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相传，在上古尧舜时期，中原腹地有一高士，名叫许由。
此人农耕而食，重义轻利，广有贤名。尧帝知道后，要把君位禅让给他。许由不愿做官，就逃到箕山隐居起来了。
不久，尧帝又想请他做九州长。这一次，许由听到又要让他做官，以为耻，赶忙跑到颍水边洗耳去了……从此，许由赢得了美名，也给人世间留下了一个“许由洗耳”的成语。再后来，就被人们传为隐士的鼻祖了。
然而，此事却得到当时另一位隐士巢父的嘲讽。好像是说，洗什么耳呀？别脏了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不愿做官的人么？他不过是作秀罢了。
大意如此。
2
我要说的是，我是做过几天官的。
在一个刚升格的县级市当一副市长。准确地说，三年。挂职。
有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挂职”。挂职就是从上边直接派下去的，没有走必要的选举程序。当然，走也是要走的，简化了。挂职又分两种，一种是实的，一种是虚的。我是虚的。就是说，我所谓的挂职，是以作家的名义去体验生活。
这是一个坐落在中原腹地的县级市，下辖十九乡，六镇，当年总人口八十七万。原为天仓县，一九九四年升格为天仓市。此地属北温暖带气候，年平均气温16.2度；日照时间2134.7小时；年无霜期为237天；年平均降雨量为727mm；域内共有三十一条过境河流；土壤主要分潮土、褐土、砂浆黑土三种，适于耕种。况且这里一马平川，人口密集，可以说，千年来几乎每寸土地都经人工修饰过，插根棍子就可以发芽，是产粮食的地方，所以叫天仓。
在这样一个地处平原、四通八达的县份做“官”，不客气地说，前前后后最先让我记住的是两个字。或者说，只有这两个字给我印象最深——“钻挤”。
“钻挤”是平原上的土话，也是对天仓人的形容。最初，我对这两个字的理解完全是贬义的：“钻”，我首先理解为钻营，或者说是不择手段；“挤”呢，怕也有加塞儿、抢先之意吧？把“钻”和“挤”拼接在一起，这就又加重了一层。那就像是把脑袋削尖了当钻头使，自然是很不堪的。
然而，时光荏苒，岁月如流，离开天仓之后，每当我想起这两个字的时候，都不由得会心一笑。是啊，外人是很难理解这两个字的。“钻挤”这两个字所涵盖的意思，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的。有时候，它就像是一本大书，需要细细咀嚼。还有的时候，它就像是天空中的一道闪电，会叫人肃然起敬。
说实话，这两个字，会让我想到一个人。这人姓郭，名守道，大个子。最初，我并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姓郭，我也就叫他老郭。记忆中，他身高骨寡，袖手面寒，就像是竖着的一捆麻杆。是的，我记住了他的脸。他那一张瘦脸，只有结了黑紫血痂的嘴唇是厚的（有人说，他脸皮也厚）。还记得，他常年穿着一身显得有些局促的灰西装，打着一条连乡人们都很不屑的、已分不清颜色的领带，脚上穿一双沾满灰尘的旧皮鞋，肩上挎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挎包，总是风尘仆仆、一窜一窜地走在乡间土路上。还有，他的咳嗽极有特点，很像是一面张扬的、扯烂了的破旗。
一想起这个人，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些模糊不清的、碎片一样的记忆。最难忘的，是他那劈柴般的咳嗽声。是呀，他是我挂职天仓、到任的第一天，第一个来拜访我的当地人。
记得，他说：我写过诗。
那天，我是中午到的。天仓四大班子，出动了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把我从省城接到了天仓。按地方上的规矩，市委市政府搞了一次接风酒宴。我这人平时是不喝酒的，但初到地方任职，不得不入乡随俗，也就象征性地喝了几杯。酒是本地的接待专用酒，名为“三泉春”。后来我才知道，本地人对此酒有句顺口溜：三泉春，算龟孙，看你晕不晕！我就是喝下了几杯“三泉春”后，头晕脑涨，一觉睡到了傍晚时分。
