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写道：“小生产者的这种平等思想是反动的，因为它不是向前寻找而是向后寻找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办法。无产阶级提出的不是小业主的平等社会主义，而是公有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然而那种平等思想却最完全、最彻底和最坚决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
在结束关于马雷沙尔革命前的社会政治观点的叙述时，必须指出，他并不是一个正统的卢梭主义者。当然，在社会政治问题上他信奉卢梭的观点。但是这位老师与学生还是有分歧的。卢梭是唯心主义者、自然神论宗教的拥护者；而马雷沙尔在革命前早就是唯物主义哲学的拥护者、战斗的无神论者了。马雷沙尔世界观的显著特点是既有卢梭的社会政治观点，又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哲学。这一特点使马雷沙尔在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中成了一个独具特色、有新颖见解的人。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马雷沙尔来说，并不是出乎意料的，他早就预见革命会到来，并为它的胜利而斗争。他为“理性王国”的到来而欢呼，但是他很快就看出，掌权的资产阶级对于重新回到“黄金时代”、恢复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兄弟情谊并不关心。
从革命的第一天起，马雷沙尔就是一个最激进的革命者。1790年1月，他出版了《第欧根尼的木桶或教士的革命报》，该报出了三十三期就被封闭。同年9月，路斯达洛逝世后，他就成了《巴黎革命报》这份法国革命时期影响最大的民主派报纸的编辑。该报的出版者和名誉编辑是雅克·普律东，此人平淡无奇、虚荣心很重，不允许撰稿人(包括马雷沙尔在内)在自己的文章上署名。《巴黎革命报》刊登的马雷沙尔的许多文章为报纸赢得了荣誉，提高了它在读者中的威望，对政治事件的进程起了重大影响。
马雷沙尔接二连三地在报纸上抨击国民议会犹豫不决的政策。他清楚地知道，国民议会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害怕革命进一步深入，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想引导群众不要过问政治生活。马雷沙尔揭露国民议会的这种反人民的政策，竭力帮助被压迫者提高阶级觉悟，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他对农民说，“没有你们，没有你们的支持，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1791年初，共和派马雷沙尔公开声称：必须进行一场新的革命，不是在口头上，而是以实际行动实现自由平等的原则，消灭君主的统治。他在《巴黎革命报》上写道：“公民们，我们需要第二次革命。不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我们就没有出路了。第一次革命已被人们遗忘，到现在为止，我们只不过初步领略到自由的滋味，如果不抓紧，它就会从我们身边溜走。需要遏止和战胜的已经不是僧侣和贵族；我们应当把改革的目光移到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们的身上。”
但是，新的革命不应该只限于废除王权。它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人们真正平等，重新分配财产，使人人都同样幸福，同样富裕。马雷沙尔在许多文章中都坚持这一思想。他说：“穷人进行了革命，但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因为即使在1789年7月14日以后，他们的处境也几乎和7月14日以前一模一样。”
从马雷沙尔1791年出版的《大自然在国民议会上的演说》中，可以看出他在革命初期的那些鲜明的社会政治观点。他假借“大自然”之口，对那些国民议会的议员说：“你们废除了曾经存在于人们之间的某些令人厌恶的差别。你们敢于宣布人是自由平等的。在两千五百万人中(你们是他们的勇敢的代表)，我只看到了衣着上的变化。他们的习俗还是老一套，他们的社会行为和私人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善。还像过去一样，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穷人和富人。还像过去一样，尽管有了庄严的人权宣言，还是到处有老爷和奴仆。一条无法消除的鸿沟把拥有巨资的人同缺吃少穿的人截然分开。只有当这种有辱人类尊严的、令人伤心的划分消失时，我才能相信你们的那些冠冕堂皇的法令，才能相信你们工作的实效。”
