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下雪了。
二月十三日的清早，天刚亮，下了一夜的大雪此时已经渐渐平息，只有细小的雪屑还在不知疲倦地飞舞着没入脚下白茫茫的世界。这座南方小城尚未在夜的怀中苏醒，站前广场上的行人还没有增加，冒着热气的早点摊子就已经出动。计程车沿着马路一字排开，路灯在我走出火车站之后次第熄灭，候车厅大楼上的时钟刚刚指向七点。
我和同乘一趟车次的旅人们还没有走到路边，计程车司机就蜂拥着围了上来，不由分说地把人往自己的车上领。卖早点的小贩们也立刻上了发条般开始吆喝，没有翘舌音的家乡话说起来语速很快，如果大声说的话，就像是一个口齿不清的人在同人争吵，有一种市井的滑稽感。而那些小摊的招牌上随处可见的错别字更是增加了这份喜感，比如早餐的“餐”字被简化成去掉“又”和“食”的部分，“茶鸡蛋”被写成“茶鸡旦”。这些都让我这个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又考上名牌大学的本地人既觉得亲切又觉得好笑。
然而今天我并没有笑。这趟车因为大雪晚点了数个小时，我在Z城的火车站一直等到半夜，而车上又拥挤如同罐头。大多是想提早去南方沿海地区的务工人员，大包小包的编织袋堆满了过道。
我在车厢连接处靠着墙一路站到故乡，十分疲倦却始终不能合眼。封闭的车厢里汗味、体味、脚臭味和烟味混合在一起，耳边尽是呼噜声、说话声、小孩的哭声和开门关门的撞击声。我看着这一张张木然的脸，置身其中仿佛连自己的生活也开始无望起来，只感到莫名的生之艰辛。然而又不得不承认，这才是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构成了整个社会中最庞大的一个群体，就是底层。
我坐进一辆计程车，仿佛倒头就能睡去，疲惫得几乎虚脱。然而内心的焦虑和担忧却像是一团灼灼的火，烧得我坐立不安。我从上衣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枚信封，拥挤的车厢里我一直担心会被人偷去，打开点数了一下，还好，唐竞辰给我的五千元钱还在。
那是在十二号的晚上唐竞辰在我进候车厅的时候塞给我的。“这个你拿着，算是我给你的误工费。”他对我说。
信封里那一沓钞票的厚度让我愣了一下。我说：“你这是干吗？难道你以为我帮你是为了这个？”
“你别误会，我可没这个意思。”唐竞辰说着硬把钱塞到我的裤兜里，“别忘了我们是朋友，既然你不让我跟你一起回去，总得让我尽一份心意吧？你拿着，或许能用得上。”
当时我着急回去，也就没有跟他再推辞，收下了这笔钱。唐竞辰又对我说：“肖萌，你先回家看看是怎么回事，有需要的话随时联系我。”他说着抓住我的手，用力地握了握说，“你帮了我这么多，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谢你。”
“既然你都说咱们是朋友了，那还有必要言谢吗？”我冲他笑了笑，“你放心，我要是跟你客气就是我见外了。”说完我松开紧握的手往候车厅里走去，广场上的寒风吹起地上的灰尘和纸屑朝行人身上卷去，刮得人睁不开眼。
我走出不远，突然想起了什么，转身叫住他跑过去说：“唐竞辰，你要小心李艾。”
他愣了一下，有些意外地说：“怎么突然想起来说这个？”转而又点头回答说，“放心吧，我明白。”
你不明白，唐竞辰，你不明白我这话背后的深意，就像你不知道你的言行在这个晚上对我有多大的触动。你在我面前始终坦然相对，愿意对我倾诉你的过去、你的感情以及你的一切，而我却一直死守着和李艾母女的陈年往事对你心怀芥蒂。我心里默默想着，在这份信任的坦诚面前意识到自己的卑劣和渺小。我像是背叛自己的过去那样毅然地横下心对他说：“有些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初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但现在我不想继续瞒着你了，等回来我就告诉你，好吗？”
他看着我，与我平静对视，然后就笑了。“好，肖萌。我等你回来！”
