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紧张，珍宝岛一战后，战争阴云密布，江城地处中国腹心，北依秦岭，南面剑门，山高路险，水源丰富，交通发达，十分利于备战，一齐迁来十几个三线建设军工厂。操着各种不同口音的人从全国各地云集这里。一时，江城的繁荣兴旺，很多时候人们把其与上海和成都相提并论，世界地图上都有名在册。工厂建成生产，需要招收大批工人，大中专院校几年停招，没有学生毕业，招工的对象只有转业军人和下乡知青。工厂是保密的，具有很大的神秘性，福利待遇好，因此谁要是能够进去，自己无上荣耀，别人也羡慕不已。一些女孩儿，不能进厂当工人，嫁到厂里当工人家属也都趾高气扬。
仗没有打起来，工厂的军品任务减少，转产生产民品。后来国际形势越来越趋于缓和，主要转为生产民品。有的厂生产电动工具，有的厂生产电风扇，有的厂生产收录机。这时，国家要这些厂联合起来生产电视机，建一个电视生产基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最富的人是“万元户”，一台电视机就要几百上千元，这些厂的领导担心电视机生产出来销售不出去，继续生产电动工具和小家电用品。国家把电视机项目给了邻近城市的一个规模只有江城一个分厂的厂子。改革开放的政策一实行，不少人很快富起来，该厂的彩色电视机横空出世，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江城这些厂的决策者们的目光是短浅的，但形势的发展也确实叫人始料不及。好在江城这些厂生产的电动工具出口日本、小家电产品也卖得好。“川北牌”电风扇和“广明”牌收录机也是一机难求。
春风得意时，杨梦麟对家庭建设进行大动作。
他觉得他们夫妇同老母亲住在自己隔的一里一外的套间里很不方便，又是老房子，木地板年代久了，走在上面不停地颤动，有的地方还“嘎吱嘎吱”地响。杨淑芳进厂上了班，何新生回乡下去了。不久，杨淑芳结了婚，也搬到了丈夫上班的单位宿舍去了。院子里面的两间小房子腾了出来。他们又起走了住了多年的房客，收回了临街租出的一间铺面和后面带着的一间小厢房。杨梦麟把西南角的套间拆了隔墙、通向河边巷子一边的竹壁换成了砖墙，顶上的楼板和楼幅全部用白纸糊了，对所有的房子进行了屋顶翻盖和屋内粉刷，临街的铺面作了客厅，小厢房给东生铺了一张床，院子里何新生搬出的那间何氏夫人住，杨淑芳住的那间做了厨房，原来的套间改为了一间以后宽敞明亮，安了一只大日光灯，是他和钱雪梅的卧室和书房。
全部弄完，邻居和来的客人称赞杨梦麟弄得好，不认识的人从门前路过，都要转过头来看他们弄得亮堂堂的客厅。
房子大了，杨梦麟又往房子里添置家具。他请木匠做了一张大床、一架大衣柜、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柜、几把椅子，把原来的桌子和凳子全部搬到了前面的客厅。收音机很时兴，他想买一个早上听新闻、晚上听音乐，托人在五金站买了一台最好的“红灯牌”收音机。据说毛主席当时都是用的这个牌子的收音机。收音机买了，杨梦麟一回来就打开听音乐和听相声，有时也听一下戏曲，来放松神经和调节心情。
广明厂生产的收录机，以厂名作为商标，功能多，能收能录，能扩能放，音响效果好，外形美观，极具现代气息，走上市场后颇受消费者喜爱，商店很快断货，成了内部供应商品，成都、绵阳的人都求人帮忙在厂里买。杨梦麟是个赶潮流的人，也想买一台。他在一个有些关系的病人跟前张了一个口，对方就答应给他找一张票。没多久，病人的家属告诉他，票找到了，问他多久提货。广明厂离城里有六七公里路，还要搬上搬下，对于从来没搞过重体力劳动的杨梦麟来说，不是一件容易事。人家见他面有难色，马上说：“那这样，我找人给你送到家里！”杨梦麟大喜，说：“那咋好意思，这就叫你帮忙了！”
汽车站旅馆位置优越，赶车方便，到城中心只走几分钟就到了，南来北往的人多选择在这里住店，天天客满。
基建全部结束以后，领导觉得院子里空荡荡的，应该绿化一下。几个经理一商量，决定在院坝里植树。
