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推崇理学。龙虎山紧邻陆九渊的家乡象山，教众受陆九渊心学的影响较深。玄教第四任大宗师张德隆家住贵溪之上！里，他的六世祖刑部侍郎“尝与里人共构精舍于所居之西，延陆文安公讲道其中，俾子弟受学焉”（ 黄蟳《玄静庵记》，《黄金华文集》卷一五）。这个刑部侍郎请陆九渊为子弟讲学，自然是想使其子弟学而优则仕，而不是培养道士，但对龙虎山道士一定会产生影响。吴全节在至顺二年（1331）向文宗“进宋儒陆文安公九渊《语录》。世罕知陆氏之学，是以进之”（ 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表明龙虎宗玄教是推崇陆学的。夏文泳更对“三教九流之书无所不读，而深明于先儒理学之旨”（ 黄蟳《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元成文正中和翊运大真人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事知集贤院道教事夏公神道碑》，《黄金华文集》卷二七）。
（三）力行忠孝。忠孝是儒学的根本，许多道士皆身体力行。吴全节又是这方面的典型。当他父母年七十、八十寿辰时，特几次还乡祝寿。当其父母逝世时，“公之执亲丧也，自奔丧至家，水浆粥，仅足以延息。涕泗滂沱，继以血衄。丧葬之后，力之所得为者，无不尽其力焉”（ 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当父母已逝世很久，吴全节自己都已年届七十时，仍以不得朝夕侍奉父母为终身之憾，说：“我曾不能晨夕在侧，吾终身之不安也。”（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又向他门人表示：“今老矣，为我图地，必吾父母之茔是近，庶体魄有所依焉。”（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一个出家道士能如此力行孝道，使当时大儒吴澄也为之感慨：“真人虽游方之外，而事亲之孝，儒家子有不能及。其事君也恭顺，其事师也无违礼，盖在三如一矣。”（吴澄《送吴真人序》，《吴文正集》卷二五）（四）文学道士很多。玄教道士中，能诗、会文、工书、善画者，不乏其人。较早的有陈义高、吴全节、朱思本等，稍后的有张雨、薛玄曦、陈日新等。
陈义高（1255—1299），是张留孙最年长的弟子之一。约在至元十四年（1277）被征至京师，后长期随侍晋王左右，“待改晋封，镇朔漠，师悉从行”（张伯淳《崇正灵悟凝和法师提点文学秋岩先生陈尊师墓志铭》，《养蒙文集》卷四。），常往来朔漠京师间。著有《沙漠稿》、《秋岩稿》、《西游稿》、《朔方稿》等诗文集。张伯淳称其“酒酣为诗文，意生语应，笔陈不能追，有诵（疑当为谪）仙、贺监风致，高古处可追陶、谢，类非烟火食语”（ 张伯淳《崇正灵悟凝和法师提点文学秋岩先生陈尊师墓志铭》，《养蒙文集》卷四。）。“元贞初，史馆纂修世祖皇帝实录，下郡国访求事迹，王邸异师文学嘉名，以其事属得编摩体。”（张伯淳《崇正灵悟凝和法师提点文学秋岩先生陈尊师墓志铭》，《养蒙文集》卷四。）
吴全节，生平已见前。除有较深儒学根柢外，又有文学才干，“自幼至老，尤好吟咏”（ 吴澄《吴闲闲宗师诗序》，《吴文正集》卷二二。），“旧有瓢稿不啻千篇”（ 吴澄《吴闲闲宗师诗序》，《吴文正集》卷二二。）。在泰定二年（1325）代祠江南过程中，“触处吟咏，诗凡二百余篇，曰《代祠稿》”（吴澄《吴闲闲宗师诗序》，《吴文正集》卷二二。）。吴澄赞其诗曰：“其诗如风雷振荡，如云霞绚烂，如精金良玉，如长江大河。盖其少也，尝从硕师，博综群籍，蚤已窥闯唐宋二三大诗人之门户。”（吴澄《吴闲闲宗师诗序》，《吴文正集》卷二二。）
