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杂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①选材“大中取小”，立意“小中见大”
杂文的篇幅一般都比较短小，内容则集中精粹，因而杂文的写作常常是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由点到面，由个别到一般。它往往是针对一件小事、一个故事，或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论点，加以具体分析，从中引出一个深刻的道理。杂文写作的这一特点，要求作者在选材时要“大中取小”，立意时要“小中见大”。所谓“大中取小”并不是把大问题生硬地压缩，也不是从大问题中追求细微末节，而是要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即从重大的社会事件和问题中，选取那些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一点，或者是它的一个侧面，作为揭示事物深刻意义的根据和出发点。所谓“小中见大”，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核心，通过剖析这些表面看来细小，实则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倾向性的具体事物，兴发于此，而意归于彼，以一点、一个侧面来体现全局，从中发现它蕴含的重大意义，开掘出深刻的主题来。
②论理要从实入手，以实论虚
从内容上看，一篇杂文大致可分为事实和道理两部分。事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实”；事实所阐述的道理，就是我们所说的“虚”。在一篇杂文中，事实和论理的（实与虚）的关系，应该是从“实”入手，就“实”论“虚”。如果从理论到理论（从虚到虚），反反复复地在概念里兜圈子；就会使文章空洞、枯燥、隔靴搔痒；如果从事实到事实（从实到实），道理讲得不深不透，文章的思想性和战斗力就不强。只有以实论虚，虚实结合，从事实中揭示出深刻的道理，才能使杂文既贴近实际，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又炼意深邃，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
③讲究形象的思想性、现实性和新颖性
杂文是讲究文学的形象表现手法的，但形象一定要蕴含思想、贴近现实、新颖生动。作者的取譬引证要恰当，想像和联想要贴切，其丰姿博喻要隐含精到的思想和哲理。杂文所取形象，可以旁涉中外、笔连古今，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应当关注现实，关注社稷民生。如鲁迅的杂文可谓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有时令人眼花缭乱，但细细品味，却一一都是着眼于现在、手指着今天的人和事来说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④语言幽默、风趣、泼辣，恰当运用各种修辞手法
杂文的语言要幽默、风趣、泼辣，这一点我们在杂文的特点中已有论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杂文要借用各种修辞手法，如夸张、反语、借代、比拟等，都可以根据表意的需要灵活地加以运用。此外，作者还可以自由地使用俗语、谚语、成语、典故、名言警句等，使文章显得丰富多彩。
4.读后感的写作方法
（1）读后感的含义
读后感是阅读一部作品、一篇文章或文章的某一部分后，有所感触、有所启发、有所体会而写成的文章，也称读书心得或心得体会、心得笔记。读后感是以议论事理为主的，议论是它的主要表达方式，因而它属于议论文的范畴。另外，观后感、听后感与读后感意思很接近，也可属于这一范围。例如人们看了一场电影、一部电视剧、一出戏、一场舞蹈，或听了一场音乐会后，因有所感触而写成的体会文章，都可算作读后感。
读后感通常包括“读”和“感”两部分。“读”是指读原作，它是读后感写作的出发点。一般来说，读后感对原作要有所介绍，要说清楚自己的感受怎样从原作而来的。但读后感的主要内容不是“读”，而是“感”，是由原文引出的感想和看法。感想的深度如何、有无意义以及表述得好坏，是写好读后感的决定性因素。
（2）读后感的特点
①自悟性
所谓自悟性是说所要讲道理和看法是靠自己“悟”出来的，是阅读了有关著作、文章，观看了某一作品，经过消化理解，又通过严肃认真地思考，从中获得了某些体会、见解或看法，有所感悟，产生了心灵的共鸣，激起了不吐不快的愿望，于是便有感而发，将其用文字表达出来，这就产生了读后感。这样写出的文章往往显得真实、亲切、感人，令人信服。我们从此类文章中，常常能看到作者的身影，看到作者活生生的思想。
②独特性
因为读后感中的思想和感受是由作者自己“悟”出来的，因而它同时也就应该是独特的，个性化的。面对同一篇文章、同一部著作，或者同一部影视作品，不同的读者和观赏者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产生不同的认识、体会和感悟。例如，我国1980年的全国高考作文命题是《读有感》。提供的材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达·芬奇少年时跟佛罗基奥学习绘画，老师先让他画蛋的故事。材料虽是这一个，但因理解上的不同，不同的考生提炼的观点却有所不同。例如：只有练好基本功，才能成就大事情；只有打好基础，才能成就大业；理想远大，从零做起；要想树得高，就要基础牢；万丈高楼平地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践出真知；动手动脑，无坚不摧；严师出高徒；等等。这些意思相近、但角度不同的论点说明，读后感是一种表达自己独特感受和理解的文体。一篇读后感如果人云亦云，缺少属于自己的独特认识和体会，那将是不成功的文章。
（3）读后感写作的基本要求
①从原作出发，见从己出
读后感的写作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读过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后，自己有所收获、有所发现，凭着一吐为快的冲动写出读后感。这种读后感写起来比较顺畅，因为它得于心间、流于笔端。另一种情况就不同了。如考试写读后感，或写指令性的读后感，作者要被动地写作。这时，作者就需要认真地阅读原作，吃透它的精神，从原作出发，再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和思想认识，发掘出自己的体会和特有的见解来。不能架空分析，随意曲解原作的本意；也不能我行我素，抛开原作搞天马行空式的发挥，写得离题万里。
②选好角度，具有真情实感
写读后感必须选择好合适的角度，找到适合表达自己体会的独特视角。在表达方式上可以不拘一格，为了传情达意而顺其自然，不要总是老套式、八股调。另外，读后感要倾注自己的真情实感，让“自我”融汇到自己的文章中，写出属于自己的真切感受和体会。
下面，让我们选录几段写议论文的实例，供广大读者参考。
例文一：政论
论同心同德
人民日报评论员新的一年任务繁重，难点很多，要使各项事业乘胜前进，就需要全党全民同心同德，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形成强势，攻克难点，奋发向前。再重的任务，再大的困难和艰险，都抵挡不住同心同德。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也是这样。
