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邦纳罗蒂所说的，秘密的执政内阁在巴贝夫的影响下，决定不发表这篇《宣言》，另外印发一份简短的《巴贝夫学说概述》。邦纳罗蒂说，秘密的执政内阁不同意《宣言》中的这两句话：“如果有必要，那就毁灭一切艺术吧，只要我们能有真正的平等”，以及“再不要把人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了”。《宣言》中有这样两句话，证明马雷沙尔对文件的态度还完全像卢梭那样，也证明他还没完全摆脱他过去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观点。不发表这篇《宣言》大概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宣言》强调废除的私有财产只是指地产，并没有提到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可是在《巴贝夫学说概述》中却写道：“任何人不得拥有地产或工业财产，除非是去犯罪。”
在其他方面，《宣言》正确地反映了巴贝夫运动的原则，应该说是“为平等而密谋”的一份重要的理论文献。
马雷沙尔还用诗歌的形式宣传《宣言》中的思想。在组织密谋的那些日子里，马雷沙尔所写的《田野新曲》曾流行一时。
马雷沙尔的活动并不局限于宣传巴贝夫主义。作为密谋的领袖之一，他实际上在准备起义。
大家知道，“为平等而密谋”由于若尔日·格里泽尔的叛变而失败了。1796年5月21日，巴贝夫和他的几位战友被逮捕。马雷沙尔和德蓬都逃避了逮捕，因为格里泽尔没有供出他们的名字。必须指出，马雷沙尔在公开维护自己的同志时，并不像勒佩勒蒂、帕什那样英勇无畏。他也没有打算参加1796年8月23日在巴黎附近格列涅尔军营的起义。
直到临终，马雷沙尔还一直隐瞒他曾参加过平等派的密谋。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包括在《无神论者人名录》中，甚至没有一页提到巴贝夫的名字。
巴贝夫运动的失败以及接踵而来的政治反动，使马雷沙尔不得不脱离实际的政治斗争去一心从事著述活动，主要是批评拿破仑第一帝国执政时期的教会势力和日益增长的宗教影响。
马雷沙尔是18世纪法国无神论的平民民主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那些反宗教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他发挥了梅叶的无神论思想，他早期的批判宗教的著作不仅批判了封建制度，而且还常常揭露了社会不平等和富人压迫穷人的现象。这必然要引起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历史学家对他的著作的注意。
马雷沙尔在革命前写的一些著作中就已经预料到后来国民公会对宗教和教会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了。例如在《一部传世之作》(1779年)中，有些思想似乎他早就有了，早就预见了理性崇拜。那时他很想建造一座“美德”堂，在描述它的时候，提到1793年变成理性殿堂的巴黎圣母院。他把“美德”的大理石雕像供在祭坛上。此外还有一些贤人的半身像，记述他们的名言和传记，供人们在“祈祷”时诵读。这里不唱圣诗。只唱一些颂扬“美德”的赞歌。马雷沙尔还把他谱写的《美德颂》刊印在这本书中。
在前面提到的专门批判社会不平等和专制独裁的《一本幸免浩劫的书》中，马雷沙尔不仅抨击了僧侣，而且以隐蔽的形式抨击了宗教。为了愚弄敌人，为了用《诗篇》的形式来宣传反封建、反君主制的思想，马雷沙尔只好在他的著作的每一页上都引用神的名字。但是读者不难发现，作者为了揭露可恶的社会制度而请来的神，同唯灵论圣经上的宇宙创造者并不是一回事。马雷沙尔在这里所借用的神，也就是指真理、正义、美德等等。多芒热在评论马雷沙尔这部著作时有一段话写得很好：“自然状态、原始的平等、明智的中庸、国王的苛政、富人的巧夺、神父的欺骗、18世纪喜爱在自然人和文明人之间设置的矛盾、马雷沙尔掌握并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发挥的卢梭思想和马布尼思想——所有这一切，我们在正在阅读的这些诗篇中都可以找到。马雷沙尔在这部著作中常常把‘真理’、‘自然’、‘和平’、‘正义’加以神化，尽管他给它们披上了外衣，但人们并不会误解他的真实思想。”
1788年，马雷沙尔发表了《诚实人历书》。
如果说他在《一部传世之作》中发挥了作为后来理性崇拜基础的思想，那么在《诚实人历书》中他已经预料到国民公会将实行共和历，于是就把“圣徒”的名字换为“诚实人”的名字，如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康帕内拉、笛卡儿、斯宾诺莎、伏尔泰、爱尔维修、卢梭这样一批思想家和作家。
马雷沙尔在《历书》中，让摩西、基督、穆罕默德处于同其他人“平权”的地位。他规定一个新的纪年法，把1788年即《历书》出版的那一年当作理性王国的第一年，他给月份重新命名，规定每月为三十天，建议把一年最后超出的五六天定为为“爱”、“婚姻”、“感恩”、“友谊”、“伟人”而设的节日。
