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
朋友莫应丰患癌症住在医院时，我曾赴长沙看他。当时他身体肿胀，已脱原形，脑门上还有医院用来标记放疗位置的几处紫红色线痕，森然割裂了他的笑容——更显得陌生。他已不能说话。往事历历与感慨种种，竟只能在哑默的目光对视中流逝，在我们相互握紧的双手中抚碾成虚无。
他一直拒绝承认自己身患癌症，实际上已病入膏肓，大限迫近。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脑子已有障碍，被人搀扶着走路，总是不自觉并执拗地连连向左转去，似乎寻找遗落在左方的什么东西。而另一异兆是，他时常昏昏然目注上空，喃喃自语，好几次冒出一句疑问：“然后呢？然后呢……”
然后什么？逝者如川，然而有后，万物皆有盈虚，唯时间永无穷尽，莫应丰是在惊恐于此吗？岁月茫茫，众多“然后”哪堪清理，他在搜寻什么？在疑问什么？一生中最后的目光停落在记忆中的哪一年哪一日？
当年以“地下文学”抗争极左暴政，终于获大奖步高位好评如潮从者如簇的莫应丰，声宏气旺，挺胸昂首，固一世之雄也。如今困锁病床，变在瞬息，恐怕也是他及朋友们都未曾料及的。他患病的消息传到海南时，我在省政府大门口遇到张新奇、贺梦凡等熟人，无不闻讯而失色，久久掩面泣于街市。其时初建特区省之熙熙谋官、攘攘赴利的人海中，朋友们大多为生计而奔忙，匆匆的日子里终究还有泪的珠光，总算使人还感到人世的温润。
莫应丰与我初识时，骑一辆破旧脚踏车，常常在年轻得多的朋友中混。他好聊天，有时聊得太晚，年轻人都感到精力不支，他身为大哥却毫无倦容，常常忍无可忍地揪耳朵，把瞌睡者一一揪醒，责令大家陪着他继续聊。作为犒劳，他会翻找出一些残菜剩酒，亲自把炊，为朋友们服务，并领受关于他饮食趣味低俗不堪的指责。
青年作家们爱与他接近，重要的原因是他热心助人，从不嫉才。谁有了创作构想，他会真诚地为你参谋，完善布局，修改词句，推荐发表，兄长式的全套服务还包括他对疏懒者不断的警训和号召。至于对他的创作，年轻人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批判和嘲讽。初识他的何立伟，曾将他自鸣得意的一篇论文指教得一塌糊涂，让旁人暗暗捏了一把冷汗，没想到莫应丰仍然笑呵呵，仍然频频点头，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即便朋友骑到他头上去，人们也可从他那气出丹田的朗朗大笑中，感受到一种坦荡和淳厚，一种信任，一种安全。在如今鬼鬼祟祟太多的文坛，仅此一条，大概也足以让人们忘记莫应丰的种种其他弱点。
他写得很多很快，像很多新时期作家一样，大多文章是为改革开放的急务而作，而他们的抱负，也一直未局限在文章之内。很自然，由文学而仕宦，中国文士的传统人生轨迹，轻易限定了莫应丰后来的日子。我们可能遗憾他没有像闻一多、朱自清、钱鐘书等那样终生与书册为伍，但那不仅需要淡泊的生活趣味，需要丰厚的学识蕴积，还需要种种具体生存条件，其活法并非一般文人所能随便选择的。仕与不仕，只能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
莫应丰后来当官了。到职的前夕，他在一位朋友狭小的房间里踌躇满志，并郑重拜托大家：将来如果我僵化了腐败了，你们一定要不客气地骂我，不要丢下我不管呵。
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似乎也相信，某种旧体制乃至人类的全部弱点，是不难被三两改革家征服的，是不难被一两次政治手术摘除的。
他就这样离我远去。
然后呢？一晃几年，他领导的机关似没有多少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有人说他官做得很好，有人说他的官做得很不好。很确实的一点是，他被众多的会议苦恼着，有时迟到，有时早退，有时在首长眼皮下瞌睡，甚至呼呼喷出酒气。
而时光，一晃就几年过去了。
他越来越嗜酒。旅行包里总有装备齐全的酒具，入夜总是四处寻捕酒友。据说有一次实在没找到，便站在家门口向路上的某陌生汉子使劲招手，请对方入家来喝酒，弄得对方疑疑惑惑的。
他有太多的苦恼需要用酒来浇洗吗？他难道不知道，对于一颗总想特立独行的心灵来说，为官就是拘束就是苦恼而且从来如此于今为甚吗？其实，岂止是为官，就是发财、出洋、归隐、恋爱、堕落、行善等等，这些活计干长久了，要干得滋味无穷都颇不容易。倘若不把过程看得比目的更重要，倘若没有在过程中感受到辛劳的愉悦，那么，欲望满足了便会乏味，目标达到了便会茫然，任何成功者都难免在通向未来一片空白的“然后”二字前骇然心惊。莫应丰终究是男子汉，再次向命运发起挑战。他说他不准备再当官了，要回到平民的生活。一九八八年春，我迁居海南后，他也来海南筹办农场。不再有香车宝马和前呼后拥，他十分非厅级地自己买票登车，在火车上没有卧铺乃至座位，就挤在汗臭浓烈的民工堆中从长沙一直站到广州。到广州后感冒发烧，在招待所里形单影只，便买来两斤绿豆熬成稀粥度日。他戒了烟也基本上戒了酒，到朋友家吃饭，面对满满一桌菜他什么也不尝，只想喝点稀饭。他说他开始天天写日记了，要重新做人了。他说他在海南定居以后，要把老爹从乡下接到长沙去住新房子。假如我们去长沙时他不在，只要我们去敲门，叫声“莫爹，我们是应丰的朋友”，莫爹就会照顾我们食宿，一切都无问题。
