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战乱年代，个人的命运是无法自我掌控的。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风雨飘摇的中国的命运决定了三毛的家族命运，也决定了三毛的个人命运。
若干年后，三毛写下“人靠自我的造化弄天”的句子，大概是对“命运”这个词最好的注解了。
内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先后进行了几次大战，国民政府节节败退。战场上失利，后方经济也一片混乱。战争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急遽增加，南京物价飞涨，国际贸易入超严重。为了缓解政府赤字，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法币。法币的大量发行又致使通货膨胀，更加民不聊生。为了控制物价，减少通货膨胀，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国民政府进行了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以此稳定经济和民心。
大背景下的陈家，不可避免地受到时局的波及。
伯母娘家的兄弟们，把政治气息带到了陈家。三毛经常听见三舅舅和五舅舅谈论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比方说蒋委员长，比方说中国共产党。他们和三毛的哥哥姐姐们围坐在壁炉旁，表情神秘，带着某种亢奋的情绪低语着。
每当这个时候，伯母都会出来制止。伯母说：“你们这样子的言论，国民党是要来捉人的。”
这种制止让三毛感受到空气里有一种不寻常的东西，它们凝滞和压抑，比爷爷的鬼魂出来捉人更可怕。
舅舅们怕小孩子言语无忌讳，把一些不该说的话传出去，不允许三毛在旁边听。三毛只好不情愿地走开。她在这个大院里继续着往日的玩耍，比方去图书室看书、到后院去看用人们做活儿。有时她也淘气，在窗台上攀爬玩耍。哥哥姐姐们不让她听他们说话，三毛总有些不甘心，她想从这里看看那些自以为是的小大人们在商讨什么。
那是一群热血青年，被爱国思想左右的精神的王者。这些三毛并不懂得，她只是攀爬，在这样的游戏里静度成长的时光。倒霉的是，攀爬窗台时，她意外地从窗沿上仰面跌下。那声音很大，因为和她一起跌落的还有三堂哥的桑蚕。三堂哥很爱养蚕。假山旁有些野桑树，常有些野生的蚕宝宝。三堂哥将这些蚕宝宝盛在竹子编的扁盘里，摆在窗台上，亲自喂养它们。
蚕宝宝死伤不少，没死的开始往三毛身上爬。三毛对这种软软的、白白的东西很恐惧，她尖叫起来。哥哥姐姐们吓了一跳，三堂哥更是大哭着跑过来抢救他的宝贝，但是已经晚了。堂哥从不曾流眼泪，但这次例外，他哭得很伤心。三毛感到忐忑，那些眼泪让她感到内疚。
堂哥再也没有机会照顾存活下来的桑蚕。政局改变，家里的长辈决定搬家去台湾，他无法带走这些生灵，只能给予它们自由。
三毛对这一切毫无所知。她不知道国民政府一败涂地，不知道父亲和伯父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更不知道这个时候的陈家，经济上受金圆券贬值的影响，精神上因为阿爷离世而沉浸在悲伤中。
平静的悲伤也是沉重的，三毛还是感受到了。
一天，三毛和哥哥姐姐们像往常一样，在假山旁看野蚕吃桑叶。父亲拿了一些金圆券给他们。
“拿去玩吧，没有用了。”他淡淡地说。
三毛和哥哥姐姐们把钱握在手里，他们开心地对望了一下。有钱的感觉是真好，他们可以买爱吃的马头牌冰棒了。这时候，老仆人突然泪流满面，压抑和沉重立刻冻结了他们的快乐。他们意识到，父亲的平淡和老仆人的哭都是悲哀的。
这些悲哀裹挟着他们，命运也悄悄地改变了。
2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倚重傅斯年发起了一场“抢救大陆学人”的运动，倡议赴台，为退守台湾做准备。
这一年的三毛走进了姐姐曾就读的钟鼓楼幼儿园。她好奇地看着街上挎着枪支的军人和路两旁“坚持抗战”的标语，气氛陡然间变得紧张，三毛觉得很不安。母亲的表情严肃，三毛没有向她询问。
钟鼓楼幼儿园的园长是陈鹤琴先生。在二楼的图书室三毛已经读过他的书，对这位先生并不陌生。她和很多同龄的孩子一起，机械地仿照大人的样子跳舞，开始了学前班的课程。
三毛在这个幼儿园待了很短的时间。时局改变，谣言四起，在紧张的政治夹缝中生存的陈家，权衡利弊，决定背井离乡。个体生命的彷徨和恐惧最终动摇“父母之邦，不可弃”的观念，赴台生活成了陈家的选择。
