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人物与传记文学
——兼谈王火的两部作品
张啸虎
在新的历史时期，写英雄，写当代风流人物，仍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任务，也是传记文学的重要题材。近年来，作家王火先后推出两部长篇传记文学作品：《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花山文艺出版社)和《外国八路》(百花文艺出版社)，着力于塑造正面典型和描写英雄人物，这对传记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一
我国文学发展史中，传记文学有很悠久而优良的传统。就其产生之早来说，大约是仅次于神话、传说和诗歌，传记文学与历史著作则应是同步发生的。而在神话、传说和诗歌中，其实也已孕育传记文学的质素。在我国文明史的开端时期，无论是远古国家中的右史记言，左史记事，或在先秦时代长于记事的《左传》和长于记言的《国语》，都已显示着传记文学的萌芽。司马迁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卓越的开拓者，他是以善写历史人物著称的。明代文艺批评家茅坤谓：“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具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非区区句字之激射也。”(《白华楼稿》)这从一个侧面阐释了《史记》中人物形象的逼真性与感人性，也说明司马迁奠定了传记文学的美学基础。现代传记作品的人物，应当是继承发扬这样的传统。
同时，我国源远流长的传记文学传统，又是同我们民族光照古今的英雄主义传统伴生的。这可以上溯远古的神话传说。补天的女娲，射日的后羿，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治水的鲧和禹，以及《诗经.大雅》中史诗篇章有关周民族开国创业的祖先等，都充溢着浓烈的英雄主义精神。而在司马迁《史记》绚烂多姿的人物画廊中，叱咤风云的起义领袖，逐鹿中原的楚汉群雄，慷慨悲歌的燕赵豪杰，驰骋沙场的将军壮士，等等英雄人物，特别写得成功，笔酣墨饱。至今读来，仍觉得英气满纸，故历来也被称为英雄人物的画廊。在此后的发展历程中，英雄人物传记的文学性日益增强，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传奇色彩。传记与小说的结合，逐渐孕育成传记小说的文学样式。
之所以介绍上述文学的和历史的两种传统，旨在表明，王火传记作品中的人物画，全要是吸取这类传统的丰富营养，并且结合新的时代精神，博采新的创作方法，而铸造自己的风格。英雄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无论是在20世纪以来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还是在民族解放战争或人民解放战争中，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精神哺育下，都涌现出无数有名的或无名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当代文艺工作者应当为之树碑立传的。王火的《血染春秋》中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就是英名传天下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英雄节振国。这部长篇传记小说的主题，就是颂扬以节振国为首的英雄群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生有光芒昭日月，死留正气壮山河”。作者热切希望读者从中受到激励和教育，发扬先烈们的传统，“用献身精神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跟随党中央进行新的长征”。这是王火主要的创作意图，也是这部作品所特具的现实意义。
在我们的时代中，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又总是密切地结为一体的。近百年来，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支援五大洲各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远涉重洋，英勇奋斗，献出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把汗水和鲜血洒在异国的土地上。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同情和赞助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各国人士，特别是不少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冲破重重阻难，跋涉千山万水，冒着枪林弹雨，与我国人民并肩战斗，做出卓越的贡献，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白求恩和柯棣华、史沫特莱和斯特朗，就是最为人们所崇敬的名字。王火的《外国八路》中所描写的德国共产党员、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也是同样闪烁着国际主义精神的英勇战士。他在我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深入沂蒙山区采访，最后在一次反日寇“扫荡”战中壮烈牺牲。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用文学形式，给一个战斗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立传，特别是写成一部具有小说规模的传记作品，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无论古代或现代，都是少见的。这种可喜的尝试，其意义已超越作品本身。
文学是人学，传记文学更当属于人学的范畴。人物传记，首先要求作家描绘逼真可信、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家基拉尔底.钦提奥(1504—1573)《论传奇体叙事诗》有谓：“历史家有义务，只写真正发生过的事迹，并且按照它们真正发生的样子去写；诗人写事物，并不是按照它们实有的样子，而是按照它们应有的样子去写，以便教导读者了解生活。”这个见解对传记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英雄人物立传，首先要有历史家的责任感，忠实于事物的固有品质和本来面目，同时，也要富于诗人的激情和才华，调动文学创作方法，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文采焕然，特别是要刻画人物的鲜明个性，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一句话，历史性与文学性的高度统一，是对传记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我们以此为出发点，评价王火的这两部传记作品的人物刻画及其创作方法，可以认为是具有这样的特征的，并且颇见其创新精神。
二
传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同样适用也应当依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其基本原则就是如恩格斯在致玛.哈克拉书中所概括的“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王火传记作品中的人物画，就正体现着这种原则的基本精神。传记人物与小说人物当然有所不同，主要是在于：后者是虚构的，可以自由驰骋想象，随意挥洒，只要不违背生活的真实；而前者则不能脱离真人实事的基本面貌，虽也可以必要充分调动想象和夸张之类艺术手段，但在典型塑造上则不宜用一般所谓的“拼凑”法，如鲁迅说他作品中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的角色”(《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显然，传记人物不是这类拼凑的角色。不过，从生活和斗争中涌现的英雄人物，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王火所立传的节振国和汉斯.希伯，也正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性格和事迹原是很典型的。
