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末日”那天创造未来（End of the day to create the future）
当我们知道一切关于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都成为谎言时，我们的心里的焦虑暂且得到了释放，这时候我们才会感到，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我们是自由的，并没有被毁灭的阴影所禁锢。
在我们时代欲望主宰着一切。商业化的浪潮冲击着原本就很脆弱的精神秩序和价值体系，再加上政治腐败的推波助澜，一种有害的精神气候就这么形成了：缺乏价值中心感、成就感和意义感，以及颓废、堕落成为不少人日常的精神状态。
时代的进步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需要多元化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支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主流文化砥柱就能随意被连根拔起弃之一旁。在当今这个商业化、娱乐化主宰的时代，物欲似乎已成为人类的全部，人活着似乎只是为了物欲，物欲是承载人类欲望之船的海洋，很多人已成为优秀的船长，还有很多人成为出色的舵手，剩余人则成为努力的船夫。对于那些既不是船长，也不是舵手和船夫的那些底层的劳苦大众，犹如置身于茫茫沙漠，也只能望“洋”兴叹了。这并不是什么好事，物欲的海洋迟早会吞噬掉整个世界，以致人与人之间再无情义可言，以致浩瀚绿洲变成冰天雪地，以致人类自己毁灭自己。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社会这个烦琐和复杂的巨大的集体——要想治理世界，我们必须首先学会管理我们自己。因此，首先要求革新文化的发展，促进人类个性的发展是最紧急的迫切任务，没有这一点，不可能制订未来的计划；就不可能有政策，不可能有其它的发展，人类将不可能在走向悬崖绝壁前自动停下来。
人类和社会所谓的“进步”，已成为一种疯狂的、人为的、机械的动乱，如此的不可预见以及无情——我们甚至不能理解它的意义，再也无法控制它。风云多变的确实是我们的形势。物欲横流的鸿沟把我们同真实的世界隔离，对于我们曾经是熟悉的这个世界，现在却变得陌生和生疏了，同时，某些事情可以改进我们的情况，而某些事情会使我们情况变得更坏，而人类的贪欲却无法对这两者加以区分。结果，使我们采取了轻率的行动。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人类丧失了最终的安全的栖身之地，那么我们的形势将很快会变得严峻起来。人类先天固有的财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理解力，人们不但没有利用，反而被所遗忘，各种道德力量和尚未开发的资源仍可以为我们服务。在生和死、沉沦或生存之间我们要作出选择，那就这种蕴藏在我们之中的客观存在的潜力，完全要依靠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开发和动用。
现代的人类并不是完善的。我们把影响和力量以及知识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有了惊人的成就，但我们也一直在愚弄自己，自欺欺人地认为已经进入物阜民安的新世纪，愚蠢地认为已经不需要进行变革以以及调整和治理我们周围的环境。结果我们落后于现实，仍然得不到发展。唯一拯救的方法是集中我们的力量去发展自己，在我们创建的一个美好的、崭新的、并非完全人为的世界中协调地生活下去。世界要求我们所做的是适应从一个文明时代走向另一个文明时代的变革，这种变革过程我们已经经历过，而未来我们更需要这样的变革过程。目前这种异常的环境，迫使我们去完成规模和难度都很艰巨的任务，但决不能用过去的老方法来对待新事物，实际上也没有这种必要性。另一方面，我们拥有的各种前所未有的手段使我们可以这一非常的的挑战，可以应付要面临的这一变革。这个新阶段的任务是，我们必须在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提出无数良好的建议。必须在社会的各个中心环节中努力确保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政党、青年团体、宣传机构、国际组织、体育联合会、企业、工会、商业、城乡、学校、家庭等，要的目的是好好的去开创——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置于经济建设之上，发展积极的、健康的、有益的文化艺术事业，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开展革新精神的学习运动；鼓励和支持、动员并利用年青人的创造性，为促进未来的发展而选择一切可行性的项目；促进对我们目前的消极的思想观念、堕落的意识进行一次本质性的更新。
究竟我们在掌握自己的学识方面有哪些看不见的和不懂的精神因素能够得到改进？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学习？我们自己对此几乎却一无所知，尽管我们懂得很多，知识渊博。要使精神和有机体的自然力量转化物质的力量不会受到健康不良的影响，才能让学习更为有效发挥由精神所转化的物质力量。特别重要的是母亲与孩子之间，幼年时期和童年早期以及孩子与孩子之间的“文化”的交流。学习是极为复杂的问题，这有赖于方法和目的，不能简单地把它推诿于教育。教育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但不能代替人类组织和学习。然而，让教育工作者感到不安的是革新保守的传统的教育。学习一般是没有预先特定的规律的，是自然发生的，年轻人比成年人更能接受教育。往往更需要学习的是成年人，但他们对学习的好处却感觉不深，尤其当他们行使权力的时候。
集体活动和体力劳动在学习中是必需的。其目的是以求创造优异的价值，以及重新建立与自然界相一致的联盟，不仅是为了个人的再受教育和提高，也为了得到其他人的认识和理解。在复杂情况下找到有效的方法，超速地加快进行变革，并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既为了生存，也为了提高生命的素质。最终引导我们触及人类问题的核心的是人类对学习的反映，当我们做任何事情和谈及任何事情时，我们必须确信，每件事要视个人的素质和学习能力而定。在一个进行迅速变革的群众社会中，学习必须以提前行动和参与为基础，这是一种社会和文明发展的需要，我们期望关系着现在和未来的一个负有责任感的和成熟的社会。社团和集体也必须学习，不能仅仅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学会用更加高明的方法来参与这个新世界的发展，以及完成他们应起的作用。
我希望唤起思想保守的芸芸众生，唤醒那些不肯做出任何决策的人们的思想认识，使他们去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发现的，也不曾去关注过的一种最珍贵的财产——那些促使人们进步的思想，一直被人们浪费和疏忽，甚至擿弃。这是一种愚蠢、危险的自杀性行为。有人甚至镇压那些不同政治思想的人，就是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会发生动摇。但那些促使人们进步的思想，毕竟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它不仅是可使我们的精神家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新和扩充，它也是帮助我们找到一条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的、充满希望的道路。学习问题在一个前景不明并寻找拯救出路的世界中必须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那么，我们将创造什么样的未来？显然，创造一个纯粹想象中的未来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正视的是一个我们能够有效地建造、值得生活的未来。人类事业的真正目标是要成功地创建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最好的素质就是与自然界互相协调，与自然和谐共存，在融洽的气氛中做到真正的“天人合一”。当然，人各有志，想法各有不同，比现在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并不是人人都希望看到的和想要的，或者有兴趣传给子孙后代。不是真正的不想，是因为就目前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他们更多的是不报任何希望，甚至对此是悲观的。很多人认为人类建立上述新世界是天方夜谭，因为人无法摆脱贪婪的本性。也许随着发展，人类会建立一个未来的新世界，不过这是一个充满机器人自动化的科学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需要任何人，而是由机器制造其他机器并安排其他机器从事各种活动；那些被人们称为信息科学、遗传基因、电子计算机、原子和人工智能的“高等神父”的工艺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们将指导人民群众检查自己的福利是否得到保障，自己的需要是否已经得到满足；为了保卫这个新世界，要有在地球上不可能使用的高超的武器，当然这是为宇宙或星际大战而设计和准备的；这个世界将可居住120亿或更多的人，部分人在人造卫星上或海洋下面生活，他们饲养有用的动物，种植有经济价值的蔬菜或植物；野生物要予以保护，它们有自己的生命规律，如果不生活在原始环境中，那么尽可能要在有空调设备的实验室里生存下去。我们还不知道将对微生物和昆虫做些什么；社会正义一律要认可其它的研究中心，他们为了更大的人类利益而建立新型的生命；随之将调整工作方式、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使用；要有行动自由，根据新型、高速电子计算机事先所安排的模式进行合理部署，比如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和增加绿化区……如果这样的世界出现了，即使能在相对舒服和食物丰富的环境中生活，居民们也会感到憎恨。因为他们将被一个充满机器人的、人造的和没有生气的环境所代替，一切安乐仅仅是幻想，最可悲的是，他们永远失去了美好的自然环境。过多的机械和电讯产品、自动化装置、自动化机械、电子设备会使人们彼此减少接触，一切人性化的东西将不存在，人必要的情感交流将被虚拟的东西所替代。减少人工劳动会消除人类同物质材料的接触，而这些物质材料在人类的心目中仅仅是组成的有用的形式或美丽的形状，而人类会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一部分人性，不能称心如意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