他刚刚为一件什么事被朋友叶蔚林训了一通，但他嘱咐我们：“老叶年纪比你们大，要是你们有了钱，要分一些给他用呵。你们就在这里，要好好照顾他。”
他办事不再张扬，甚至不多话，决不麻烦别人。成天骑一辆旧脚踏车独自在烈日下奔波，回来就在简陋的食堂里默默就餐。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是，癌细胞正在他的身体内部静悄悄生长，一串串丰艳地进入成熟。
一位朋友去找他，敲门无人应。第二天再去，仍是如此。直到服务员来开门打扫卫生，才发现他病卧床上已有三天，唇白，面黑，毯子滑落在地上。他说他听见了敲门声的，也明白是谁来了，只是无力答应罢了。
他就这样匆匆开始并匆匆结束了他的农场梦。命运是如此残酷，在他以放弃全部权势和舒适为代价，准备重新生活的时刻，竟轻易地将他逐出了人生赛场。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不过是如此普通而廉价的机会。
命运也是如此仁慈，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仍赐给他勇气和纯真的理想，给了他男子汉的证明。使他一生的句点，不是风烛残年，不是脑满肠肥和耳聩目昏，而是起跑线上的雄姿英发，爆出最后的辉煌。
夜雨对床应有时
这是莫应丰在癌症病房托人捎给我们几位朋友的苏诗摘句，算是他最后的叮嘱。是的，他还应该有机会与我们对床长谈的，也许在他创办的农场里，在某间茅舍中，听芭蕉夜雨，听椰涛呼啸……他爱喝的酒，我们准备着。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是他请我这个小青年喝茅台，那时这种酒还昂贵而稀罕。他最后离开海南之前，我拿出一瓶藏珍很久的茅台酒请他喝。我家里很少有酒，那也是第一次有茅台待客。我有一种莫名的惶惧：难道冥冥之间上天已暗示了他的归期，着意让我以一瓶茅台来还清一切，了结一切么？
不，不要这样，不能这样。
生者仍在忙碌，仍在走向一个又一个无可逃避的“然后”，而莫应丰已经去了，一去已逾两年。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莫，莫，莫。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陆苏州】
提起陆文夫，眼前便是一介江南秀士，于瓜棚下短篱旁独坐品茶，闲吮一杯明月的形象。我曾同他一起出访，每到热闹的去处便很少听到他言语，常常使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唯清点人头时，方察觉他那整洁但里面显得有太多空洞的西装，居然一直影随在我们身旁。若再细看，那清瘦的一条黑脸上，眼睛亮得刺人，默默泄露出他藏蓄心中的练达和智慧，使你暗暗一惊。
前些年听说他照看病重的女儿，较少写作，朋友均替他着急。他却不认为小说轰动一类虚荣比骨肉之情更重要，曾有一信与我：“人生就是一本大书，其中有些是字，有些是事。”这至理名言让我难忘。
他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从不爱热闹，很少去北京，甚至不愿待在省城南京，一直守着他的苏州小院。我这一辈子不知是第几次极稀罕地见到他，是他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作协理事会，宣布发言都不能超过十分钟。他的一位老朋友刘宾雁发言超时了，他也敲敲茶杯照例警告，一点也不讲情面。不管发言者如何生气地拂袖而去，也不管台下有些什么人吵吵闹闹抗议他的刻板苛政，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低头品茶如常。
这次见面，他依然是谈女儿，谈茶。知道我迁居海南，便问问我是否认识某某编辑，某某警察，都是些海南的平凡人士，也是他的一些熟人。这绝不像某些文人，见面先来一番客套恭维的轰炸，来一套如何痛苦如何孤独的抱怨，然后满嘴大人物的名谓，一听见钱就眼睛发亮。谈寻常琐事，他也是淡淡的，其关切和友善，恰如香茗慢慢暖上你的肝肠。
他的《美食家》等已译成法文，其美食观也引起法国朋友的兴趣，曾邀请他去法国参加一次关于烹调的研讨会。据他说，粗茶淡饭是第一境界，贫境也；大鱼大肉是第二境界，俗境也；真正的美食家往往又回到粗茶淡饭，此乃第三境界，真正的美食雅境。我也是素食爱好者，自然觉得他的说法大得我心。