“大自然”认为必须消灭寄生阶级——贵族和僧侣，各个家族按其成员的多寡重新分配财富。“大自然”说，“我不爱国王，更不爱富人。财产不平等比等级不平等更令人憎恶。”接着便号召进行新的革命。“大自然”说：“可以肯定，革命尚未完成。”
这时马雷沙尔的观点还不带有共产主义的性质。他要求的不是消灭私有财产，而是均分私有财产。然而即使这些思想也是大逆不道的，所以马雷沙尔不得不隐瞒《大自然的演说》一文的作者姓名，在《巴黎革命报》上也不得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只发表一些议论，例如不同意用暴力手段争取土地法，主张不流血的革命等等。
1792年8月10日以后，王权已被推翻，法国建立了共和制度。这时，马雷沙尔加入了左翼雅各宾党。从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来看，他接近“疯人派”，完全赞同巴黎公社的反宗教政策，同公社的领导人——肖美特和埃贝尔——保持友好关系。作为雅各宾党人，他反对吉伦特派的联邦制，主张要干就干到底，并坚决拥护将路易十六判处死刑。他认为吉伦特派的失败，有利于革命的进一步深入。
当时，法兰西共和国同干涉者的联合力量正进行殊死的搏斗，马雷沙尔作为一个革命政论家，工作非常紧张。他的文章充满热情，十分乐观，号召祖国的保卫者提高警惕，把革命法国的内外敌人消灭干净。
除了新闻记者工作，马雷沙尔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还成功地从事了另一项著述活动。应该说，他是法国革命话剧的创始人之一，他写了许多革命剧本，最有名的就是《对国王们的最后审判》，这个剧本宣传了世界革命和各国人民兄弟团结的思想。
必须弄清财产平均主义者马雷沙尔对雅各宾专政时期社会经济政策的态度。当然他非常拥护国民公会对大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措施，认为那些措施是能够消灭社会不平现象的。但是他很快就看出罗伯斯比尔根本不想让公民有平等的财产权。为了支持国民公会的措施和罗伯斯比尔的政治路线，马雷沙尔在1793年匿名出版了一部有趣的著作《为革命而修正》，从左的立场上不仅对封建制度而且对雅各宾专政的资产阶级性质进行了原则性的批判。
马雷沙尔一再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因为，以财产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旧秩序并没有消灭，只是改换了一种形式。他写道：
“革命并未完成，因为它毕竟还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这当然已经不错了，但是还不够。我们烧毁了帝王的权杖、僧侣的刑具和贵族的文契。这当然很好，但是革命毕竟还是停留在口头上。其实，革命还没有实现。自由、人权、平等、公民义务，这一切我们都背熟了，这些字眼我们并不陌生，甚至黄口小儿也能嘟囔几句。但是人们是否享受了这些权利？是否丝毫不爽地实现了？我们幸福了吗？呸！一点也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不好过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使我们的行为和习惯适应我们的原则。”
最后，马雷沙尔提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只要还存在老爷和奴仆、富人和穷人……就不可能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平等。真的，革命一点也没有成功。”
马雷沙尔坚信，要恢复真正的人的生活，必须消灭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他说，人们的本性并不是恶的，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权利不平等和财产不平等造成的。“生活条件和财富的不平等是文明社会的万恶之源。”
在上述著作中，马雷沙尔阐述了人类以家庭为基本核心的共同生活的理想。他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深感失望，认为它与君主制相比同样是专制独裁的。在马雷沙尔的理想社会中不应该有国家，除了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权力，不应该有任何权力。应将全部土地平均分配给各个家庭。每个家庭就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自然经济单位，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与其他家庭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来往。
马雷沙尔痛恨资产阶级制度，反对人剥削人，但在他的社会空想中也有一些错误的思想。实际上，马雷沙尔反对非族长制家庭成员的共同生产活动。他还反对那种能造成人们不平等的文化。这些错误观点，我们在他写的《平等派宣言》中还会看到。