未来的情景只是一个粗略的草图，一种概念的开端，它的可行性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未来的情景在今天是时髦的，由于人类并没有完全掌握这些技术，所以要以合理的形式为此进行技术准备也是很复杂的。即使人类向着这个新世界步步前进，也必须从广泛的总前提下进行设想、设计和规划。也许这只是个玩笑，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命运。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前进，或者正在全速倒退。明天我们也许会知道更多，会了解为达到我们的目的而作出什么样的牺牲，会发现抵达彼岸的妥当的措施和方法。
目前世界上作出主要决策的人都是富人、男人和白人。尽管这有抗议的意味，因为妇女在这类事情中很少有发言权，而那些穷苦的人和那些不属于白色人种的人，不能充分享有伟大的人类决策权。有人可以说这个世界是成年人在指导我们的一切，而将年轻人排除在外，这是属于成年人的世界。即使是出于民主的考虑和正义的理由，尤其是关于遥远的未来的发展问题，有时也应该听听青年人的声音，因为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中接近60%是在30岁以下的和36%是在15岁以下的都是青年人。青春焕发的青年人可以把新思想变成现实，他们对未来有较大的抱负，对现代社会更具有批判眼光，而并没有陷身其中；他们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创造力量来设想一个不同的社会；他们的心地比较纯洁，他们是一种新的文明概念的真正支柱，具有我们目前为改变世界进行自我更新所需的那种灵活性，对于需要创造一个更高尚、更诚实、更正义的世界更为敏感。而事实是成年人不怎么愿意表明自己对未来的创造要作出严肃的承诺，于是产生了选择青年人提供这种可能性的思想，但对实行的可能性则表示怀疑，尽管他们对这种思想本身是热情的。什么样的“新的未来”是可能的？怎样做才能使这个“未来”更有可能实现？这样的讨论的任务委托青年人是毫不奇怪的，似乎他们比年纪大的人更具优势。因人类需要开始一个新的启程，实现革新文化的发展可能只有后一代才能实现，其他物种也是一样，进化是受遗传密码和生物学的支配的，通过生殖进行传递。从一代到下一代发生进化，是以青年作为主将的。
如果我们希望建造一个值得生活的未来，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考虑一些重要的问题——从社会正义到安全以及生活水平，从人类的住所到人类的责任和权利，从资源的使用到与自然界的关系，从价值到政治制度，从经济到教育。必须有财政支持给予合理保障才能使这一事业取得成功。要协助年轻人努力去干，这并不意味成年人应该退让他们现在当权的位置，他们似乎没有这样做的企图。它关心的是如何作决议的问题，应该怎样实施权力的问题，而不是由谁作决议的问题。
引导70亿人口的这个人类家庭走向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目的，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国家的政策和行为必须使人们清楚地了解现实，鼓励人类的自觉性和对未来的责任感是全球问题的关键思想，而所有这些有益的素质今天的人类还不具备。
但是，当这一艰苦的准备工作一旦完成之后，每个人都需要作贡献，每个人都将分享其成果。如果我们展望可能的未来，我们将学到许多教训。首先我们将发现自己目前所想所作的模式是不适当的或错误的，甚至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首先需要我们提高自己和自己的行为。
我们需要有一种扎实的理论基础来支持这一设想的革新政策和活动，才可以把我们已讨论过的各种理想和奢望变为现实。我们现在的思想意识和方法显然是过去经验的反映，因此在精神态度和参考系数以及规范、原则、价值、信念之间已有着很大的距离，从自然界和我们这个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挑战来看，这些很平常的指导思想几乎令人反感。为了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所有的现代人都必须恢复我们的“人性”，事实上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进步的疯狂竞赛中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它。因为迷信科学，很多人不再有宗教的愿望，这个自然界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科学否定了。迷信科学，认为科学是万能，所以他们不必担心自然资源耗尽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资源不是问题，所以现在可以尽情享用，不必担心后人，因为到了后人，科学已经发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任何东西都可以创造出来。他们甚至天真的认为，未来的人大概可以不喝水了，喝人自己创造的某种物质，所以说，没有水也无所谓。煤、油甚至一切使人生存的东西都可以制造出来。但是，我想说，任何物质都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资源来源，以及一些基本的物质材料来源，人就是本事再大，科技再发达，又能拿什么来创造呢？假定土壤都被破坏了，不能再生长任何植物，那我们在什么物质或基础上来制造转基因食品呢？假定地球上没有水了，那么又拿什么来制造代替水的饮料呢？即使人饮食解决了，但其它物种如何解决？植物如何生存？假定这些都灭绝了，那么人类还能独活吗？
我们的精神曾遭受严重的打击，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并懂得，对于从无生命的事物到活的生物，只不过是用不同结构或形式混合而成的能量罢了。不能进行推理的是宗教和精神，但是谁又能够把科学或者能量说成是有灵魂的呢？使精神和能量谐调一致似乎很难，使宗教和科学达到谐调一致更是难上加难。
现代人类为物质所累，被物质所吸引，好像别无选择。我想正是现代世界的本质，把这些选择强加在他们身上。并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转换为数据，把它放上银幕或用一张图表说明一种想象，这是没有价值的。并不是每件事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和表达的。现代的人已经成为这样的人：为了一栋房子或一辆车而奔走异国他乡的人；与其它电子计算机对话的人；驾驶一辆汽车与其它机器装置联系的人；在有人工照明和空调装置的大厦中工作和生活的人；了解电子计算机和装置、机器的人；对实际事务发号施令的人；在科幻小说中消失的人……这些理想型的人们想创造一个胜过自然世界的世界，着重于他们所创造的人造世界，而他们自己却是这个自然的产物。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他们管理、操纵的东西，或者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东西。这种情况甚至适用于储藏和加工的、瓶装、冰冻、罐装的食物，这是他们喜欢的。在他们心目中，非物质的东西没有吸引力，甚至连自己的同类都是不值得考虑的，自然界属于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地方，他们是麻木和僵硬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已成为了数字而不是人，几乎已失去了人的容貌。他们忙于事务而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他们是孤立的，即使每个人都拥有财富并能操作不同型号的设备，与他们交往或通讯是无聊的、困难的。他们都感到有一种不断增长的内在的空虚，希望给生活带来良好的秩序，对他们正在做的事和成就给予高的评价。他们也希望人类之间温暖的交往，但由于他们交往模式的虚假，因而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必不可少的是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必须是杰出的人性研究；这种思想方法能够使人类摆脱这个弊端日益增多的技术化时代，成为实实在在的人，并愿迎接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完成我们的任务；只有新的人道主义能实现和完成人类精神的复兴。这种人道主义同我们的新时代是一致的，必须扭转和改革那些至今我们认为是不能触犯的各种原则，因为这些原则已变得与我们的目的不相一致了；新的价值体系的兴起必须要这种人道主义的鼓励，以补偿我们内在的不平衡，创建艺术的和美学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伦理的和新精神的、哲学的推动力，来填补我们生活中的空虚；这种人道主义必须使我们了解这些素质，把我们和其他生命形式联结起来，和世界各地的人更紧密地联结起来，使我们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这种人道主义必须能够在我们之中恢复牺牲精神和欢乐、团结、友谊、爱和了解，这是我们最珍贵的需要。
我们必须重视思想的重要性，不论花多大代价。此外，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行使这样的影响，它不仅能改变某些国家、某些阶级的行为和观点，而且将为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所接受并看作这是自己的事情。必须让人类懂得，在地球上我们处于上层的地位，有责任使自己作为生命中一个发挥调节作用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保护性因素，而无权以绝对统治者的身份对地球上其他生物品种行使生杀大权。因此，这个新的人道主义在人类意识中有其道德和伦理的基础，本身必须是革命的，也是现代人类必须接受挑战的一项成就，完成这一事业将是曲折的、痛苦的、长期的、争论不休的。已有预兆表明，改变的种子已开始萌芽，因为这个世界受到黑暗和灾难的威胁。这些预兆告诉我们，人类的革命不是不可能的，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灾难频发的时代，人心和自然环境还未到不可逆转或挽救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失望。作为世界人民的我们，仍能用双手把握未来，并创造我们共同的命运：人类必须提高人类的素质、责任感和能力，置个性发展于一切发展的中心，它也包括其它的文化发展，它必须促进由青年人提供所喜爱的未来的设计，随时准备致力于他们的成就——正在扩大到全世界的是一场具有普遍学习基础的发明运动；改进人类和社会体系的政治结构，以确保人类的治理能力——南部的自我改组能与世界体系有机地相结合。以积极协作来改变东西紧张局势。采取全球政策和战略，建立以国家间的自愿联合；由领导人采取行动，在各方面表明现有的政治品质：于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这是一次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会议。