法国人常常自豪于他们的饮食文化传统，至少是看不起美国的麦当劳快餐。有次我走进这种快餐店，法国陪员惊惧万分拉着我往外走，说：“怎么能在这里吃？这里只有狗吃的东西！”其诅咒不可谓不恶毒。但法国美食怎么样也没法征服陆苏州。他每到餐时便要寻找中国餐馆，尤其是寻找豆腐。饭前也必是清茶一杯而断断乎不能上花花哨哨的洋可乐。法国旅店一般都没有开水可供沏茶，实在是对陆副主席最大的心身迫害。后来有人借来一个电热壶，陆苏州一见大喜，立即放下手头一切事情，摩拳擦掌先沏了茶再说。并接连烧几壶开水，一一问我们是否需要——笑得极幸福极温暖。
后来的几天，我一回到旅店，服务台的小姐给房门钥匙时总是同时给我一壶开水。我开始不解其意，后来才明白，一定是她们从陆苏州那里得到印象，以为中国人个个都要开水，不沏茶就没法活的。
东坡先生说：不可居无竹。文夫先生则是不可食无茶。若与他茶座闲饮一夕，心态自然清静，至少可免俗三日，可除世俗难题带来的虚火少许。我年轻时在乡下一个茶场干过三年，居然没有培养出对茶的感情。倒是现在越来越喜欢饮茶了，这恐怕与文夫先生也不无关系。
一九九〇年十月
【那一夜遥不可及】
新年第一天，也是我的生日。假日的阳光在海岛上泼洒和沉淀。没有客人也没有出门的打算，甚至不想打电话。时间在半杯茶水和几张报纸那边的窗帘上飘动。为了一些我不愿意忘记的人，我常常愿意这样独处，把节庆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变成一些记忆或想象中的相遇。他曾经提着一个买啤酒用的塑料壶，与我在和平里的夜空下并肩缓行。他说国事，说他的经历，说他的女儿。他当时是一个普通编辑，一个沉静的人，清瘦而且言语间常有迟钝。我怀疑这种迟钝来自他多年的校对，还有无数稿笺上的审评，于是口语也成了断断续续的审慎和精确。
他把我这个陌生的大学生引入这种审慎和精确，引入他狭小的家，以啤酒、凉菜、临时小床，接待我在文学上的开始。他的名字在偌大的中国文坛里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在今后的岁月里想必更是了无痕迹。
他叫王朝垠。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是热情与热情会师的时代，是心灵与心灵久别后终于团聚的时代。那时候的文学没有星级宾馆和宴会，没有轿车和电脑，没有职称和奖金，每个编辑也都穷得没有对作者留食和留宿的能力。但素无交往的编辑和作者之间可以一见如故，为任何幼稚的创造而共同激动，绝无今天诸多信函中心不在焉的匆忙和文不对题的搪塞。当时一句关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私下义愤，甚至一个会意的表情，就可以使人们立刻在陌生人中找到自己的同道。一个情节或一个结尾的修改，也可以使编辑和作者作彻夜的商讨。
我没有保留短篇小说《月兰》的初稿，于是现在无法指证朝垠在这个作品里注入的心血。这个作品原名《最后四只鸡》，是我屡遭退稿差一点完全放弃的一篇，迟迟才出现在他的桌上。我后来才知道，他读完后兴奋不已。逢人便告，鼓动所有编辑放下手头的工作来传阅这一件自来稿，据说有位女编辑居然还真被小说感动得哭泣。事实上，如果没有他的上上下下的游说力荐，没有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李季先生的开明态度和承担责任的勇气，这篇小说不可能面世。时值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隆重召开之前，这篇小说的发表无疑是犯禁和抗上之举，让明眼人一个个都悬着心。
这篇小说当然说不上什么很好。尤其在“文革”被最高当局正式结论为错误的后来，这一类悲愤抗争之言逐渐变得寻常，不再与风险和危难相连。有关这篇小说的各种风风雨雨也已成为过去，不再值得提起。但他为这件不再值得提起的事力争过，奔波过，焦急过和欢喜过。我记得他的家曾经是我上京改稿时的旅舍和餐馆，我也记得他曾经给我写过几封信，最长的一封竟有十页，纸上密密麻麻的四千多字。这样的信足使我对自己后来所有的编辑经历——包括眼下在《天涯》的工作而汗颜。
他承受过有关一个短篇小说的劳累和危险，却照例没有分享这个作品所带来的报酬和荣耀。在我不再是一个所谓文学青年以后，在我也像其他作家一样人模人样地登台领奖和出国讲学以后，他仍然在和平里或东四十二条的人群里提着一包稿子，带着病容步行。直到他病逝之时，据说他家的存折上才几百块钱，而他的妻子还只是一个临时工，面对着两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漫漫时光。
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他已经离我很远。我在天涯海角回过头来，向北方举目遥望，却无法使时间回到从前。我甚至无法记起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他只不过是我相交的太多编辑中的一个，如此而已。我们后来见面的机会很少，见面也多在会场或宴会厅，常常只能隔着川流的人影相视一笑。他似乎有心把时间让给我，让给我当时一些其它应酬——那些应酬多么华丽也多么空洞。我们的啤酒，我们一起挤过的床，我们的那个和平里林阴道之夜，在这种无奈的微笑里早已遥不可及。
