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七一年，三毛回到了台湾。
深夜的机场下着小雨，小弟快步上来，替三毛拿行李。三毛狂喊着，奔过去，拥抱了父母亲。她擦着泪水，脑海中闪过母亲一紧张就会脖子扭动的毛病和父亲为自己留学的费用夜夜伏案的辛苦。
家中灯光明亮，打开房门的刹那，看到饭桌上全部是她爱吃的饭菜，三毛却突然哭了：“原来你们吃得那么好！”
饭后，打开卧室门，原先的物品都还在，只是增加了两组衣柜，是父亲怕她回来带的衣服太多特意准备的。姐姐打开了她的行李箱，要帮她收拾，这才发现，还是几年前出国时的旧衣服。父母亲看着这一切，心底叹息：他们的女儿在国外确实太苦了。
回坐到沙发上，三毛又责备道：“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写信，要全凭我想象才知道家里的情况。”。
父亲无奈地解释道：“我们和你不一样，哪能一下笔就是千言。”
“这不是理由！”她不依不饶。
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夜深了，父母亲说：“去洗洗，休息吧，妹妹，明天再说。”
三毛答应着，走进卧室。床头上，父母亲已经为她准备好了安眠药——那是她以前的习惯。她拿起来，没有吃，只说，要听一会儿音乐，便戴上了耳机。倦意袭来，第二天醒来她才发现，归国后的第一夜，她竟斜靠在床角的地上，沉睡了十四个小时。
起床以后，母亲正在厨房，三毛甜甜地喊了一句。话一出口，她自己先吓了一跳，说的还是西班牙语。三毛连忙跑到洗漱间，刷过牙后，终于会说汉语了。
大弟笑着进门，叫了一声“小姐姐”，脸已经红了，他们之间有种说不出来的尴尬——三毛因为曾经打过弟弟过意不去；弟弟虽然并没有责怪，但同样需要时间让彼此解开心结。母亲在信里说过，大弟有了两个双胞胎女儿，三毛心中升起无限的思绪，有了要补偿这对天使的想法。
隔了几天，父亲拿出一笔钱来，无限怜爱地让三毛去买衣服。
此时的三毛在穿着上已经有了自己鲜明的风格，纯棉麻的自然风是她喜欢的；裙子则要长些，下幅宽些，一步一跨才是最适合的。
三毛逛了半天也没有买到合适的，她干脆转向了旧书市场，没想到在一家古董店的门口看到了一条桃红色的古裙。它被摆放在一个玻璃框里，高高地悬挂在墙上，散发着诗意的哀怨和对爱的执着与怅惘。三毛毫不犹地买了下来，只一件衣服便花完了父亲要她买十件流行衣服的钱。后来，她将这个衣服带到了欧洲，引起很多关注，成为她人生藏品中很重要的一件。
回来后，三毛忙着访友，先去了陈秀美的家，二人一直通信。后来去了泰安街，想约七妹和八妹一起吃饭，没想到顾祝同将军一家已经搬走了，几经打听，都没有消息，她因此怅然很久。
林复南已经在广告美术业小有名气，自然还是由他请客，一起吃当年的“石头火锅”，为三毛接风洗尘。
夜色降下来的时候，三毛出来散步。霓虹之下的台北市，比几年前繁华了许多。她一面走一面看，不禁细数那些过往。曾经丢不下的，如今已平淡如水。若没有颓废的曾经，怎会有现在的坦然、成熟、自立？
2
听到三毛回国的消息，文化大学的张其昀校长便想邀请她来校任教。
这真是意外的事。
“我能行吗？”三毛有些羞涩地问道。
“当然，马德里文哲学院毕业，获得歌德学院德语教师资格证书，又在伊利诺大学主修陶瓷，这些名片你觉得还支撑不起你的人生？”张校长微笑着说。
从来没有想过当年这个破格让她免试入学的校长，会对她几年的留学经历如此清楚，深深的感动在三毛心间停驻。接过文化大学的聘书，三毛的心跳得很厉害，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个好老师，把平生所学倾囊相授，以此报答校长的知遇之恩。
想到这里，三毛向校长深深地鞠了一躬。
