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大别山南麓，距离刘邓大军转战的核心地区几十里之遥，红军的几个主要起源地之一，所以现在被称为“革命老区”。当年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就是发生在这里，当然，邻县黄安改名红安，那则是革命胜利之后的事情了。
我们所居的小镇名为福田河镇，大概在十五六年前我读过邓楠所写的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曾在一个章节提到过这个小镇的名字。这里和河南、安徽接壤，生活习惯比较杂，口音也偏软，没有省会武汉的口音那么“蛮”，所以很少有人能够一见面就猜出我的家乡来。
虽说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然而因为这里的山无古木水无蛟龙，只能沦落为山清水秀的穷乡僻壤。大别山延绵几百里，即使是主峰海拔也不甚高，附近有些名气的举水河，也是浅水，不足以养成一个鱼米之乡。虽说是20世纪中后期做了很多移河改道、劈山开地的运动，这里也没有大片沃土良田。每户人家只有一亩多薄田，和山地上开出的几块旱地，盼着风调雨顺，一年的收成也只够养家糊口。20世纪90年代之前，家里如果有读书娃，开学之前家长一般只能做两件事情来筹集学费：一是卖柴，二是卖余粮。卖柴这件事情受制于需求饱和，而卖粮受制于供应，即使要供应学生读书，家里总要有个基本温饱吧。
穷则思变，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90年代初，突然有一天，这里漫山遍野的田突然种上了菊花。
我们都读过陶渊明的诗句，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雅致之情跃出纸面。陶令最有名的作品是《桃花源记》，另一个有名的当仁不让就是这句咏菊的诗了。
福田河镇的菊花从品种上来讲，自然不是什么观赏性很强的东西，而是最纯粹最简洁的白菊。几年之前，这个小镇为本镇出产的这种白菊申请了专有的名称：福白菊。福白菊的唯一使命，就是被当作一种经济作物种植下去，深秋之后农人采摘并且做成菊花饼，出售给从浙江等外地过来的商人。这样的菊花以及被对待的方式，如果陶渊明泉下有知，说不定会慨叹一声：“东篱之下可采菊？”
福白菊的种植十分简单，每年春天农人们都会栽埋好去年菊花的根茎，几场雨之后，这些根茎就会冒出新的枝叶来，夏末初秋，这些枝叶长得十分蓬勃，农人们几经修剪，这些枝叶不再一味地长高，而是生出更多的枝杈来，每株菊花变成了球状，每一个枝杈的末梢都会长出一个菊花的花苞。深秋来临，秋风阵阵，花苞次第开放，这时候每株菊花就变成了一个白花布满的花球，漫山遍野看去，犹如遍野下了一场大雪，只剩下一些绿色的枝叶从白雪中探出头来。秋风袭来，一阵阵扑鼻的菊花香气于是就飘荡在田野之间，飘到很远的地方。
唐寅在他的《桃花庵歌》里面说，“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用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来说，我们家乡的农人们种了这菊花，虽然不能像陶渊明一样借菊花言志，却是和唐伯虎一样，摘了菊花换酒钱的。菊花花苞花期不同，成熟的时间不一样，每株菊花都要采摘几次才能采完，每次之间间隔几天。采摘下来的菊花被要求蒸制、晒干成菊花饼，这样易于储存和运输。菊花的蒸制和晒干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当天采摘当晚蒸制，不然菊花的成色就会变差；而晒干时，农人们则要祈求天气晴好，太阳公公给力，晒制出来的菊花饼才会色泽金黄，品质上乘。
在我的少年时期，采摘菊花是几桩不多的乐事之一。深秋的午后，坐拥菊花丛中，不用俯身下去，菊花浓烈的香味都会扑鼻而来。人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采摘半天的菊花，那真是“手有余香”，满手浓烈的菊花特有的香气。那时候，戴着草帽的少年，伫立在菊花丛中，随手摘起一朵最大的菊花来，对着耀眼的阳光细细端详，菊花的花瓣在太阳的照射之下变成了透明，金黄的花蕊的花粉落在手上，清香满怀。父母也隐身在菊花之中，头也不抬地加速采摘，一定要赶在日落之前把成熟的花朵采摘完。他们看到我们边摘边玩，也不会责怪。你想，满眼的白色菊花，那就是一年辛苦的收成，父母们挥汗如雨之余，自然也是满怀的花香和喜悦啊。