如果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采取负责的和明智的集体行动，在我们前面仍将有人类事业的大好时光。所以，我们子孙后代的命运要在这个历史决定性时期求取生存，决不能再处于置人类各种危境于不顾的状态之中了，再也不能听从目前世界最高级领导人所制订的行动或所作的选择了，无论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是好是坏。
22、生命在于精神（Life is spirit）
在人类普遍的观念里，相对长生不老的诸神和轮回、循环往复的自然而言，人类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人摆脱不了自私贪婪的本性，因为人自从知道自己并非长生不老的时候，就没想过要亏待自己有限的生命，也就有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普遍的人生态度。问题是这对人类来说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自然中很多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如果这些有限的资源被现在的人类自私地掠夺和无止的贪婪吞没的话，那么后来的人类就会面临灭绝。
唯物论者是把精神建立在物质之上的，这种对精神的理解显然是偏颇之论，他们认为只有人在物质基础上才能发展精神。比如说，一个人拥有了财富，他就有条件拥有精神上的享受，这显然是迷瞪者的狭隘的思维。即便从物质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抛开这个很多人都找不到或看不到的上帝不说，我们依然不能把精神独立出去，反而言之，作为物质的肉体也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把两个死尸放在一起，他们不能握手，不能谈话，不能交流，一切都不能了，因为他们此刻就如两块冰冷的石头的那样的物质。而他们的精神主体，也就是灵魂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或者空间。那么，有人就会问，灵魂存在吗？我们看不到，找不到这个东西，因为灵魂不是一个物质实体，这样说来，肉体的死亡和灵魂，也就是我所说的这个精神又有什么关系呢？肉体的某个器官坏了，或者血液流尽了，人自然就会死，所以说，肉体是一个无关灵魂和精神的生命。这就是人类迷瞪的地方，找不到真正的自己。即便肉体没有任何缺失，一旦灵魂得病，那么他的意识也就随之混乱了，甚至丧失意识，神志不清了。灵魂是以肉体为载体的，灵魂的空间与肉体的空间是对立的，就是说精神空间与现实空间是对立的。空间对立论我曾提到过，比如我们梦中觉得合理的事情，到了梦醒后就觉得不合理了，说明梦中是灵魂所在的空间，而梦醒后又到了肉体所在的空间。这个关系就如白天和黑夜的关系，阴和阳的关系。我想过多的谈论这些没有必要，不是每个人都能开悟的，换句话说，人人都当下大悟，都成为神或者成为圣人，那么也就没有宗教信仰的必要了，人人都是圣人的世界也许更是一个可怕的世界，与自然一样，万物需要综合平衡，世界才能存在。
既然是谈到2012末日，那么我们还是从实际出发，谈论一些离我们生存的现实世界最近的内容。我们在这里不说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就说假定有一个在自然之上的精神的实体，并将它作为创造和建立自然的实体。我们把这个“实体”不看成是上帝，否认神性与人性的合一，而把这个精神的实体看成是人自己的精神实体，这有可能吗？自己的精神实体是什么呢？是通过丰富自己的物质而为自己创造的那个精神吗？渺小的人类把自己看得太伟大了，所以他们不再对上帝或者自然有敬畏之心了，所以人对自然的一切侵害变成了合法合理、天经地义的事。而与无限的宇宙比起来，人类是多么渺小和卑微，宇宙难道是为了人才存在的吗？自然界的一切难道都是为了人的缘故而来到地上的吗？把上帝埋没在人里面，埋在人的大脑思维中，任由说长道短，任由人来衡量上帝，猜疑以及评介……总之，上帝永远是人类嘴里的那个上帝。想把太阳的光环套入一只指环，把大海纳入一滴水中，以为太阳只是为了人的眼睛而照耀的，这难道还不够愚蠢吗？这是多么狭隘、卑下的“人的”想法。自然不仅仅是为人而存在，而人却必须为自然而存在。即时我们不认识上帝，不理会上帝，但我们不能不认识和不理会这个作为人类存在的最后基础的、干净的、纯粹的、无神的自然。
也许这种说法会被有些人驳斥，因为他们对科学技术的迷信达到了任何东西也无法替代的程度，他们相信科学和技术能再生资源，随着发展足可以让人类在今后和未来的时代永远生生不息。但还是存在问题，假如科学技术无法解决一些问题时，那么人类也只能面对毁灭了。比如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大自然的破坏——不合理开发以及不合理的开采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结构，威胁到自然的生态平衡，所以导致了气候的反常，以及频繁的地震、洪水、海啸、火山爆发等等自然灾害。有人还在反驳，说古代没有自然破坏，但地震等自然灾害照样不断发生。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现象，就是古代的自然灾害是非常少见的，也许还没有2009、2010年两年发生的灾害多。除此之外，人类科学技术造成的危害有很多，空气、水的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都有导致人类提前毁灭的可能。据生物学家研究，这两年蜜蜂的数量大量减少，就是因为一种病毒引起的，而如果有一天蜜蜂正的灭绝了，那将是人类致命的灾难，就这一项就关系着人类的生存问题。
在我看来，人类对生命的普遍的认识都是错误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的人还处在迷瞪（Mideng）状态，也就是心里迷惑、糊涂的状态。迷瞪不等于愚昧，愚昧是因没有知识而落后的状态，而迷瞪是因为没有智慧而朦昧的状态。如今经济见长，科技进步了，但信仰文化却丧失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的学术还都停留在很浅的地方，从来都没有和沾着泥土的人道主义结合过，说到底就是没有大彻大悟。也许他们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真知灼见。也有一些本来是知识分子的人，他们也许知识渊博，才高八斗，但他们却没有智慧。在现实中他们自知担负不起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于是就干脆和知识分子划清界限，有公开声明的，也有装模作样观望的，没事干就写一些无关痛痒的幽默，或自嘲，或调侃，或稍有暗讽，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成就，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打算深入底层，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这也能理解，这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都在国家的科研单位，或在高等学府，他们养尊处优，被娇生惯养着，谁也不会从黄金屋里走出来钻进茅草房，他们每个人都有当今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典型的伪善，半身西服半身棉袍，表面上看还像个人，因为他们谁也不愿意自己撕开那张伪善的面具。中国的母体很大，但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愿去触摸她的脉搏，也无兴趣甚至无视于其中的意义，很多知识分子走的是利己主义道路，从目前来看，他们似乎打算永远将“盈利的”学术和创作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再来看看我们时代的文学艺术。我们时代的“艺术家”和“作家”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也是最高产的，甚至有些还是最有“名”的，但我们时代的“艺术家”和“作家”是最无知的，最悲哀的。缺乏意义感是我们时代的艺术家和作家最严重的问题。或许他们有意义，但也仅止于个人的意义，也就是利己的意义。当今也有个别一些艺术家和作家追求意义，但他们没有百折不挠的坚韧性，从缺乏信心直到丧失热情。他们冷静过，但最终成为冷漠，他们怀疑过，但最终成为绝望，最终的结果的是，他们对意义也毫无兴趣了，变成了自私、冷漠而绝望的人，所以他们在文学艺术中追求意义也成为昙花一现。每天似乎都有“大作家”的大作问世，动辄上排行榜，动辄一鸣惊人，但是那些所谓的大作读来乏味，这些物本主义的艺术家和作家缺乏信心和热情，所以导致他们的作品缺乏意义感，以及主题深度，久而久之，连追崇他们的人也和他们一样禁不住叹息，现实如是，我们永远也无法改变它。所以“作家”只能照它所是的样子记录下来，而无法提升它的价值，更无法赋予它人的意义。当前拜金主义横行，使之追求纯粹艺术和文学的趋势越来越暗弱。当今之文学艺术，艺术家和作家似乎只记得金钱，而忘却了艺术和文学，他们没有信仰却有迷信，他们缺乏稳定可靠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秩序，缺乏对上帝的敬畏崇拜世俗权力，所以，需要精神食粮的人们误食“毒品”却不觉察。那些缺乏信仰支撑者只能无力和虚幻地感叹“人生如梦”，这一叹，叹出的是他们对拯救和现实的双重绝望，除了名利，他们似乎别无所求。而事实上，当今之文学艺术很多被人们误认为是优秀的，也只属于一个时代，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也会随着时代的结束而丧失。文学艺术与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但文学艺术的使命却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而是为芸芸众生，要站到那些沾满了眼泪和泥巴穷人中去；要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老百姓说话，将他们的呼声变成自己的作品。追求意义感的艺术家和作家所关心的是罪孽和拯救以及人的痛苦这类问题，虽然这样的艺术家和作家也可能怀疑和彷徨、犹豫，但他们有明确的追求目标和稳定的信仰基础，信仰赋予他们真正属于人的价值和意义，赋予他们的生活以光明，而这些，是当今这些“盈利”艺术家和作家们永远也享受和体会不到的。
