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钱雪梅在同孩子玩，听见母亲来了，赶快站起来拿梳子对着镜子拢了拢头发，把衣服扯了扯，说：“东东，外婆来了，去叫外婆！”
周秀兰是北方人，照说孩子应该叫她姥姥，但在南方的时间长了，也习惯了叫外婆。
周秀兰进了何氏夫人住的外间，听里面是钱雪梅的声音，说：“雪梅多久回来的？”
钱雪梅回答说：“回来几天了。”
“回来几天了都不回家？”
钱雪梅知道自己说漏了嘴，笑了一下：“嗯……”
周秀兰善于察言观色，见女儿笑得勉强，马上问：“有啥子事吗？”
钱雪梅语塞。
周秀兰见她难为情的样子，说：“有啥事，你还不给妈说？”周秀兰抱着东生逗了一阵，做出若无其事、什么事情都可以接受的样子，又说，“你说嘛，有啥子了不起的事，你要一个人扛着？”
停了一下，周秀兰又问：“杨梦麟和他妈知道不知道？”
钱雪梅被逼不过，点了点头，表示他们知道。
“那你给他们都说了还不给我说？”
钱雪梅听出了周秀兰话里的意思，想了一想，她是自己的生身母亲，还有谁比她更亲呢？有话对她都不说，还对谁说呢？反正迟早她都要知道，就对她详细地说了在明化被人陷害的事情。
周秀兰很敏感，钱雪梅说前面的过程，她还好像听故事一样，说到后面，她越听越害怕，粉脸红一阵白一阵。她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样的事情怎么就发生在了自己女儿的身上！她觉得天塌下来了似的，不知所措。她瘫坐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说：“我走了，你好久回来。”
钱雪梅看见她往外走时，腿都是软的。何氏夫人在厨房里留她吃饭，她含含糊糊地“啊，啊”着就走了。
第二天晚上，钱雪梅和杨梦麟一路回娘家。
父母都在，兄弟姊妹中只有大妹上晚班走了。父亲钱家吉已经知道了钱雪梅的事，昨晚上周秀兰给他说的。
钱雪梅和杨梦麟坐下，钱家吉问起了那件事，一些关键点问得很仔细，一再说：“你对我们要说实话。”钱雪梅说她说的都是真实的。老钱也相信自己的女儿不是一个藏着掖着的人。听了钱雪梅的诉说后，老钱的意见是：“对打架事件相关人员的处理意见是县公安局提出的，不用再去找公安局了，他们不会改变自己的意见，只有找县法院，法院不找别人，直接找院长陈万年。”
周秀兰和杨梦麟认为对，钱雪梅也觉得父亲说得有理。
县人民法院，大门上方正中悬挂着一个直径约为四十公分的国徽，红底上的金黄色图案闪闪发亮。江城县人民法院的白底黑色美术字木牌挂在大门的右边。
钱雪梅从来没来过这里，东瞅瞅西看看地往里走。
刚要进门，被守卫人员叫住：“你有什么事吗？”
“我找陈院长。”钱雪梅回答。
“你有多大的事，要找院长？”
钱雪梅看他语气平和，态度诚恳，简单地说了自己的冤屈。
“那你去嘛，在最里面，你看门上挂得有牌子。”
钱雪梅往里走，见两边每一间办公室的门上都有牌子。
站在院长办公室门口，她见里面坐着一个穿着制服、戴着眼镜、年龄同自己父亲差不多的中年人，估计这就是在人们中间口碑极好的县人民法院院长陈万年。
她轻轻敲了一下开着的门。
陈万年抬起头来，说：“进来！”
“您是陈院长吗？”钱雪梅要确认一下。
“啊，我就是陈万年。”陈院长很认真地回答，问钱雪梅，“你有什么事？”
“我……”钱雪梅话没说出来就掉下了两滴泪水。
“你有什么事，坐下慢慢说！”陈院长见钱雪梅站着，才记起忘记叫她坐了。
钱雪梅掏出手绢，揩干了眼泪，坐在一把凳子上，然后把自己的事情详细地说了一遍。
陈万年认真地听着她的陈述，同时也在推敲她说的每一个情节。
钱雪梅说完了，陈万年说：“你既然来找我，就是信任我，但你必须要保证你说的话都是真实的。”
钱雪梅说：“我保证我没说一句假话，我对我的话负全部责任！”
陈万年见钱雪梅的神情和语气，他相信了钱雪梅，说：“小钱，你这个事情我知道，在县委会议上我听了对你们这个事情的汇报。我认为，对事情作处理时事实不太清楚，缺乏证据，建议再调查取证。但是你们这个事情啊，我不是说你就一定组织参与了打架，但是与你有关，闹得太大，影响太大，幸好被拦回去了，要是真打起来，你想后果会是怎样？县上领导是从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需要，对你们做出了那样的处理的，是在县里最高级别的会议上定的，在江城是翻不过来的。”
堂堂一个法院院长都这么说，钱雪梅心里凉了。她懵了一阵，着急地说：“陈院长，那我确实是被冤枉的，这怎么办呢？我才二十几岁，你看我像个坏分子吗？”
陈万年寻思着，觉得这个案子对钱雪梅处理得确实过重，即使事情真实，也不应该重到这个程度。“小钱，你如果觉得真是冤枉，只有去找省高检或者省公安厅。”陈万年给钱雪梅指路说，“省高检是全省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力纠正全省范围内的任何冤、假、错案。还有，案子是县公安局办的，找他们的上级机关省公安厅也行，让他们来调查核实，如果不实和处理不当，他们可以纠正。”
