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恒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①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②，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以大夫随之。”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兽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③，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
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刖以为门父。故无敢奸能诬禄至于君者矣。故相任寅为官都④，重门击柝不能者，亦随之以法。”
［注释］
①燧人：古帝名，传说其发明钻木取火。②增薮：杂草丛生的水洼。③童山竭泽：衍文。④相任寅为官都：出于保进而作都官。
［译文］
桓公问管子说：“从燧人氏过来，其间的重大的财务汇总举措，能够讲给我听听吗？”管子回复说：“从燧人氏以来，没有不使用调节物价高低的办法来管理天下的。共工治理天下时，水域占十分之七，陆地占十分之三，他就使用这种天然形势来统治天下。到了黄帝治理天下时，努力清除邪恶势力，不给他们磨炼武器的机会，烧毁山林，破坏草薮，毁坏大泽，驱走禽兽，实际上是用此而使他人困厄，然后才得以治理天下。到了尧舜治理天下时，之所以能教导海内，是因为在北方开拓使用了禺氏的玉石，在南方夺得了贵重的长江、汉水流域的珍珠，追捕禽兽如同追捕仇敌，并让大夫们供应粮食财物。”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管子回复说：“他们下令说：‘各诸侯的儿子即将到天子朝廷为臣的，都要穿着两张虎皮制作的皮衣，上大夫要穿着豹皮装扮袖口的皮衣，中大夫要穿着豹皮衣襟的皮衣。’这样，大夫们就会卖掉他们封邑的粮食与财物来购买虎豹之皮，用此，山林里的百姓捕杀猛兽就像追逐父母的仇人那样尽力。如此一来，君王戴着礼帽穿着礼服坐上朝堂，而猛兽就在野外被捕杀了。大夫们分发了他们的财物，万民得到了流通的益处。这即是尧舜的理财之道。”
桓公说：“掌控了二个事名、五个正名就能够把天下治理好，那么，什么称为‘二个事名’呢？”管子答复说：“天道为阳，地道为阴，这就是二个事名。”“什么称为‘五个正名’呢？”答复说：“权、衡、规、矩、准，这就称为五个正名。表现于颜色，就是青、黄、白、黑、赤；表现于音乐，就是宫、商、角、徵、羽；表现于滋味，就是酸、辣、咸、苦、甜。应用‘二五’，使山不毛，使泽干枯，这是人君用以震慑人们的手段。滋味是用来控制人们饮食的，音乐是用来控制人们听闻的，颜色是用来控制人们观赏的。人君丧失‘二五’就会亡国，大夫丧失‘二五’就失去权势，百姓丧失‘二五’就不能治家。这是治国的最紧要的内容，因此称为‘国机’。”
轻重之法规定说：“自称能作司马的官，但作起来不能胜任的，就杀害他以血祭鼓；自称能作农业的官，但作起来不能胜任的，就杀掉他以血祭奠社神；自称能作一般官吏，但作起来不能胜任的，就砍断他的双脚罚他守门。”这样，就不会有人敢在君主面前吹捧自己以骗取禄位了。这样，即使被人举荐当官的，尽管守门小事都不称职的，也能够依法处理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失准。”管子对曰：“失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此谓失准。”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①国定民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君富之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分而去。贾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失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②，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故豫夺其涂，则民无遵。君守其流，则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以数相守，则利归于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③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不察于终始，不可以为至矣。动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国之策也。盐铁二十国之策也。锡金二十国之策也。五官之数，不籍于民。”
［注释］
①厉：利。②在涂者：指正在贩运中的货物。③正商任：管理商业活动。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教失准的问题。”管仲答复说：“失准，就是天下各国都支配我们，而我们不能自主，这就称为失准。”桓公说：“此话怎样解释？”管仲答道：“今若天下各国发兵攻打我们，针对大臣中那些能利国定主的功臣，就要割地加封，对那些战功显著的人，也要割地加封。这样，其实是天下诸侯在封赏您的大臣，而不是您本人积极封赏大臣。天下诸侯已强迫您将十里土地封给了大臣，而随着每一次发兵，又要把第二个十里土地赐给臣民。您的臣民不是靠您富有的，而是邻国侵占使他们富有的。邻国每动一次兵，就使他们多一次富有机会。造成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就是失准的必然后果。”桓公说：“这是为何？”管子答复说：“今若天下各国发兵攻打我们，民众都要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出外抗击，那么，全国都不能耕作，这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国君早上发令征兵纳税，晚上就要结束，民众只好将其财物、粮食任意出售，商人乘机买进积蓄，于是国内的一半财富都归属商人。等到战事完成，民众重归旧业，物价又返回原来的水平。商人再售出其积存的财物，国内一少半的货币又为商人所掌握。这样，币值将增高十分之三，物价将降低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内的财物将一律为商人所有，国君却没有办法。民众竞相奴使，国君亦力不从心。这就是轻重失准。”
管子说：“人君掌控经济活动的根本，富民豪商就不可能控制经济的末端；人君掌握了生产流通的开端，富民豪商就不可能控制其结束。对于在路上流转的货物，君主应在商人必经的通衢要塞征收税款；对于粮食，一定要在春秋两季采取措施加以控制；对于其他物资，要签订预购契约，按合同做事。这样，货物一动，就有适宜的政策对付。事先阻断流通的途径，富商就不能进行贩运；君主控制流通，富商就不能抬高物价。因此，掌握各地物价的升降，国内没有投机商人，商品贵贱合适，这就称为国家调节。能采取积极的财利政策，所有的经济利益就都归属君主了。”管子说“善于核算商车载量的，应由政府设置专官；政府推行专控，自由市场就萧条冷落；自由市场萧条，农业劳动力就充实；农业劳力充实，民众的财物就富裕；社会富裕，君主的税源就充实，税收也就持续不断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富商提高市价，君主也随之涨价，使物价高涨而不能降低；富商压低卖价，君主也随之压价，使物价持低不能升高。擅长经营商业的决不会这样做，富商提高市价，政府就以低价卖出；富商以低价购进，政府就以高价购进。这就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办法。因此，凡不能调整民财的，就不能办到大治；凡不能预知商业活动本末始终的，就不能使经营达到至善的境界。政府掌握经济，使用物价变动，可获得二十倍的年收入。推行盐、铁专营，国家可获得二十倍的年收入。推行锡、金专营，国家可获得二十倍的年收入。有盐、铁、锡、金专卖和物价调整五种理财办法，就不必向百姓直接征税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之数恶终？”管子对曰：“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国有患忧，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藏羡以备赏。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①者。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
管子曰：“一岁耕，五岁食，粟贾五倍。一岁耕，六岁食，粟价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且天下者，处兹行兹，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赢。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藏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