但愿他的笑是一种谅解。
是的，他曾经给我写过满满十页长达四千多字的信。
而现在我只能写出一句话：朝垠老师，我想念你——连这句写下来的话，我也不知道该向哪里投寄。
一九九七年一月
【聂子其人】
世上有孔子、墨子、庄子、荀子……还有聂子。照我们乡下的称谓法，凡男人都可以简称为某子，因此聂鑫森是合法的聂子。
聂子在传说中胆子小，住在工厂宿舍的时候，晚上去上公共厕所，怕一路上的黑暗，怕附近农民的狗，怕草丛里的蛇蝎，必由夫人或孩子陪着壮胆。这些说法不知是否属实，但作为笑料一直在朋友圈里流传。不过，在北京读书的那年头，有一次他听到某些人闲言碎语攻击一位作家，他与被攻击者其实非亲非故无裙无带，只是觉得攻击过于离谱，不惜幡然作色拍案而起，同攻击者们始而争辩，继而恶吵，还差一点动起手脚。这样看来，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好打抱天下之不平，关键时刻不惜以寡敌众，在习惯于和光同尘的国人中倒是胆大。
聂子在传说中十分守旧，写信要用毛笔，每日躬亲洒扫，会女宾必邀第三者，大概切肉片还务求方正，一切都循古制；更遑论孝父母必定期叩拜问安，亲手足必多方资援力助，只是礼数不可或缺——有时候长兄架子是要摆一摆的，弟弟们的见面礼不论厚薄是要的，否则脸上顿见不悦，还要严辞训导。不过，这样一个出土文物式的夫子在文学上倒不失新锐。他早期诗歌就很新潮，颇有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的风采，后来改写小说与散文也频频变体，谈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福楼拜、福克纳等也历历如数家珍，对绘画、雕塑、书法、建筑、摄影等领域里的各种成功的离经叛道之作，无不津津乐道逢人便告，足令很多新派后生自愧不及。“一踢一撕得梦因得死改”（It is the moon in the sky）……他甚至用湘潭英语背诵过诗，只差没有把《论语》唱成蓝调，没把最前卫的文学打成天津快板或京韵大鼓。
聂子也是一个不轻易合群从众的人。文坛的这派那派，他哪派都不沾。文坛的这热闹那热闹，他哪里都不去凑。很多作家朋友曾邀他下海打伙经商，邀他结伴迁调沿海，还曾推荐他到省城出任作协要职，但这些美意在他看来都如加祸于人，吓得他连连摆手，语无伦次，一脸苦相。他情愿龟缩在株洲那座老城，紧守住他在报社的那张陈旧办公桌，天天窜行于他那几十年也没走厌的长街小巷，铁了心要辜负友人的期待和重托，做一个居委会也能领导和指挥的革命群众，一个无声无息的独行人。但他的独行并非孤傲，退避并非冷漠，半睡半醒的嘿嘿一笑并非世故。只要把时间拉长，他一份恒温、恒压、恒湿的友情就让很多人惊讶和肠热——不管你与他过从密还是来往疏，也不论你在后来的日子里是发达还是落泊，每逢新年你都可能接到一方别致的手工贺卡：书是聂书，画是聂画，印是聂印，甚至诗是聂诗，其诗、书、画、印四美俱而情意深，透出你熟悉的某种气息，某种遥远的可靠性和安全感。有一次，他还给我附寄小楷抄书一册，清代张潮的《幽梦三影》——不过是我有一次偶然提到这本书难找，他就悄悄记在心上，未能在书店里替我买到，竟帮我厚厚地抄录一本！
这就是聂子鑫森。
一个瘦瘦的黑面人，一个奇异的性格多面体，一个你不须记住但困难时和孤独时就悄然入心的身影。
聂子出道极早，在我还刚刚开始阅读报刊的时候，就熟悉他的铅印名字。当很多人炒文学股票短线速进速出之后，他仍有旺盛的活力和顽强的耐力，有稳定的创作产量和质量，更有稳定的乐世心态：只要有好茶一杯，香烟一盒，就可以与朋友海阔天空彻夜谈：从名人巨著谈到新手习作，为任何人的成就而高兴，为任何巨大或微小的新知而兴奋。他简直是一个体力无限让人生畏的文学马拉松长跑选手，既不关心前面是否有人拿奖，也不关心后面是否有人退出，甚至不关心眼下是否有观众、裁判以及其他参赛者，只是永动机一般地不断迈出两腿，以不紧不慢的巡航速度翻山越岭，穿越朝霞和夕阳，跑着自己的笔墨人生。
如果他没有成为孔子、墨子、庄子、荀子……但化用鲁迅先生一句话：他和他的同道仍是中国文学的脊梁。
子曰：活力我所欲也，定力亦我所欲也。
子曰：人生苦短，学海无边，众不堪其忧，唯贤者不改其乐。
子曰：有音容可供思念，不亦乐乎？
……
我忘了这些话是出自孔子还是聂子，抑或是出自我想象中的另一些子，我想象中无数的往者和来者？
二〇〇七年九月
【安妮之道】
安妮·居里安翻译过我的一些小说，是法国汉学家中文学译笔最佳之一——很多法国读者这样告诉我。她还翻译和研究过沈从文、陆文夫、汪曾祺、史铁生、杨炼等等。如果说翻译也是创作，那么法国人心目中的这些中国作家已非真品，其实有一半是她的血脉，她的容颜。