朱思本（1272—1333），字本初，临川人。早年学道龙虎山，后去京师与张留孙、吴全节等相处二十余年，再后被委去南昌住持玉隆万寿宫。他似非玄教嫡系，但出身龙虎山，又与张、吴关系十分密切。他所作《开府大宗师张公诔》中有云：“公（指张留孙）官第一品，宜得谥于太常……门生朱思本感公既厚，知公亦深。”（朱本初《贞一稿》，《委苑别藏》本）吴全节为其《贞一稿》作序说：“临川朱本初，儒家子也。为黄冠与予同道，居龙虎与予同山，处京师与予同朝，雅志诗文，与予同好。予长于本初四岁，则其年之相若也。”（朱本初《贞一稿》，《委苑别藏》本）因他与玄教关系很深，故于此处并及其诗文。他所作诗文，集为《贞一稿》，为当时许多诗文大家所称许。范！曰：“余与朱君游，知其文学旧矣。来南州，君主玉隆别馆，去年冬行县田有乌山，小兵驰田间，得君寄诗二章，盖六朝庾鲍，而唐太白之流也。今夏君自西山来，示余此稿（指《贞一稿》），概篇数百，而矩度若一。其武当山赋与巢湖等诗，论庄词澹，尤吾所谓驰骋横纵而无所逾者。”（朱本初《贞一稿》，《委苑别藏》本）柳贯评之曰：“君之诗似吴宗元、元丹邱，而远游之迹过之，君之自得似葛稚川、司马子微，而颐神坐忘之妙，需其至焉。”（朱本初《贞一稿》，《委苑别藏》本）欧阳应则谓：“读其诗，则排体五言，学工部长句，与文，则驰骤老、坡间。”（朱本初《贞一稿》，《委苑别藏》本）朱思本不仅能诗，还好舆地职方之学，他花了十年时间写出《舆地图》二卷，刊行于世，并写有《北海释》、《和宁释》、《两江释》等考释地志的文章，是不可多得的地理学者。
张雨（1277—1348），又名天雨，法名嗣真，字伯雨，别号贞居，又号句曲外史，是元代著名的文学道士。他本是茅山道士，但后“入开元宫从真人王寿衍为道士，名嗣真”，皇庆二年（1313）七月，仁宗诏王寿衍赴京，“以弟子张嗣真从”（ 虞集《开元宫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七。），算是半个玄教道士。这次入京，所赋长诗“名震京中”，“一时贤士大夫，若浦城杨仲弘（杨载）、四明袁伯长（袁桷）、蜀郡虞伯生（虞集）争与为友”（ 刘基《句曲外史张伯雨墓志铭》，《句曲外史集附录》）。姚绶谓“一时浦城杨仲弘、清江范德机（范！）、金华黄晋卿（黄蟳）、吴兴赵仲穆（赵雍）交甚善”（ 姚绶《句曲外史小传》）。因他不希荣进，不久离京返杭州开元宫，继回茅山不复出。与元末大诗人杨维桢（字廉夫）等友善，以作文赋诗终于茅山。所著有《山世集》三卷，《碧岩玄会录》二卷，《寻山志》十五卷，皆不存。又著《玄史》，即现存之《玄品录》五卷，另存《句曲外史集》若干卷（有两种版本）。现题刘大彬所著之《茅山志》，据考亦为张雨手笔。徐达左说：“贞居以儒者抽簪入道，自钱塘来句曲，负逸才英气，以诗著名，格调清丽，句语新奇，可谓诗家之杰出者也。当是时，以诗文名世者，若赵松雪（孟）、虞道园（虞集）、范德机、杨仲弘诸君子，以英伟之姿，凌跨一代，谐鸣于馆阁之上，而流风余韵，播诸丘壑之间。贞居以豪迈之气，超然自得，独唱于丘壑之间，而清声雅调，闻诸馆阁之上。诸君子亦尝与其唱酬往还，虽出处不同，而同为词章之宗匠，譬如轩轾，讵知其孰先而孰后耶？”（《句曲外史集》前徐达左序。）姚绶评其诗文说：“诗宗杜，惟肖古选，类大历间诸子；文学韩，而冷语类汉。”（姚绶《句曲外史小传》）并称他善书法，“饮酣伸纸作大草，尤妙，小楷变率更（欧阳询）家数，世称二绝”（ 姚绶《句曲外史小传》）。但说他“独于画未工”，可是这个断语似不可靠，张雨好友大诗人倪瓒《题张贞居书卷》曰：“贞居真人，诗、文、字、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虽获片楮支字，犹为世人宝藏。”（《清全集》卷九，《四库全书》集部）故张雨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学道士。