回到家里，母亲做了可口的饭菜，父亲嘱咐她到了阳明山后不可忘记多做运动，建议她早起打太极拳，或者跑步。她静静听着，一一接受。这时，电话响了，小弟要去接，三毛连忙制止。知道是化学博士的逼婚电话，她奔过去：“我的，我的。”小弟笑起来，大约是想起她以前逼婚别人，如今被别人逼婚的阴错阳差。
果然是美国来的电话，且是换了公用电话打来的：“我们现在结婚好吗？”
三毛无限反感，自然不同意，坚决地说不要再打来。父母亲也曾郑重地问过她，为什么如此。她说，知道人不错，就是没感觉。此事也就作罢。
去文化大学任教，三毛并不寂寞。阳明山上，一间宿舍，挚友几人，还有活泼的学生做伴，自然快乐。
梳洗打扫，练十分钟太极拳，喝一杯冷茶，便去上课。两个小时，学生不提问，她便一请二请三请，笑对她的学生说：“在大学里，学生对于枯燥的课常常会逃。现在反过来了，老师对于不发问的学生，也想逃逃课，现在老师逃了，再见！”
笑声回荡，铃声也响了。三毛收拾书籍，走出去，这一天的课便结束了。
闲暇之余，三毛会在斗室磨墨练字，读书批作业；饭后散步的习惯没有改变，但多了一个朋友——邻居家的白狗；一整天没课的时候，她便逛街购物或下山看自己的父母亲，享受和姐姐弟弟们小聚的温馨；也经常同朋友相约聚会，谈天说地。
其间，常会有些零零散散的杂志约稿，三毛也就常常到一些文人聚集的地方坐坐，比方说明星咖啡屋。
明星咖啡屋一九四九年由上海迁入台湾，位于武昌街一段，靠近总统府。原来是一家俄式小店，后来，一些文人画家聚到了这里，也就成了文学艺术的代名词。白先勇和他的同学创办的《现代文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里一楼供应茶点，店外有诗人周梦蝶的书报摊；二楼设咖啡馆，文艺界的名士多在此集会。在文化大学就读的时候，它是三毛和梁光明常去的地方。
三毛信步上楼，只想随便看看，没想到人会这么多。没有单独的座位，侍者问她是否在意和他人分一张桌子。她心想喝杯咖啡就走，便同意了。坐下的时候，为表示礼貌，三毛想略略点点头致以敬意，想不到对方正闭目养神，她也就没有打扰。
等咖啡上来，慢慢搅动的间隙，出于好奇，三毛打量了对坐的人一眼。这是一个清瘦的长发青年，身上镶嵌着印象派的光影元素，椅背上方的光线打下来，正好将他胸前一大片乱七八糟的色彩显现出来，颇有些打翻了颜料瓶的效果。
毫无疑问，这是一位画家。她想：倒是很有特色。
恰在这时，画家醒了，猝不及防，四目相对，三毛有些尴尬，不得不和对方打了招呼。画家颇有风度，郑重介绍了自己：“画家，邓国川。”
绘画是三毛一生的挚爱，嫁给毕加索就曾经是她的梦想，而今意外的相识，让她很心动。交谈之下，她发现邓国川口才很好，对光影的描绘有独到的想法，便提议改天去他的画室看看。
邓国川的画室在一个小木屋里，虽然简陋，但三毛并不介意。对那些画，她大加赞赏，说将来必会千里马遇见伯乐，前途无量。几次交流之下，二人便有了些知音的情愫。有一天，这个男人轻轻环住了她，用温润的语言问她可不可以嫁给他，这轻易俘获了三毛漂洋过海、却没有港湾停靠的心。
三毛回到家里，对父母亲说她想结婚。
父母亲以为女儿终于想通要接受越洋电话的求婚者，都很高兴。
“不，不是，是一位画家，我们刚刚认识不久。”三毛说。
“什么？你疯了吗，怎么可以这样草率？你了解这个人多少？太荒唐了！”父母亲的反应很激烈，阅历告诉他们，这样的艺术家都很潦倒，他们不想让自己的女儿过那样的生活。出于对三毛的尊重，父母亲还是和邓国川见了面。这次见面，邓国川的气质里流露的玩世不恭的做派，使他们更确定了对准女婿的预见。
激烈的意识分歧，像轮回一样，再次来到这个家庭。短暂的平静和幸福被打破了，无限悲伤的父母亲再次妥协，但有底线——结婚不允许，可以订婚。
三毛迎来了人生的巨变。
3
三毛与邓国川在明星咖啡馆订婚。文艺界的朋友都来了，祝福和担忧参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明星咖啡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仪态端庄的女子闯了进来，质问道：“邓国川，我是你的妻子，她是谁？”