“谢谢您，陈院长！”钱雪梅眼前有了一线光明！
南下的列车上，旅客的闹闹嚷嚷和车轮滚过铁轨时发出的“吭哐吭哐”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钱雪梅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一句话也没说，她的脑子里翻腾着这次去省城办的事情——是找省高检，还是找省公安厅？不管找谁，话怎么说？这次能不能成功？如果办不成，又怎么办？她显然十分焦虑，一会儿从包里掏出申诉材料来看，一会儿又放进去。
到了省城，已是下午，办不了事。晚上，她住在一位朋友家里。她没有说是来上访，担心说了人家害怕。她打算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早地去。听陈万年院长说，这个事是县公安局经办并处理的，她决定先找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大门口，站着两名身穿警服、腰佩手枪的警察，表情端庄严肃。
钱雪梅鼓足勇气上前，问右边的警察：“同志，我是来上诉一个案子的，请问找谁？”
“你上诉什么案子？”
钱雪梅掏出申诉书给他，警察接过去大致看了一下，说：“你跟我来。”
钱雪梅跟着走到一间办公室。带她进来的警察给一个年龄大的警察说话。他们的声音很小，钱雪梅站在旁边，心里很紧张，没有听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完，带她进去的警察把她给他的申诉书递到年龄大的警察手里然后退了出去。
办公室里的警察拿着钱雪梅的上诉材料对钱雪梅说：“你坐，我先看一下你的材料。”
钱雪梅双膝并拢，两手平放在前面，规矩地坐在一把木椅上，像小学生等着老师忙过了手里的事情再跟他说话一样。
这个警察是一个领导，中间有一个年轻警察进来送文件，叫他“张处长”，钱雪梅听得清清楚楚。张处长看完了钱雪梅申诉书的最后一页，把材料放在桌子上，问钱雪梅话，钱雪梅一一据实作了回答。
听了钱雪梅的回答，张处长皱着眉头，沉思了一阵，对她说：“你先回去，我们马上下来调查，如果错了，就给你纠正。”
钱雪梅连声感谢，说：“我在哪里去问呢？”
“你不用问，如果要纠正，公安局会通知你的！”张处长说。
钱雪梅相信省公安厅一定会实事求是，自己的冤情一定能够昭雪！一个多月来，她没有这么轻松过！她长出了一口气，走出了大门又回头望了一阵“××省公安厅”的大木牌，心想：“真是大官好见，小鬼难缠！”
这次到省里上访，钱雪梅没有告诉任何人。走的那天，杨梦麟上班去了，何氏夫人见她收拾衣服，以为她要到明化单位上去，没有问她。娘家她是到县法院找了陈万年院长回来以后去了一趟，把找的情况给父母说了一下。那天以后，一个星期她都没有去过。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清楚，谁也不方便帮上什么。还有，到省里就能翻过来吗？如果翻不过来，也不用向他们解释什么；如果翻过来了，大家自然都会知道。更重要的是，她怕透了风，那些整她的人和作处理决定、位高权重的人知道了去活动。
那天杨梦麟上班回来，没见这一向都在家的钱雪梅，问两岁的儿子：“东东，你妈妈呢？”
“出去了。”孩子用稚嫩的童音说。
何氏夫人在院子里晾衣服听见，说：“我看见她在收拾衣服，可能到明化去了。”
杨梦麟在凳子上坐下来，把母亲刚沏的茶喝了一口，掏了一支烟点燃。
自从知道了钱雪梅的事情，杨梦麟更少开口了，有时一天难说两三句话。钱雪梅是他的妻子，虽然他们的性格脾气迥异，兴趣爱好各不相同，说不到一起，但是这件事对整个家庭关系极大，一家人都抬不起头，而且将来对子女还有很大的影响，他不能不管。然而，事情在江城是通了“天”的，县法院院长都无能为力，谁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唉声叹气，埋怨钱雪梅：“把外面当家里，争强好胜，这下吃亏了吧！”受了伤害的钱雪梅听了，直愣愣地盯着他，不说话，心里认为他是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三天过后，钱雪梅回家了。一到家，把包放下就把东生抱到怀里问这问那。看孩子回答得结结巴巴的样子，她脸上露出了笑意。何氏夫人进来，见她在弄孩子，趁势说孩子的一些事情。说了几句，问她吃饭没有，她说吃了。
时间快六点，钱雪梅站起来，收拾屋子，理了床后又整理桌子，然后去打水洗脸梳头。
没多久，杨梦麟下班回来，她问他：“下班了？”
杨梦麟“哼”了一声，接着放下手里的东西去端茶杯，杯子里没沏茶，又去提水瓶，水瓶里也没有水，心里的火气一下上来了，吼道：“在做啥，连开水都没有？”
母亲在厨房听到，赶快跑出来说：“我下河坝去洗衣服，回来忘了烧水，马上烧！”
钱雪梅在一旁没有作声，杨梦麟吼了一句后一个人坐下抽烟。一直到何氏夫人把饭菜端上桌子，杨梦麟和钱雪梅谁也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