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国藩来说，父亲的过世令他痛不欲生。在曾国藩传世的种种亲笔文书中，记载着他对父亲的追思和父亲过世带给他的剧烈震痛。但是，一个人的心理又怎么能是另一个人说得清的呢？父亲亡故也是一个机遇，一个离开江西的时机。他渴望这个时机已经太久了，父亲的讣告在这个时候来，不啻为曾国藩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
曾国藩究竟是怎么想的，没人知道。后世对曾国藩凡褒大于贬的，皆说他为孝道所动；而贬大于褒的，则说曾国藩是借了“丧父”的东风。无论如何，曾国藩最后的决定是：立即向咸丰帝陈报丁忧，要求开缺守制。在陈情奏折中，除以孝道为由，坚决要求开缺外，还力陈此时返乡守制并不影响大局。他说，太平军发生内讧后，整个战局发生了逆转。在江西，湘军逐步夺回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广大地区，武汉也被胡林翼和李续宾攻克。湖北绿营军和李续宾湘军联合东下，长江上游沿江城镇又被夺了回来。大军来到江西，与曾国藩湘军一部又包围了九江。
曾国藩对时局的描述，看上去很美，可是细细推敲，不难发现，他的估计其实是不太靠谱的。一方面，太平天国虽然发生内讧而一时无暇西顾，使得太平军在两湖地区节节败退，但是只要重振旗鼓，鹿死谁死犹未可知；另一方面，石达开虽然出走福建，但这并不表明石达开部的数十万队伍没有进入江西、两湖的可能。如果洪秀全迅速集结部队，虚晃一枪，作势西征，为石达开部作掩护，实则拔掉江南、江北大营，这无疑又是扳回局势的好时机。
可见，虽然湘军收复了很多失地，但是东进的机动兵力并不足。所以，如果洪秀全挥军西进而直捣江南、江北大营的话，湘军是无可奈何的。那么，这个时期就将是湘军防范石达开窜入江西和力图东进安庆的关键时期。总之，无论为孝道还是逃避，曾国藩是一心想离开江西这块是非之地。为此，他甚至不等谕旨允准，便与弟弟曾国华自江西奔丧返乡。
曾国藩匆匆离开江西往湖南赶，不用再为湘军的生活问题而在各个衙门看别人的脸色了，不用再对文俊低声下气了，不用再天天对着九江城叹息了……曾国藩感到无比的轻松，他甚至一时间忘记了自己是回家奔丧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曾国藩此时的心情：因为在江西落魄太久，丧父之痛也暂时弥散在浓浓的兴奋中。这种情绪往往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无异于刚关完禁闭的犯人，而这一关，就是一年半。
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湖南老家。在满堂缟素和对父亲的追忆中，曾国藩送别了父亲。
尽管远离了前线的喧嚣，曾国藩的心依旧平静不下来。自己在江西这两年过得跟乞丐没什么区别，但毕竟是皇帝钦命的团练大臣，这样先斩后奏擅离职守，想到咸丰对自己一直以来的猜忌和防范，曾国藩感到压力很大。
咸丰皇帝收到曾国藩的陈情奏折，确实气不打一处来：今天你不经批准擅自离守，明天是不是就要欺君罔上了？咸丰要借此治曾国藩的罪，在骆秉章、胡林翼的极力说情下，才勉强消了气，给了曾国藩三个月的假，期满后仍得回江西去。
曾国藩才出藩篱，打死也不肯再回去受气了，那种有官无权处处看人脸色的日子他是再也不想过了。死赖在家的曾国藩开始跟咸丰讨价还价。在奏折中，他向咸丰帝表白了不愿再回军营的理由：没权。
一、打仗没军权，令不行，禁不止。自己“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湘军虽担负着两湖、江西的抗敌重任，但没被国家承认，充其量不过是个民兵组织。领兵人员都没得到武官的实缺，要为湘军将领申请个奖赏，还得地方官同意，由地方官上奏，处处看人脸色。
二、犒军无政权，行军无军饷，如何奖功恤死？曾国藩在江西时，时时都得想着如何向地方官讨钱，而地方官掌握政权与财权，视湘军为累赘，打击、排挤、陷害者有之，就是无人给军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军饷，哪来的战斗力？
三、树威无职权，名不正言不顺。曾国藩担起出省作战的责任，却无出省作战的资格，地方官也没接到皇帝下的接待湘军的旨意。曾国藩军中连个正儿八经的印信都没有，各省军情紧急就大呼小叫地把湘军招呼来，一旦战事稍安就在粮饷问题上踢皮球打太极。
所以他明确表示：在江西带兵，不给个巡抚实职或钦差头衔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如果还像前几年那样，就让江西巡抚和提督、将军去带兵作战好了，他不会再回去了，就让他留在家里尽孝道好了。
曾国藩的这些理由虽有些偏激，却也都是事实。不过，他这样直白地伸手要权在大清国立国几百年来颇为罕见，这让咸丰作为一国之君情何以堪？你曾国藩再委屈，那也得憋着，谁让你是臣子呢？皇帝要封你什么官那是皇帝的事，哪能你自己要官呢？再则，你曾国藩是湘军首领，手下几万虎狼之师，现在大清国风雨飘摇，皇帝再昏庸，也知道“养虎为患”的道理，给你个实职，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再说，现在太平天国因为内讧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你曾国藩来不来无关大局，只要你的手下们还在为我卖命，政府就有分化他们的机会和时间。让曾国藩又有军权又有督抚大权太危险，不如顺水推舟让他养老好了。咸丰帝遂批准让他在籍守制三年的请求。
这下曾国藩尴尬了，原本他想，即使不封个东征将军之类的官，也得封个巡抚之类，再次也得给湘军拨些盘缠，谁知咸丰帝这么爽快，真恩准他在家养老了。三年无疑是湘军和太平军鏖战的关键时期，三年之后，哪还有他曾国藩的汤喝？