曾经有几个夜晚，由于当天的菊花没有摘完，我们就在田间搭起了床铺，一来是为了照看菊花不被偷摘，二来父母趁着月明要把剩下的菊花摘完。那时候我大约十一二岁吧，坐在临时搭起来的床铺上看书。在寂静的夜里，成千上万只鸣虫在旁边不远处的草丛里大声歌唱，我无法知道它们具体在什么地方，它们每一只的叫声虽然微弱，但是合唱起来却在这寂静的黑夜冲击着我的耳膜。床铺另外一面十米处就是山了，在静静的夜里，黑黢黢地立在那里，沉默而威严。微风吹过来，煤油灯扑闪扑闪地，将我的身影投向田地里面，淡淡的一团黑影。几步远外就是我的父母，他们默默地采摘着菊花，只有移动的时候才发出一点点声音。风大的时候，煤油灯也被吹灭了，我只好合上书本抬起头来，在皎洁的月光下静静地看着不远处我的父母弯腰采摘的背影。菊花的香气一阵阵随风而来，我躺下来，抬头看见满天星斗。渐渐地睡意袭来，我终于在漫天的星斗和月亮的注视下沉沉睡去。
菊花被蒸制、晒干做成菊花饼之后，被运往城市，制作成各种样式的产品，有的入药，有的被做成菊花饮品。如今在超市里都可以买到的菊花茶，还依稀保持着菊花晒干后金黄的模样；几瓣菊花用开水冲泡，香气四溢，喝来顿时耳目一片清明。我在饭店用餐的时候，往往不会去点那些昂贵的各色茶水，而是要上一壶简简单单的菊花茶，就着菊花的香气，仿佛回到了家乡。
2013年这次回乡，因为刚刚秋分，田野里的菊花还没开放，只有嫩绿的花苞。我漫步在田埂之上，目光所及，似乎已经能够看到遍野白色的菊花之雪；我闭上眼睛，仿佛躺在菊花海中，头顶照耀着漫天的星斗和月亮，扑鼻的菊花香气阵阵袭来。
老宅的故事
1996年，《中学生》杂志举行“照片中的故事”征文的活动。那时候是我刚到北京读高中的第二年，热衷于发表一些豆腐块文章，投了一篇稿件，很快就刊登了出来。负责这次活动的编辑刘谦老师后来还联络到我，请我给这份杂志写了好几篇文章。那次征文，我用的照片是父母在湖北老家门口照的，那是1995年我刚到北京不久想家，让他们照了寄到北京的。照片上，四十二岁的母亲和四十岁的父亲都显得很年轻，穿着朴素干净的衣服，看起来踌躇满志。父母照相的背景，就是我们家的老宅。
那个时候我机缘巧合，刚刚从大别山区来到首都北京，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对于未来充满着信心。记得我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写道：孩儿立志出桑梓，学不成名誓不还。编辑刘谦当初看到这句话就决定要采用了，他很佩服一个农村少年所拥有的志气。
然而今天，当我徘徊在老宅长满杂草的庭院里的时候，儿时栽下的一棵梨树和一棵柿子树都已经枝繁叶茂，秋天的柿子树长满了一半青色一半淡黄的柿子，沉沉的，把枝丫压得低低的。我的内心一点成名的志气都没有了，只剩下淡淡的忧伤。仿佛一位老朋友，我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从来没有和他通过音信，突然有一天他疲惫不堪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是我觉得我也是那么疲惫不堪，故乡的老宅已经无人居住，遍布风雨留下的痕迹，我觉得我也是一样。由于是秋天，庭院里果树下的野草已经枯黄，东倒西歪，连大门台阶前面也长的是。这处宅子建于1986年，那年我七岁，现在一晃二十七年过去了，父母被我接到上海居住之后，这里已经空了六年了。
至今仍然记得二十七年前的那个凌晨，我们一家人——我，姐姐，父母，还有帮忙的爷爷——兴高采烈地赶在天亮之前完成了简短的搬家仪式。我七岁，最小，承担的任务是扛着一把竹子做的大笤帚，走在最前面；我身后的姐姐拿了簸箕之类的工具；父母则挑着米和咸菜缸；爷爷在最后，挑了一担柴火。这个仪式几分钟就结束了，我们一家人很兴奋地在新房子里坐下来等待天亮。新房子是用土砖砌成的，还没有粉刷，有些土砖之间还有洞洞，可是我们一家人无比兴奋，尤其是我的父母，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房子了。这间老宅来之不易，寄托了那时候年轻的父母全部的骄傲。他们在之前的几年里，靠着我的父亲翻山越岭四处做些小生意，攒下了建这栋房子的钱。因为那个时候个体户做生意还没有被普遍承认，所以做这样的事情也几乎是偷偷摸摸的，每天父亲天还没有亮就挑着货担出去，深夜才回来。虽然房子建在比较荒凉的村头，但是从我的父母看来，的确是“寒窑虽破，能遮风雨”啊。