有人把孔子评价为中国的苏格拉底，我认为有失偏颇。在最深奥的灵性层次里他们都是一样的，尽管在兴趣与才能、气质与体质、精神与肉体等层次中他们彼此的差异很大。虽然孔子的大部分积极思想值得赞许，但他的一些消极思想也应该受到批评。在我看来，孔子的一生都是在追求物质。《论语·子路》篇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孔子是看不起底层人，甚至对底层怀有歧视，而他教人要做官，只有做了大官，有了权利地位，就会使老百姓对你有敬畏之感。苏格拉底主张人要敬畏天地，而孔子让人敬畏人，崇拜权利。这里有个小故事：春秋时期，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两度在卫国没能推销他的“仁政”，只好去陈国，经过宋、郑两地的劫难后，孔子继司马牛病后也相继得病，一度昏迷。子路让他向鬼神求祷，孔子则说“敬鬼神而远之”，“敬”在这里是慎重的意思，而并非恭敬的意思。就是说，要对鬼神这样的事要慎重，他自己是不愿接近的，当然也奉劝别人都要接近。孔子的精神世界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这与马克思的某些思想如出一辙。所以当孔子一生追求地位而不得志的时候，他就自嘲是“丧家狗”。可以说孔子是失去了物质基础上的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孔子以及老子以及庄子的命运没有苏格拉底那么悲惨，就是因为他们的中庸之道，在这一点上他们要苏格拉底聪明。孔子在教育人如何通过学习能获得更高的地位而受中国人追崇，但是苏格拉底教人“越穷越像神”，这在人看来是堕落，是不求上进，所以他只能被人民杀死。苏格拉底的一生都在追求纯粹的精神，他与孔子、老子、庄子等人虽然都是精神上的楷模，但境界却高低不同。苏格拉底生错了时代，应该生在我们这个无比怀念他的时代。
像中国的老子、庄子，西方的苏格拉底，以及基督教中的耶稣这样的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才是具有真正智慧的人。他们更接近神，是具有真正神性的人。在我看来，知识是知识，知识并不等于智慧，而智慧并不是普通的人容易获得的。今人的安贫乐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贫乐道，换句话说，如果他能够获得财富，他是不会安贫乐道的，只有在物质面前无能的人才会说自己安贫乐道，如果他有能力，他就会把真正的安贫乐道者看成是傻瓜。因为人普遍摆脱不了物质的诱惑和羁绊，他们的境界仅止于物质世界层面上的智慧，而获得大智慧的人往往是那些超越了物质诱惑及羁绊的人，他们摆脱了肉体的干扰而生活在纯粹的精神世界里，所以他们是智者，是圣贤。他们对死亡从不恐惧，而且深信肉体有亡，灵魂不死。苏格拉底临死前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当他镇定地饮下毒药时说：“现在我去赴死，你们继续生活，到底哪个更幸福，唯有神知道。”是的，到底谁更幸福，唯有神知道，苏格拉底自己也是知道的，因为他为自己能摆脱肉体而进入天国高兴，所以他非常平静，甚至内心是喜悦的。圣人的天赋都是相同的，对生死的观念也是相同的，他们与迷瞪的人类在精神境界上有天壤之别。
与苏格拉底一样，中国的庄子对死的看法也是超然的，他认为人的死只是摆脱了肉体，而灵魂却在，去了另一个物质的世界或非物质的世界。这在庄子的故事里是有记载的：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往吊唁。惠子见庄子正在分开双腿像簸箕一样坐着，一边敲打着瓦缶一边唱歌，全然没有悲伤的意思，看起来好像根本就没有死人这回事。惠子非常不解，就对庄子说：“你跟死去的妻子生活了一辈子，生儿育女直至衰老而死，人死了你不伤心不哭泣也就算了，但却敲着瓦缶唱着歌，你这样太过分了吧！”庄子说：“你说的不对吧。这个人她初死之时，我怎么能不感慨伤心呢！然而仔细考察她开始原本就不曾出生，不只是不曾出生而且本来就不曾具有形体，不只是不曾具有形体而且原本就不曾形成元气。夹杂在恍恍惚惚的境域之中，变化而有了元气，元气变化而有了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如今变化又回到死亡，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死去的那个人将安安稳稳地寝卧在天地之间，而我却呜呜地围着她啼哭，自认为这是不能通晓于天命，所以也就停止了哭泣。”
迷瞪的人信仰的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拜新教”、“拜物教”、“拜钱教”、“拜权教”，他们崇拜人，而不崇拜上帝。就如现在不少人崇拜的余秋雨、韩寒、马诺、凤姐……等等所有的娱乐名人以及作家或者学者，而这些被崇拜的人其实是最迷瞪的人，自己迷瞪也许没有什么，但自己迷瞪还要去教别人迷瞪的人，那就是世界上最迷瞪的人。因为他们不但自己迷瞪，还要让别人迷瞪。凡是用自己的迷瞪的思想去影响别人的人都是最迷瞪的人。
智者的思想每日俱进，是因为智者每天都在离那个非物质的神的世界接近或更进一步。人可以摆脱物质，在于精神，活在精神世界的人是没有物质诱惑的，就如苏格拉底，虽然他也需要吃饭穿衣，但他却并不为吃饭穿衣而烦恼。释迦牟尼如果没有皮包骨头的思索经历，就不可能成佛，但真正让他成佛的东西却是那少女给他的奶酪，因为他突然发现，物质就如人本身一样，它没有意志和生命，所以不必去意识到它这就是为什么教徒要斋戒的原因，因为他们也明白苏格拉底的那种思想，就是人的需求越少，就越接近神。吃饭是因为我们物质的世界里能体验到精神世界的愉悦，如果连吃饭都感到索然寡味的人，就如苏格拉低所说的，可以停止进食了。
也只有他们的灵魂才能抵达另一个非物质的永恒世界。其实他们是上帝派遣到人类世界来唤醒迷瞪的人类的，但是他们却不被人所真正理解，而且对于依赖于物质的人类来说，他们是以肉体生命为全部的，所以人把自己看成了是地球上最高贵的生物。
也许动物没有信仰，但它们却从不破坏自然。而且动物也是有灵性的，其实除了它们没有人性外，其它的或许他们都有，而有些人虽然是人，但却不如动物，就是我们常说的“禽兽不如”。1988年德国出现了一个狗孩，一对夫妇由于工作太忙，很少有时间照料自己的小孩，家里的母狗却为他们尽了“父母的义务”，后来这个小孩习性变得和狗差不多。其实类似的事件很多，20世纪初，在印度发现的两个狼孩就曾引起轰动。1920年10月，人们在印度葛达莫里村附近的狼窝里发现两个女孩，一个约八九岁，另一个不足两岁。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的锡恩神父将这两个狼孩带回了密拿坡孤儿院，并开始对这对经历非凡的姐妹进行长期研究。神父给这两个女孩取名为卡马拉和亚玛拉。这对姐妹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狼”的特性，她们能利用四肢飞快奔跑，用舌头舔食牛奶盒水，吃生肉，嗅觉异常灵敏，能闻到距离很远的食物的味道，视觉也很突出，两人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在崎岖的山路上游玩。
另外，比较有影响的还有法国探险家亚曼发现的羚童。1961年亚曼孤身到撒哈拉沙漠探险，途中他迷路了，很快饮水和干粮都吃完。正在他苦苦挣扎的时候，一个羚童出现了，那个羚童头发乌黑，散乱地披到肩上，皮肤呈健壮的古铜色。亚曼的友好行为博得了生活在那里的瞪羚和羚童的好感。羚童和其他瞪羚一起友好地舔着亚曼的腿和手。亚曼发现男孩是开朗、天真的，看上去大约10岁左右。他的脚踝不粗壮有力，直立着身体到处走动，吃东西时却四肢触地，脸部贴在地上，牙齿十分强劲有力，能咬断坚硬的沙漠灌木。他们渐渐成了“朋友”，彼此非常亲近。一天亚曼点起一堆篝火，起初男孩有些害怕，到处躲闪，后来他也不再害怕火焰，慢慢靠过来，甚至摆弄起炭火来。他不会和亚曼交流感情，却能和瞪羚一样用抽动耳朵和挠头皮等方式彼此沟通。最后男孩将亚曼带出了沙漠，挽救了这位探险家的生命。两年后，亚曼带着自己的两位朋友再次到沙漠中寻访他的这为不同寻常的朋友。当他们见到男孩和其他瞪羚时，彼此仍很亲近。亚曼还想试一下男孩在自然界中的生存能力，决定与他“赛跑”。他的朋友用吉普车追逐瞪羚，亚曼则开着另一辆车和男孩一起跟在后面，他惊奇地发现，男孩的奔跑速度竟达每小时52公里！男孩能像瞪羚一样，以4米多长的步伐连续跳跃。亚曼的奇遇让他感慨万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男孩，因为那样人们会将男孩关在笼子里研究，男孩也就失去了自由，那是十分可怕的。于是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将事实隐瞒起来，直到十几年后才在书中公布了他的发现。其实，还有许多类似的奇怪事件，人们发现了许多熊孩、豹孩、羊孩、猿孩等，人们对此已经不再吃惊。与之相比人们更关心动物为何会抚养人类的后代。对此，人们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种解释认为，野兽的母性本能非常强烈，特别是比较凶猛的母狼、母豹等，它们失去了幼兽后，在母性本能的驱使下，很可能对其他幼小的动物进行喂养，因而掠夺人类的小孩也是晚期有可能的。还有一种观点是，人类的小孩被遗弃在荒野后，被狼或其他出来觅食的动物发现，便误以为是自己的幼仔而带回去喂养。该观点万全是一种猜测。而前一种观点还能找出一点事实依据，例如1920年的一天，印度的芝兹·卡查尔村的猎人打死了两只雏豹，并救出了小孩，不过已经快6岁的小男孩已经完全习惯了母豹的生活方式。还有许多人认为凶猛的动物是不可能哺育人类的孩子的，但在众多的事实面前并没有更多的反驳证据，关于动物为何要抚养人类小孩的问题，至今仍没有科学的答案。
与长生不死的诸神以及循环往复的自然一样，人的生命本质上也是不死的，同样也是经历轮回复往的生命历程的。科学家声称，生死轮回是存在的。耶鲁大学的医学博士布莱恩·魏斯（BRIAN L. WEISS，M.D.），通过科学研究证明了轮回的说法。一位名叫凯瑟琳的女子，因患恐惧和焦虑的侵扰，找布莱恩·魏斯博士求治。他用催眠法追踪她童年的伤害，却没想到竟然催眠到了她的前世。凯瑟琳在催眠中的说话毫不迟疑，名字、时间、衣服都非常生动。她并不是在幻想，她的思想和表情，以及对细节的注意，和她清醒时的人完全不同。在一连串催眠治疗状态下，她记得了引发她症状的前世回忆，也传达了一些高度进化的“灵魂实体”的讯息：凯瑟琳在地球上她活过80几次。但催眠治疗中，只前后出现过12次，有几次重复出现。在催眠中，凯瑟琳说她“曾是石器时代的穴居女子，埃及时代的女奴，18世纪殖民地的居民，西班牙殖民王朝下的妓女，19世纪美国维吉尼亚的奴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被割喉谋杀的荷兰男子……”凯瑟琳惟妙惟肖地描述身处的景象。布莱恩·魏斯测试过凯瑟琳，确定她没有说谎，他说：“恐怕这不是相信或不相信的问题，而是让我知道，轮回是真实的事情。”
