人一定是活腻了！”
基洛夫冲着停在街边的黑色小车示意，车子的引擎还在响：“他在等你，纳格斯基同志。”
纳格斯基扭过头去，注意到车子后座上仿佛坐着人，但是看不清对方的面容。他把头转回来瞪着年轻人。“你是谁？”他问。
“我叫基洛夫，基洛夫少校。”
“少校？”纳格斯基松开手，“刚才你怎么不说？”他后退一步，伸手把基洛夫皱巴巴的领章抹平，“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不愉快了。”他朝车子走去，打开门钻进车厢。
基洛夫少校也进了驾驶室。
纳格斯基屁股刚一落座，便瞧见身边的人。“是你呀！”他大叫道。
“下午好。”佩卡拉说。
“噢，见鬼。”纳格斯基上校回道。
调查员佩卡拉是一个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人。他的肩膀很宽阔，深邃的目光仿佛能看穿人的心思。他出生在芬兰的拉普兰塔，那里曾经是沙皇俄国的殖民地。他的母亲是拉普兰人，老家在北方的罗瓦涅米。
十八岁的时候，遵照父亲的心愿，佩卡拉前往圣彼得堡应征入伍，加入沙皇的芬兰军团。在那里，他与沙皇不期而遇，随后被沙皇选为自己的特别调查员，负责一些特别的任务。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的大名，而佩卡拉在历次任务中所施展出来的才华，让沙皇也始料未及。
佩卡拉一步步扎实地走到今天。他先是在地方警局，然后是俄国宪兵队，之后成为沙皇的秘密警察--奥克拉那警备队的一员。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进出一些机密要地如若无人之境，而普通人对这些地方根本闻所未闻。完成特别培训之后，沙皇送给佩卡拉一枚独一无二的徽章--沉甸甸的金质徽章，直径和他的小拇指差不多长。徽章表面是白色的珐琅瓷釉，釉面从一端往中心延伸，宽度逐渐增加，等过了中心线，宽度又慢慢变窄，在另一端汇成一点。镶嵌在釉面正中的是一颗硕大的圆形翡翠。仔细端详，你会发现徽章上勾勒出一只眼睛的形象，令人过目不忘。佩卡拉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把徽章握在手心里的情景，他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徽章，感受那块美玉凸出的光滑表面，好像一个盲人在摸着盲文读故事。
因为有了这枚徽章，佩卡拉便有了“翡翠之眼”的大名。公众对他知之甚少，因为没有他的照片，而报纸上的报道又往往语焉不详，所以人们只好捕风捉影，为佩卡拉虚构出传奇般的经历来。甚至有谣言说他并非人类，而是魔鬼，被巫师用魔法唤回了人间。
在那些年里，佩卡拉只听命于沙皇。他知道这个庞大帝国的秘密，而当帝国轰然崩塌，知情者们一个个将秘密带进了坟墓时，佩卡拉才惊讶地发现自己幸运地活了下来。
大革命期间，佩卡拉被逮捕，然后送到西伯利亚波罗多克的劳改营，严酷的环境和形势让他与过去的世界挥手告别。
但很显然，世界并没有将他遗忘。
他在克拉斯纳格亚那森林里独自待了九年，像野兽般地生活。
直到有一天，斯大林下令将他带回莫斯科。
虽然忍受着内心的煎熬，但佩卡拉还是与曾经的敌人达成停战协议，继续肩负起特别调查员的使命来。
在莫斯科街道深深的地下，罗兰·纳格斯基上校坐在卢比扬卡监狱一间狭小的囚室里的金属椅子上。墙壁被涂成白色，头顶沾满灰尘的金属框子里，亮着一盏灯。
纳格斯基脱下夹克，把它搭在椅背上。衬衣外面的肩带勒得很紧，他一边说话，一边挽起袖子，好像准备大打出手：“在你提问之前，调查员佩卡拉，我想先提个问题。”
“说吧。”佩卡拉坐在纳格斯基对面的另一把椅子上，房间太小了，两人的膝盖就快撞到一起。
尽管屋子里有些闷热，佩卡拉还是穿着外套。外套的样式很老，黑色的料子，长度过膝，内藏式的纽扣钉在左胸处，矮矮的衣领可以翻下来与喉咙齐平。他的腰板坐得很直，好像被打了石膏固定住似的，而真正的原因是在他的胸口，还藏着一把手枪。
那是一把韦布利点455左轮枪，铜质的枪柄很扎实，枪管上有一个小孔，位置在枪口准星的后方，这样设计是为了释放开枪时淤积在枪管里的压力，让枪更稳定。这样改装，能让沙皇用起来更安全和得心应手，因为这把枪是沙皇的堂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送给他的礼物。
沙皇后来把枪转赠给佩卡拉。“我用不上，”沙皇对他说，“等到我发现敌人冲到面前，再想拔枪自卫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我想问的是，”纳格斯基说，“你凭什么相信我会把自己的发明告诉给我们共同的敌人？”