然而，困难也恰好在这里。因为是给特定的人物立传，不能不真实于既定的历史事实，不能不在“真人真事”的框架内构思，也就不能不使作家在各方面有所束缚和局限。而且，又由于所立传的都是著名的英雄人物，在以往“左”的思潮干扰下，往往导致两种后果：或作者注意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就难免会被指摘为“歪曲”或“丑化”英雄，甚至招来“棍子”之灾；而另一种情况是：千人一面，模式陈旧不变，形成公式化和概念化。近年来则又似乎走向另一个极端：描写英雄人物的作品受到冷遇或视为不“时髦”了。可喜的是，王火能排除这类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忠于自己的美学理想和价值观，在他的这两部作品中，以饱和政治激情的画笔，塑造了具有典型意义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他所描写的英雄，不是“超人”，也有常人的喜怒哀乐之情，他们的事迹是可信的，是令人感到亲切的。这样，革命烈士节振国和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就不仅作为历史人物，而且作为文学典型，活在我们的心中，并沾溉后世。
在传记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典型性是以历史的真实性为基础的。为此，作家要收集极丰富的创作素材。从王火的创作成果可看出，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关于节振国的英雄事迹，可说是家喻户晓，编成戏曲，上过银幕，写来最忌雷同，需要善于抉择和剪裁。王火从最初接触的零碎故事到深入搜求有关的准确资料，从创作中篇小说《赤胆忠心》到完成长篇小说《血染春秋》，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他在《外国八路》的后记中谈到，为了收集作品第一手材料，曾在沂蒙山中的大青山一带，沿着汉斯.希伯当年的足迹采访，使他深刻体会到当年一个外国作家兼记者、随八路军在那个地区反“扫荡”的艰苦情况。在做了这样的充分准备之后，几经酝酿，进入创作，事迹的可信性有了保证，写来也就得心应手。
当然，历史的真实性只是对传记作品的基本要求之一，决定其成败的关键，还在于作家的艺术才能和创造精神，也就是要求作品达到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高度统一。运用之妙，在于作家的匠心。历史小说《彼得大帝》的作者阿.托尔斯泰对此曾有过中肯的见解：“我们评价任何一部艺术作品，包括历史长篇小说和历史中篇小说在内，首先要看作者的想象，这个作者根据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和一些片断，表现出一幅时代的生动画图，并且对这个时代加以思考。艺术家和史学家、研究工作者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论文学》)这也是区别历史著作和传记文学的首要条件。这就要求艺术家有创作的勇气和胆识，对所有掌握的据信可靠的资料和传闻，细加抉择，善于取舍，发挥想象，精心加工，集中表现立传人物的鲜明个性。王火的传记创作，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作品中的人物刻画取得可喜的成绩。对从事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来说，把所掌握的丰富材料，做到大胆而适宜的选择，坚定而恰当的取舍，实赖于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又如阿.托尔斯泰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力量就在于，它能给我们把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内蕴揭示出来，并且阐明历史事件。”在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中，同样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光芒，来揭示历史真实与历史内蕴。在英雄人物的身上，往往折射着一个时代，显示一定的社会本质力量。
所以，我们从《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和《外国八路》所描绘的时代画图中，分明看到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战争的伟大历史画图的缩影；我们在节振国和汉斯.希伯的身上，也分明看到一代风流人物的英雄气概与时代精神。王火满怀深情地说：“我们永远铭记，染红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不仅有献身于中国革命的中国烈士的鲜血，而且有国际战友的鲜血。”在这样的意义上，这两部传记作品也是血的记录。
三
传记文学作品中人物画的创作，如前文所说，既要有历史家的严谨态度，又要有艺术家的胆识和创造精神，同时，还要兼具诗人和画家的才华和美学素养。前不久报载，瑞典文学院宣布，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授奖词中说：“西蒙在他的小说中，对人物境况的描写，以其对时代的深刻了解，将诗人和画家的创造性融会在一起。”这几句评语的精神，正可借以说明我提出的这个论点。在我读王火的传记作品时，我亲切地感到，作者是以饱含诗情的彩笔，在刀光剑影、电闪雷鸣的抗日战争时代背景下，描绘着充溢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的画卷。在《血染春秋.宝剑篇》一节中，矿工节振国看到战友在罢工斗争中被敌人杀害了，满怀激愤，要妻子刘玉兰把参加过义和拳的爷爷传下来的青锋宝剑取出来。那剑用红绸包着，绸上用朱砂写了四句诗：“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我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爷爷用这把剑参加过杀侵略者的战斗。节振国读着这诗句，浑身热血奔流，两眼炯炯发光，手持宝剑，走到院中——
天色，黑沉沉，细雪早已停止、化尽了。刘玉兰跟到院中，只见节振国已经金鸡独立手抱宝剑舞开了。
今夜啊，节振国的剑舞得可不一般。人似游龙，剑似闪电，寒光耀眼。飞舞的宝剑像一条银链，像一根电鞭，白光烁烁，光圈灿灿，团团裹住了节振国，水泼不进，剑飞人转，似月华星采降落在院子里运行、奔突……
是写剑的锋芒，写舞剑的雄姿，更主要的是写人的精神，写舞剑者的忠肝义胆。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有句：“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末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诗人不只是赞扬高超的技艺和优美的舞姿，而且是咏唱一种境界，追怀一段往事，并发抒国家盛衰之感。节振国的宝剑，是杀过洋鬼子的爷爷传下来的，是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当他霍地把剑从鱼皮剑鞘中抽出来时，一道寒光，剑锋铮铮发亮，这是革命传统的锋芒，是民族精神的闪光。映现在我们面前的挥舞宝剑的节振国，就如出鞘之剑，出膛之弹，脱缰的骏马，腾飞的雄鹰，将奔向刀山火海，出入弹雨枪林，为拯救危亡的祖国而抗争，而献身。剑，革命之锋，民族之魂，舞剑，这是力的奋发，血的沸腾，浩然正气的激荡，爱国情操的升华。作者通过这样富于诗情的细节描写，刻画出舞剑者节振国的英雄气概。在诸如此类片断中，蕴含着深广的审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