钱雪梅下夜班，走到大门口，看见小黑板上有一个通知。她停下脚步看，上面写着：“经研究决定，明天上午旅馆全体职工在院子里植树，请大家自带铁镐、锄头、铁锨等劳动工具。特此通知。”下面署名：“江城县汽车站旅馆”，接着是“一九八〇年×月×日”。
钱雪梅想，又要搞劳动了，这几年都没搞了，哪儿去找工具。
阳光灿烂，暖风吹拂，旅馆后院的坝子里，笑声朗朗，全旅馆几十号人正挥锄举镐挖坑植树。
这次植树，任务分到人头：男职工三棵，女职工两棵，自己负责挖坑、栽植、管理，一直到成活。
对于钱雪梅而言，在林场当知青几年，栽树不算啥。但是，这个坝子是拉的河坝里的沙石填平的，人踩车轧，硬得像石板一样，一镐下去一个白点，挖到石头上还溅出火花。没有几下，钱雪梅的手就被震痛。看其他的人，也是这样。男同志们爱使猛劲，挖得火星四溅。女同志没啥劲，挖几镐，就把镐头把撬脱了，拿到旁边去弄，好久都弄不好，只好找会弄的人帮忙。
头天晚上钱雪梅回到家，在家里到处找工具。问杨梦麟，杨梦麟说他不知道。问何氏夫人，何氏夫人说原来有锄头和铁锨，从大沱搬家全送给了别人。怎么办？她突然记起她娘家爸爸的单位上搞劳动，一个人发了一支镐、一把锨，都是新的。早上，她顺路回去拿了这两样工具，想在同事面前展示一下自己在林场干了几年，就是与别人不一样。谁知这地这么硬！
她想，像这样挖，两个坑可能要明天才挖得出来，还得把手打起血泡，并累得要死。
她不想这样。
上下班时，她看到旅馆大门口每天都有一些农村出来找活干的人。农村土地承包了，土地不够做，这些人就出来找活路做挣钱。她走出去，喊了两个人进来，把镐和锨交给他们，叫他们挖，她坐在一边看着。农村的人天天干活，干起来跟城里人就是不一样，没有多久，钱雪梅的两个坑就有了大的进展。有几个女人见她请人代挖，问了价钱，也去叫了几个人来。
到中午，两农村人把两个坑挖出来了，钱雪梅一个人给了一元钱，两人高兴得不得了。当时劳动力的日价格一天一元零八分，不到半天就挣了将近一天的钱，当然高兴。
任务完成了，手没打烂，也不累，钱雪梅十分庆幸。
下午，办公室的小李来叫钱雪梅：“钱姐，黄经理叫你到他办公室去。”
黄经理是红星旅馆办公室主任，调到汽车站旅馆任副经理没几个月。
“他找我干啥？”钱雪梅边走边想。
黄经理的门开着，上午他也参加了挖坑，脸晒得红红的，到现在还没褪去。看见钱雪梅进来，他像没看见一样，好一阵才开口说话：“你坐。”
“你喊人叫我啥子事？”钱雪梅见他傲慢的样子，有几分生气地问。
“上午挖树窝你怎么不自己挖？”黄经理问。
“我挖不动，你们分的任务，我完不成。”钱雪梅说。
“旅馆植树不请人，不是拿不出钱，而是自己干，既为国家节约一笔可花可不花的钱，也使我们的职工得到体力劳动的锻炼。你不自己挖，不愿意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你知道这是什么思想？这是资产阶级好逸恶劳的表现。”黄经理的大道理讲得很通畅。
“我怎么就是资产阶级，怎么就是好逸恶劳？我请人是自己掏的钱，又没花公家的钱！”“资产阶级好逸恶劳！”他给自己扣了这么大的一个帽子，钱雪梅怒不可遏地说。
“我没说你花公家的钱，钱是你自己掏的，但你没有自己完成挖树窝的任务。”黄经理接着说。
“我没自己做，自己掏钱，是资产阶级，是好逸恶劳？我的钱是从我的工资里拿出来的，我的工资是不是我劳动所得？如果是，应不应该是以劳动换劳动？掏钱请人做事是普遍现象，比如你要修房子，自己又不会，拿钱请建筑工人来修，你是不是资产阶级？是不是好逸恶劳？”钱雪梅说。
“嗯……嗯……”黄经理半天找不到合适的话回答。
钱雪梅转身走了出去。
汽车站旅馆的经理一正两副：正经理姓刘，负责全面，分管人事、计划；两个副经理各分管几个方面，黄副经理分管办公室工作、内务和经营，赵副经理分管安全保卫和总务后勤。
旅馆要提高服务质量，各个方面的事情都必须做细做好是正确的，黄副经理对自己分管工作的要求近乎苛刻，他要旅馆提高服务质量先从卫生做起，每天必须做到整齐美观，一尘不染。
经他提议，旅馆开展了一个“卫生质量月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