我的父亲是个勤于动手的泥瓦匠，母亲则长于持家。他们先是肩挑手提填平了宅子前面的小池塘，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小院子。然后每年做一点点，里外粉刷一番，让这座宅子变成了白墙黑瓦的模样。在之后的二十几年里，虽然经常翻修，但最初的样貌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在我们离开这座宅子之前，我们的小院子一直没有砌墙，院子外面是一条人行小道，再外面是一个小水塘和大片的菜地。对于小孩子来说，这里简直是天堂。水塘里有小鱼，游来游去，还有蝌蚪，我们看着它们的小尾巴一天天不见了，最后长成一群群青蛙，跳到菜地里面去。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青蛙的叫声充满了耳膜，在寂静的夜里如同交响乐，此起彼伏。夏天的时候，雷阵雨之后，院里的泥土还带着潮气和腥味，大群大群的蜻蜓就在院子里飞来飞去。到了晚上，我们睡在院子的竹席上乘凉，萤火虫一只一只地从菜地里飞了过来，飞过了池塘，飞到院子里，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去，我们把它们抓进玻璃瓶子里，这样我就有了一盏忽闪忽闪的灯了。
秋天的时候，房子里马上变得满满的，收割下来的麦子和稻谷被父母亲堆到了房子里面，我们就在挤挤的堂屋里安下一张饭桌，每天吃饭的时候，看着这堆谷子和麦子，觉得特别充实。天气好了，就约了邻居一起打稻子。我们把一捆捆的稻子一圈一圈地摆到打谷场上去，摆成同心圆的模样，然后让四伯驾驶拖拉机一圈一圈地碾，大人们就在旁边不停地翻动着稻子，尽量让所有的谷子能够被碾下来。开拖拉机的四伯在这个时候就成了小孩子们最受欢迎的人，在碾谷子的间隙，他的拖拉机停在打谷场上，我们就爬了上去，好奇地摆弄着这个大家伙。谷子打好了之后，大人们把谷穗和谷子分开，把谷子一箩筐一箩筐地装好，挑回谷仓去。我领到的任务就是在门背后用粉笔写“正”字，统计今年打了多少筐谷子，虽然有些叔叔会过来捣蛋，给我胡乱添上几画，可是我总是有办法改到正确的数字，那些“正”字代表着一家人一年的收成和希望。收谷子之后马上就是采摘花生的季节，我们的房子刚被腾空，马上就被一捆捆的花生填满了，花生干枯的禾苗尾部就结着一大把花生，根据这一把的丰实程度和花生的大小，人们就知道今年花生的收成如何了。到了晚上，一家人就着煤油灯，围坐在一捆花生旁边摘花生，看着一个一个麻袋渐渐地鼓了起来，花生苗则重新捆起来，等过段时间送去加工成可以喂猪的糠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稻谷和花生渐渐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养蚕和种菊花这些经济作物。我的父母在旱地里种植了大片的桑树，在水田里种上了菊花。夏秋的时候，养蚕就成了最紧要的事情，我父母的卧室也被辟作了养蚕室，打扫干净，还用石灰消毒，确保脆弱的蚕宝宝健康成长。我们一般会被支使去地里采摘桑叶，然后把一捆一捆的桑叶背回来，撒到蚕床上去，蚕宝宝非常灵敏，迅速爬到新鲜桑叶上面，快速地啃食起来，很快就吃了个精光，我们于是再撒上一层。蚕床很多，用架子搭起来，一层一层的，我很喜欢做喂食桑叶的工作，一层新鲜桑叶撒下去，房间里顿时充满了蚕们啃食的声音，就像是在下着小雨，沙沙作响，让人心里充满了满足和幸福。蚕们到了成熟的季节，也不再啃食桑叶了，我们就把它们抓起来，放到事先准备好的松树枝丫上去，它们就各自找到一处安身之所开始吐丝织茧，直到把自己包在里面成了蛹。到那个时候你再进到养蚕室里面去，只看到松树枝变成了白花花的，到处都是硕大的蚕茧，变得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