傍晚，当我拉开门的时候，见一黑乎乎的人影儿在门前“谷堆”着。（“谷堆”为象形词，也是本地土话，意为“蹲”）还没等我醒过神儿来，他忽地一下窜起来了，半山一样，吓我一跳。尔后，他慌慌地伸出手来，很熟的样子，说：李市长，我老郭呀，老郭。
我怔怔地望着他，匆忙间跟他握了手，他的手很凉，摸上去糙糙的。那时我的酒劲还没完全散去，头晕乎乎的，就说：“噢噢，你好，你好。”
老郭说：“呀呀呀，老天爷，早就盼你来。你可来了。你是作家，跟他们肯定不一样。分工了么？你分工管啥？”
我迟疑着，不知他是哪路“神仙”，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说：“刚到，还没分呢。”
他不容置疑地说：“那你得赶紧要求分工。一定要分工。你得有自己分管的口……”
紧接着，他突然压低声音，很神秘地说：“李市长，我有个项目。大项目……闹好了，我给咱文化上捐一个亿！”
他一下子就把我吓住了。一个亿？老天，一个亿是什么概念，他也真敢说。我上下打量着他，一时间，我觉得这人满嘴跑舌头，很不靠谱。
接下去，他愣了一会儿，结结巴巴地、有点突兀地说：“我、我写过诗。”
我支应着“嗯”了一声。“写过诗”是什么意思呢？
他很认真地重复说：“真的，我发表过诗。一九七七年，在《中原民兵》上，八句！”
那时，我的目光正落在“诗人”的腰上—— 一个穿西装的人，裤腰上却系着一条红布带子（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他四十八岁，是他的本命年）……慢慢地，我才弄明白，他的话里，意思很多。
是啊，时光仅仅过去了十三年。十三年后，我对他就不得不刮目相看了。这时候，仅郭氏家族名下的资产，就有一百一十七亿之多。
3
坦白地说，我是以排名第八的副市长，挂职于天仓市的。
那是一九九六年的秋天，蝉声落了，暑热也已退去，几经周折，我们四位作家下去挂职的要求终于批下来了。我们四个人，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下派到四个县份。我分的是天仓。挂职前，组织部门专门找我们谈过话，要求我们十天内到任。尔后，其他三位都先后被接走了，独独我一个人还在等待。那年秋天雨水大，且旷日持久。在绵绵的秋雨中，我等得不耐烦了，就通过一个朋友，打听了一下天仓的情况。在我之前，天仓市已有七位副市长，我若去了，排名第八。看来，天仓市对“老八”并不欢迎。
是啊，平白多了一位副市长，还要安排吃、住、行。况且，来的也不是什么要害部门的人……天仓不欢迎也是正常的。
两个半月后，待秋意深了些，“老八”终于还是被派下去了。这里边有些曲折，我不想多说了。
我记得，很早的时候，电影院里曾演过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第八个是铜像》。这有点谶语的意思。可我知道，我注定不会成为“铜像”。因为，我是挂职。
我说过，挂职分两种，一种是实的，一种是虚的。大凡挂实职的，大多是从上级机关派下来、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他们经过基层的锻炼，回去后是要提拔的。也有的就此留下来，修成正果，由副而正，成为地方大员。而我则是以作家的名义下来体验生活的。所谓的副市长，只是给一个名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挂靠”。
虽然只是名义，可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在我到天仓的第二天下午，就由本市的常务副市长老薛陪着，到市人大常委会走“程序”去了。老薛个子不高，炮筒型，说话大腔大口的，人却极精明，一看就是从基层熬出来的。在他领我从市政府往“人大”去的路上，他告诉我说：“球，别紧张，走个程序。”
那时天仓刚刚由县升格为市，市政府和市人大都还在一个大院里办公，全是一排一排的平房。政府和人大隔了一道花墙，一个被称为东跨院，一个被称为西跨院。从东跨院到西跨院只有几十米的距离。进了会议室，我发现人大的常委们已被通知来了。据说一共十六个常委，来了十二个，过了半数。跟众人握手之后，我才发现常务副市长老薛的胳肢窝里还夹着两条烟，那烟是用旧报纸裹着的。当着众人，他把烟的封包拆开，一包一包分别甩出去，笑嘻嘻地说：“吸着。吸着……李市长到任了，大家都清楚，走个程序。”