最初见到她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巴黎。她套着一件深蓝色的肥大布袄，驾一辆半客半货的灰色工具车，从弥漫着光流香雾的香榭丽舍大街上匆匆驶过，奔赴某个书店或某个讲演厅里的中国文学。三年后我在戴高乐机场再次遇到她，她还是穿这件衣，还是驾这辆车，依旧与脂粉无缘。这使人难以知悉——其实也使人容易知悉，她出身于巴黎望族，亲属中有一串让法国小民惊羡的科学院院士、内阁部长等等。而她本人也是最高学术机关——法国科学院的研究员。这种人不是最有朴素的权利么？
一九六八年人类理想主义的大年和热季，红色成了法国学子们的流行色。他们向资产阶级的政府大厦挥舞着拳头，高诵毛泽东的语录，声援中国与越南，打起背包走向工人农民的贫困区……安妮的丈夫皮埃尔向我比划着讲述他们当年的狂热。我怀疑安妮的中文学习，就是从毛泽东的小红书开始。
但她不喜欢中国的一些常用语，比方说“牺牲”。
她说，她从不愿意用这一个词。牺牲是什么？为谁牺牲？谁是享用牺牲的圣主？现代西方人不牺牲。她更能接受中国的另一些话，比如“道可道非常道”，比如“三个和尚没水喝”。
于是，我看出法国当年的红色，在“牺牲”这片透镜下，呈示出与中国红色不同的光谱。她像不少法国人一样，有时谈论美国，就像谈论乡下某个突然冒出来的暴发户，而可口可乐，一般来说简直是浅薄粗野的赃证——虽然她如此诋毁友邦后总是礼貌地补偿一些对美国的赞词，但她谈论中国的古典哲学、中国的当代作家、中国的寺庙和书法、中国山民的耕耘和图腾仪式，眼里总是闪耀着非礼貌亦非职业兴趣的由衷欣喜，一次次朗笑之后，抿嘴低下头去，起身去干别的什么，会心笑意仍开放于嘴角良久——这种侧面最能聚焦她的美丽。
有一次，她还愿意学做中国菜，切了点辣椒，切了点蒜，在同西红柿斗争的时候差点切了自己的手指，紧张得脸一直红到耳根。她把这些东西煮成一锅，非中非西糊糊涂涂，如同比较文化热中一些时髦论著。最后我按捺不住，说还是我来做算了。
她的英文也好，几度在美国当访问学者。但密布美国的“卡拉OK”令她好笑，美国人习惯于雇用花工定期上门剪草浇花（此现象在法国大概也渐渐增多），使她不可接受。在她看来，自己动手是一种自尊，一种光荣和乐趣。她和丈夫忙碌家务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们修整着绿茵小院，其实是清扫着一片培育尊严的精神净土。
她在中国最感不快的经验，是作为洋人处处受到的优宠，比方住特别的宾馆，在特别的窗口买车票，得到政府官员特别多的笑脸。这不啻对她的侵凌和侮辱。她情愿自己扛大箱也不让侍者来代劳，情愿两腿酸乏地排队也不去外宾窗口优先。她说有一次在黄山，她执意要住中国人住的旅店，与普通中国人接触，结果竟被警察反复盘查，大概认为她有敌特之嫌，图谋窃取有关黄山的情报。
这次，她来武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又与我见面了。大家同游长江三峡的路上，东道主安排外宾坐一辆有空调的豪华中巴，内宾则坐普通大巴。安妮没有表示抗议，克制着巴黎人喜怒均形于色的脾气，但说什么也要钻到大巴上来，而且很不巧，坐在震动最剧烈的后排座。车一出城，黄尘一浪浪扑入窗内，连中国人也啧有烦言地捂鼻子抹脖子。但她不顾主人一次次规劝，坚持不回到豪华的凉爽和洁净中去。她在车壳子乒乒乓乓震耳噪声中，在尘浪的气味中，兴致勃勃地扯大嗓门，与邻座的黑发黄肤者谈长江、谈法国，甚至耐心地为某英语爱好者当口语陪练。满车男女都喜欢上她了。“这个法国妞，除了鼻子高一些，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呵。”有一老头这么说。
“为什么只注意我的鼻子？我的眼睛也同中国人的眼睛不一样，是不是？”她滋滋喜悦之余却有些不解。
船入小三峡，船重水浅，内宾们须上岸爬涉一段，安妮自然拒绝继续留在船上的优待。我知道，这并非她有行走癖，也不是有意克己矫俗。她是完全不赞成“牺牲”的。她只是把对社会等级的蔑视，对普通人的亲近，化作了自己的享乐。她的道与利欲已融为一体。
道不能止于理智。理智之道是一种自我强制，只是一种伪善者的勉强和造作而且常常伴有委屈感以及悲苦神貌，一有不慎，就会在利欲的爆发中灰飞烟灭。而真正的道是渗透骨血的。得道者们不觉得自己应该“做”什么好事，不以为自己做过什么“好事”，他们对每一个人、每一只鸟、每一棵树祥和欣悦的目光，纯属性情的自然。这种人出现在你面前，不用开口也不用行动，他们的眼睛时时向周围播染着愉悦、友善、充实和生活的自信，使你沐浴着无善无恶的大心之光。人们可以在一大群人中，毫不困难地把他或她辨认出来。
安妮用这样的目光，凝视着三峡群峰，眺望山那边的山，云那边的云，射向世纪末深不可测的蓝色天宇。长江在她脚下，黄汤奔泻，污浊了一切倒影，也把一切汽笛声淘洗成呜咽。她说得对，她的眼睛是天宇的色彩，与中国人不一样。
这一次，她送给我她女儿朱丽的一张画，汉文题目是“中国女儿”。画中人像朱丽自己，但也像她母亲，有一对蓝色的眼眸。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重逢】