曾国藩自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至八年六月初七再度出山，家居一年半时间。这一年半，名曰“乡居”，实则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发生巨大转折的时刻。就像练武功的“坐关”、佛道的“坐禅”一样，这种转变对曾国藩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新生。
曾国藩“告假奔丧”，被人看作是临阵脱逃。不少朋友认为他言不由衷，是背叛前誓；前线正吃紧，自己跑回家，是在要挟皇帝。于是，有的批评，有的规劝，还有的干脆大骂。
其中左宗棠是骂得最响的一个。
曾国藩和左宗棠关系一直不错，左宗棠可能辣椒吃得多，脾气火爆，性子也直，但凡一点看着不顺眼，必定要当面锣对面鼓，不留半点颜面。曾国藩生性谨慎，说话做事处处让人三分，左宗棠这样的直肠子让曾国藩有些吃不消。
曾国藩兵败欲自杀的时候，左宗棠就曾经当面臭骂了他一通。而今听说曾国藩从江西前线逃回老家了，作为老乡的左宗棠为有这样一个临阵脱逃的同僚深感羞耻，认为曾国藩是“烂泥扶不上墙”，骂起来自然很难听。
在和同僚们见面时，左宗棠直接骂曾国藩是假仁假义假道学；在湖南抚衙里，拍着桌子骂他临阵脱逃，自私无能；骂他不该伸手要官，要不来就躲回家。左宗棠一骂，长沙的大小官也都很给面子，附和着骂。骂得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饭难下咽，夜不成寐，从此“得不寐之疾”。
如果说平时对左宗棠说话直率还可以容忍的话，现在左宗棠“群起而骂之”让曾国藩觉得这个朋友交不得，这也是曾、左后来关系一直不太好的直接诱因。
这段时间的曾国藩真是有苦难诉，总结起来，这种苦是多方面的。
一、清政府的折辱。曾国藩在江西受地方官的气，在军队受八旗绿营的打压，想伸手要个官吧，又碰了咸丰的软钉子。他不明白，自己出于对清政府的一片忠心，“打掉牙活血吞”，在战场上拼命，却处处碰壁，连皇帝都不买他的账，甚至根本就不信任他，这究竟是为什么？
二、同僚的责难。以左宗棠为首的一帮朋友们，就差指着自己的鼻子破口大骂了。可是，真的是我想临阵脱逃吗？在江西的苦你们谁受过？却说我假道学、伪君子，看我的笑话。想说理，可没处说，众怒难犯，曾国藩只有把苦闷在心里。
三、理想的崩塌。一直以来，曾国藩以“国之藩篱”为己任，不仅严于律己，而且施及众人，而得到的，往往是别人的刁难和反对。大清国在一点点地往海里沉，仅靠自己一个人真的能挽救这个烂到心里的大清国吗？曾国藩第一次陷入深深的怀疑与反思之中。
曾国藩“心殊忧郁”，又不敢出门面对以左宗棠为首的那帮正在等着骂他的同僚，郁闷无处发泄，就整日生闷气，动辄骂人。
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茬吆喝。曾国荃等人开始还劝他，后来劝来劝去也没什么效果，就只好由着他骂，反正再过些日子就返回战场了。弟弟们走了，他又开始骂几个弟媳妇。什么话都骂得出来，语言粗俗，根本不像个“修身齐家”的道学家，弟媳们也都躲着他，家里人也不敢招惹他。
湘中的盛夏很难熬，对于被左宗棠骂得“夜不能寐”的曾国藩来说，这种痛苦就更甚了。
无数个午夜里，曾国藩时而躺在床上，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辗转反侧，反复而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
曾国藩的入世其实是很顺利的。十年京官春风得意，穆彰阿的青睐，众多道学家的提携和父亲的严格教育，使得曾国藩进入仕途之后就对自身要求甚高，对朋友的要求也很高，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信念。由于修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道光帝信任他，同僚尊崇他。然而，事转时移，如今的咸丰皇帝似乎对自己不那么感冒。回乡组建湘军以来，曾国藩处处碰壁，洋相百出。为什么自己一心为国，反而弄得同僚侧目、皇上猜疑呢？
曾国藩阅遍史籍也难窥究竟。据说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曾国藩心灰意冷，曾想要遁入空门。幸亏十年京官的钻研，使他儒学根基十分深厚，也正因此，《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未使曾国藩沉迷其中。相反，他从中找到了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之处，为解决自己的困惑提供了契机。
孔孟主张诚实，申韩等法家主张以强碰强、以硬对硬，自己过去的行事，不正是这样处处直截了当、棱角分明吗？表面上似乎是强者，结果却是处处碰壁，到头来弄得处处树敌。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要强逼他人在自己的轨道上走呢？既然天下已浊，一个曾国藩无力回天，那可不可以容忍浑浊呢？只要自己内心向着儒家道统，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外界的乌烟瘴气就去适应吧。
曾国藩对自己的大彻大悟作了这样的总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以前的曾国藩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现在的他则是一个接受了圆滑世故、接受了尔虞我诈、虚与委蛇和一切潜规则的人。这种转变，对于一个长期受儒家思想浸润的道学家来说，无疑是痛苦的。尽管转变意味着新生，但是，转变也意味着否定，意味着对自己几十年坚守的道德准则的颠覆，曾国藩在这种深度的精神痛苦中艰难地疗伤。
这一年，曾国藩47岁。对于将近“知天命”之年的他来说，这种转变是福是祸，实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