三毛并不了解时局的改变，她只看到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忙碌。大箱子都被找了出来。小赵、吴妈、江妈、兰瑛表情复杂，他们楼上楼下地帮忙打包东西，能带走的衣物被一箱一箱地整理好；爷爷的家信、父亲的书籍被整理在一起；家里的地毯也卷了起来，安置在一处。哥哥姐姐们开始收拾自己的书籍和杂物，能丢的丢，能卖的卖，能带走的带走；他们也忙着和同学告别，开告别会，到照相馆拍照，互赠礼物或者写留言簿。
有一天深夜，父亲和母亲以为她已经熟睡，开始商量先带谁走的问题。他们把声音压得很低，语气里都是纠结和矛盾。
父亲说：“飞机票买不上了，几乎都用于军需，船票虽然难买，但是可以买到。怕的是不能买到全票，那该怎么办？”
母亲犹豫了半天，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那就先带妹妹和大弟走，姐姐先在这儿，再回来接。”
父亲叹息了一下，很久他才说：“不行，瞬息万变，再想想。”
母亲沉默了，是啊，瞬息万变，如果……她不敢去想那些意外，那样姐姐和他们的短暂别离可能就是一生。
“要走一起走，尽力去买票。”父亲很坚定地说。
三毛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她不敢翻动身体，只是呆呆地出神。母亲选择带她走，让她安心不少。她不明白，幼儿园都让她在这儿上了，为什么还要搬走？要搬到什么地方去呢？
很快，三毛发现，除了父母纠结，伯父伯母也很纠结。堂哥们的意见不大，明珠堂姐却和伯父发生了不愉快。堂姐很坚决地表示要留下来，这让伯父很恼火，但伯母还是耐心地规劝。
“我们都走了，你一个人留下来怎么办？你必须和我们一起走。”
堂姐看着梧桐枯黄的树叶，更坚定地说：“要走你们走，我要留下来上大学。”
三毛不知道堂姐为什么连父母都可以抛下。她的心智还未成熟，当然理解不了信仰和爱情。三毛能看懂的只有姐姐的态度，它让她联想到了三舅舅和五舅舅，还有舅舅们的同学——那个在图书室里向姐姐求爱的人。
一句留下，就是一生。
明珠堂姐自此和家人分隔在时光的两岸。她没有去台湾，独自在南京经历风吹雨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死于东北。这成为陈家人心底一处永远的伤痛，也因为这伤痛，三毛再也没有回过南京。
3
一九四八年冬，三毛随父母离开了南京。南京的老用人们都留下来看房子，倪竹青叔叔也返回了浙江故里。南京留给三毛最后的记忆是车站的离别。
六岁的三毛，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站立。火车停靠在铁轨上，人们像潮水一样从她和家人的身边淌过，无数和他们一样提皮箱的人准备在此登车远行。
母亲抱着大弟、牵着姐姐在临窗的位子坐定。车窗宽大，三毛被一双有力的大手举了起来，她稳稳地从窗子进去。她和姐姐手挽手坐在一起，父母亲就在她的身旁，大弟正牙牙学语。
张妈、大师傅、兰瑛、小赵从车窗里不停地给他们塞吃的。平常不大吃的香蕉成串地塞到他们的手里，窗外的手和窗内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伯母、母亲和张妈、兰瑛，伯父、父亲和大师傅、小赵，一双双手久久握着，不肯放开。伯母不停地叮嘱留下的老用人，一定替他们照顾好明珠小姐。张妈和兰瑛不停地点头，她们和伯母的眼里渐渐漫上泪水，伤感在空气里弥漫。
火车一声长鸣，汽笛声声尖锐。火车开动了，铁轨和火车摩擦，发出了有序的响动，并且节奏越来越快。拉着的手不得不松开，老家人随着火车行驶的方向在窗外奔跑，他们叫喊起来：“小妹……妹妹……快回来……太太……三五个月……就快回来……我们当心看房子……快去快回啊……不过又是一场逃难啊！”
火车越走越远，开出了南京站。
窗外的景色轮番转换。三毛看着窗外，老家人的身影消失在景色里。就在前几天她还和马蹄子抢一个玩具熊，那时，母亲说不要抢，她还很生气。此刻看着老家人塞给他们路上吃的食物，她似乎隐隐地明白了母亲的心意。
白天过去是黑夜，黑夜过去是白天，车窗外闪过无数的乡村和城镇，他们到了上海。
上海是三毛人生中另一座无法绕开的城市。这里曾是她母亲成长的地方，在母亲的故事里化成永恒；这里也是她的父母亲相识的地方，是父母爱情的见证；这里还是她的大姐出生的地方，留下了大姐襁褓中的啼哭；更传奇的是，四十年后也是在这里，三毛和《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先生成为父女，上海有了三毛的第二个家。
上海站台上，父辈们的朋友早已等候在那里，车一停便上来帮忙搬行李。短暂的停留和休息过后，三毛一家决定乘坐“中兴号”赴台。三毛外公的家族也已决定移居香港，母亲安心不少。
离开上海的那一天，寒意袭人。哥哥姐姐们牵着三毛的手，走在大人们的中间；父辈们和友人边走边谈，一起向街边走去。路边早已等候着两辆车，父亲把三毛抱了上去，之后便和送别的人一一握手。政局不容许父辈们深入叙旧，车子直接向码头开去。