《历书》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动派完全有理由认为它在攻击宗教和教会(这在18世纪末是天经地义的现象)，在破坏宗教信仰。他们特别注意到马雷沙尔把摩西、基督、穆罕默德列为凡人，认为这是提倡信教自由，对于天主教僧侣来说，这可能比几十篇证明神不存在的论文还要更可怕。一位教会的“忠实儿子”给审判长写道：“我和您所见略同。耶稣基督的名字竟与帕拉切尔苏斯、斯宾诺莎、圣埃弗勒蒙的名字并列，竟与伏尔泰、庇隆、布朗热、柯林斯等人的名字并列，总之，竟与那些号召造反的人的名字并列，真是岂有此理。”
1788年1月7日，法庭根据神父唐多的报告，谴责了《历书》，决定逮捕马雷沙尔。他被关进圣拉札尔监狱，该监狱关押的都是社会道德的破坏者。
4个月后，他被逐出巴黎。
后来《历书》经过增订和修改，又再版了好几次。马雷沙尔在《历书》中所设想的许多东西，并没有反映在共和历中，大家知道，在共和历中，所有的月份都另外起了名字。但是，无论是《历书》还是共和历，它们的目的都是：通过改变旧的格雷戈里历法来打击宗教，破坏宗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马雷沙尔的《关于上帝的道德长诗片断》这部著作早在1781年就已经出版了。这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一部战斗的无神论著作，后来经过增补，1793年再版时改名为《上帝和神父》， 1797年又改名为《法国的卢克莱修》。
马雷沙尔在这部著作中公开驳斥唯灵论的世界观，抨击各种形式的宗教，揭露那些不劳而食的僧侣，他们道貌岸然，实际上是反人民反文化的。在《片断》中包含有马雷沙尔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主要论点，这些论点后来成了他的那些反宗教著作的基础。
《法国的卢克莱修》是马雷沙尔的一部主要的哲学无神论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根据唯物主义的精神，解决了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永恒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形式的多样性。他写道：“难道世界要存在就非得要有一个主人？例如，这个陶器在陶匠动手制造以前，本来就是一块黏土，因为材料在工匠使它成形以前就有了。自然界既然存在，那么自然界就是源于自身。它的形态可以千变万化，但它是永恒的。既然世界的一切均源于自身，没有造物主，那么世界本身就是自己的动力。”应该指出，这种唯物主义的思想，在马雷沙尔后来发表的《毕达哥拉斯游记》中也有所反映。
马雷沙尔所遵循的信念是：永不消灭的物质存在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他写道：“现存的万物总是在经常变化的。在不同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物质在植物中生长，而人是有思想的。万物都在互相吸引，万物都在互相排斥。在同一个物体中，我们既看到原因，同时又看到结果。自然界在其发展过程中，既影响自己，同时又不断地具有新的形式。自然力既是同源的，又是对立的，总是要用对立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
不难看出，马雷沙尔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同辩证思维的原理并不相悖。继狄德罗之后，他逐渐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对立本原的斗争，即同一物体中的倾向的斗争，是发展的内部动因。当然，马雷沙尔也像狄德罗一样，只是初步表述了关于由对立面引起的自己运动的思想，仍然没有超越形而上学的即机械的方法论的范围。马雷沙尔谈到受对立现象(它们同时又是统一体)的斗争所制约的变化，谈到每时每刻既吸引又排斥的元素。这种内在的斗争就是造成世界活动图景的自然力，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服从于永远更新的规律。他写道，一切都在衰老，改变，逝去的时间为了推倒而升起，为了新生而消灭。
马雷沙尔利用唯物主义的全部威力来反驳上帝和宗教。
既然物质是永恒的，是按照它本身固有的内在规律经常运动和发展的，那么上帝这个概念就毫无意义了。这纯粹是一种虚构的思想，是人类在远古时代处于低级发展阶段时所产生的一种虚幻的概念。只要正确地理解物质，那么上帝这个概念就会是多余的了。请听马雷沙尔同有神论者的争论：
