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高兴和王进财消息的日子，在焦灼中一天天流逝。这期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利用中午或下班时间去看望高教授夫妇，安慰开导他们，帮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比如买米买油，换煤气罐换桶装矿泉水，陪他们夫妇俩到医院挂号看病等等，毕竟他们俩只有高兴这么一个孩子。如今高兴出了事，我作为高教授的得意门生，自然是责无旁贷。所以，那些天除了工作，我是自家和高教授家两头跑，累得晚上一上床就像一摊烂泥。
时间一晃又过去一周，高兴和王进财终于有了消息，但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高兴和王进财因涉嫌一桩金额三百余万元的诈骗案，被拘留并将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意味着，他们将至少被判刑几年或十几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等待他俩联系中国证监会张处长和李处长与黄老板见面的事，至此也已化为泡影。
这个坏消息，还是我费尽周折，通过朋友的朋友三托四托，转了好几个弯才从市公安局打听到的。我不敢将这个真实消息告诉高教授夫妇，也不敢告诉黄老板。不敢告诉高教授夫妇是担心他老两口承受不了这个巨大打击。而不敢告诉黄老板，则是我心有不甘。既然高兴和王进财已经不能指望，我为何不试着直接找中国证监会那两位已经见过面的处长呢？由于中间人高兴和王进财已经意外折乾沙场，我直接找张处长和李处长已经不算违反商界规矩吧？
主意已定，我开始想方设法联系张处长和李处长。可是我没有他俩的电话，甚至说不清他俩叫什么名字。当初花那么多钱请他俩吃饭，见面给他们毕恭毕敬递上名片时，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回赠我名片啊，可他们却无动于衷。如果不是高兴和王进财在场，而我又担心再次违反商界规矩越过中间人惹高兴和王进财不高兴，我是多么想直接找张处长和要处长索要名片呀。然而，就是因了商界的规矩，我索要对方的名片竟也成了奢望。
不知道两位处长名字，也没有他们电话，我只能通过114查号台查到中国证监会总机。总机号码很快查到了。电话打过去，女接线员问我找谁，我说找张处长和李处长。她问我他们是哪个处室的，我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只知道他们叫张处长和李处长。她问这两位处长叫什么名字，我说对不起我只知道他们的姓不清楚他们的名字。她说那对不起，我没办法给你转电话。我心急如焚，生怕她挂了电话，就苦口婆心央求对方：“哎呀同志啊求求您了，我有急事找他们，您能不能帮助我查一下哪个处室有姓张的处长和姓李的处长啊？”对方说：“你有啥急事？”“我……我……”我急中生智，谎称我是从浙江前来送我们公司股票申报上市材料的，而且是事先同张处长和李处长约好了的，只是来北京的路上我不小心将他俩的名片弄丢了。听我这么一说，女接线员说那你等等吧，我帮助你转到发行监管部。我连连道谢。电话很快接通，我说您好我找张处长和李处长。一个瓮声瓮气的男声说：“我们这儿可没有什么张处长李处长啊！”我愣了一下，问：“那有姓张和姓李的同志吗？”对方说：“没有。”说着将电话挂了。我急得百爪抓心，欲言又止，心存不甘。我再次拨通中国证监会总机，接电话一听是刚才那位女接线员，我就讨好地说：“同志您行行好，刚才发行监管部那边说没有姓张和姓李的处长，您能不能给转到有姓张或姓李的处长的处室？”谢天谢地，女接线员一听，没有反对。她说你等一等，我帮你查一下。少顷，她又接通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声，我说您好我找张处长。她说我就是，你是哪儿？我一听傻了，怎么是个女的呀？我赶紧说对不起，我找姓张的男处长。她说我们这儿没有姓张的男处长呀？我说对不起，那有姓李的处长吗？她说有位副处长姓李，但也是个女的，你要找她？我说呵呵不是，我要找的是男姓的李处长。她说你到底是哪儿，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从浙江来送股票申报上市资料的，她说那应该送发行监管部啊。我说联系过了，他们那儿没有姓张和姓李的处长。你们证监会哪个部门还有姓张和姓李的处长吗？是他们让我来送资料的，可我不慎将他们的名片弄丢了。她想了一下说，我们这儿只有机构监管部有一位姓张的男姓处长，但没有姓李的男处长。我说谢谢，那我打电话到机构监管部吧。我再次拨通中国证监会总机电话，请那位我已经熟悉声音的女接线员将电话转到机构监管部的张处长，通话很快接通。接电话的是一个男声，我说您好我找张处长。他说你是哪儿？我说我是浙江荷花集团来联系股票上市申报事宜的，他说股票上市的事不归我们负责，你找发行监管部吧。我说不是，是一位姓张的处长事先让我与他联系的，您就是张处长吧？他说我就是，可我并不认识你，更没有与你联系过什么股票上市申报的事啊？说完，他“啪”的一声，将电话挂了。我仍然心存不甘，再一次打通中国证监会的总机，接电话依然是那位声音熟悉的女接线员。但这一次她也不耐烦了，刚听到我的声音就没好气说：“你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你要找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自己是不是弄错了？你先自己弄清楚找谁再说吧！”不由我分说，她就将电话挂了。