佩卡拉想开口回答，但纳格斯基没有给他机会，接着说了下去。
“你瞧，我知道到这儿来的原因，”纳格斯基说，“你觉得我应该为康斯坦丁计划在安全方面的疏漏负责。我可没那么天真幼稚，我对身边发生的事儿很清楚。计划里的每次进展和突破，都有相应的安全措施。整个基地始终处于一级戒备状态，在我的掌控之下。每个在那儿工作的人都由我亲自把关，可以说，基地里稍有风吹草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所以我们才把你请到这儿来。”
纳格斯基把身子往前靠：“是的，调查员佩卡拉，我能理解，只是耽误了你宝贵的时间，可惜了我那桌丰盛的饭菜，你其实让那个跑腿的小孩跟我聊聊就行。”
“那个你所说的‘跑腿的’，是安全局的少校。”
“就算内务部的军官，也不过是些跑腿的，调查员。他们的老板掌管着这个国家。我想要告诉那个年轻少校的，跟告诉你的是一回事，我的基地是铜墙铁壁，绝无安全之虞。”
“你那件叫T34的武器，我们的敌人已经知道了。”佩卡拉说，“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当然，他们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存在。你可不能指望设计、建造和实地测试这样一个重达三十吨的大家伙，还能避开人的耳目。但是仅仅知道它的存在是没有用的，秘密是它的威力。我承认，有些设计成员透了些风出去，但是只有一个人知道它的潜能所在。”纳格斯基把身子靠到椅背上，抱起胳膊，汗水从他的脸上往下流淌，“那个人就是我，调查员佩卡拉。”
“有件事我不明白。”佩卡拉说，“你的发明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不是已经有坦克了吗？”
纳格斯基笑得咳出声来。“那当然！我们有T26型，”他摊开一只手，好像掌心里躺着一个缩小版的坦克，“但速度太慢了。”他摊开的手掌握成了拳头。“我们还有BT系列，”他又摊开另一只手，“但是装甲不够厚。你干脆问我为什么还要造武器吧，反正敌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地上捡石头朝他们扔。”
“你听上去很自信，纳格斯基同志。”
“岂止自信！”纳格斯基高声说道，“我很确定它能在战斗中大放异彩。是我发明了T34，还因为我在战场上见识过坦克的威力。只有当你看见它们朝你隆隆地开来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摧枯拉朽的气势，才知道血肉之躯有多么脆弱。坦克帮助我们赢得的不止是一次战役，而是整个战争。”
“你什么时候见过坦克？”佩卡拉问。
“在与德国人的交战中，幸好上帝没有派其他的对手来。战斗在1914年夏天打响的时候，我正在里昂参加赛车比赛，那时候赛车就是我的生命。知道吗，我代表国家首次赢得那项赛事。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要是我的首席机械师没有被其他车子撞上，那就更完美了。”
“有生命危险吗？”佩卡拉问。
“没有。”纳格斯基说，“但是伤得很重，瞧见了吧，这是场危险的游戏，调查员，就算你没有手握方向盘，也可能飞来横祸。”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些机器感兴趣的？”
一见话题转到机器上面，纳格斯基顿时轻松了不少，打开了话匣子。“我第一次见到汽车是在1907年，记得是辆劳斯莱斯幻影，是米哈伊尔大公从国外买回来的。父亲和大公以前每年都要去打猎，因为普利佩特河的沼泽里有很多秋沙鸭。父亲还想看看汽车内部的管子，”纳格斯基大笑起来，“那是他的称呼，内部的管子，好像汽车是一个放在壁炉上的时钟。大公掀开汽车引擎盖的那一刻，我的生活瞬间发生了转变。父亲只是直愣愣地看着那些陌生的部件，在他看来，汽车不过就是一些金属管子和螺钉的集合体。而我却觉得它是有生命的，仿佛似曾相识，那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我的未来将与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赢了二十多次比赛，要不是战争来临，我还会是个赛车手。不过每个人的故事都是那样开头的，我说得对吧，调查员？要不是战争来临的话--”
“战争期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佩卡拉问。