很多科学家经过对许多濒死体验的人的潜心研究，科学家发现每一个人死亡的情形都很类似，感觉自己会浮在身体之上，可以看见底下的场面，包括自己的尸体，但对自己的尸体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但是当他们重新返回肉体——大多数时候是从头顶进入。也就是我在之前章节中所说的主灵驻在“天灵盖”。关于人的灵魂，确切地说应该是人的三魂之一主灵的安身之处是在人头颅的“天灵盖”里——人头顶的骨头，婴儿时期没有完全圆合，可以看到那里一起一伏地动。关于天灵盖我曾有过解释：“人有七魂六魄，主魂于天灵盖中，主司人之生命，其余六魂分为上三魂和下三魂，各司其命。上三魂为游魂，各司视、听、觉；下三魂为守魂，各司行、走、歇。”（《天廷秘传》第二回，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并且在女娲造人的故事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说明，女娲抟泥造人后，人虽然成形了，但还不能动，这时，女娲“自取利刃，于二泥人头颅中央各凿凹槽九厘之长……女娲曰：‘只等聚灵神取灵前来，将元气之灵放于此，人便成活，能言能语，能思能想，与汝等大同小异，只本同末异然。’言语刚落，就见聚灵神风驰而至，女娲接过灵气，按入颅槽，轻吟法咒，只见颅槽融合，完好如初……女娲笑曰：‘此乃人之天灵盖，灵灭人亡，灵在人活。’果真人也，且言且走，自如非常……”（《天廷秘传》第二回，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对于灵魂——也就是人的生命，就如莱恩·魏斯博士所说的“当他们重新返回肉体，大多数时候是从头顶进入”一样，人的本真生命——灵魂的存在看来在科学家那里已得到证实。而死亡后最终的结果离开不开两种情况：第一，很多人濒死体验者不但有“灵魂出窍”的离体体验，能看到亮光，还能看到一个隧道，有强烈的愉悦感和幸福感，接着感觉到自己进入一个温暖而狭窄的空间，感觉自己很快要出生，转到另一世。甚至他们的灵魂在离开肉体后，还可以看到已故亲属和神灵，飞速地回顾一生，生活的一幕幕全景式回忆让他们有一种愉快的感觉。第二、还有少数人感觉坠入黑色恐怖的隧道，并且见到恐怖的景象，以及一些面目狰狞的人，他们都非常凶恶。这两种情况大概反映了人在脱离肉体之后的两种命运，第一种人大多都是善良的人，或有精神信仰的人，他们在人间没有做过亏心事，所以灵魂没有负罪，就不存在焦虑感。而第二种人相反，所以他们的感觉也就恐怖了。当然也可以这么解释，第一种好人被神灵接引到了天国，灵魂经过的是通往天国的隧道（也叫做通道），所以他们的愉悦的，而第二种坏人却要去地狱，灵魂经过的是通往地狱的隧道或通道，所以他们是恐惧的。在两个隧道或通道所遇到的情景也是截然不同的。
与佛教以及中国道教中“因果轮回报应”的说法相同的是，在一个人的今生中，常出现前世中对他关系重要的人，中国有句俗话说“前世的债今世还”就是这个道理。布莱恩·魏斯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说：“根据多次研究，一群灵魂会一次又一次降生在一起，用很长时间清偿彼此债务。人们对他人的暴力和不公都得偿还。过完的每一生，若没有偿清这些债，下一生就变得更难，这就是轮回转世偿债的情形。”（《前世今生：16堂生死启蒙课（原名：Many Lives, Many Masters）》）苏格拉底知道人的灵魂不死，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脱离肉体后将要去哪里，或者说，他知道自己的灵魂从此世界到彼世界是经历轮回的过程，也就是“轮回转世偿债”的过程，所以，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临死最后一句话是：“克利托，我欠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鸡，记得替我还上这笔债。”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以为，生命有限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因为人与动物不同，人类是通过繁衍来维持其生命不死的，因而人并不仅仅作为类的成员而存在。人属于唯一存在的凡物，人赴死的宿命在于个人生命本源于生物生命，从生到死就是一个可知的生命历程。人与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能够创造事物——语言和行为以及工作，这是人的卓越之处。人可以在一个万物不死的宇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人们证实了自身的“神”性，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不死，只要是真正的人才是最优秀的，是具有信仰的，懂得善恶和美丑，能区分正义与邪恶，能够爱憎分明，能够担负责任和义务，能够有是非之辩，还坏之分，反之，人生死如动物。
作为大思想家，苏格拉底的可敬之处在于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因为他的注意力是在对永恒的思考，而不在对永恒的描述。什么是永恒？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不可说”，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无言”，以及中国禅学中所谓的一切都在“当下”。如果死亡是“离开人类”的意思，那么永恒也是一种死亡，它们的区别在于“离开人类”并非是最终的，因为人和任何一种生物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无法拥有永恒的体验。而与有限的生命体验所不同的是，永恒将是无止境的，没有时间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永恒也是一种死亡。宗教的出现给信仰它的人们带来了希望，让人们认识到了生命永恒的道理。基督教所说的个人生命永存，把最具死亡性的东西——人的生命推到了与日月同辉，与宇宙永存的地位。
从历史上说，宗教教信仰给那些知道其世界注定要灭亡的人带来了希望，这实在是一种超越希望的希望，因为宗教要求他们只要虔诚的信仰，就能保证一种他们从不敢奢望的永恒性。真正的宗教信仰可以改变人的素质，帮助人脱离野蛮和迷瞪的桎梏。因为亚当的错误，导致了人类丧失了个人生命的不死性，而现在通过耶稣基督重新得到了可能一直持久的生命，不过，这一生命会因人的罪恶导致再次丧失。地球上的生命也许是永恒生命的第一个和最糟糕的阶段，它仍然是生命；没有将在死亡中终结的这一生命，就不存在永恒的生命。只有当个人生命的不死性成为西方人的中心信条，即只有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地球上的生命也才成为人的至善——一这看来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我时常感到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我，每当这种声音降临时，它总是劝阻我不要做我打算做的事。”（《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P64）苏格拉底曾和达摩一样，坐在洞穴的深处。忽然有一天他豁然顿悟，并听到了神的召唤，于是他就成了第一个见到光明，逃离洞穴的人，看到了真实的世界。苏格拉底获得第二视力，神谕说“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而苏格拉底则谦卑地承认自己一无所知，并决定要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去证实神谕的那一刻，他引起了雅典人的怨毒和忌恨。最终杀死了最值得他们引以为荣的精神巨子。
同样，彼拉多在钉死耶稣前“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Mat 27:24、27:25）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当五百人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喧嚣、叫嚷着：“鸠死苏格拉底！”的时候，他的学生柏拉图（Plato）感受到了怎样一种深层的震动和悲哀，苏格拉底的死给后世的人们留下多么的心理阴影，“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苏格拉底最大的“罪过”在于他打破了人们完满自足的平衡状态。他要做一只刺人的马虻，蜇醒整个沉睡的雅典，他冲进雅典的精英们的知识殿堂，告诉那些自以为聪明者实际上一无所知。他苏格拉底知道等待他的是被虐杀的命运，但他仍然用毕生的精力服务于虐杀他的人们，这正是他的崇高之处：“这些年来，我把私事置于脑后，抛弃天伦之乐，为你们的利益整日奔忙，象父兄一样默默地照顾你们每一个人，敦促你们专心向善。”和所有的圣徒一样，他怀一颗柔弱而挚烈的心，与他卑微、渺小的兄弟一起，共同领导受命运的折磨，超度他们得道。这正是神之子所做的事：人类无法赎回自己犯下的罪孽，于是上帝派遣他的独子与人类共受磨难，并作为卑微渺小的人类的一员被钉上十字架。人类需要来自大光明的人来昭示他们的暴虐与愚顽：“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Mat 10:16）看来，苏格拉底领受了这一使命：“神特意派我到雅典城邦，这个城邦就象一匹巨大的纯种马，因为身体庞大而日趋懒惰，需要马虻的刺激。神派我到这个城市就是执行马虻一样的职责。于是，我整到到处不停地、刺激、说服、谴责你们第一个人。”（《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虐杀他的人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苏格拉底死的时候，他们还从苏格拉底高贵的人性中借得了一点光辉。一个犹大足以使全世界荣受耻辱，而一个耶稣又能使整个人类得救。愿他们穿过荒凉的土地，在上帝身边得到永久的安宁。
对于那些未知的东西，我们不可过于暴虐和傲慢——当天使还没有赐给我们一双能得遇大光明的眼睛时，对于那些搅动了我们平安秩序的思想者，我们要心存感激和充满敬意，不能迫害诅咒。因为他们代替了我们去探示那些人生的诸种可能和未知的生命领域，不管他们是向地狱进发还是向天国朝圣，他们都是生活的烈士，并为此付出了精神健全的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生命在于精神。人需要追求和拥有崇高，因为它是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力量，是人类审美体验的一种样态以及最高境界：自豪感和欣喜感，敬仰感、庄严感和惊叹感。它使人自豪和自尊、自信和感奋，给人的内心世界注入巨大的生存勇气和精神力量；使人由抑而扬，由悲而乐，由惊而喜，使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和伟大。它在人们心中点燃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而那些伟大的精神之父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耶稣就是崇高的象征。他们以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宣扬和捍卫真理：“天之生人，不是要我们做卑鄙下流的动物；它带我们到生活中来，到森罗万象的宇宙中来，仿佛引我们去参加盛会，要我们做造化万象的观光者，做追求荣誉的竞赛者，所以它一开始便在我们的心中植下一种不可抵抗的热情——对一切伟大的、比我们更神圣的事物的渴望。”（《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崇高还是评价一个时代精神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能够创造崇高的审美形象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人的素质很高的时代；一个对崇高境界充满追求的信心和热情的时代，必然是一个精神健康、正常的时代。