后来当我再想起唐竞辰的时候，脑海中最先浮现的，便是那天晚上他送我时的样子。一件黑色的风衣，高大的身形快要隐没在深浓的夜色里，他的表情在这样寒冷寂寥的背景中带着一种温暖人心的力量。下巴上几天没有打理的胡楂儿让他看起来很是憔悴，消瘦的脸庞却越发显得刚毅，眼睛里透着一股坚定的力量，比我以往任何一次见到他时都更为明亮。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故乡的城区面积很小，计程车只行驶了十几分钟就停在了市中医院门口。
门诊大厅的问讯处此时还没有人。我找不到人问一问我母亲在哪儿，感觉自己像是落入陷阱的野兽，被一种焦急不安的情绪驱赶着原地打转。我甚至想放声大喊母亲的名字，希望有人听到后告诉我我应该去哪儿找她。大厅里的暖气有浓重的消毒水的味道，稍稍待一会儿就让人觉得胸口发闷。
我走出大厅在台阶上坐下来，尽可能地让自己保持平静，掏出烟来打算在这里坐等医院上班。外面雪还在下，没有风。我打了几次火，却都没有点着。
“肖萌，你回来了！”听到这个声音，我像是获救一样凛然一震，立即站起来把烟头丢到一边。看见邻居王阿姨正拎着早点向我这边走过来。
就是王阿姨在昨天晚上给我打的电话。那时唐家的遗产纷争已经结束，李艾也已经离开，而唐竞辰则意外地成了这场纷争中最大的赢家，他得到了父亲给他留下的巨额赔款，却使得他内心的悔恨和愧疚更为强烈。我见事情总算可以告一段落，心里也松了口气，晚饭后正打算向唐竞辰告辞，王阿姨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因为是陌生的号码，起先我并没有接，以为是西餐厅那边的人或者是广告诈骗一类的电话。但对方似是不依不饶，接二连三地打过来。我有些恼怒地按下接听键，还没等我开口质问，对方急切的声音就先我一步传过来。
“喂？是肖萌吧？你怎么不接电话啊？我是你王阿姨，你妈妈的邻居……”对方的一口乡音让我顿时紧张起来，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问道：“我妈怎么了？”
“她昨天中午昏倒了，我们把她送到中医院了。张姐还不让我们告诉你，可她这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我们几个邻居商量了一下，觉得瞒也是瞒不住的，你还是快回来吧。”对方的声音里有叹息也有指责，“她现在情况不太好。”
我脑子里嗡地一下，这个消息利剑一般瞬间洞穿了我的心脏，对方又说了什么我已经完全听不到了，只感到心口一阵阵痉挛的剧痛。其实我一直都有想过，照她那样子操劳，营养和休息又跟不上，身体早晚是会吃不消的。我还一直想尽可能早些独立，多少减轻一些她的负担。只我没有想到这一天会这么快，这么突然，令我措手不及，不给我丝毫接受的时间。
和之前唐竞辰接到罗坤的电话后的反应一样，我几乎是立刻就要往家赶。唐竞辰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拦住我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母亲病了，我要回家，现在，马上！”
于是便有了他送我去车站的那一幕。
王阿姨带我进病房的时候，母亲已经醒来。晨光把病房照得明亮而空旷，白色床单明晃晃地刺疼我的眼睛。她半躺在床上，侧过头盯着窗外，杨树颀长的枝干止于三楼的高度，干枯的枝丫直直地当空抖着，没有一丝生机。母亲的背影里有无限的萧索，我突然恨不得立刻画一片叶子挂上枝头，好让她能够在这苍茫冷清的背景下看到一点儿绿意。
“张姐！你看谁来了！”王阿姨说着把我让过去。
母亲转过头，然后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那一刻我仿佛是受到惊吓一般，心里一沉，待在原地。只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她已经瘦得只剩下薄薄的一片。她苍白的脸上不带一丝血色，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头发也已经全白。和上次她来学校看我时几乎判若两人。而她的脸上、手臂上、身上插着的那些张牙舞爪的管子，就像是一根根带着尖刺的荆棘，把我的心脏攫取出来，暴露在空中，像饿极了的蛇群一般齐齐扑上去。
