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你们的票呢？”乘务员终于问。
我们取出票。我把票递给她的时候，从幽暗的手电光中读到了她毫不掩饰的暧昧而鄙夷的表情。
是我的暧昧还是她暧昧？
是我们可笑还是她可笑？
她终于走了。
“你看，本来这么好的一个夜晚……”他喃喃地说。又握住我的手。
“现在这个夜晚依然很好。”我说，“从来没有没有斑点的山楂，是不是？”
“可我总觉着该有。就像太阳那样。”
“但是当你老想着去吃太阳时，你就会被它烧成灰烬。”
“我不想成灰烬。”他说，“我真想和你躺在一起。你像是一汪清静的水。”
“你还想做什么？”我拍拍他的脸。
“你知道。”他说。
我沉默着。清晰地倾听着我们的呼吸声。
“不可以吗？”他说。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不想。”
“你是不是有点儿怕什么？”
“我什么都不怕。我只是不想。就这么简单。无论事情发不发生，都只与我有关。我绝不会为了怕澄不清名誉而去自暴自弃地堕落，也不去因为畏惧别人的钢牙和软舌去埋葬自己应当享受的快乐。我只与我自己有关。”
“你在黑夜中居然也如此清晰。”他说，“你能帮我数清这些山植有多少颗吗？”
我坐起来，让那些温热的山楂一个个从手掌中滚过。“36颗。”
“可是你说多奇怪，我每次数出的数字都比上一次少一个。”
“那是因为你每数一遍就要吃一颗。”
“你这个女巫。”他似乎笑了。
“睡吧。”我说。
“再拍拍我的头。”他把头俯下来，“你不知道我多么留恋今夜。”
“我知道。”
“你不知道，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今夜的本质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无从知道也无法知道。”
“你该睡了。”我说。
“我这就会睡的。不过在睡之前我要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会弄破山楂。”他说，“因为我爱人喜欢把山楂铺在身下做爱。她还喜欢做山楂风铃。她会用线把山植一颗颗地串起来，每一串都缀上小铃铛，然后挂在窗前。等山楂开始腐烂的时候，她就把它们扔掉。好多山植被扔掉时还是红色的。”
“红色的？”我下意识地重复道。
“是红色的，红色的。”他说话的语气宛如呓语，“前天晚上我提前一周出差回来，看见她和男人躺在山楂上做爱。她的背被山楂染得通红通红。你想象不出有多么红。”
我摸了摸他的面颊。没有泪。“红得就像没有斑点的山楂，真的。”
“睡吧。”我说。
“好。”他答应着，终于离开了在他的铺上躺下。
只剩下了黑夜。
天蒙蒙亮时，我睡了，醒来就看见他安详地睡在床上，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把山楂核。
我板过他的手，一点点地把山楂核抠了出来。
“这东西很重要。”他睁开了眼睛。
“我知道。”我笑道，“这是山楂的心。”
“可是每当我对我爱人这么说时，她就会告诉我说：‘这就是你为什么在根本上还是一个农民的原因。’”
天一点点地亮起来。
“你可以不和她那么生活。”我说。
“我已经不这么生活了。所以我才要回老家。”
他开始收拾行李。
我从他枕边拎起那本书：“怎么喜欢看这个？”
“我只是想从这里面知道世界末日是什么样子的。”
“什么样子的？”
“在书本之外。”
我们相视而笑。
“我要是早早碰到你就好了。”他说。
“其实现在也很好。只要你好。”我笑道，“而且假设往往没有意义。”
“你真的能记住这些山楂吗？”
“能。”
“我不是要你记住山楂条、山楂丸、山楂糕、山楂罐头、糖葫芦串儿、山楂果皮、山楂粉、山楂晶……我只是要你记住这些山楂，知道吗？”
“我知道。”
这是一个清爽的早晨，我坐在飞驰的列车上，在14号软卧间，倾听着对面的这个男人如梦魇般地诉说着自己。他像一株成熟到极致的山楂树一样，无可救药地把一串串鲜红的语言吐出了体外。
下车之前，他问我：“昨天晚上我是不是挺可笑？”我摇摇头。笑了。世俗的表情和语言又一点点地回到了他的身上，如天堂的房屋升起了一缕红尘的炊烟。我感到一种不真实的亲切。
“不论怎么样，好在只有一夜。”他笑道。然后朝我点点头，下了车。我看见他健壮的身躯一点点地淹没在人流中时，却如孩子一般瘦小和卑微。
我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我不知为何哀伤。我不知道这个我无所知又无所不知的人为何如此令我牵筋动骨，仿佛他带走了我此刻全部的绝望和柔情。
也许，我只是因为不知为何哀伤而哀伤。
两个月后，我在书摊上一本杂志的“社会长镜头”栏目中浏览到一篇关于一件凶杀案的纪实报道。标题简介中说：一位才华横溢的大学讲师杀死了正在家里偷情的妻子和妻子的情夫，然后回到老家的山上割腕自尽。文章似乎还就知识分子的情感问题和心理问题进行了一大段一大段的专题分析。