中兴轮船的码头上，三毛一家无比紧张。他们要乘坐“中兴号”前往台湾。这艘轮船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有很多历史事件与它相连。平常这艘船主营运输焦煤，搭载旅客是兼职。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由此携带家小前往台湾。
三毛看见港湾里那些高大的轮船像一排房屋一样整齐地排列着，烟囱高耸，汽笛声雄壮。码头上人来人往，有工人，有乘客，也有旅人。一望无际的蓝色在远处与天相接，数不清的海鸟在天空飞翔，它们的鸣叫淹没在码头的喧嚣里。她见过太多江南的江河，以为那就是水的极致，现在才知道较之大海那是微末的。
伯父先行跳上船头，他伸出手，将家人们一一拉上去。码头上有几个朋友向他们挥手，他们也向朋友们作别。嘈杂的世界，泪水滚滚，这一别便是一世。
几十年后，三毛在《滚滚红尘》里透过能才和韶华的生死离别重现了历史的场景，那里面的慌乱、离别和悲哀，应该有三毛小时候最深的记忆。
4
“呜……呜……”轮船起航。马达震颤，打破海面的平静，轮船的螺旋桨翻起层层波浪，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波纹。三毛和家人在船舱里静坐。船身颠簸，海岸线渐渐变成视线中的一个小点，最后消失不见。故土难离，大人们的眼中泛上蒙眬，未卜的前途和命运都交给了这无边的海水。
伯父和父亲拿一些吃的东西分给大家，可是母亲没有接，她摇了摇头，说没有食欲。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突然，她把怀里的大弟给了伯母，摇摇晃晃地穿过拥挤的人群，向外面走去。父亲跟了出去，伯父安慰三毛和姐姐说：“你们的姆妈晕船了，不要担心。”
母亲在甲板上剧烈地呕吐，等父亲扶她重新回到船舱，她已经连坐在座位上的力气也没有了。船身颠簸，家人铺了一些衣物在地上，让母亲躺了下来。她气息微弱，面如土灰，慢慢地便不能再开口说话。
三毛和姐姐跪在地上轻轻地摇晃着母亲的手，母亲抬了抬眼皮，已经无力安慰她们，只有一行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巨大的恐惧从三毛的心底滑过，她想起在南京的时候堂哥带她看过的一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面的母亲买了好吃的塞在孩子的手中，一转身从黄浦江的大桥上跳了下去。这场景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而此刻在船舱中躺着的母亲，似乎也会那样，转眼之间便会失去。
他们在极致的忐忑和不安中煎熬，不知过了多久，拥挤的船舱里有人惊呼道：“看见陆地了，台湾到了。”伯父和父亲站了起来，喜悦短暂地浮现在脸上，这场迁徙终于要尘埃落定了。母亲被扶上了码头，三毛安静地守在她的身旁。行李完全搬下来了，父亲和伯父开始找车。这是一片陌生的土地，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永久停留，更不知道在这片土地上安家何处。现在他们要前往的是迁台人员的一个聚集地——建国路的朱厝仑。
车上，母亲的精神渐渐好了起来，呕吐停止了，还能吃点东西。三毛安心不少。有些寒意的风，从窗口吹进来。大人们都沉默；哥哥姐姐们叽叽喳喳的，在谈论沿途的风景。台湾多山，风貌奇特，一路行来，奇景不断。战火的洗礼、殖民的统治、历史更迭中，台湾的人文气象变得很是不同。人工的有意雕琢，加之自然的鬼斧神工，完美结合，形成了一个美丽的世界。
当汽车停靠在台北的建国路，印入陈家人眼帘的是一排排的日式木屋。较之此时的繁华，六十多年前，这里却是台北比较荒僻的地方。这些日式房屋，是日本侵华期间所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政府接管了此处。南京解放前夕，它们成了跟随国民政府从祖国大陆撤退人员的安置所。
日式房屋的门拉开，行李搬进来。孩子们脱下鞋袜，走进里面的榻榻米，欢呼雀跃起来：“解放了！解放了！”他们从来没有过白天在家里脱鞋子、光脚走的经历。被鞋子束缚的双脚此刻得到解放，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比快乐的事。
伯父和父亲听到“解放”二字，脸色大变，连忙喝止。伯母连忙把门关上，耐心地说：“这样的字样，以后不许说，被人听见我们会被打死。”
堂哥们低下了头，三毛和姐姐也不敢作声。短暂沉默之后，他们又开始欢呼，因为伯母告诉他们，从今天起他们要全部在榻榻米上睡。行李一件件地搬进来，母亲被扶进房间稍作休息之后，开始和伯母一起给家人做饭。台湾的生活自此开始。
微风吹过篱笆的栅栏门，窗外的几株合欢树随风摇曳。人世的悲欢离合还未真正上演，政治气氛无比压抑的台湾，以这样的初见接纳了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