陈日新（1278—1329），字又新，饶之安仁人。早年从师龙虎山，元贞大德中被张留孙征至京师，后授崇真万寿宫提点，并封真人，兼领龙兴路玉隆万寿宫，又领杭州宗阳宫。“好为诗，清丽自然，有足传者。”（虞集《陈真人道行碑》，《道园学古录》卷五）居山中时，“日与能诗者相倡和，或过午忘食，或竟夕不事寝”（ 李存《饯陈又新真人赴京序》，《俟庵集》卷一六。）。曾集所作诗若干，请李存为之序，现已不存。
薛玄曦（1289—1345），字玄卿，贵溪县仙浦里人，年十二辞家入道龙虎山，师事张留孙及吴全节。仁宗时被诏入京侍祠，延四年（1317）制授大都崇真万寿宫提举，居三岁，升上都崇真万寿宫提点。泰定三年（1326）辞归龙虎山。至正三年（1343）授真人号，领杭州佑圣观住持，兼领杭州诸宫观。“善为文，而尤长于诗。”（黄蟳《弘文裕德崇仁真人薛公碑》，《黄金华文集》卷二九）所著有《上清集》若干卷，《樵者问》一卷，荟萃与时人唱和诗为《琼林集》若干卷，皆已不存，只《茅山志》中留有几首诗。他的诗名与张雨不相上下，“自京师省亲江南，而名胜为之赋诗多至数十人”（ 虞集《送薛玄卿序》，《道园学古录》卷四六）。虞集谓其“为诗有飘飘凌云之风”（ 虞集《送薛玄卿序》，《道园学古录》卷四六）。揭斯评其诗“老劲深稳，如霜松雪桧，百折莫能挠，清拔孤峻，如豪鹰俊鹘，千呼不肯下，萧条闲远，如空山流泉，深林孤芳，自形自色，不与物竞”（ 转引自黄蟳《弘文裕德崇仁真人薛公碑》，《黄金华文集》卷二九）。又善书法，虞集说：“玄卿为人清明而能静，为学宏博，好古书法。”（虞集《送薛玄卿序》，《道园学古录》卷四六。）
以上所举，是玄教中文学修养较高的几位道士，由此可以概见该派道士的儒化程度是较深的，它较之只重符的龙虎宗，自是别具一格了。
七、宗教内容上的杂取兼收
道教的宗派界限本不十分严格，更无别的宗教那样的宗派斗争，彼此思想、方术交融是常见的现象。而玄教产生于南宋道教宗派繁衍之后的元代，其融摄各派的特点就更为突出。不仅兼摄旧符各派的内容，也兼摄新道派的内容。
这种杂采兼收的特点，在玄教某些骨干分子身上表现十分明显。吴全节又是典型。首先，他从小学道龙虎山，对龙虎宗世传的祈禳斋醮自然十分在行。虞集说：“道家醮设之事是其职掌，故于科教之方，无所遗阙。”（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吴全节在长期担任祠祀活动中，很好地完成了各种祠祀斋醮任务，就证明了这一点。其次，他在大都崇真万寿宫期间，曾从道士陈可复（可能是南宗道士）学雷法。任士林《庆元路道录陈君墓志铭》说，陈可复（？—1307）字复心，号雷谷子，世为庆元路定海县人。年十四师陈与真为道士，学役召鬼神之术。与真死后，又退习天人性命之学，向林某学内丹。其后行雷法于浙东浙西，所在有验。至元二十七年（1290）征至京师，“身侍阙庭十有七年”。在这期间，吴全节等从之学雷法，“授受雷法最著者，今玄教嗣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都提点、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吴君其人也”（ 任士林《庆元路道录陈君墓志铭》，《松乡集》卷三）。第三，他又向东华派（灵宝派支派）一代宗师林灵真学法术。林灵真（1238—1302），本名伟夫，字君昭，法名灵真，自号水南。他撰辑有《济度之书》十卷（明人增补而为《灵宝领教济度全书》三十卷），在现存《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前之《水南林先生传》中，说他有很多弟子，谓：“凡弟子受道于公之门者，在州里不下百余人。在方外则天师门人高闲董公，宗师堂下闲闲吴公……”（《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嗣教录·水南林先生传》）这个“宗师堂下闲闲吴公”就是吴全节。第四，他又传习金丹派南宗内丹术。虞集《河图仙坛之碑》说，宋故相赵葵之子赵淇，曾从南宗道士李简易学金丹，入元，做湖南宣慰使。某年，吴全节奉命使南岳，路过长沙，赵淇见其“神气冲爽，而有福德”，认为“可以受吾道。乃焚香密室，出其书以授之，则皆（刘）海蟾、（李）玉溪之秘云”。证明吴全节曾学南宗内丹术，且已得其秘传。