同心同德，首先必须自觉地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做到言行一致，令行禁止；同心同德，就要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为其根本利益而斗争；要做到上述两点，这就要求各地方各部门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上来，统一到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的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上来，统一到中央对新的一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部署上来，使中央的各项决策真正转变为亿万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这样的同心同德，才有根基，才可能上下一气，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对于各级党政领导班子来说尤为重要。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领导班子团结，干部群众才容易团结。领导班子不团结，势必内耗不断，人心涣散。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二把手，要率先垂范，做兢兢业业干事业的模范，以增强领导班子的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心同德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利益问题，为了我们国家的兴旺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必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益主体多元化，同心同德问题必须注意协调利益关系，协调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当这些利益发生矛盾时，要自觉主动地服从全局、长远和集体利益。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维护中央政令的统一性、严肃性，真正做到同心同德。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政绩的问题，亦即衡量一个班子或干部的政绩大小，不仅要看工作实绩和本领，还要看能否顾全大局，协同工作，全面正确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蚊龙生焉。”我们的国家虽然底子薄，起点低，但是，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就能战无不胜，创造奇迹。让我们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进一步增进团结，以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例文二：评论
诺贝尔文学奖之偏颇
李新烽在科学发明日新月异的今天，瑞典人诺贝尔发明无烟火药的事已很少被人提起。但是，按其遗嘱设立的诺贝尔奖金，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盛事。世人对诺贝尔奖的褒扬溢美之词已不胜枚举，我这里只是想谈谈它的局限性和不公正性，以期全面认识这项举世瞩目的文学奖项。
诺贝尔文学奖是历史的产物，亦是诺贝尔人生理想的集中体现。诺贝尔为了科学，终生浪迹天涯，“流放”他乡，冒着生命危险研制炸药，为的是造福人类。可是，目睹炸药被用于战争而造成的灾难.他痛苦万分，便以文学创作排遣愤懑。他立下遗嘱，将其3100多万瑞典克朗，即相当于920万美元的财产建立一项基金，“奖励造福人类、贡献最大的人”。而其中的文学奖奖掖“在文学上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人”。时至今日，已有93人获此殊荣。
按照遗嘱，文学奖的评选工作由瑞典文学院承担。据说，评委们严肃认真，严格按规章办事。评选全过程对外界秘而不宣，以使其不受外来因素干扰，保持客观、公平、纯洁、公正。但是，在这貌似公正的背后却有许多不公正之处。
首先是表现在地区差别上的偏见。文学奖评选一开始就在法、德、瑞典等几个欧洲国家实行一年一度的“配给制”。就连其委员会也承认，“北欧五国过去获奖太多”，竟有14人“折桂”。头29年中，美国从未获奖，原因是欧洲人囿于偏见，认为美国不过是探险家的乐园，毫无文学传统可言。至于亚洲，开奖67年内仅有一名获奖者。这种地区偏见无疑有悖于诺贝尔“颁奖不问国籍，只以对人类贡献大小为原则”之拥抱世界的博大胸怀。
其次是存在明显的政治偏见，主要表现在对待社会主义的前苏联作家方面。在高尔基和布宁的角逐中，文学院认为，高尔基“从事政治活动，作为作家的人格值得怀疑”。这样，1933年，“彩球”抛给了反苏的流亡作家布宁。无独有偶，1958年的激烈竞争同样在两位前苏联作家之间进行，一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一位是《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结果是受到苏联国内批判的帕氏摘取了“桂冠”。由于同样的原因，1970年获此殊荣的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又是个“持不同政见者”。瑞典文学院这一年甚至还破天荒地打破惯例，认为不需要提供索氏的专家研究报告。
政治偏见还使得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等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而使另一些作家列入获奖名单：芬兰作家西伦佩1939年获奖，时值芬兰抵抗前苏联进袭之时；1980年波兰作家米沃什享此殊荣，正是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之年；1995年希尼“摘冠”，有人认为乃是北爱尔兰和平之象征。
因为语言障碍使东方国家获奖人数很少是评奖不公正的又一事实。时至今日，亚洲仅有三位作家享此殊荣，其中两次“开恩”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获奖是因为1913年他亲自把其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译成了英文，并送给著名英国诗人叶芝过目。叶氏为其作序，大加颂扬，又将书稿转交给英国诗人摩尔，摩尔就成了泰戈尔的推荐人。1968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是因为瑞典文学院的年轻评论家瓦伦德访日时“独具慧眼”发现的。似乎没有西方文人的“慧眼”，这两位亚洲作家很有可能无缘问鼎诺贝尔奖。
另外，1914年，获奖人即将产生，烽火在欧洲燃起。一位教授提出，颁奖“对瑞典的中立态度有百弊而无一利”，导致瑞士诗人施皮特勒的“桂冠”得而复失。而将1958年的文学奖授予邱吉尔，明眼人都能看出是邱吉尔未能获得和平奖而把文学奖当成了折中产物。
“甘瓜苦蒂，天下物无全美”。诺贝尔文学奖确有不尽如人意的遗憾和偏颇之处，然而，诺贝尔奖对世界科学进步和人类文化发展的贡献也不应否定。但是，怎样使其奖励、特别是文学奖真正做到“不问国籍”，不管政治态度，“只论贡献大小”，不能不是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对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文化悠久、正在崛起和强大的亚洲，“公正”的评委们仍然视而不见，那么，地下有灵的诺贝尔老人一定也会深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