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挟①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
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人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
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抏之修，于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它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此之谓也。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②其上，是治国之征也。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焰之，以观其盛③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注释］
①挟：通“浃”，贯通，周详。②化：服从，顺从。③盛：通“成”，成功。
［译文］
对于连续几天详尽地办理各种政事，认真地权衡并且恰当地调节万物和人来使他们适用，使各级官吏穿的衣服有必定的规格，住的房子有必定的标准，役使的仆从有必定的编制，丧葬祭祀器械用具都有和等级相适应的规定，把这种做法贯彻到各种事情中去，就像尺寸寻丈之类的准则，无一不是遵循了法度然后才加以施行，这些全是政府官员和供役使的官吏所做的事，不值得在伟大的君主面前数说。故而，统治人民的君主，要是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标准完全得当，所任用的管理各种事务的人是真正有仁德的人，那么他就会自身安逸而国家稳定，功绩伟大而声誉美好，上等的能够称王天下，下等的也能够称霸诸侯；要是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标准不得当，所任用的总管各种事务的人不是具有仁德的人，那么他就会自身劳累而国家混乱，前功尽弃而声名狼藉，国家必定会危险。故而说，任用人是当君主的根本啊。
能合适地任用一个人，那么天下就能获得；不能适当地任用一个人，那么国家就会可危。不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而能合适地任用一千个人、一百个人，在理论上是没有这种事情的。要是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那么他本身又有什么劳累的事要做呢？只需穿着长袍无所事事地无为而治而天下就能太平了。
故而商汤任命了伊尹，周文王任命了吕尚，周武王任命了召公，周成王任命了周公旦。功德低一点的是五霸，齐桓公在宫门之内悬挂乐器、奢侈放纵、游荡玩耍，但在百姓他并没有被说成是讲求享乐，相反地他还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一致而恢复了正道，成为五霸中的第一个，这也没有其他的原因，而是由于他懂得把政事全都交给管仲，这便是当君主的重要原则啊！明智的君主容易做到这一点，故而能形成强大的实力而功业名望极大，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值得去做呢？故而古代的人，但凡有伟大的功业名望的，必定是遵行了这一点；但凡丧失了自己的国家，危害到他本人的，必定是违反了这一点。故而孔子说：“智者的知识，本来已经很多了，又由于管的事很少，能不明察吗？蠢人的知识，本来已经很少了，又由于管的事很多，能不惑乱吗？”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管理得好的国家，等级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大臣、百官各自遵守应该听到的事情，不打听自己职责之外的事情；各自遵守应该看到的事情，不察看自己不应该的事情。所见所闻，若是真正同各自的名分一样了，那么就算是十分幽远闭塞隐蔽偏僻的地方，民众中也无人敢于不严守本分、安于法令、用礼义服从自己的君主，这是管理得好的国家的标志。
君主管理国家的办法：管理身边的事而不去治理远方的事，管理明显的事而不去治理不明显的事，管理主要的事而不去治理各种烦琐的小事。君主可以管理好身边的事，那么远方的事自然就会得到管理；君主可以管理好明显的事，那么不明显的事就会自然随之而变化；君主能恰当地管理好主要的大事，那么各种烦琐的小事就会因这而得到正确的办理。同时办理全天下的事务，而每天的时间还有余暇，需要治理的事少，像这样，便是管理国家的最高境界了。既能管理身边的事，又力求管理远方的事；既能管理明显的事，又力求洞察管理不明显的事；既能恰当地管理好主要的大事，又力求管理好各种烦琐的小事，这是太过分的要求。过分就像达不到一样，就如同是树起笔直的木头而要求它的影子是弯曲的一样。不可以管理好身边的事，又力求管理好远处的事；不可以明察明显的事，又力求洞察不明显的事；不能恰当地管理好主要的大事，又力求管理好各种烦琐的小事，这是荒谬的做法，这就如同是树起弯曲的木头而要求它的影子是笔直的一般。故而圣明的君主欢喜抓住要点，而昏庸的君主欢喜周详处理每件小事。君主欢喜抓住要点，最后是一切事情都办得周详；君主欢喜管得周详，最后是一切事情都荒废。君主，只需抉择一个宰相，公布一套法制，明确一个主要的准则，用这种手段来统率一切，洞察一切，并以此来显现自己成绩。宰相，是负责选拔安排各部门的长官，总管各种事情的管理，整顿规范朝廷大臣和各级官吏的职分等级，考核他们的功劳，论定对他们的奖赏，年终时拿出他们的成绩报送给君主，他们其中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黜。故而，君主的辛苦在于寻觅贤相，在任用贤相之后就安逸了。