我跳过那些分析找到了他自杀的日期。
正是那一天。
我在书摊老板不满的白眼中把杂志放回原处，推着自行车慢慢地向家里走去。
夕阳正红。
虚荣的写作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虚荣心。我也一样。作为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我的虚荣心之一就是选择一种尽量与众不同却又尽可能被人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所有的语言都是雷同的，不同的只是内在的组合。这种内在的组合可以透露出写作者的灵气和智慧，或者是笨拙和愚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写作者从事的其实是一种十分骄傲而危险的工作。
虽然是这样地骄傲和危险，可我的外表却尽量显得十分平和与入世。我认识一位以流氓口吻著称的年轻诗人，他在生活中的表现甚至比酒店和商场的服务生都要显得亲近和谦恭。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笑道正因为我在诗歌中太尖锐了，所以我更要在生活中显示温柔，这会让人们的心理在惊奇之后更为平衡，也可以让我在痛快写诗之后顺利做人。——要知道，在写作中你尽可以八面树敌，但是在生活中也制造这种障碍却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必要的，更是可笑的。”
我欣赏他的狡猾，同时也开始学习他的狡猾。实践到我的生活中，这种狡猾就变成了一副与世无争的面孔。我把我的好胜心深埋在心里，只让它在纸上纵横驰聘。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状态：虽然胸怀着一匹即将破栏而出的烈马，但是从外表看来，我是一个最平凡不过的女人，属于标准的弱势群体。
不过，我也知道：有关心灵的事情，一丝一毫都不能隐藏——尤其是面对自我的时候。在土一样的容颜下，我时时刻刻地认知着自己的野心和虚荣，并对自己的认知清晰如水。我明白我的野心和虚荣不但能够找到相应的源泉，而且在每个阶段，都能找到相应的落脚点。
小学的时候，对文字的虚荣仅是迷醉于那些肤浅的排比句式和繁华绮丽的新鲜词语，期盼那些热闹的比喻和夸张的描述能让老师夸奖和表扬一番。中学之后，开始偶尔地无病呻吟或假戏真唱一曲，相信文字中的我拥有着同龄人难以超越的深沉和成熟。再大一些，又开始满眼不平，愤世嫉俗，文字中的孤绝和凄冷仿佛印证着自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荷。及至工作了几年，谈了恋爱成了家，文字开始花花草草地昭示个人真实而琐屑的悲欢和喜乐，仿佛有了这些文字，那些普通的日子都会因此镀上一层可爱的光芒。再然后，有了孩子，我终于被迫完全长大。仿佛是在一瞬间突然明白，文字不仅成为了我与别人交流的特殊方式，也成为了维持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种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生命中，不可更改。甚至已经慢慢地演变成为我的亲人们也十分在意和看重的方式。只是，这种方式似乎从来都没有让他们品尝过本该属于他们的沁沁的甘甜——我的父亲，在我发表处女作前夕去世。我的母亲，在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前夕去世。
失去了至亲的温暖的目光，我写作的虚荣如一个五彩的肥皂泡。但是，仍是虚荣的。我无法表达我对这种虚荣的感受：当我在日记本上慌乱地记录别人说出的某一句趣话的时候；当我把每一张或每一本发表我作品的样报和样刊在书房的角柜中单放起来的时候；当我让呀呀学语的儿子指认专著里作者简介上面赫然印着的我的小照的时候……我知道我是虚荣的。
是的，我是虚荣的。我是那么想让每一片纸都因为我的笔而熠熠生辉，我是那么想让每一枝笔都因为我的手而有如魔杖，我是那么想让我的手因为我的心而充满神采，我是那么想让我的心因为我自己的一切而变得真诚、丰盈、纯冽和美好。
我无法说尽我的虚荣，正如我无法说出我对生活和世界的热爱。我知道自己的虚荣，但我尽最大可能让自己不功利，也不矫情。我总觉得虚荣也只是一种暂时的方式，等到有一天，我真的无愧于写作和作家这两个词语时，我的虚荣也许就会脱胎换骨，由花变果，落地生根，把我变成一个大虚大实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