然而崇高在我们时代的境遇并不好。它被践踏、嘲笑，被损害、凌辱。在这个物欲主宰的世界里，精神矮化的人，还有他们欲望化生活，毁伤了崇高的精神，我们看到了崇高在我们时代的悲惨情景和生存境遇，这是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我们时代是很难看到崇高的，在我们时代的低俗、肤浅、混乱的精神景观里，我们看到了迷乱和虚妄、消极和颓废、恣睢和夸张、肤浅和庸俗、冷漠和做作；看到了自得其乐的陶醉，自暴自弃的放纵，自哀自怜的伤感，软弱无力的喧嚣，这是怎样一幅轻飘飘的缺乏活力的人生图景——幽暗的心理环境，逼仄的精神视境，混乱的价值观念。
如果说我们在80年代前期的偶尔还能感受到接近崇高的道德激情和英雄气质，那么，从80年代后期人们普遍就开始显露出眩惑、颓废、迷乱的精神状态——形式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脱离现实和理性的虚无倾向，怪诞体验和暴力残忍迷恋等等，则成了人们具有主宰性力量的趣味模式。到了90年代，商业主义的拜金倾向和物质主义的享乐倾向，使以往存在的消极势头得到了恶性的发展，原本就很脆弱的主体重建原则、介入现实原则、思想解放原则、平等对话原则、人道主义原则等精神原则几乎趋于瓦解。超功利的价值原则被商业化的利益原则所取代，我们时代的最终痼疾是价值观的丧失，目前的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危险，人类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种状况。丧失价值观的后果就是道德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论的泛滥，导致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长驱直入：你看不到真正的成功者，尽管到处看到拿腔作势的官僚和腰缠万贯的商人；你看不到真正的欢乐，尽管到处在狂欢。没有价值体系的状态就是一种心理病态。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肉体的病变和玩世不恭，看到的是更普遍、更内在的无希望、无道德、无欢乐、反常态、失败感，这就是丧失价值观带来的后果。人类就像需要阳光、钙和爱情一样的一种宗教、生活哲学或一种价值体系，已经成为奢侈品了。没有价值体系的人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怀疑一切、虚无的就是他们所持有的态度，他们还肆无忌惮地嘲笑固有的价值观。人们的精神旗帜在一种被享乐原则和商业原则主宰的生活场景里，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我们服从了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使人们日趋粗鄙无聊的是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骑在伟大的崇高头上的是油滑的市侩，本来严肃的事情被嬉皮士式的胡闹所取代。嘲弄一切的游戏和俏皮油滑的玩主做派，满足了享乐时代的相当一部分人的消极的心理需要，给充满内心压抑而又失去价值观的大众，提供了“合理”放纵的安全通道。人们开始蔑视崇高，把喜悦的与悲伤的，粗鄙的与优雅的，调侃的与严肃的拉到同一水平线上。只有阳光才能照亮黑暗，只有水才能浇灭火，只有将这些渎圣、低俗、粗鄙之魅等等鬼魅驱逐之，才能为我们精神的重建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才有望改变崇高在我们时代的生存境遇。崇高被人当做一个过时的概念进行嘲笑，甚至已经被扭曲得惨不忍睹，我们有必要根据可靠的思想资源，揭示影响崇高形象创造的内在的主体修养与外部客观条件，阐明崇高的价值。
如席勒所说：“崇高是为了人身上的纯粹的精灵服务。……没有崇高，美将会使我们忘记我们的尊严。不停顿地享受将会造成疲弱，而处于疲弱之中，我们将失去性格的刚强，被紧紧地束缚在存在的这种偶然形式之上，看不到永恒不变的规定和我们真正的祖国。只有当崇高与美相结合，我们对这两者的感受能力得到同等的培养，我们才是自然的完美无缺的公民，而且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它的奴隶，也没有玩忽我们在精神世界的公民权”。（《审美教育书简》）
崇高意味着直面毁灭和死亡的牺牲和献身，意味着心灵的伟大和道德的高尚，意味着人性的尊严和高贵，意味着对异己性及异化性力量和命运的抗争，意味着自由。令我们胸襟开阔、振奋鼓舞的是以天风海涛、排雷驭电之势的崇高，它给虚弱的世界以力量，给苦难的世界以信心，给黑暗的世界以光明。真正的崇高是民主与自由的孩子，它的产生和出现，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尽管它对人类的生活如此重要。崇高的种子只有在民主的雨露滋润下，在自由的肥沃土地上才会发芽，开花，结果。
一个理性的社会，必须给人们以健康、自由的生活环境。“我们好像从童年便受到社会的奴性教育，不但自从我们心灵还是幼稚时便在风俗习惯的襁褓中培养，而且我们从未尝过辩才的最美好最丰富的源泉——自由。所以我们没有表现什么天才，只有谄媚之才。……任何奴隶状态，不论它如何合理，都可以比作心灵的铁笼，人人的监狱。”（《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崇高的敌人还有不利于人的精神生活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社会风气。最卑鄙龌龊的是爱享乐，使人萎靡不振的疾病是爱金钱。如果让财富的女儿长大成人，无耻、枉法、骄横……这些残忍的暴君很快就会在我们心中产生。假如我们重视无限的财富并竟敬之如神，说句真话，闯入我们心扉的那些与利欲共生的罪恶我们又怎能拒绝呢？于是人再也不关心自己的名誉，生活在恶性循环中逐步堕落，灵魂中的伟大品质开始衰退、枯槁而凋萎，他们再也不向上看了，不珍惜不朽的灵魂的发展，而他们重视的却是自己必朽的肉体。
唯有真正的德行才是崇高的。当爱权力的权欲和爱享乐的奢欲以及爱金钱的利欲成为一个时代普遍而难以治愈的痼疾的时候，人类在腐败与重浊的气氛中喘不过气来，昏迷不醒。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阻挠政府与个人的行动、镇压思想的是鄙俗的物质主义。人的灵魂的堕落和腐败成为我们时代在在可见的景象。
我们倾向于把强调人格和道德在人类社会以及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当做一种人类的原始欲望。作为人，我们没有权力生活在不受道德律令约束的理想国里，我们不可放浪形骸、纵情声色，为所欲为；不可蔑视神圣，不可践踏崇高的东西。诗意而善良的道德，乃是人类的灵魂，一个真正的人，首先意味着道德的纯洁和人格的健全。崇高是人格之花和道德之果。我们更需要清新的空气，我们必须抢救掩埋在废墟下面的信仰和价值，必须改变崇高在我们时代的境遇，如果没有这些宝贵的信仰和价值，我们就体验不到诗意的激情，我们的心灵就感受不到雄强的力量，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
23、让信仰延续希望（Faith continued hope）
宗教的基础是人的信赖感，而这种信赖感也就是无神论者们所说的“精神寄托（Place on spirit ）”的依赖感（Sense of dependence）的对象，就是人自己感觉到需要依靠的某种东西。在我看来这种东西是支撑着生命的意义的，它不是某个确切的物质或者某个人，如果再具体点解释这种依赖的对象，那就是被人视作具有生命、意志和伟大能力的对象，也就是宗教的最初原始的对象——自然。
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在现在的人类社会是极其罕见的，如苏格拉底般认为“越穷越接近神”的虔诚的信徒更是后无来者。苏格拉底为什么要说人需要的越少越接近神呢？这并不是苏格拉底的人生感悟，也不是苏格拉底的知识的体现，而是他与生俱来的智慧。也就是说，这种观点是神赋予他的，也可称之为天赋的观点。神对物质是无欲无求的，可神却用物质来考验人，也只有摆脱了物质羁绊的人，就像释迦牟尼那样才可以使自己的灵魂得道成佛，到达那个无须物质的智慧的、永生的世界。在这里，我所谈到的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也许在今人看来是“愚昧”和“迷信”的，那么，我这里就重点谈宗教信仰，就是宗教式的信仰，让我来把上帝转化为自然，从这个角度来谈谈人为什么需要宗教信仰。
纯粹意义上的宗教是笃信神的存在的，信仰天地万物有一个具有生命和意志以及伟大能力的某个对象所主宰的，在宗教观念里那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而宗教在现在的人类社会里更像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精神上的寄托，被视为一种不信无所谓，信了也不亏的附加活动。当然，在世界各地都有宗教信仰，已经成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或者固有的、必须遵守的风俗。很多人都是从来到这个世上的那天起就被打上了宗教教徒的印记，也就是说，他一出生就是某个宗教的教徒。比如说在基督徒家庭，父母是基督徒，他们的孩子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基督徒。这种宗教更像是一种形式。真正的宗教对于人的关系就像光明对于眼睛、空气对于肺那样密切。人是必须依靠自然的，而自然在宗教而言就是上帝所造，人就必须进入宗教，信仰造物主，也这种信仰就是所谓的对自然和上帝的依赖性。而这种依赖性在现实意义中也存在于动物和野蛮人、无信仰的人中的，因为他们也依赖自然而生存，他们的依赖性是不自省、不自觉的。