【原文】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①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复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
乱世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綦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藉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②，适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
［注释］
①亡：通“无”，不具备。②适人：对待别人。
［译文］
管理国家的人，得到民众努力劳动的就富足，得到百姓殊死作战的就强盛，得到民众赞誉的就荣耀。这三件事都具备了，天下的人就会顺从他；这三件事没具备，天下的人就会背离他。天下的人顺从他就称为称王，天下的人背离他称为灭亡。商汤、周武王遵循这条准则，奉行这种道义，兴办对天下人都有益的事，除去对天下人都有害的事，于是天下人顺从他。所以，君主看重发表善言引导天下的人，确定礼义法度以教导天下的人，坚持忠诚信义以爱护天下的人，崇尚贤德的人，任命有才能的人，以安置职位，利用爵位、官服、赏赐、表彰来鼓舞他们的自尊心以使他们自重；对于百姓，要依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少他们的负担，以便调动他们，平齐他们，广泛普遍地庇护他们，抚养他们，就像爱护初生的婴儿一般。对人民的生活要尽量地宽厚，动员他们劳役打仗要极其合理。分明并制定政策法令，安排并形成法令，这就是对待百姓的方法；要是有不合理的政令制度，哪怕它像毛发尖一样的小，也会影响到没人抚养的孤儿，没人照管的老人、鳏夫、寡妇这些弱势群体，故而必须要小心不要让负担加到他们头上，让他们无法正常地生活下去。如此，民众对他就会像对待上帝一样尊重，爱戴他就爱戴自己的父母一般，就算为他豁出性命断然牺牲也会心甘情愿。这没有什么其他的缘故，仅仅由于君主的人品真的诚信而贤明，君主的恩泽真的深厚。
混乱的社会就并非如此。君主用污秽卑鄙、欺凌盗窃之类的行动来引导人民，玩弄权术阴谋、搞倾轧陷害来给他们作榜样，让演员、矮子、女人私自求见说情来迷惑人民，让愚蠢的人去教诲有智慧的人，让没有德能的人凌驾于有德才的人之上。他们养育人民则使人民十分贫穷困厄，使用人民则使他们十分疲劳辛苦。故而民众小瞧如此的君主就像小瞧残疾人一样，讨厌他就像讨厌鬼魅一般，天天想寻求机会而一块来抛弃践踏这样的君主，摒除驱赶他。忽然发生了外敌入侵的危难的时候，如此的君主还依靠民众为他卖命，这是不能够办得到的啊。上面所说的这种治国方办法，根本就毫无可取之处。孔子说：“自己如此去对待别人，别人就如此对待自己。”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原文】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①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
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农夫莫不朴力②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注释］
①所：道，手段。②朴力：专心一致。
［译文］
危害国家的因素是什么呢？答曰：使小人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用非法方法向人民搜刮勒索却非常巧妙，这是危害国家的重大灾难。作为大国的君主，却欢喜注意小利，这就会危害国家；对于乐曲美色、高台亭阁、园林兽苑，乐此不疲而追求新鲜，这就会危害国家；不欢喜好好治理自己已有的土地财富，却经常馋涎欲滴地得到别人所拥有的土地财富，这就会危及国家。
有这三种邪恶的念头在心里，而又欢喜让那些搞权术阴谋倾轧陷害的人在外朝决断政事，像这等，那么君主就会权势轻微、声誉狼藉，国家政权一定危险，这就是危及国家的君主。作为大国的君主，却不崇敬根本性的德行，不谨守原有的法制，而欢喜搞欺诈，像这样，那么朝廷上的群臣也就跟着养成一种不崇敬礼义而欢喜搞倾轧陷害的习俗。朝廷上群臣的习俗如此，那么群众民众也就随着养成一种不崇敬礼义而欢喜贪图财利的习俗了。君臣上下的习俗无不这样，那么就算领土辽阔，权势也一定轻微；就算人口众多，兵力也一定衰弱；就算刑罚繁多，政令也不能向下贯彻。这就称为危险的国家，这便是危害国家的君主。
儒者的行为就不是如此，他必定要周全详尽地管理国家，在朝廷中一定要崇尚礼义明确贵贱等级。这样，则士大夫就无不看重名节，死守职责。各级官员们就将遵循统一的制度，非常重视官职的等级。如此小吏们就无不畏惧法律，遵守法度了。关卡市场只稽查坏人而不征收税收，平定物价的文书禁止投机而不出现偏差。如此，商人们无不忠厚诚实而没有欺骗了。工匠们将依照时令砍伐木材，宽缓他们的日期，发挥他们巧妙的技能。如此，工匠无不忠诚信实也不会出废品了。在农村将减轻田土的税收，减轻钱财的聚敛，少兴劳役，不误农时。如此，农夫们就无不专心致志地从事农业而不做其他技能劳作了。士大夫注重名节死守职责，之后兵力就强劲；小吏们害怕法律遵守法度，之后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就不会混乱；商人们忠厚诚实没有欺骗，商人就安于事业，货物就流通无阻，国家的物资就能获得充分的供给；工匠们忠诚信实不出废品，各种器具就会非常巧妙而便于运用，力也不会缺乏了；农夫们专心致志地从事农业而不做其他技术的劳作，就会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于是所依事务都不会荒废。这就称为政令通行，习俗美好。凭着此种形势来保护自己，防卫就非常巩固；攻伐别国，攻势就非常强劲；静处时有名望，一有行动就有功劳。这便是儒者所称的周全详尽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