纽约这个美国东海岸的都会有点熟透了的感觉，砖墙和空气一块块老旧发黑，商业广告拥挤不堪，汽车和行人都技艺纯熟地竞相抢道，哪怕已经把优雅装备到牙齿的纤纤淑女也绝不心慈腿软，很少外露那种谦和礼让，一脚出去总是捷足先登，更不会对陌生人浪费丝毫微笑、问候乃至点滴目光。
地铁里每节车厢都被胡涂乱抹出昏话粗话鬼话一塌糊涂，堪称纽约“十景”之一。地铁线像根系一样钻入百老汇大街和帝国大厦之下盘根错节，于是就长出了地面上的群楼。
这一切已经很难改造。
我到纽约后给梁恒打电话，他是我的老同学，母亲又是我现在的近邻。这次我来美国，老人家托我给儿子捎来布鞋和衣料。
接电话是女人的声音，不用猜，是梁恒的犹太族妻子，中文名夏竹丽。她说她很高兴，知道我可能会来，说梁恒可惜不在家，到机场接金观涛去了。我同金先生有过交道，读过他一些文章，想不到他今天也到了纽约。
一个多钟头以后，有人叫我去接电话，这次是梁恒打来的。话筒里迸发出哈哈大笑，先是英语，后是中文，最后干脆成了倔头倔脑的土话：“……讲长沙话啰，好久没讲长沙话哒。你要是还不来，我就到中国去（kèi）哒。什么事？谈判呵！国家体改委邀请……”
他的声音一点也没变，腔调一点也没变，好像还发自太平洋的那一边，发自七年前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里。
当时放暑假，他留在空荡荡的学校，埋头写什么电影剧本。有时候游魂似的夹着一本大书，不知是游到什么地方去。或许是寂寞够了，他终于出现在我们寝室，两腿一勾上了桌，长长食指朝空中某个位置一指，嘶哑着嗓门说：“……文学吗？文学在人民那里！你们写小说，应该同搬运工交朋友，同乞丐交朋友，同流氓交朋友。别林斯基说……”他从衣袋里摸出压得瘪瘪的火柴盒，捎带出几根零散火柴和纷纷烟丝。他引用抄录于盒上的某段语录，出自莎士比亚或别林斯基，加强他令人肃然的人民论。
“我写作就是这样，想出一个词，一句话，就记下来。想不出，我就到河边去走，到菜地上走来走去。”他宣布。
我们谈小说和社会，谈当时讳莫如深的“四五”天安门事件，觉得很投机，立刻惺惺相惜。他兴奋得又是捏拳又是咬牙切齿。“痛快，痛快，太痛快了——烟？”我没有烟了，他便东转西望，溜下桌去四下里“打狗”（找烟头）。他屁股高高撅起，把一米八几的大个头残忍塞入床下，好容易，头顶着一朵花花的蛛网，喜不自禁地捕来几个烟头，剐去湿津津的烟纸，与我们共享烟丝。他又觉得肚子饿，在墙角咣咚哗啦翻找半天，才找到半瓦钵剩饭，把一根筷子一折为二，也没菜，就大口吞嚼起来。
几个钟头之前，他还邀请我们到他那间用高低床隔成迷宫般的寝室，钻进他那一角，喝进口咖啡，吃海鲜罐头，洋吃洋喝，使我们顿时觉得中国饭菜实在庸俗。现在，他能贵能贱，俗极则雅，把枯硬的饭粒也嚼得颇有风度。现代青年不就得有这种别扭吗？如同公众要吃要睡的时候，他们偏不吃偏不睡，而公众不吃不睡的时候，他们就偏偏要吃要睡——这才是个性解放的别出一格！
他雄踞桌面咚咚弹起了吉他，唱起了歌，既有东欧革命歌曲的风味，也有《美酒加咖啡》之类的港台伤感，歌声很有感染力。吉他技艺则宜看不宜听。
临走时，他拍拍我的肩膀，神秘地说：“告诉你们，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最近已在上海召开。你们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我愣住了。什么党？自由党？民主党？社民党？共产党（左派）？……那时候中国小民一听到这些“党”就吓得舌头僵硬。
但他偏偏喜欢把话往狠里说，往心惊肉跳的地方捅。有一次他缺课好几天，据说是请病假，据说是去了黑龙江，回校以后向朋友偷偷宣布：“老子这次本想跑到苏联去的，可惜不顺手。”
后来才知道这些不过是玩笑，不可当真。
暑假过后，校园里政治气氛升温，他给我们学生会的壁报写稿，是一篇哲理小说，主旨是为“四五”运动翻案。这张壁报在湖南省第一次冲破禁令，批判“两个凡是”，歌颂天安门事件，引起了连续几日人山人海的围观，算是一次不小的政治地震。连公安部门都派了不少人前来拍照和抄录，了解学生的情况。
接下来有北京的什么社论，政治气压骤然下降。据说梁恒对另一位壁报编辑匆匆忠告：“当心，你们改革派要翻车了。”
这位编辑对我说：“你看，改革派变一下就成了‘你们’，第二人称！”
我也对这第二人称恨恨了一阵。
其实，人际之间无须这样敏感，人总是人，即无须高估对方的美德，也无须夸大对方的弱点。岁月流逝，最终总是洗亮人们记忆中的一些亮点。有一次梁恒与某同学骑车外出，天热，同学的毛衣便夹在车座之后。偶然回头，发现毛衣不见了，便沿路找回去。一直找到天色渐晚，这位同学已失去了信心，说一件毛衣也就算了。梁恒却不罢休，见路边可疑的小孩，皆恶狠狠揪住其胸口，拷问毛衣的踪迹。若这一手不奏效，随即又绽开笑脸，掏出一元大钞，想诱出两个小良民来揭发藏衣的盗贼。他比毛衣的主人更顽强更勇猛更不要脸，最后几乎把沿街的房门一一敲遍，误了自己的事，还是没诈出毛衣的下落。
