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九国条约与非战公约都没有规定制裁方法。美国当日所以不加入国联，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不满意于盟约第十六条的制裁规定。经济绝交只是宣战的一个步骤；未有不具备宣战的决心和准备而能实行对某一国经济绝交的。中国今日受侮辱损失到如此地步，然而终不能由政府实行对日本经济绝交，岂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作战的决心和准备？因此，美国主持的九国条约和非战公约都故意不规定制裁的方法。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断定这两约的无力。8月8日司汀生在纽约的演说里答辩这一点最明白。他说：
在文字上，非战公约明是含有确定承诺（Promises）的一个条约。在他的引言里，他明白的提到“所有本约所予的利益”，并且明说凡违反本约之承诺的国家将被剥夺这些利益。我们看这条约的起草人的通信，可以知道他们有意要使这公约成为一个给予利益（Benefits）的条约。
这就是说，这条约的力量在于六十二个国家的负责任的承诺：他们承诺的是不用战争作解决国际争执的方法。
司汀生又说：
非战公约没有规定强力的制裁。他全靠公论的制裁，这种制裁可以成为世间最有力的。……公论是平时一切国际往来的制裁力。他的效力全靠世界人民有使他有效的意志。如果世界人民有意使他有效，他是无敌的。那些讥嘲他的人，都是不曾正确的估计欧战以来世界公论的演变。
自从1929年7月24日此约经国会认可后，美国政府决心要使世界公论有效，并且决心要使这巴黎公约成为世界上一种活的力量。我们承认了他所代表的希望。我们下了决心不使这些希望成为失望。
他说，不光是美国有如此决心。
1929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和英国首相麦唐纳在拉比丹（Rapidan）发表一个联合宣言，其中说：“我们两国政府决定接受这个非战公约，不仅仅作为一种好意的宣言，实作为一种积极的方针，要依着他所承诺来指导国家的政策。”这个宣言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那一年正是中俄开衅的时候，非战公约遇着第一次的小试验。美国通告英日法意德及中俄两国政府，指出他们在非战公约上应负的责任。三十七个签约国赞成或参加美国的劝告。其时俄国的军队侵入中国境内已近一百英里了，后来两国都接受恢复原状的提议，侵入的军队也撤退了。
现在非战公约到了一个更大的试验日子了。司汀生指出美国政府本年1月7日的宣言与国联大会3月11日的五十国决议案（均见上文），认为这都可证明这个公约是有世界公论作后盾的。他说，这两个宣言代表一个新观点和两个新盟约之下联合起来的各个国家的动作。他说：
假如没有这个新观点和这些盟约，那辽远的满洲事件在旧日国际公法的原则之下，就和我们美国没有什么相干了。……可是如今在这巴黎公约之下，凡与和平问题有关的，都不能不关心这样的一件纠纷了。一切使这公约有效的行为，必须从这个新局势上看去，方好评判。……所以这巴黎公约的力量是不容易正确领会的，除非我们明了这条约的背后有全世界的公论的联合力量，联合在那个容许个个民族国家有权表示道德的裁判的公约之下。……当一月七日美国政府单独表示决不承认侵略所得的结果，侵略者见了也许不放在心上；可是当整个的文明世界都表示赞成美国政府的主张时，这局面可就显出他的真意义了。道德的贬议，一旦成了全世界的贬议，他的意义的重大是国际公法从来不曾有过的。
司汀生的纽约演说确是近代史上一篇极重要的宣言。他代表美国的外交政策背后的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哲学。他所谓“新观点”，不但日本的侵略主义者不能了解，我们国内一般怀疑主义者也不容易相信。其实他的论点并不难懂，也并不是大言欺人之谈。国际政治原来与国内政治是同一理的。一个政府自然是建筑在一种力量之上，但那种力量不全靠武力，大部分还得靠社会的习惯和公论的制裁。说的浅一点，政府的力量就好比一个纸老虎，全靠思想、信仰、习惯等等无形的势力来共同维持。纸老虎未戳穿的时候，一纸空文可以叫一个大将军束手就缚，砍头时还得谢圣恩。纸老虎戳穿时，钱也买不动了，兵也征不服了。所以善为政者只是要养成威信，情愿做一个纸老虎，有力量而不肯滥用力量。如果每一个契约，每一条法律，每一道命令，都得动用干戈方能有效，那就不成其为政府了。国际政治也是如此。华盛顿会议正当欧战之后，只有日本的实力是整个不曾损失的。然而那时代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余波居然能使日本放弃山东，放弃它在欧战期中已到手的远东独霸地位。现在的国联也就是建筑在一种空泛的，理想的公论的护持之上的。其实全世界今日的互相维系也不是全靠武力的；所靠的还是国际间有守信誓的义务，有顾忌公论的需要。说破了也只是一个纸老虎。可是这个纸老虎一旦戳穿了，条约不成了条约，承诺不成了承诺，这个世界就没有一日的安宁了。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世界的安全，欧美国家是决不愿意叫日本公然戳穿这个纸老虎的。美国今日之与国联互相提携，也只是要维持这个纸老虎，——就是司汀生所谓“道德的裁判”。他对日本说：
道德的贬议，一旦成了全世界的贬议，他的意义的重大是国际公法从来不曾有过的！
日本的侵略主义者何尝不怕这种贬议？试看他们送出那么多的宣传家，花出那么多的钱来做宣传，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妄想减轻一分半分“全世界的道德的贬议”而已。你再看看，为什么日本政府要说他们的行为“与任何条约均无抵触”？为什么他们口口声声要说明他们只是行使他们所谓“自卫权”？为的是非战公约排斥一切战争，而只留下了一个漏洞，就是所谓“自卫权”。但是这种不成话的自辩是决不会遮尽世人的耳目心思的。司汀生在8月8日对日本说：
一个国家尽管假借保卫本国臣民的名义来掩饰他的侵略主义的政策，不久总会被剥去那假面具的。在这样一个容易明了的问题（自卫权）上，在这一个容易搜集事实考订是非的现今世界里，那样的国家莫想长久惑乱世界的公论！
这是很严厉的警告。
在那不远的将来，究竟那一个条约是一张废纸？国联的盟约呢？九国条约呢？非战公约呢？还是9月15日武藤、郑孝胥的议定书呢？我们瞧着吧！
廿一，九，十九夜
（原载1932年9月25日《独立评论》第1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