三毛怔怔地看着这颇具戏剧性的一幕，不敢相信她与画家的爱情只是一场泡沫。极度精神崩溃之下，三毛几乎要疯掉了。更可笑的是，这位画家不但矢口否认是自己的选择，还说是三毛引诱了他，并且以此为条件向三毛的家人索要分手费。比起金钱，父母亲认为女儿的名誉和精神健康更重要，便把为女儿预备的嫁妆钱送给了对方作为调解。这成了三毛终身没有再提的故事。
邓国川自此消失。
这段感情对三毛的打击很大，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意志消沉。她的任性在这个有爱的家庭里得到了包容。父母亲尝试一切可能，让她打开心结。怕三毛重蹈自闭的覆辙，他们建议她出去旅行。
三毛在女友的陪伴下去了兰屿岛。到达兰屿岛时她认识了修士丁青松。因为台风的影响，她们被迫在那里滞留了七天。她和像天父一般慈爱的小丁神父得以深入交流，结下了一生的友谊。离别前的晚上，神父告诉他：“你有爱人的能力。”
爱人的能力是什么？三毛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她信任神父。以后的岁月里，这段友谊成了她重要的人生支柱。
回来后，爱好运动的父亲常带三毛到网球场打网球，以此转移注意力。网球场上人很多，根本没有人会注意这个女孩发生过什么，这让三毛的身心很放松。
有一天，球打偏了，三毛去追球，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外国人替她捡了回来。为了表达感谢，三毛邀请此人一起来玩，并且成了朋友。这个外国人是一位德籍教师，名叫Gerbert，人很风雅，对中国的文化很仰慕，对三毛也很欣赏。不同于其他男人对女人的逢迎，他个性很强，理性、深刻，除了愿意倾听，还满含包容地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
半年以后，三毛和Gerbert已经无话不谈，并一起前往台湾颇具特色的地方游玩。信任建立起来，这位教师适时地抚平了邓国川留下的情伤。
这样的时光过了一年。一天，他们一起走在夜风里，星空璀璨下，Gerbert说：“我们结婚好吗？”这句求婚的话那么自然，三毛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水到渠成。
“好。”三毛平静、清楚，就像今生只为等待这样一天、只为等待这么一个人。
眼泪从四十五岁的男人眼里流了出来。他们挽着手，告诉了父母亲。这一次没有人反对。
他们决定婚礼仪式一半中式，一半西式。礼堂定在何处，三毛并不在乎。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她也认为可以省略的就省略掉。
Gerbert完全尊重她的想法。
选了吉日，三毛和未婚夫去重庆南路的印制厂选喜帖和请柬的式样。他们选了薄木片的材质，一面德文，一面英文，慎重地选定了字体。商家告诉他们，半月以后就可以来取了。
一路上，Gerbert都在说等待似乎太漫长了，问这中间该做什么。三毛笑着说，还有好多事，并一一向他解释中国的新娘子如何把自己嫁出去。愉悦的情绪一直持续到晚上，当暮色降临，幸福却戛然而止。
Gerbert毫无征兆地突然倒下，血从他的嘴角和耳际淌了下来。
“天哪！”身旁的三毛完全没有了意识。她扶着Gerbert的头，和家人一起将最爱的人送往了医院。残酷的是，没有到医院，他就在三毛的怀里去世了。
喜事顷刻间变成丧事，喜联还没挂上，灵棚却已高搭。Gerbert在台湾火化后，骨灰被送回德国安葬。
人生如梦，无法言说。三毛接受这样的现实，吞下安眠药自杀了。万幸的是，她的家人把她救了回来。
