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心；荀子说性恶，单指情欲一方面。但人的情欲之外，还有一个心。心的作用极为重要。荀子说：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正名》）
例如人见可欲之物，觉得此物可欲，是“情然”；估量此物该不该要，是“心为之择”；估量定了，才去取此物，是“能为之动”。情欲与动作之间，全靠这个“心”作一把天平秤。所以说：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正名》）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解蔽》）
心与情欲的关系，如下：
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天性有欲，心为之制节。〕（此九字，今本缺。今据久保爱所据宋本及韩本增）……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以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此下疑脱四字）。欲虽不可尽，求可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者节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故可道而从之，奚以损之而乱？不可道而离之，奚以益之而治？（《正名》）
这一节说人不必去欲，但求导欲；不必寡欲，但求有节。最要紧的是先须有一个“所可中理”的心作主宰。“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这种议论，极合近世教育心理，真是荀子的特色。大概这里也有“别墨”的乐利主义的影响（看第八篇第二章）。
荀子以为“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可是心以为可得。但是要使“心之所可中理”，不是容易做到的。正如《中庸》上说的“中庸之道”，说来很易，做到却极不易。所以荀子往往把心来比一种权度。他说：
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尝粹而来也；其去也，所恶未尝粹而往也。故人无动而不与权俱。……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正名》）（《解蔽》篇所说与此同）
故《解蔽》篇说：
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
这里的“可”字，与上文所引《正名》篇一长段的“可”字，同是许可之可。要有正确合理的知识，方才可以有正确合理的可与不可。可与不可没有错误，一切好恶去取便也没有过失。这是荀子的人生哲学的根本观念。
古代的人生哲学，独有荀子最注重心理的研究，所以他说心理的状态和作用也最详细。他说：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心未尝不藏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两字旧作满，杨注当作两，是也）。
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志即是记忆）。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谓之虚。
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一。
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说文》：虑难曰谋）。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
夫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一而静，作之则（此处“谓之”、“作之”都是命令的动词，如今言“教他要虚一而静，还替他立下法式准则”。王引之把“作之”二字作一句，把则字属下文，说“心有动作，则……”这正犯了《经义述闻》所说“增字解经”的毛病。章太炎《明见篇》解此章说：“作之，彼意识也。”更讲不通）。将须道者，〔虚〕之，虚则入（旧作人）。将事道者，〔一〕之，一则尽。将思道者，〔静之〕，静则察（此文旧不可通。王引之校改为“则将须道者之虚，〔虚〕则入。将事道者之一，〔一〕则尽。将思道者〔之静〕，静则察”也不成文法。今改校如上，似乎较妥）。……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夫恶有蔽矣哉？（《解蔽》）
这一节本很明白，不须详细解说。章太炎《明见篇》（《国故论衡》下）用印度哲学来讲这一段，把“藏”解作“阿罗耶识”，把“异”解作“异熟”，把“谋”与“自行”解作“散位独头意识”，便比原文更难懂了。心能收受一切感觉，故说是“藏”。但是心藏感觉和罐里藏钱不同，罐藏满了，便不能再藏了。心却不然，藏了这个，还可藏那个。这叫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这便是“虚”。心又能区别比类。如《正名篇》所说：“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以耳异，甘苦咸淡……以口异。……”五官感觉的种类极为复杂纷繁，所以说：“同时兼知之，两也。”感觉虽然复杂，心却能“缘耳知声，缘目知形”，不致混乱。这是“不以夫一害此一”。这便叫做“一”。心能有种种活动，如梦与思虑之类。但是梦时尽梦，思虑时尽思虑，专心接物时，还依旧能有知识。这是“不以梦剧乱知”，这便是“静”。心有这三种特性，始能知道。所以那些“未得道而求道”的人，也须做到这三种工夫：第一要虚心，第二要专一，第三要静心。
二、谬误；荀子的知识论的心理根据既如上说，如今且看他论知识谬误的原因和救正的方法。他说：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小物引之，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则不足以决粗理也。（同）
凡一切谬误都由于中心不定，不能静思，不能专一。又说：
凡观物有疑（疑，定也。与下文“疑止之”之疑同义。此即《诗》“靡所止疑”之疑）。中心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见植林以为后人也：冥冥蔽其明矣（矣当作也）。醉者越百步之沟，以为步之浍也；俯而出城门，以为小之闺也：酒乱其神也。……故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远蔽其大也。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高蔽其长也。水动而影摇，人不以定美恶，水势玄也。瞽者仰视而不见星，人不以定有无，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时定物，则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决疑，决必不当。夫苟不当，安能无过乎。
这一段说一切谬误都由于外物扰乱五官。官能失其作用，故心不能知物，遂生种种谬误（参观《正名》篇论“所缘以同异”一节）。
因为知识易有谬误，故不能不有个可以取法的标准模范。荀子说：
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知，物之理也（可字下旧有“以”字。今据久保爱所见元本删之）。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知物之理（人字物字疑皆是衍文，后人误读上文，又依上文妄改此句而误也），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
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法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其〕类，以务象效其人。（《解蔽》）
这是“标准的”知识论，与孟子的学说，大概相似。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正与荀子的“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同意。他两人都把“法圣王”看作一条教育的捷径。譬如古人用了心思目力，造下规矩准绳，后世的人依着做去，便也可做方圆平直。学问知识也是如此。依着好榜样做去，便也可得正确的知识学问，便也可免了许多谬误。这是荀子“止诸至足”的本意。
三、名学；荀卿的名学，完全是演绎法。他承着儒家“春秋派”的正名主义，受了时势的影响，知道单靠着史官的一字褒贬，决不能做到“正名”的目的。所以他的名学，介于儒家与法家之间，是儒法过渡时代的学说。他的名学的大旨是：
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无隆正则是非不分，而辩讼不决。故所闻曰：“天下之大隆（下旧有也字。今据久保爱所见宋本删），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议期命以圣王为师。（《正论》）
《传》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谓合王制与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为隆王也，然而犹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解蔽》）
他的大旨只是要先立一个“隆正”，做一个标准的大前提。凡是合这隆正的都是“是的”，不合的都是“非的”。所以我说他是演绎法的名学。
荀子讲“正名”只是要把社会上已经通行的名，用国家法令制定；制定之后，不得更改。他说：
故王者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意则易使，易使则功（功旧作公。今依顾千里校改）。其民莫敢为奇辞以乱正名，故一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正名》）
但是
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