我所说的是信仰具有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但并不同于宗教者所认为的教义上的信仰。当然，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是信仰升华之后的更高境界的信仰，而我所说的信仰就是人要对自己所依赖的自然的信仰。人的存在依靠自然；而人的存在和生命所依靠的那个东西，对于纯粹的宗教信仰的人说就是上帝。宗教信仰的人超越了现实中所依赖的一切物质和生物，不再像信仰上帝那样信仰和崇拜自然，而是信仰和崇拜创造自然万物一切的上帝。他们跳过了与他们现实最近的自然，而直接去信仰自然的造物主，所以他们以为自己的存在并非是依靠自然，而是依靠一个创造自然并异于自然的上帝。但是，这种纯粹的宗教信仰在自私、贪婪的人那里只会变成自我崇拜，他可以以自己的身价高低来决定上帝或诸神的身价的高低。所以，我不打算跳过距离我们现实最近的自然，因为跳过上帝所造的自然而直接去信仰和崇拜上帝，就会轻视自然，轻视自然就会破坏自然，并且还不承认自己的过错，甚至还会上帝的名义来掠夺和破坏——他们会说这是上帝为人类所创造的，就是供人类消受的。而我们更应该信仰自然，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与自然和谐共存，当我们惹怒了自然的时候，首先惩罚我们的也许不是上帝，而是上帝所创造的自然。
教徒和异教徒同样喜爱生命，教徒之所以谴责异教徒为拜物者，是因为教徒将他们安享生命的感思归之于天父。这无可厚非，在我看来，我们与自然万物都是上帝的创造物，既然我们与自然共同存在并且平起平坐，即便我们不信仰与我们处在同等地位的自然，那我们就更应该和睦相处，互为珍惜，而不是高于自然，甚至将自然视为可以随意践踏和摧残的东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守着那与我最切近的实体，把它当作使我存在的原因而向他们作宗教的崇敬。
其实显示于自然之中的神圣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自然本身，自然本身以一种神圣实体的姿态呈现于人。在中国传说的诸神中有一位水神。水在生命演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水作为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生存的重要资源，也是生物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水神是什么东西呢？这一位在作用、启示、存在、领域和特性都包含在水里面的神，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其实就是水本身。由于它的作用和特性，在人看来是一个具有神性的、庄严的、施惠的、值得赞美的神圣的实体。水神既然只是水之神性的表征和映像，那么，整个自然的上帝或世界也就是自然的神性的表征和映像了。不管人是否企求上帝或是否想到上帝，上帝都同样存在，在这信仰里支配信仰者的正是自然。上司与神之间的差异在于，上帝是全能的的实体，也就是说上帝能做越出人力以外的事，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因此将一种认为自己一无所有的和有限无力的自卑感注入了人心。上帝向约伯说：“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它的众星吗？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吗？你能系住昴星的结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像他发雷声吗？”（Job 38-40）这是人所不能的，而是自然的力量。其实无论信仰唯灵主义的上帝也好，还是信仰大自然的力量，只要怀着虔诚的心与崇拜的行动，那么实际上就不矛盾。如果给大自然这种无形的力量起一个名字的话，那就可以叫做上帝，当然上帝也是大自然，这种实体本身就是存在的，我们人类就在其中。
从2000年前基督教创立伊始，至今已有数以亿计的基督徒遍布世界各地。基督教的教徒们都虔诚地奉耶稣为其始祖。然而，耶稣是否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关于这一问题众多学者各持己见。有的学者认为：耶稣这个人的确存在过，但是被基督徒奉为“救世主”的耶稣是一位凡人而不是神明。在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奥古斯都和提比留时代，在巴勒斯坦有一位拿撒勒人名叫耶稣，他创立了基督教。后来的基督教徒崇拜他为“救世主”，基督有此得名。
这些学者们甚至明确地指出了耶稣的身世背景。耶稣的父母是公元前一世纪初生活在巴勒斯坦北部伯利恒地区的一个小镇上的木匠约瑟和农家女玛利亚。约瑟与玛利亚共有四个孩子，耶稣是他们的长子，他从小就跟着父母去宗教圣地耶路撒冷虔诚朝拜。由于从小没有受过传统的正规教育，耶稣的知识主要来源于社会。他的父母都十分虔诚，定期去宗教圣地耶路撒冷顶礼膜拜。耶稣在与父母同去耶路撒冷的过程中自然就可以了解巴勒斯坦和世界各的情况，获取丰富的知识，他逐渐成为了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弗斯在其著作《犹太人的古代事迹》一书中称赞耶稣“是一个有智慧行神迹的人，是一个全心信奉真理的教师”，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后来，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在巴勒斯坦各地云游传教，四处奔波。在他们的广泛宣传下，下层的人民都将耶稣宣扬的“天国”当作福音，于是他们离开家乡，跟随耶稣到处布道传教。
《四福音书》是记载耶稣事迹的比较权威的书。书中记载，正是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将那个时代下层人民的痛苦真实地反映了出来，人民从他们的布教中看到了天国的“福音”，找到了生活的希望，也找到了进一步奋斗的目标和道路，这样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耶稣成为当时犹太教当权者的眼中钉，罗马帝国驻犹太的总督庞迪俄·彼拉多派人将耶稣逮捕之后，将他钉在耶路撒冷东郊橄榄山的十字架上。耶稣死后，世间广泛流传着耶稣升天的神话：人类由于耶稣的死而得到了上帝的救赎，他是上帝耶和华的儿子，所以他在死后3天复活升天。他的信徒们都坚信他会重新降临人间，创建“天国”。耶稣指的“天国”目的在于解救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重建富强繁荣的希伯来王国即大卫王国。他主张让权贵失位，提高卑贱者的地位；叫饥饿的吃饱，让富贵的空手；凡自以为是、自负的必将为卑，提高自卑者的自信心。在犹太人民的心目中，耶稣不但是宗教的先知，还是大卫王国的皇位继承人。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耶稣和他的门徒逐渐建立起来了当时罗马帝国最大的宗教基督教，后来基督教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欧洲已经世界最为深远的宗教之一。
历史学家们则认为耶稣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人们塑造出来的一个美好的形象而已，这个形象是人们心目中渴望已久的。被基督教奉为经典的《圣经》有许多虚构的神，迄今为止，不但所有历史资料都不能证明确有耶稣这个人，即便按照耶稣创建基督教的时代来推算，也没有多少史籍记载过耶稣生平事迹以及他详细的建教过程。换句话说，还没有史料能够证明耶稣曾真实地存在于世上。
首先，遍览与基督产生同时代的各种史籍著作，其中关于耶稣本人的生平事迹以及他创建基督教的材料几乎没有。耶稣在《新约全书》中被描述为一位天神的形象，因此他肯定不是一个凡人。同时在基督教产生以后很久才逐渐出现了各种记载耶稣事迹的福音书。因为宗派斗争，各教派根据各自的需要也都按各自的意图来重新编写了福音书，因此救世主耶稣的形象也各不相同，所以《路加福音》中的耶稣家谱不同于《马太福音》中的耶稣家谱。即使在一本书中也是自相矛盾，比如《马太福音》中对耶稣的描写就矛盾多多，一会说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一会儿又认为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说耶稣是基督教徒“人为描绘出来的救世主”并不为过。其次，“耶稣”在犹太词语中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它的希腊文“Josua”意思是“上帝耶和华拯救”，希腊文音译的基督（chrisistos）的意思是“救世主”，因此无论是“基督”或“耶稣”，都是同一意义的宗教用语。基督教在萌芽时期是社会下层平民狂热宣扬“救世主”的群众运动，苦难的民众企盼“救世主”的拯救，所以人们称心目中的“救世主”为“基督”或“耶稣”就十分自然了。每年12月25日，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在冬至日祝贺太阳复活而经常举行的祭奠太阳神生日的活动，基督教会把这个日子直接安排到耶稣的身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基督教的“圣诞节”，所以12月25日并不是耶稣的诞生日。同样的道理，说基督独创了“圣诞节”也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基督教产生300多年后，教会才逐步确定了12月25日作为耶稣的诞生日。以上材料说明基督教是“人工塑成的世界宗教”。再次，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关系极为密切，这是由于基督教受到了犹太教的影响。追溯到基督教的源头，原本就是犹太教的一个新宗派，而且最早的基督教徒中犹太人占了绝大多数，从种种福音书的记载就能够看出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影响非常深远。
最后，把耶稣说成是全人类的“救世主”是随着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传播、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说法。记录在《马太福音》中的耶稣家谱为了使耶稣成为救世主的说法具有合法性和神圣性，就把耶稣说成是犹太国王的子孙。由于基督教信奉上帝耶和华的“一神论”，所以基督教徒又将耶稣说成是上帝耶和华的独生子。而这与上帝的威严神圣和高尚纯洁又有了矛盾之处，因为他怎么可能与凡人结合生子呢？写福音书的人只好挖空心思地将耶稣的母亲说成是“玛利亚未出嫁就受神灵感召而怀孕”，以此来弥补说法上的漏洞。以上这几种观点，否认了耶稣真实存在和他创造基督教的这一说法。但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历史人物，耶稣的真实存在与否还难成定论。
