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理论还指出，人格面具的另一优势在于，它所带来的物质奖励可被用于一种更令人惬意、可能是更为自由自在的、更少受人打扰的生活。一个站了一天柜台的营业员，一下班，他就可以逛马路、看电影、谈恋爱、下饭馆，这时，他就可以摘下营业员的面具，可以不再按营业员的职业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而随心所欲。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白天是一家国立保险公司的职员，晚上才能从事写作。生前，他不止一次谈到，他讨厌自己的保险公司职员工作。但是，卡夫卡对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他的上司始终不知道他对工作竟会感到厌恶。而对卡夫卡本人来说，他也只有在白天戴好自己的“职员”的人格面具，才能保证他在晚上过上自己痴迷的写作生活。
荣格在研究中发现，人格面具既可以使人获益，也可以有害于人。假如一个人太倾心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的人格的其他构成部分就会被推置一旁，弃之不顾。这种被人格面具主宰的人就会迷失自己的本性。这种情况在生活中也是很多的。俄国小说家契诃夫在《普里希别叶夫中士》里写到警察普里希别叶夫，他一生从事跟踪、盯稍，退休回到老家，仍是职业习惯难改，口袋里成天揣着纸和笔，记录邻居们的“黑材料”，终于激起公愤，被诉之法庭。当他被判以刑役，被押出法庭时，看到门口聚着一群为他被判刑役而高兴，在那儿等着看热闹的村民，他立刻条件反射地，如警务在身一般地大吼一声：“散开，回家去！不准成群结队！”在普里希别叶夫中士身上，看来除非他是死去，否则秘密警察的“人格面具”是难以摘下来的了。而他，就是太倾心于自己的职务角色，结果大受“人格面具”之害的一个典型。
荣格理论的提出，并非作者看破红尘后的颓废之言，而是力图解释人生、指导人生的一种努力，是一种推动人们更自觉地、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人生的一种努力。荣格理论对于我们如何进行各种行业和日常交谈，也有着明确的指导意义。
人格面具理论，首先要求每一个人，在生活中要戴好自己的人格面具。譬如，你是一校之长，可是不幸，头天晚上家中失窃，财产损失较大，心情沉重是不言而喻的。但一跨进校门，人格面具要求你把心中的不愉快压抑下去，以饱满的精神，乐观的情绪来“扮演”好“校长”的领导角色，并且不宜在与教师、学生的交谈中使人察觉自己心情沉重。再譬如，你是营业员，可你自己买了伪劣的电视机（或自行车、洗衣机），心中的恼火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果在营业交谈中，把心头的火气发在了并不知道你心情的顾客头上，这个“人格面具”你就又没有戴好，同时，也就没有满足顾客的角色期待。
遵照人格面具理论，每一个人在谈话时，还要把握好自己戴人格面具的分寸。该戴的时候必须戴，不该戴的时候要及时卸下来。如有的教师，惟恐自己在学生面前失去威信，不仅在上课时，批评学生错误时表情严肃，连下了课也是一脸、一身的严肃，课外活动见了学生也是不苟言笑，这个“人格面具”就未免戴得太“紧”了一点。再譬如，司法部门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成分，其严肃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在接待群众来访时，也是一开口就如审犯人一般：“干什么的？来干什么？”这就又太过分了一点。群众来访者中，犯罪分子毕竟只占有一个极低的比例，另外的绝大部分都是工人、农民、干部，有的还可能是某一部门的负责干部，以审犯人的态度对待来访者无疑是不正确的。而其根源又在于“人格面具”戴得太紧了一点。
在家庭生活中，有些父母在子女面前，严肃有余而融洽不足，惟恐失去尊严，这里也有个人格面具的分寸问题。在戴好人格面具这一点上，马克思堪称一个成功的典范。他在反动势力在欧洲取得暂时胜利的情况下，为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学说而勤奋工作。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审判，还曾不止一次被驱逐出境），经济上的沉重负担（他长年过着清贫的生活，甚至曾因付不出房租而被房东封了门），却始终不曾影响他与孩子们的融洽关系，曾有一次在郊游中，马克思全力投入了孩子们的投石子游戏，结果右臂有一个星期痛得不能动。马克思在生活中，并没有因此而在孩子们面前失去威信，恰恰相反，对孩子们来说，他不仅是一个父亲，更是一个可信赖的、有威信的顾问和朋友。