我突然心疼得无法动弹。而最让我难过的，却是母亲见到我时所表现出的惊慌。她没有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或许她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我知道她患病的事实。如果此时她骂我一顿，对我表达出她的指责和怨怼，多少也能让我的心里好受一点儿。可她没有，她的眼里只有尴尬和歉意，仿佛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她不能再照顾我、关怀我，不能再对我有所帮助。于是她便瞒着我不愿拖累我、耽误我、让我为她难过。
我被这无声的沉重的目光拷问着，母亲支起身子试图坐起来，好让自己看起来不至于太糟糕。我忙过去扶住她笊篱一般的手臂，然后在一边的空床边上坐下来。
她疲倦地冲我笑了笑，嘴上还在说：“你怎么跑过来了？前几天我不是跟你说不要你来回跑了吗？”
我很想像以前那样态度恶劣地冲她大吼：“可那时候你告诉我你的身体已经好很多了！这就是你说的好很多了？！”但此时我无法发声，我以一种赎罪的姿势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我的母亲，一张口就立刻哽咽，眼眶里一片潮热，视线因此变得晶莹而模糊。她周身白色的床单、被褥白得耀眼，仿佛已经来到天国的门外。
“你看你这孩子，我就是累的，休息休息就没事了。”母亲还在宽慰我，她伸出手试图摸一摸我的额头，就像小时候我头上磕了包哭着去找她，而她会轻轻揉着那个包，把疼痛像变魔术一样变没有。我因这汹涌而至的回忆难过得不能自已，侧过头躲开了她，眼泪却猛地抛沙般簌簌往下掉。
我突然感到我就要失去她了。
一旁的邻居有些看不下去了，她走上前劝道：“张姐，你看现在儿子都跑回来看你了。这好不容易见到了，哭哭啼啼的多不好。再说你也别怪我们，这事怎么能瞒得住呢？我们都觉得还是叫他早点儿知道才好，你们也好商量商量。这可千万要往开处想，有病就得治，这么拖着可不是办法……”王阿姨一边说一边把买来的早点放到病床前的小柜子上，“我给你买了江米甜酒还有茶鸡蛋，你先吃点儿，多补充补充营养。”她剥好一个鸡蛋塞到母亲手里，然后问我：“肖萌一路过来也没吃早饭吧，要不要吃点儿？”我虽然饿，但是没有一点儿胃口，摇了摇头。她就拍拍手说：“那行，让你妈先吃着，我带你去找医生，你们家里现在就得靠你拿主意了呢。”
我跟着她走出病房，她指给我医生办公室的位置，又有些不好意思地拉住我说：“肖萌，是这样，昨天你妈被送过来的时候，这三千块钱的住院费是我帮着垫上的。”她说着掏出收据给我看，“你也知道阿姨家里条件也不太好……”
我明白她的意思，接过医院的收据看了看，然后从唐竞辰给我的钱中数出三千给她，想了想又加了一张，说：“真是谢谢你了，又让你垫钱，还麻烦你来照顾我妈妈。”
“你看你这是干吗，阿姨怎么好意思多要你的钱呢？都是街坊邻居的。”她推托了一会儿，见我是真心要谢她，还是收了。
然后我去见了医生。是个身材微胖的女性，大约有五十岁。我进去的时候她也刚到没多久，正在整理办公桌、浇花、泡茶。我告诉她我是张月娥的儿子，今天早上刚刚赶回来。她停下手里的活儿抬眼看了看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妈妈的病情？”
我摇摇头。医生叹口气回到桌前，一边翻着病历一边说：“我真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年轻人想的都是什么，整天在外面跑，也不知道多关心关心父母，非得等父母病倒了住院了才知道回来看看，早干吗去了？”她说着递给我一份病历用指责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自己先看看吧。”
那时我才知道母亲的病已经严重到了何种地步，薄薄的几张纸上写着我所不能承受的沉重真相。我从第一页快速地浏览过去，第一次就诊、化验、化验结果、初步诊断结果、复查……那些繁复的术语、字母和符号我虽然看不懂，但也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它们意味着什么。我的眼球像是在一把细碎而锋利的玻璃碴儿上碾过去，直到最后像撞上锥子一样在确诊结果上停下来：乳腺癌。