忙了半天，我所有的努力，就此付诸东流。不仅如此，办公室的同事又挤眉弄眼地嘲笑我，同室的崔德强更是冷嘲热讽，他冲我挤着眼说怎么样胡博士，股票上市要发了财可别忘记请大伙搓一顿啊。此时的我已经像泄了气的皮球，连理会的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
一切都徒劳无功。接下来，我该如何向黄老板交代？
我内心正无比纠结的时候，黄老板的电话晚上却偏偏打到我家来了。他第一句便开门见山：“胡博士，我何时能去北京见中国证监会的人啊？眼看就快到年底了，公司上市的事宜快不宜拖……”
一听是黄老板，我忽然间像吃了一口芥末，“嗡”的一股麻辣味直冲脑门，我呲牙咧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待那阵麻胀过去，我才耷拉下脑袋，如实相告：“黄老板，联系贵公司上市的事，情况……情况有些不妙……唉！”我叹口气，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继续说，“是这样，帮助联系证监会的那两位朋友，意外……意外出了车祸，两人都重伤，生命垂危，已经指望不上。”黄老板“啊”的一声，说不准是惊讶还是绝望，反正他是一时无语。我继续说，“他俩出事之后，我一再联系上次请他们吃饭的中国证监会那两位处长，可……可电话一直联系不上。”
黄老板沉默片刻，声音低沉下来：“那……那中国证监会的那两位处长，到底还能不能联系上？”
我说：“说不好。我……我只能再试试看。”
黄老板说：“我操，难道折腾了这么久，我们都白折腾了？”
我安慰说：“黄老板，实在是对不起。我自己也万万没想到股票申请上市的事会这么难，也万万没料到那两位帮助咱们联系证监会的朋友会出了意外。不过，你也别急，我……我再试试联系中国证监会的那两位处长，情况怎么样我会及时联系你。”
黄老板又沉默了一会儿，有气无力地说：“……行……吧。”
此后几天，我并没有如几天前那样，像无头苍蝇一样一次次打电话到中国证监会去找那两位子虚乌有的张处长和李处长，因为我知道再打也将徒劳无功。中国证监会到底有没有我见过的那位张处长和李处长，甚或我见过的那位张处长和李处长，到底是不是真的属于中国证监会的工作人员，我已经无从考证。
令我意外的是，黄老板也没有像先前那样，三天两头打电话联系我。而黄老板的那位女秘书小赵，同样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时不时嗲声嗲气来电话与我套近乎。他们大概对我都已经不抱指望。对此，我深感负疚，同时也感觉释然。我想，只要他们不再来找我，这件让我深感负疚的事，也许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悄无声息，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淡忘。
冬去春来，转眼间春节临近，就在我准备带妻儿举家回浙江老家过春节的时候，我父亲却一反常态专程来电话劝我：“儿子，你甭回来了。”这大出我的意料。以前父亲是巴不得我每年春节都能衣锦荣归、光宗耀祖的呀！
我问父亲：“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父亲支支吾吾，嗫嚅着说：“没什么，我……我是怕你们花太多钱。再说，春节人太多太拥挤……”没等父亲说完，话筒已传出母亲的声音，“儿子，你甭听他乱说，他是死要面子活要脸，怕你回来给他丢脸！”
我一头雾水，搞不清父亲和母亲唱的是哪一出双簧。正纳闷，母亲声音又传了过来：“儿子，是这样。荷花集团股票联系上市的事，黄老板不是找你帮忙吗？你说实话，这事你到底帮上他忙没有？”
我说：“帮忙了，但股票上市的事……最终没成。”
母亲说：“我说呢，黄老板当初不是死皮赖脸找你吗，你不可能不帮忙。至于事情最终没办成，这能怪你吗？老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世上哪有啥事一帮忙就一定成的呀？可黄老板他……唉，儿子啊，我跟你说实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我说：“妈，放心，你说吧。黄老板到底怎么啦？”
母亲稍微犹豫，还是讲出了实情。原来，我没帮助荷花集团联系成股票上市的事之后，黄老板大为不悦，到处说我空有博士虚名，笨书生一个，身居京城却什么也办不成。甚至还说我只知道吃喝送礼，光花钱不办事或办不成事，说什么读那么多书有啥鸟用……云云。要命的是此事在我们家乡已经被作为笑话广为流传，说得有鼻子有眼，闹得沸沸扬扬。弄得父亲不仅几次与笑话他儿子的人吵架翻脸，甚至到后来时常是闭门不出，索性躲在家里生闷气。