“我没法返回俄国，所以参加了法国外籍军团，军团里的人来自世界各地，都是因为战争爆发而滞留在当地，无法回到祖国。参军两年后，我们在一个叫弗莱尔的法国村子附近与坦克相遇了。我们听说过这种武器，是英国人在1916年与德军在坎巴拉交战时首次使用的。到1917年，德国人设计建造了自己的坦克，不过在那次战斗之前，我还没有亲眼见过坦克。坦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速度太慢，每小时才跑六公里，比走路快不了多少，样子也不好看，像一只巨大的金属蟑螂。德军派出的五辆坦克里，有三辆还没有开到我们跟前就因为故障趴了窝，还有一辆被我们的大炮干掉了，最后一辆转身就逃，等到我们两天后在路边找到它的时候，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很显然是引擎出了问题。”
“听你这么一介绍，坦克也不是那么强大嘛。”
“是的，但是当我看着这些钢铁巨人被摧毁后的残骸，或者行驶后在路面留下的车辙，我知道在未来的战争里，它一定会成为主角。它不像那些风靡一时又很快淡出战争舞台的玩意儿，比如十字弓或抛石机什么的。我知道该怎么来改进它的设计，展望着当时还没有出现的技术手段，我在脑子里勾勒出它的形象来，把我的思路临时写在纸上。战争一结束，我就带着这些破纸片回了国。”
从纳格斯基口中，佩卡拉知道了后来发生的故事。纳格斯基在某一天走进莫斯科刚刚成立的苏联专利局，手里拿着超过二十项坦克设计图，这也让他顺利当上了T34计划的总设计师。之前，他不过是个在莫斯科街头讨生活的年轻人，靠给别人擦鞋为生。
“你知道我的项目预算限额是多少吗？”
“不知道。”佩卡拉说。
“没有上限！”纳格斯基说，“斯大林同志知道这个武器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所以我可以开出任何数额，征用任何材料，命令任何人完成任何实验。你说我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其实你应该去指责那些派你来的人。你可以回去告诉斯大林同志，如果他按现在的速度继续下令逮捕军队里的军官，就算他让我完成了工作，也没人来开坦克了。”
佩卡拉感觉到，纳格斯基的不凡之处并不在于他能够动用巨额的款项，而在于他能够毫无畏惧地说出心里话。佩卡拉默默地坐着，倒不是因为惧怕纳格斯基，而是对方的确没有夸大其词。
由于担心失去对政权的控制，斯大林下令展开肃反运动。过去的一年半里，有超过一百万人被关进监狱，其中大部分是各级领导成员，他们被执行枪决，或者送进古拉格集中营。
“也许。”佩卡拉说，“是因为坦克让你改变了心意。要是换作其他人，保不定会干出什么来呢。”
“你的意思是，把秘密透露给敌人？”
佩卡拉点点头：“这是一种可能。”
“你知道为什么要叫康斯坦丁计划吗？”
“不知道，纳格斯基同志。”
“那是我儿子的名字，我唯一的孩子。你瞧，这个计划对我而言，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神圣。我绝不会伤害它。有些人不能理解，他们把我当成邪恶的弗兰肯斯坦医生，沉醉于将怪物赋予生命的快乐中。他们不知道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有时候，成功和失败都是一种痛苦，平静的生活会被打破，我的妻子和孩子就因此遭了不少罪。”
“我明白。”佩卡拉说。
“真的吗？”纳格斯基的语气里带着恳求，“你真的能理解？”
“你我都经历过艰难的抉择。”佩卡拉说。
纳格斯基点点头，望着房间的角落，若有所思。然后突然把头转过来看着佩卡拉，“你要知道，我告诉你的都是实情。”
“失陪一下，纳格斯基上校。”佩卡拉说完站起身来，走出房间，顺着走廊前行，两侧是紧闭的铁门。地毯吸走了他的脚步声，不但如此，整个走廊里都静悄悄的，好像连空气都被抽得一干二净。在走廊尽头，一扇门半掩着，佩卡拉敲了一下门然后走进去，房间里烟雾缭绕，呛得人无法呼吸。
“噢，是佩卡拉？”烟雾中传来一个声音。一个中等身材、体型壮硕的男人坐在房间角落里的椅子上，他脸上坑坑洼洼的，左手有些萎缩，一头浓密的黑发往后梳，小胡子有些花白。他手里的烟卷快要燃到尽头，再吸一口就要烫到手指了。
“是的，斯大林同志。”佩卡拉说。
斯大林把烟头在鞋底上掐灭，从鼻腔里喷出最后一股青烟。“你怎么看纳格斯基上校？”他问。
“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佩卡拉说。
“我不相信，”斯大林说，“是不是让你的助理再去问问他。”
“基洛夫少校。”佩卡拉说。
“我知道他的名字！”斯大林提高了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