梁恒没有对我们谈过他的童年和家庭。直到他出国以后，我才从他母亲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他父亲原是报纸编辑，曾被打成“右派”，后来离婚，下放，身残，全家有一段辛酸的日子。父亲去劳改时，梁恒还在幼儿园，节假日小朋友被父母领回去了，只有他孤零零留在空旷的幼儿园内，同一位守园的老阿姨一起，度过昏灯下的长夜。他还不知道母亲已经离婚远走了。读小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戴上了红领巾，只有他因父亲的政治问题被排斥在少先队之外。他哭过，冲着父亲吵闹过，后来想了个办法，谎称自己有大篮球，使中队长羡慕不已，网开一面让他入队——他说他这是第一次学会“开后门”。
梁恒夫妇合著的《革命之子》一书，成了美国最早描述中国“文革”的热销读物。书中谈到了他的初恋：女朋友的父母权势赫赫，看不起狗崽子梁恒，禁止这门婚事，把女儿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女朋友偷偷溜出家，最后一次去看他。两人抱头痛哭了一场。梁恒跪下去，把对方手上膝上的一块块伤痕全部吻遍。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是永远无法得救的贱民，只能用冰凉的吻，为自己的卑微为对方父母的凶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向姑娘赎罪——这种情节相信让美国女人哭湿了太多的纸巾。
美籍教师夏竹丽在学院的晚会上跳过几回昆虫舞之后，梁恒就常常夹着外语书往专家楼去了。学校领导对这个爱情事件大皱眉头，也不批准他们结婚。他们就写信给邓小平，几经曲折，最终获得了邓小平的支持，得到了校领导的登门祝贺。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出入专家楼的梁恒已不常和我见面了。
一九八〇年秋，选举区人民代表一事引起学潮。刚从美国探亲回来的梁恒，成了学潮头头之一，领导学生静坐、绝食、游行示威，免不了还发生阻塞交通和冲击机关的事故。我当时去过现场，发现梁恒与另一位学潮头头陶×分歧。他感谢我站出来讲话，不赞成成立跨行业的组织，也深深担忧学潮的不断激进化前景。他一身尘灰壳子，从席地而坐的绝食者中钻出来，把我拉到一个墙角，扑通一声双腿就无力地跪在地上。他的嗓音已经嘶哑成气声，夹杂着浓重的胃气和橘子汁味，酸酸地灼在我脸上，盘踞在我鼻子两侧久久不散。“陶×是个流氓，流氓，骗子！他根本不是要民主！完全是胡闹！我要把同学带回去，带回去！”
我后来在凌晨发表演讲，成功劝返静坐和绝食的同学，应该说与梁恒的支持有关。
我在梁恒的另一本书《噩梦之后》中，发现他写到了学潮，但写得十分简略，更没提到当时他与陶×的分歧。是他忘记了吗？或者是不愿意伤害同学？但他记述了自己一九八五年初重返长沙时与陶×的会面，对陶×能够自由经商表示惊讶，认为中国的政策变化十分大。算起来，大概就是两位学潮首领重逢的前一天，我也去宾馆见了他。当时他比中国人穿着更朴素，去掉了长发，刚剪的头还露出一圈青青边沿，长长十指倒白皙得特别触目，像是异乡幽暗岁月里开放出来的一朵白菊，在我面前招展着神秘的含意。
我问他这些年在美国可还混得顺利？
他说好歹也算个中产阶级了。
我听说他初到美国时也很难，不怎么讲话，跟着洋老婆跑了好些院校，最后才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籍，边读书还必须边工作。他在中国读本科期间就不是老实学生，进考场常靠夹带术化险为夷。美国何尝就没有让人心烦的枯燥课程？但梁恒没说这些。
我问他回国来干什么。
他说打算写一本书，介绍中国的改革，促进美国对华的了解和投资。“我现在是共和党员。民主党对中美关系几乎没什么贡献。我愿意为中国做些事，与中共互敬互惠地合作。哦，你是共产党员吗？为什么不是？我看你应该入党。”那神气好像他倒是大洋彼岸的共党书记了。
我提到他参与“中国之春”的事。
“过去的事情啦。”他笑着解释，“当时我刚从国内出去，火气很大。这两年经过痛苦的自我调整，才找到了现在的路。”
“同他们闹翻了？”
“也算不上闹翻。只是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不愿意评论他们。”
他和妻子没在长沙过春节，就去了湘西和贵州。《噩梦之后》一书就是这次重返中国的总结，充满了对国内改革的赞许和希望。书中用了很多中国现代俗语，对“内地人”、“高干子弟”、“万寿无疆”等都作音译，中国通的气派和材料的权威性，想必会使英语读者刮目相看。这本书连同更为畅销的《革命之子》，使梁恒在美国名声大振，他主办的刊物也得到几个大基金会的优厚赞助。
电话联系上以后，梁恒第二天来我的住处，请我吃饭，顺便带我去看他的办公室。这是临街一栋民居的地下室，窄阶窄门，不显山不显水的。三四间房子里成天开着灯，感不到昼夜的交替。有人正在用电锅做饭，另一个在沙发上睡觉的人见来了客，就进里屋去重新开铺。他们就是刚来美国的几位中国访问学者，暂时寄居在这里，省着饭钱和宿费。