三毛心如死灰，失去了语言。窗外是蓬勃的生机，可她觉得梧桐的碧影里阳光破碎，芙蓉的花意里心在滴血。不管父母亲如何劝解和疏导，她都无法快乐起来。阳明山的工作无法继续，她向校长递交了辞呈。面对这样的结局，张其昀先生始料未及，但他允许三毛短暂离开，愿意为她保留职位，直到她想回来的那一天。
在三毛最痛苦的时候，她的家里来了一位西班牙的朋友。他带来了Jose的一封信，说那个男孩让他带给她一句话，如果三毛已经把Jose忘了，就不要看信了。
“当然没有忘记。”三毛说。她立刻拆开了信，看到了照片里那个留着大胡子的男人。
“荷西！”她在心底喊了一声，六年之约从她的心底泛起，也拉开了重生的序幕。
送走了朋友，滚滚泪水夺眶而出，三毛对父母亲说：“我要离开，前往西班牙再次留学。”
父母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虽然不舍，还是同意了：缘起缘灭，人生无法料定，或许离开这个伤心地，女儿会重新开始。
4
一九七三年，三毛第二次前往西班牙。这次离开之前，她决定先去香港看望外公和亲人，从那里前往英国，再入境西班牙。护照已经办妥，父母亲还是觉得衣服少了些，便陪着一起来了，想在香港再买些给她。
外公早年亦留过洋，说得了英文，虽然年逾古稀，但是身体还很康健，时不时地会拿外国话吓唬小孩子。老顽童，老顽童，是不假的。
香港的街头，人流如织，三毛很想买旗袍带给西班牙的朋友，便和母亲去了伊人服饰店选购衣服。有一件翠绿的旗袍很合她的心意，三毛便让店员拿下来，细看它的做工。
这时，一个店员说：“你看，你看，那是林青霞，演《窗外》的女学生。”
三毛抬起头来，看了一眼那个叫林青霞的女子，心中升起莫名的感伤——这个女孩即将进入电影行业，她的前途会怎样？而我又要远走欧洲，我的未来又在哪里？
母亲没有察觉这些，看女儿拿着旗袍便问道：“妹妹，这件旗袍你要不要？”
“好，也好。”三毛机械地说。
惊鸿一瞥，缘分就这样铸就。几年以后《窗外》的作者琼瑶做了三毛的姐姐，而林青霞成为《滚滚红尘》的演绎者。缘分真是无法说清楚。
香港机场，亲戚一大堆，母亲、小姨、外公恋恋不舍，三毛努力挤出笑容留给大家，安慰着说：“不过一年半载便回来。”
飞机起飞了，机翼上的光线逆着看去十分炫目。想到没有来得及整理的乱糟糟的房间又要连累父母，三毛心里很难过——他们太爱她了；再想起夜里十点常跟好友在Amigo坐着，她的眼泪终于下来了。三毛悄悄地掩了，再挤出一个微笑，这是她回报挚爱的唯一方式。
飞机上的乘客各异，热心、博爱的三毛为了方便他人换了三次座位，二十个小时都没有合眼。抵达英国伦敦的时候，已是次日的清晨六点。因为不知道英国有两个机场，换机去马德里时，竟被英国移民局认定为偷渡，将她关押了。
三毛努力申辩，同时利用自己广博的知识，想说服对方。但是英国移民局并不买账，整整十四个小时，她都在这种抗争中煎熬。最后这些人整理了一本小书似的材料，让她签字认罪。
谈判的结果是以“驱逐出境”的罪名，将三毛带往西班牙。如果对方拒绝入境，那么她只能被遣回香港，并且终生不能来英国。一肚子怒火，三毛说认罪也行，必要听她说完自己的想法。移民局的人很佩服这个中国女孩，尊重了她的决定。后来他们向她要名片，做了可口的食物给她，并在一位女警花的陪同下去买了衣服，阴错阳差地竟与女警花成了朋友。
三毛转去了另一个机场，机长依旧拒绝她，三毛几乎疯掉。外事局的人将她的资料送到西班牙，她深爱的西班牙用温暖和爱为她的旅途画上了句号，那沓犯罪的资料直接被丢进了废纸篓。
有一个小男孩为三毛付了电话费；乘坐计程车到Cla妈妈家，计程车司机不肯要她的车费；知道她已经几十个小时没有睡觉，Cla为她准备可口的饭菜之后，连电话线也拔了，让她没有噪音地好好休息。
西班牙真是太好了，三毛甚至想换国籍。
“好的，欢迎。”Cla妈妈说。
现在她终于安心了，提起笔来飞快地写了安全到达西班牙的平安家信，眼皮便再也抬不起来了。
三毛沉沉睡去，安心又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