原来如此！听完母亲的讲述，我仿佛冷不丁挨了一闷棍，只感觉热血瞬间呼呼直冲脑门，我内心急剧狂跳、隐隐作痛。要知道，自打考上大学又读了硕士博士，最终还进了京城工作，我就成了父亲的骄傲和津津乐道的谈资。在我的家乡，父亲原本就爱出风头吹牛皮，喜串门聊天，这些年尤以谈论我为荣。我这个有着博士头衔并在京城工作的儿子，简直就是他戴在头上的电灯泡，让他走到哪里哪里亮。我参加工作之后，每逢春节父亲都要我回家，一是为了全家团圆，二是为了提升自己在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乃至所有乡亲父老中的威望与影响。所以每逢我回家，父亲喜欢领着我到处串门走亲戚。而我仿佛就是他带在身边的兴奋剂、光荣榜，走到哪里，他笑到哪里，也津津乐道到哪里。而眼下春节在即，父亲却怕我回家给他丢脸，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啊！我没能帮上黄老板的忙，难道真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早知今日，当初他为何死乞白赖找我帮忙，而我又干吗非得强迫自己不自量力越界干不在行的事自讨苦吃自取其辱呢？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人有时候真的不知该如何主宰自己！
既然如此，我干吗要花钱遭受旅途劳累回家过春节？
我决定遵从父亲的意见，取消了这一年春节举家回乡与父母团圆的计划，尽管这不免会让我母亲失望与伤心，但是凡事不能两全，我只能权衡利弊选择其一了。母亲，儿子不孝，这个春节我对不起您啦！
然而，作为儿子，我觉得最对不起的还是我的父亲。尽管我断然取消了这一年春节回家团圆的计划，但这毕竟是我的无能导致父亲作出的无奈选择。假若我在京城能有一官半职，假若我在京城无所不能呼风唤雨，假若我能帮助黄老板的荷花集团成功申报到股票上市的指标，甚至假若当初黄老板压根不来找我帮忙让我最终弄巧成拙，这年春节父亲能不欢迎我们回家吗？
父亲啊，作为您的儿子，我让您失望了，我实在是对不起您！您儿子纵有博士头衔，在京城也算好不容易谋到了一份职业，但在这座熙来攘往竞争激烈的皇城古都，在这座少壮咸集群贤毕至藏龙卧虎的特大城市，我只不过是无权无势、百无一用的一介书生。
我的渺小，我的无能，说不定还不及这大千世界中的一只蚂蚁！
春节不回老家，这倒省却了我们一家三口每逢春运旅途的劳累与烦恼。但人不回去不等于礼数全无，孝敬父母这是古往今来天经地义必不可少的事，特别是春节这个中国人谁都重视的传统节日。
为了安抚父亲那颗受伤失落的心，星期天我一狠心背着妻子到王府井那家商店，同样花了3680元买了一斤冬虫夏草，又花了800元在一家烟酒商店买了两条中华牌香烟，然后到邮局一并寄回老家，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破天荒如此破费为父亲和母亲买的春节礼物。按理说，这个开销远远超出我的工资收入水平，好在这个春节不用回家已经省了路费，用省下的路费去孝敬父母尤其是安抚父亲，如此破费我想也算值得。
寄出包裹的同时，我给家里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正好是父亲。我说：“爸，我刚才给您寄了年货，一斤冬虫夏草，两条中华牌香烟，过几天就能到家，您注意查收。”
父亲听罢连连追问：“儿啊你说啥你说啥，你买冬虫夏草？还买中华烟？那得花多少钱啊，你咋敢这么大手大脚？！”父亲虽是农民出身，但他当过村长，在农民当中也算见多识广，知道冬虫夏草和中华烟价值不菲。
对父亲的担心和责怪，我早有心理准备。我安慰说：“爸，这您就别管啦，这东西不是我花钱买的，是我替别人办事朋友给送的。”
父亲听罢，先是一愣，然后“呵呵呵呵”地笑，紧接着问：“儿啊，你说你寄的冬虫夏草、还有中华烟都是别人送的？”
我肯定说：“是啊。这些东西都那么贵，我哪儿买得起？”
父亲又“呵呵呵呵”地笑，笑声浑浊、老气横秋，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儿啊，这么说，你在京城还是挺能耐，还是能帮助别人办事？”
我说：“爸，黄老板的事我也帮忙了，但最终没有办成，这是事实，但这不等于我就什么事都不能办，更不等于什么事都办不成，您说对吧？”
这一下，父亲在电话那头彻底笑开了：“哈哈，哈哈，对！儿啊，你说得对！说得对！哈哈，哈哈哈哈……”
这年春节，我一家三口真的没有回老家团圆，但我姐姐来电话说，父亲这个春节过得特别高兴。姐姐说，初一那天一大早，父亲就穿上她买的一套新衣服，叼着中华烟走街串巷到处溜达，逢人便从衣兜掏出红艳艳的中华牌烟盒冲人家晃了又晃，得意地说：“中华烟，别人进贡我儿子，儿子又从北京寄来孝敬我的。怎么样，来一根？”
本刊责任编辑 付秀莹
【作者简介】 杨晓升：广东揭阳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曾在《中国青年》杂志工作，现在《北京文学》任职，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报告文学等各类作品200余万字。作品曾多次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