“请你选择：或者是宇宙自己在运动，或者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由别人创造的。有神论者回答说：‘不然，的确有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绝对至尊的主，他本领高强，能使万物存在，他的存在并非任何人的赐予。’啊！你这个不彻底的有神论者，你为什么不把这些特性归于物质呢？你对上帝如此卖力地颂赞，只会使本来应该消散的黑暗变得更加黑暗。为什么宇宙这个充满生命的伟大整体不能靠自己的动力而存在呢？你是否知道物质及其特性？只有在你这双浑浊不清的眼睛里，物质才是消极的，没有生命的。啊！笨拙的神学家，在你判断物质，给物质一个造物主以前，首先应该了解物质。”
自然界是统一的、无限的。在它之外，在它之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力量，不可能有任何神。
在马雷沙尔的诗中，“自然界”为了捍卫自己的天赋特权，说了以下这一段话：“那个造物主，那个据说把我创造出来的至尊至善的上帝究竟是谁？我在何时何地受过他这样的恩典？这个人从虚无创造一切，他究竟是谁？不错，我的威力被存在所限制，但是我的权利是永恒的。我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因为我一向就存在着。在我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在整个空间中只有我。我就是一切，上帝算什么？什么东西能超过我？你的上帝就是我。啊！只有你这个无知的凡人，给我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你为什么要把我和我本身区别开来？自然界是统一的。你干吗还要给我臆造一个造物主？他本来就是我的产儿。这岂不是像在圆周上寻找起点和终点一样吗？回头吧！你这个不知感恩的、忘记了自己母亲的孩子！回到自然界来吧，别再幻想了！”
马雷沙尔根据斯宾诺莎的学说认为，如果要说到上帝，那么只有把上帝与自然界等同。上帝不过是一个多余的、令人迷惑的自然界的别名。人们加在上帝身上的那些离奇古怪的特质或特性，就是构成物质世界的那些现实的特性。这样一来，物质本身内部所固有的那种运动和发展的种力，就可以说成是神的意志了。
马雷沙尔在驳斥“上帝”这个概念时，他所依据的是唯物主义感觉论的原则。他说，凡是实际存在的东西，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的感觉器官。根本没有这种能力的东西都是意识的幻想的结果。它只存在于思想中，因此并不具有客观性。“那个摸不着、嗅不出、看不见、听不到的上帝，我们真是感觉不到他到底是什么模样。”马雷沙尔认为，只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上帝”这个概念简直就是虚构。
根据笛卡儿的真理标准(清晰性、明显性)，马雷沙尔认为，上帝为了不让人戳穿，也像任何虚构一样，需要一些糊涂的和矛盾的判断。如果真的有什么上帝，那么一切都会证明确实如此。难道欧几里得的定理会有人怀疑吗？“难道用得着采取威胁手段来证明三角形有三条边或二乘二等于四？”
根据当时的无神论，马雷沙尔把关于神的本质的那些互相排斥的论断看做是驳斥神存在的重要论据。他在许多著作尤其是在《赞成和反对圣经》(1801年)中指出，“神”这个概念似乎是用矛盾编造的。他风趣地说，这位全能的神甚至不能做到让不同的民族对他有同一的想象。正如革命前法国的那些无神论者一样，他也认为，社会罪恶的存在就是驳斥“全能至善”上帝的存在的最好证明。
不难看出，马雷沙尔在批判宗教时并没有利用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的无神论。我们知道，这种无神论的理论基础还是18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但是马雷沙尔的无神论不仅有其特色，而且也有所指。这种特色，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就在于马雷沙尔的无神论学说是同他的激进民主主义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交织在一起的。
马雷沙尔在批判宗教时，并不像狄德罗和霍尔巴赫那样只批判封建制度，他还批判了剥削社会。
马雷沙尔把宗教的产生首先与社会不平等联系起来。他承认宗教是有意识的欺骗的结果，同时又认为作为宗教根源的恐惧感也有重大作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恐惧创造了诸神”。这个古代无神论的原理贯穿在马雷沙尔关于宗教起源的思想中。这里他指的不仅是人们对自然力的恐惧，而且也指对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即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老爷和奴仆的社会力量的恐惧。
马雷沙尔说，宗教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毫无疑问，曾经有过一段时期，即所谓的‘黄金时代’，那时，人们把自然界当做唯一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