由于“疯人派”和埃贝尔派遭到迫害，马雷沙尔不得不掩盖自己的观点。他不仅在心里反对罗伯斯比尔及其同伙，而且更坚决地否定资产阶级制度，更相信只有消灭私有财产才能拯救人类。这些信念在他于1793年3月建立通讯联系的巴贝夫的影响下，日益坚定了。遭到政敌们大量诽谤的巴贝夫，在1793年3月26日给马雷沙尔的信中写道：“一个倒霉不幸的公民、爱国者，写这封信向您致意。他在您的作品中看到了对别人不幸的怜悯。他早知道，他的悲惨的境遇将使您感动。”巴贝夫描述了自己的厄运，最后提出了一个要求：“我的兄弟，请替我设法要求普律东允许我在印刷所里工作，我将得到我应挣的钱。”
马雷沙尔在肖美特的协助下，实现了巴贝夫的要求，使他得到了一份工作。当他再次被捕时，马雷沙尔还竭力营救过他。
巴贝夫1794年2月28日给马雷沙尔的那封信，证明他们的观点已经趋于一致。巴贝夫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上帝和神甫》以后给马雷沙尔写道：“这本书我还要再读一遍，还要让儿子去读……我要使他感到鼓舞，我已经预感到他在阅读这本新的教义问答时的愉快心情。这本书不是骗人的，而是让人们看到了真理。”巴贝夫的这番热情的赞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还记得在上述那部著作中，马雷沙尔已经明确地阐述了他的思想：应该根据社会正义的原理来重新改造生活。这些理论使这时已经基本制定了共产主义原则的巴贝夫感到衷心佩服。
在巴贝夫和马雷沙尔之间已经有了频繁的接触。他们两人都没有认清热月政变的反革命性质，都为罗伯斯比尔的垮台而欢呼。像巴贝夫一样，马雷沙尔也写了一些关于已经垮台的“暴君”的文章，把雅各宾专政说成是破坏人民的威信，是消灭民主自由。
但是这些错误认识为时不久。热月反革命政变不久就暴露了真面目。像巴贝夫和马雷沙尔这样一些人反对热月政变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如巴贝夫的战友菲力浦·邦纳罗蒂所说的，“巴贝夫、菲力克斯·勒佩勒蒂埃、西尔万·马雷沙尔凑成一个秘密的同盟，一开始就抱定这样一个宗旨：确定他们政治论文的主题和性质。”
后来这个组织发展成为准备反督政府起义的中心。
马雷沙尔受秘密的执政内阁的委托，写了著名的《平等派宣言》，这是巴贝夫主义的主要理论文献之一。这份历史性宣言阐述了巴贝夫运动的主要原则。《宣言》宣称：“平等！自然的第一需要，人的第一需要，一切合法团体的基本环节。法国人民！你们并不比在这个倒霉的地球上混日子的其他民族走运。到处永远是可怜的人，受着狡猾的吃人生番统辖，成了各种虚荣心的玩物，供各种各样的暴君鱼肉，永远和到处受到花言巧语的安慰，到处和永远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实际东西。”
马雷沙尔批判的是资产阶级带有局限性的平等观。他说，法国革命只宣布了形式上的平等，即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法国革命仍保留了财产上的不平等。因此，它是一场片面的、有限的革命；因此还要进行一场革命。“法国革命是另一场更宏伟、更庄严的革命先声，它将是最后的一次革命。人民打倒了那些互相勾结联手对付他们的国王和祭司，而那些代替旧国王、旧祭司的新暴君和新政客也将被打倒。除了权利平等，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的不是写在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上的平等；我们希望的平等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家里。”
这些见解对马雷沙尔来说并不新颖。我们在他的更早期的著作中已经看到了。但是后来又有一些思想证明他的观点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证明他的立场已经从卢梭的财产平均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之所以有这种转变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处境进一步恶化，被压迫群众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悲观失望。毫无疑问，共产主义者巴贝夫也影响了马雷沙尔后来的思想发展。
如果说，过去在马雷沙尔的思想中，事实上的平等就是全体公民享有同样的财产，那么这时，他反对土地法，并直接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的问题。
《平等派宣言》直截了当地指出，只有用革命暴力的方法才能实现社会的改造。“我们要求生也平等，死也平等，像我们在诞生时就平等一样。我们要求：或者是真正的平等，或者是死亡。我们的需要仅此而已。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争得这个真正的平等。凡是想阻挡我们争取平等的人，天诛地灭！凡是抵制提出这种愿望的人，天诛地灭。”接着又说，“只要它(平等)还在我们身边，我们准备彻底摧毁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