正如荣格理论所指出的，每个人实际上都有着多种人格面具。1975年，陈景润出国讲学，英国一所名牌大学的校长，几次动员陈景润留在该校任职，并不惜用高薪、别墅、美女、轿车为条件来劝留陈景润，对于这位大学校长的挽留，陈景润很冷静，坚持原则而又不失礼貌地婉言谢绝：“谢谢，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不能够留下，我个人没有这种权利。”他向感到奇怪的校长解释说：“我是人民培养的，我出国讲学是代表人民和祖国而不是代表个人，因为我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陈景润的回答获得了校长的理解和赞赏。与此相比，有些人在外贸洽谈、外交事务、外事活动中却作出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也许在当时，他们心中想着的是：“这是我个人的私事……”但是，就在他未能戴好自己的人格面具的同时，对方的心头激起的却是：“嗨，这些中国人……”结果，既损害了自己的人格，也损害了国格。再如，陈毅同志曾有一次邀请书法家张伯驹到家里相会，在电话里，先告诉对方：“我是陈毅。”对方问：“您是陈副总理，陈外长？”陈答：“是的，张先生，你好！”张回问好，陈又答：“好，很好！谢谢你的问候。”接着赞扬张举办明清书法作品展是做了一件大好事，然后说：“我想请你今天下午到家里作客，不知您有没有时间？”张答：“陈副总理，我怕打搅您的工作！”陈答：“你以后就叫我‘陈老总’好了，大家都习惯这样叫我。我也是人，愿意广交朋友，我想您是会来的，下午两点，我派车去接你。”就这样，从一次通电话，便开始了陈毅与张伯驹之间“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交情。在这场私人日常交往的谈话中，陈毅同志如戴着“副总理，外交部长”的人格面具与张伯驹交往原也无可非议，但他选择的却是“我也是人”的普通人的人格面具。不难想像，如陈毅同志以“副总理、外交部长”的人格面具与对方交往，以二者之间的地位悬殊，恐怕要想达到“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程度，是很不容易的。
在日常交谈过程中，荣格的人格面具学说堪称补助性很强的心理学科指导原则之一，它不仅有助于实现交谈中的角色扮演和角色期待，有助于在各种交谈中获得成功，还有助于推动工作的顺利进行。
4.谈话的重要意义
谈话在人们的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门科学性与艺术性很强的工作。为此，人们能否正确、合理、充分地运用这一工作形式，能否掌握这门谈话技能与技巧，对于是否有效管理其是至关重要的。
（1）谈话是人们口头形式的信息沟通
大量的信息是用口头表达的。有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对调查作答的人中有70％的人，说他们的上级在分派任务时有75％是用口头进行的。口头形式的信息沟通可以在两个人会见时面对面地进行，也可以是领导者对广大听众讲话，它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预先计划好的，也可以是即席的。
口头形式的信息沟通的优点是：可以迅速交流，及时取得反馈信息，可以提问，可以澄清疑点，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可以注意到感情因素。此外，下属和上级会谈可以使他们自觉地位重要。显然，无论是没计划好的，还是事先计划好的谈话，对于了解问题都是大有益处的。
（2）谈话是人们之间的感情交流
由于谈话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一种交往形式，因而必然会带上人所特有的情感色彩。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有的人在同你谈话时，仿佛有一种力量促使你愿意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向他人讲述。而有的人忽略了感情因素的存在，每当有人找他交谈什么时，他总是心不在焉地听着，手在忙着别的什么事，在你讲完话后，他却又问：“你刚才说的什么？”由于注意力分散，对他人的谈话又表示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因而使对方在心理产生自尊心受到损伤的感觉。由于人的感情是以共鸣的原则做出反应的，你对我不错，我对你也好，你尊重我，我比谁都尊重你。对方在谈话中自尊感的精神需要得不到满足，在情绪上很快会反映出来，最终导致不愿把心里话告诉自己。严重者，则产生了一种排斥力与心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