“我搞乳腺外科快三十年了，你妈妈当初来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那个时候应该还在中期阶段，我就跟她说这种病现在很常见，也不算难治，要真确诊是这个病也不用太担心。可等化验结果出来之后，她就没再来过。”她指着病历上的确诊报告对我说，“昨天她被送过来的时候我给她检查过，现在差不多已经到晚期了。”她打量了我一下说：“你们要尽快拿个主意，要真等扩散了，可就麻烦了。我看你像是个学生，好好劝劝你妈，这种病是扛一扛就能过去吗？”
然而此刻，医生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病历上显示在此之前她一共来过三次，我盯着那三次的日期，一笔一笔记录得分明，那些孤立的事件片段被这份病历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时间轴。我在一瞬间恍然大悟。
母亲第一次就诊化验的日期竟然是二〇一三年的八月下旬，也就是说，在我离开家乡去Z城读大学之前，她便已经发现了自己身体上的恶化，背着我去了医院。或许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决定对我隐瞒。
而她第二次去医院，是九月中旬。她被告知身患癌症，随后进行了复查。
看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一向节俭的母亲，为何要在去年九月底执意去Z城看我。此刻我站在医生办公室里，当着医生的面，因了这份顿悟，眼泪再一次无声地簌簌落下。
我回想起去年九月母亲到校时的一些举动，其实在那时我心里便已经有疑惑。她眼神里闪烁其词的欲说还休，她执意要洗我的衣服，她临走时给我的一笔数目不菲的钱，还有她姿态卑微那么殷勤地给我的室友们送点心请他们平时多关照我，此刻都一一印证了今日的答案。
母亲一生不曾作恶，命却极苦，上天不应该对她如此残忍。而这生活中的诸多磨难她却没有招架之力，因而她只能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医院在检查上出了问题，祈求命运能放她一条生路。但那时，她必然已经想过，即便医院的诊断无误，她也不打算接受治疗。
我不敢去想象那时母亲坐在去往Z城的火车上，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而当她对我说：“妈妈不能在你身边，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好好念书。”我那时还不耐烦地敷衍着，嫌她啰唆。可若不是此时这直逼眼前的真相，我又怎么可能相信，那次母亲去Z城，竟已经是在对我交代后事了。
“好了，别哭了。”一旁的医生说，她似是看出了什么，“从桌上抽了张纸巾递给我说，这事你妈是不是一直没有告诉你？”
见我点头，她叹息道：“想着就是这样，唉，可怜天下父母心。那你怎么打算的？她这病再不治可就来不及了。”
我重重点头，不假思索地连声说：“当然治！医生，你看我妈妈现在应该怎么办？”
“她现在区域淋巴结肿大得已经很明显了，不过好在目前主要集中在同侧腋窝，没有转移到锁骨上。”医生说道，“最好的办法是做靶向治疗，省城那边的一附院和人民医院都可以做，效果目前来说是最好的，而且病人不受罪。就是……”她像是想起来什么，顿了一下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就是什么？”我看着医生问道，立刻就明白了她的意思。我母亲之所以会那样做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没有钱。我有些底气不足地问道：“您说的这个办法要花多少钱呢？”
“三十五万左右……一年。”她仿佛确定说出这个数字必然会打击到我，转而又说，“你妈妈有医保吗？单位那边能不能努努力？应该可以大病统筹吧？”
我摇头，告诉她我母亲没有工作，也没有办医保。然后很无奈地问她：“医生，那有没有……便宜一些的办法？”
“那就只能先化疗、放疗，然后做切除手术了。照她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手术成功……”她沉吟了一下然后报给我一个数字，“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