玄教第三代大宗师夏文泳同样具有杂学特点。黄蟳《夏公神道碑》说，夏文泳“三教九流之书无所不读，而深明于先儒理学之旨。又尝受《河图》于隐者，有昔人未睹之秘；而于皇极经世之说，亦了然胸臆间。所至名山洞府，必穷探极讨，以广见闻。道法、斋科悉加考订、折衷，下至医药、卜筮莫不精究其术”（ 《黄金华文集》卷二七）。据任士林《庆元路道录陈君墓志铭》载，向陈可复学雷法的，除吴全节“最著”外，“次则大都崇真万寿宫提点孙益谦、夏文永（泳）……”
张留孙另一弟子徐懋昭也杂学各派。徐懋昭（1240—1321）字德明，世为饶之余干人。弱冠学道于龙虎山上清宫，师张留孙。“既而游衡庐名山，遇真人授异书，能役鬼神致雷雨，祭星斗弭灾？。”（朱本初《故保和通妙崇正真人徐公行述》，《委苑别藏》之《贞一稿》）他所学的也是雷法。由于他只至元十五年（1278）在京师崇真万寿宫住了两年，以后即回龙虎山居仙源观、神翁观及主常州通真观，故其雷法不是学自陈可复，而另有所师。
陈日新也有杂学各派特点，其生卒事迹前已介绍。虞集《陈真人道行碑》说他“道书丹经，大洞玉诀，灵宝黄斋科等书，皆极精诣”（《道园学古录》卷五），“又能论人生甲子，推之以言其祸福寿夭，奇中”（《道园学古录》卷五）。
玄教在宗教内容上的杂采兼收，表现了元代道派的繁多和各派交融的加强。这种趋势在各派内的继续发展，预示着道教各宗界限的进一步泯灭。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
明清茅山宗寻踪
唐宋时期，道教茅山宗与龙虎、阁皂并行于天下，世称“符三宗”，为当时道教之显派。至元代，阁皂宗渐趋衰微，茅山宗犹能与龙虎宗一起，取得相当的发展。但到元后期，即在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之后，却顿趋沉寂，其发展状况如何，后人知之甚少。在此之前，茅山宗的历史，赖有刘大彬所著《茅山志》加以记述，使人得以窥其全貌。而在此之后，虽有明嘉靖二十九年《茅山志》的重刊，和清康熙十年笪蟾光对《茅山志》的重编（笪蟾光《茅山志》，现见有两种光绪重刊本，一为《藏外道书》第１９册所收之《茅山全志》，一为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茅山志》，两本大致相同，皆有缺页，所缺之处间有不同，盖为一种版本之异源。），对之有所增益，但所增材料有限，特别是对茅山本宗的材料增益更少，致使人们读了笪蟾光《茅山志》（嘉靖二十九年《茅山志》刊本未读到）以后，对茅山宗在明清时期的状况仍不甚了了。前些年我在写《中国道教史》第四卷时曾翻阅该志，因为粗心，仅在其中发现了全真龙门派——阎祖派于明嘉靖之后在该山乾元宫的传承资料，却未发现本山茅山宗的资料，因此书中对茅山宗的叙述乃暂付阙如。此后我比较留心发掘这方面的资料，意欲对此阙失有所补益。最近重读笪蟾光《茅山志》，并翻阅了其他一些石刻资料，总算有所发现，故作此短文以补斯阙。
一、宗师脚步觅迹
据刘大彬《茅山志》记载，茅山宗实行宗师制。宗师是领导本宗道教的首领，他们代代相传，从第一代魏华存，依次传至第四十五代刘大彬（见《茅山志》，《正统道藏》本）。为此，对历代宗师的生平事迹，特辟专章加以叙述。清康熙十年成书的笪蟾光《茅山志》，曾将此宗师传记基本上照原样进行转录，也是从第一代魏华存，至四十五代刘大彬。其他讲述茅山道宗师的文章，无不是至四十五代刘大彬为止。刘大彬是元代中后期人，难道在他之后就没有继代宗师了？明清时代，到底茅山宗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它又是实行什么领导体制？这些问题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