梁恒很忙碌，话题从一个跳到另一个。一会儿说老兄你混得不错；一会儿说纽约比外地就是不一样，连人走路的步伐频率都高得多；一会儿说他住在好社区但纽约太拥挤多数人没有汽车也没有院子；一会儿说他主持的基金会想在北京建立机构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一会儿说香港的大众舆论太浅薄我们必须开辟美国与北京的直接资讯渠道；一会儿又说我的方针是“深研究广交游悲观进取”无论参众议员商人文士流氓我全交往……正说到这里，杨小凯来了，也是位湖南人。我们把梁恒的刊物讨论好一阵。
“你看，我实在太忙。”他似乎很乐意让我和杨小凯参观他的忙碌，又是打电话又是签字又是向手下人交代什么又是向几拨客人分别交换几句中文或英文的闲聊——包括指导刚来美国的同胞正确使用She和He。
“夏竹丽呢？当妈妈了吗？”我问。
“没有，我们目前根本不打算要小孩。”
“为什么？”
“Business （事业）么。”
梁恒的Business已经受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羡慕。一个幼儿园里曾经无人领回家去的孩子，一个被排斥在少先队之外的学生，一头闯进美国，当新闻人物、当作家和编辑、当文化活动家等等，同各类人物都沾得上又全都分得手，终于有了地位、名声、钱——他请我在一家著名中国餐馆吃晚饭的时候，特地让我看看他的信用卡，那种金卡。
他请我在金碧辉煌的餐馆里吃饭，重复社交场上千篇一律的看菜谱、碰杯以及餐后剔牙。但除了吃饭，我们还能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呢？就像我以往见到一些久别的同学或朋友，在肃穆的办公楼，在偏僻的小镇上，在充满着药水味的病床边。我常常感到一种不知所措和不知所言的窘迫。面对着阻隔于昨天与今天之间的漫长岁月，我好像是来寻找什么的，见面了，却又发现找不到。我该叙旧么？我该打听么？我该重演往日的亲热和玩笑么？……我知道能做出来的都不是我要做的，能说出来的都不是我要说的——不是。我希望能找到的，我没法表达。
我只能吃饭。我看了梁恒一眼，注意到他也看了我一眼。尽管谈笑风生左右应酬，他眼中似乎也偶尔掠过一丝茫然。
我们都不是伟大和优秀的人，都清楚知道各自的弱点，但我们既然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心里就埋藏下了一种让我们永远寻找的东西，也是永远也找不到的东西。即便在最平庸的人们心中，这种东西也在——它在不可名状的缄默中逐渐死去。
我们只有无奈。
纽约人用过了什么就扔，包括友人的重逢。我与他在纽约车水马龙的街头匆匆握别，期许将来的再聚，差不多就是期许将来的再一次吃喝，再一轮言不及义的交际化深刻或交际化潇洒。我很明白这一点。我回到了中国，见到了梁恒的妈妈——一位退休居家的老太婆。
看见这位头发斑白的母亲，我想起了梁恒在《噩梦之后》中，描写了一段生父与生母离婚多年后的重逢。那也是一次重逢。
试译如下：
父亲慢慢洗着澡，总算洗完了。我搀扶着他走向一辆出租车。这时我一眼瞥见妈妈走进了宾馆大门。一种解释不清的冲动，使我突然发现自己很想让他们互相见见面。“爸爸，妈妈在那边！”我激动地说，指着那位身穿暗绿色上衣的微胖的妇人。爸爸盯着我没能理解，仿佛迷失在梦中。“我的妈妈，”我急急地重复，“你不想同她说两句话？”
没有时间容他思忖，他不由自主地顺从地点了点头。我飞快地跑向妈妈说了这件事。她看来极为惊愕和尴尬。她何曾料想过这样的会见？她脸突然红了，理了理一头短短的灰发和厚厚的上衣，说：“穿一件这样邋遢的旧衣，怎么好见人？”
经我催促，她慢慢走向停在那里的出租车，弯下腰，朝打开了的车窗探过头去。“老梁，”她踌躇说，“你好。”
父亲看看她，嘴张着却没有说出一个字，只是攥紧久经磨损了的拐杖。在我看来，这一刻似有无限漫长。
虽然妈妈已知道他的肢瘫，但爸爸的残疾状态必定深深地震惊了她。“老梁，”她声音哽咽着，“你多多保重。”泪珠从她脸上流下来，她转过头去，无法往下说了。她快步走上斜坡进了宾馆，我也没有劝止她。我钻入出租车，坐在爸爸身旁，抓住他的手。
我们上了街，爸爸脸上是一片从所未见的茫然。“她的眼睛，”他最后说，“似乎不像以前那么亮了。”
“爸爸，”我失声叫起来，泪水阻在我的喉头，“整整二十五年哇！”
“对不起。”爸爸低声说了一句。
在驶往他家的余下时间里，他一直沉默。
梁恒的生母眼下就在我面前，拿着较低的退休金，却总不愿向出洋的儿子要点什么。前不久她还嘀咕着希望儿子与儿媳生一个小孩送给她来带养。我常常看见她麻灰色的短发，看见她挎着菜篮子在菜市场停停走走，在我的早晨和黄昏中一天天苍老下去，于人世间留下那朵幽暗岁月里伸展出来的白菊——远方儿子白皙的手。这位母亲给儿子捎去的布鞋，我在美国商店也看到不少，从中国进口的，极为便宜，根本用不着从国内捎去。老人家大概不知道这一点。
但愿梁恒不会对妈妈说：纽约的布鞋也很好，也便宜。
我想他不会说的。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