众人都嘻嘻哈哈地把烟接过来……一一回道：知道。知道。
这一刻，我的脸不由得红了。是的，我有些汗颜……说实话，我不是官员，此时此刻竟也有了“加塞”的感觉。虽说是“走程序”，也还是要讲票数的。万一人家不投我的票，我也没办法。可我毫无准备，站在那里，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心里怦怦跳着，竟有些惶恐、茫然。我甚至不清楚，薛市长拿来的烟是他自己的，还是用公款买的，这就是“人情”啊。
尔后，薛常务重重地拍了我一下，点点头，就大步走出去了，留下我“走程序”……
往下，“走程序”也快。也许是那两条烟起了作用？“人大”十六名常委，到会十二人，我算是……全票通过。就此，我这个副市长就算是正式当上了。
当我走出西跨院时，怎么说呢，心理上竟然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走路时，腰杆稍稍地直了些，硬硬的。这时候，每每遇上有人打招呼，称我为李市长时，我点点头、鼻子会哼一声，很轻。
天是蓝的，阳光很好，小风有些凉意，不知不觉我额头上的汗消了，很爽。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薛市长。薛常务站在新粉过的东跨院砖圈的花墙外，正在训斥一个人。
薛常务是站着的，那个人是蹲着的……此刻，薛常务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快速地移动着，暴跳如雷！薛常务用手指点着那人说：“三舅，你要不是我舅，我管你那烂脏闲事？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啥项目？啥狗屁项目？啊呸，狗鸡巴倒灶！——日八嚓！（据说，这句“日八嚓”是当地民间最为轻看、最为贬低人的一句土话。）……你把一家人都坑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会儿三妗子在画匠王正搦着脚脖子哭呢。”
走近些，我才发现，那人竟是老郭。老郭在地上蹲着，蹲着的似乎比站着的还要高些。可他就那么矬着，一声不吭。
薛常务发完火之后，突然蹲下来，递过一支烟去，又给老郭点上火。两人吸着烟，薛常务苦口婆心地说：“三舅，听我一句，收收心吧。好好教你的课，别再瞎胡跑了。我说话算数。你好好当你的民办教师，过两年逮住机会，我就给你转了……到时候，你就成正牌的国家教师了。你可一定听我的，别干那些‘日八嚓’的事了。”
老郭小声辩解着什么，又从那黑挎包里拿出一叠合同纸来，抖手送到薛常务眼前，说：“我有专利，国家的专利证书……”不料，薛常务把烟往地上一拧，跳起身来，说：“你咋是个死榆木疙瘩？非一头撞到南墙上？啥项目？不听，我不听……”说完，站起来就走。
这时，一阵小风吹来，老郭摊在地上的文件纸被风刮走了几页，他慌张地爬起身，跌跌撞撞、激流跟头地追那几页纸片去了。
晚上，在市政府小食堂吃饭时，我问：“薛市长，那老郭，是你舅？”
薛常务一怔，说：“谁舅？你是说郭大个儿吧？那是个失心疯。球，驴尾巴吊棒槌，八竿子打不着。”
在平原，凡是跟姥姥一个村，比自己长一辈的男性，是要统称为“舅”的。这不是亲戚关系，只是男方对女方家庭社会关系的一种尊重。这我明白。
提起老郭，薛常务告诉我说，此人是他姥姥村上的人，画匠王的。论起来，七拐八绕的也算是跟薛常务多多少少沾一点面子亲。他还说，这是个能人，干啥会啥，早年学过木匠、漆匠、泥水匠，还会画毛主席像呢。原是学校里的民办教师，口才好，课也教得好。就是邪性。
薛常务说：“这不，疯了。他家盖得好好的两层楼，里外三新，卖球了。领着一家老小住在烟炕屋里，张风喝冷的……他是急发财，迷到茄子地里去了。”
听了这话，我就更觉得这老郭的确是不靠谱，也就不再问什么了。
4
天仓曾是个有点古风的县城。
那时，天仓还没有大面积扩容，老县城的“四关”（东关、西关、南关、北关）仍还残存着一点旧城墙的遗迹。城内像点样子的街道仅有那么几条。十字街、榆树街、衙前街、文庙街、马道街、人民路、幸福路……城内有三景：一塔、一庙、一桥，算是古迹了。塔是清代的，有乾隆的御碑；庙是文庙，供奉的是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这又叫“三教合一”；唯那一桥，是没有的。那桥记录在清代的县志上，上述此地有一景叫“高桥揽月”。那桥究竟有多高呢？没有人知道。据民间传说，古时，有一孩子，爬到桥洞里掏鸟蛋，一不小心，鸟蛋从桥洞里掉下来，鸟蛋落呀、落呀、落呀……那鸟蛋在下落过程中竟奇迹般地完成了孵化过程。就此，小鸟儿在落地之前脱壳而飞。说来，“高桥揽月”这一景观是很有文学意味的，这应是天仓人想象力的极致了。
我在到任的第四天晚上，悄悄地从市府大院里走出来，逛了大半个天仓县城。
秋深了，我独自一人，在天仓的大街上漫步。天色已晚，大街上人来车往，行色匆匆，一个个脸特紧。灯光下，一街两行的店铺正准备打烊，只有饭馆的生意还红火。这时候，我看见了写在临街墙上的一行大字：“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旁边一面墙上写的是：“枪杆刘电话：4848488。”（这是宁死也要“发”么？）是啊，这年头有谁不想富呢？人人都想富。
走着，我贸然想，一个市长（当然，副的），走在大街上，竟然没一个人认得他？是啊，天仓的百姓并不知道他们这里又多了一个副市长，多一个少一个跟他们也没啥关系……何况一个写字的，下来挂了个职，虽然也期望着做点什么。可你又能做什么呢？这么想着，就有些尴尬。
就这么走着，我一直在琢磨那个“高桥揽月”。桥在哪里呢？明明没有桥，史志上却有这么一个“高桥揽月”……这很像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因为你无法想象那桥的高度。可这能说明什么呢？这又想说明什么呢？很奇怪。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究竟走了多远，走了几条大街，只是见灯光就走，见黑暗处回头。当我转来转去，穿过一条斜巷，走过一个卖花圈的铺面之后，竟然走到了市医院妇产科的后门。这时候，在一根电线杆下，我又看见了老郭。
老郭在不远处的路灯下站着，地上映着一个长长的影儿，旁边还停着一辆破自行车。他袖着手、跺着脚，没头苍蝇似的，像是在等什么人。
我迟疑着，该不该主动打个招呼呢？可这时，老郭却跑过来了。他巴巴地迎上来，很热切地说：“李市长，喝罢汤了？”
我点点头，应了一声。我知道，“喝罢汤”就是吃过晚饭的意思。当然，这是旧日的乡村记忆，是典型的中原乡村农民的口吻。
老郭说：“出来走走？”
我说：“走走。”
这时，老郭又巴巴地望着我，问：“李市长，分工了吧？你管啥？”
我笑了笑，略显尴尬地摇摇头。
老郭急切地说：“你得争取呀。你是上边派下来的，你要求分工，他们不敢不分……李市长，我那个项目，可全指望你呢。”
我说：“你不是跟薛市长有亲戚么？他可是常务副市长。”
老郭悻悻地说：“这球人……不说他了。一点儿忙也不帮。”
我说：“我下来是体验生活的……”
我的话没说完，被老郭打断了。老郭说：“市长啊，你整天在书房里囚着，地方上的事你不懂。你要是不分工管点啥，就没人理你了。你得赶紧要求分工，你一定要争……”
我打断他说：“天都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啥呢？”
老郭说：“我来……配一味药。”
我诧异了，说：“你，怎么不进去呢？”
老郭跟我贴得更近些，说，“这味药，我是给咱县银行的马行长配的。”说着，他的哑喉咙咕噜了一声，跟我耳语，“李市长，我也不瞒你了。我有个‘好儿’……她表妹在医院妇产科当护士长呢。”
我怔怔地望着他，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老郭给我递了个眼色，说：“‘好儿’，你都不知道？我有个‘好儿’，草帽张的。”
我还是不明白，问：“啥、啥好？”
他有些腼腆地笑了，说：“我可啥都不瞒你。就是‘情儿’。这你懂吧？咱这地界，都这么说。就是、就是书上说的‘情人’。”
社会真是变了呀。真不敢相信，就这个吹吹乎乎的老郭，一个半吊子，还有情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