无论耶稣是否存在这毫不影响人们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唯灵主义（Spiritualism Doctrine）的信仰，我说的宗教信仰就是“宗教式”的信仰，即像教徒信仰上帝那样信仰大自然，把大自然当作具有意志以及生命的实体的上帝那样来加以崇拜。宗教式的信仰就其本质而言乃是向世界显示人类的精神力量和自由意志的行为，是发现意义和创造价值的活动。它追求自由和真理，追求人类的精神解放，实在是一种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高贵而高尚的一种事业。它是人类精神生活向善的努力和向上的运动，它的目标在接近上帝之国的地方，在彼岸世界，致力于从此岸世界的罪孽和苦难中把人拯救出来。
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失去了对上帝的信赖和敬畏。可是达尔文也是一个相对迷瞪的人，这种想象产生的理论只能迷惑人们，让有些人变得更迷瞪。进化论在理论上推敲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可是理论未必就是现实本来的样子。进化论否定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但是我想说，也绝不是像进化论里所说的，人类是古猿进化来的。达尔文自己，包括所有人类并没有哪一个人真正见过古猿进化成人的景象和过程，这都是想象的产物。人类至今还无法揭开人类起源之迷，这是科学上今天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19世纪，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学说，这成为19世纪人类探寻自身起源的一个新的线索。
为探寻自然规律，达尔文一生孜孜以求。《物种起源》这本书是他对自己多年在世界各地亲自观察生物界现象的总结，书中阐述了自然选择在物种变化上起的作用，提出了物种的起源和进化的一般规律。《物种起源》的发表从根本上打击了上帝造人的宗教神话和靠神造论来支持的伦理。当时保守势力的反扑顽抗和社会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使一贯注意不越自然科学领域雷池一步的达尔文也兴奋不已。为了用客观事实来揭示人类起源的奥秘，他发奋搜巡各种事实依据，终于在《物种起源》出版12年后又发表了《人类的由来》这本巨著。达尔文认为物种起源的一般理论也完全使用于人这样一个自然的物种。他不仅证实了人的生物体是从某些结构上比较低级的形态演变进化而来的，而且进一步提出了人类的智力和心理基础等精神文明特性也是像人体结构的起源那样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人类的由来》奠定了人类学研究的基础。达尔文认为人类起源于古猿。经过一番激烈的学术和宗教的争论之后，科学界渐渐接受了这个理论。后来的科学家又经过不断探索，在达尔文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的人类起源说。他们认为，人类是古猿在数百万年的漫长时间里，在大自然的影响下逐渐进化而来的。作为一种学说，进化论有着许多合理的科学内核，然而事实证明达尔文的学说也是想象中的产物，考古学上的许多发现似乎给达尔文开了一个国际玩笑，但考古毕竟是用实物事实来说话的，这些发现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有些事实是无法用进化论来解释的——在中国云南富源县三叠纪岩石面上发现有四个人的脚印。据考证，这些脚印是2.35亿年前留下的；1976年，著名考古学家玛丽。D·利基也曾发现了一组和现代人特征十分类似的脚印。这些脚印印在火山灰沉积岩上，据放射性测定，火山灰沉积岩有340万~380万年的历史，古生物学家证实，其软组织解剖特征明显不同于猿类；美国科学家麦斯特则在犹他州羚羊泉的寒武纪沉积岩中发现了一个成人的穿着便鞋踩上去的脚印和一个小孩的赤脚脚印，就在一块三叶虫的化石上面。而三叶虫是2.5亿~5.4亿年前的生物，早已绝迹。经过犹他大学的化学家们鉴定这的确是人的脚印；1913年德国的人类学家在坦桑尼亚Olduvai峡谷100万年以前的底层中发现了一具完整的现代人类骨骼……
这些考古发现又是怎么回事呢？它们似乎有悖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的观点。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假说，森林古猿经过千百年的进化才成为今天的人类，可是科学家至今却无法找到这千百万年的中间过程，也找不到任何猿与人之间的人存在的证据；按照通常的认识，人类在大约距今1万年左右才发展到最原始的状态，有文字记载不过5000年时间。按照达尔文进化论假说，几亿年前不可能有人类存在，至于高度的人类文明就更是天方夜谭了。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科学家们不断提出新观点，对人类起源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1960年，英国人类学教授爱利斯特·哈代爵士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说，他根据在距今400万年~800万年前这一时期的化石资料几乎空白这一事实，认为这一时期内人类祖先不是生活在陆上，而是生活在水中；在人类进化史上存在着几百万年的水生海猿阶段，至今仍能在人类身上找到那一阶段留下的许多“痕迹”——人类的许多解剖生理学的特征在别的陆地灵长目动物身上都找不到，儿子海豹、海豚等水生哺乳动物身上却同样存在。例如：所有陆地灵长目动物体表都有浓密的毛发，唯独人类皮肤裸露，这一点与海兽相同；灵长目动物都没有皮下脂肪，而人类却有厚厚的皮下脂肪，这一点又与海兽相同；人类胎儿的胎毛着生位置，明显不同于别的灵长目动物，而与水兽胎儿的胎毛位置相当；人类泪腺分泌泪液、排出盐分的生理现象，在灵长目动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而海兽却都具有。哈代爵士查阅了大量史料，指出在400万~800万年前，海水曾淹没了非洲的东部和北部的大片地区。海水分隔了生活在那儿的古猿群，其中的一部分为了适应急剧变化的自然环境，进化成为海猿。几百万年以后，海水退却，已经适应水生生活的海猿重返陆地，有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成为人类。海猿历经沧桑，在水中的生活进化出了向人类方向发展的特征，这些特征为以后的直立行走、解放双手、进行语言交流等重大进化步骤创造了条件。这使得他们在返回陆地上后有了更明显的优势，超越了其他猿类，进化成为地球上最高等的智慧动物。此外，美国加州圣·克鲁兹大学的生物学家大卫。迪默则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或者说生命的早期形态有可能起源于浩瀚宇宙。国家生物界一致认为：生命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细胞膜的作用。迪默在实验中发现，即使是在寒冷、充满辐射的真空宇宙环境下，细胞膜仍然具有“生命力”。这说明恶劣的宇宙条件并未阻止生命的演化，生命起源于地球以外的浩瀚宇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与达尔文唱反调的法国博物学家布丰（Georges Louis Leclere de Buffon）的《自然史》，首先提出生物演变的学说——退化论，退化论认为低等生物是高等生物退化而成，如猴是人退化成的。其实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布丰的“退化论”都是谎言，是迷瞪者的思想。
无论人类是上帝创造的，还是进化而来的，总之都是大自然的产物。人类生存的最终希望就是天人合一，即天道与人道主义应该成为人类的互补平等的两种伦理原则。很简单的道理，人不是自然的唯一，而自然却是人的唯一，人在自然中就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与社会同样重要，反之，一旦人开始破坏自然的时候，那么自然也就要毁灭人了。可悲的是，技术革命在通过科学解放人时造成了人对自然界的无礼，文艺复兴从信仰领域解放人时也造成了人对上帝的傲慢。从那以后，人类的生活便失去了和谐的关系，同时也失去了牢固的生存根基。
人类精神和信仰的核心是和谐与仁爱，我们最终所追求的是一个和谐的、和平的和有情的世界。在精神与信仰的世界里，“天人合一”是人类唯一的生存理念，人类心中的“人定胜天”的迷思和疯狂将不复存在。然而，目前的情形确实，人类的精神的矮化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信仰的缺乏已近乎无可救药的地步。
生存的根本，就在于对大自然充满神圣的敬畏。万物和合、敬天爱人。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生存的处境之间，要有一种和谐的平衡状态。道儒互补，爱人与敬天可以并行不悖。今天的人类过于夸大‘人’的力量、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人的欲望无限膨胀，也导致对于自然、天地之道的忽略，甚至无知。“天地之道”意味着伟大的道德境界和生存法则，成为人类进行自我评价的一个尺度和人类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好汉应该杀自然”是人类最愚蠢最荒谬的观点，人类要想从天地自然中获益就必须超越人本主义的局限，以天地之道反观人道，理解和思考人的局限性，对自然心存无限的敬畏。人的思考应从“天地自然之道”延伸到宗教信仰的领域，对宗教缺乏虔诚和热情的人必然是不敬畏天地的人，因此，“宗教信仰的真空”成了我们时代人们的价值迷失。精神信仰和盲目崇拜是两回事，容易陷入盲目崇拜的人必然是没有精神信仰的人。
真正的宗教信仰有两个伟大的精神特征——高贵和善良。高贵对应着批判精神，意味着它不仅在傲慢的权力面前保持着尊严和体面，还毫不宽假地对暴戾恣睢的权势者施以无情的嘲弄和尖锐的讽刺；善良对应着人道主义，意味着对陷入逆境的不幸者充满同情，对人类充满爱意，所以说，它不是恺撒的盟友和奴仆，而是恺撒的敌人。正是神圣而强大的宗教力量消解了世俗权力的唯一性和绝对性，从而为精神的伸展和思想的生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自由、真理和正义避免了让权力拜物教成为一种流行价值观所带来的巨大灾难，避免成为可怕的暴力主义、泛滥的拜金主义和任性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牺牲品，从而使世界成为一个在基督之爱照临下的“人人皆兄弟”的爱的世界。为了未来的幸福和光明，就必须面对一切形式的灾难和黑暗，意味着站在真理一边，站在恺撒的对立面，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信仰之光照耀下的爱的世界。
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是谁？记住真正的我们是灵性层次的那个永不灭的生命，换句话说，真正的我们是灵（魂）体，而不是肉体。如果宗教是新世界秩序的基础，并对解决人的问题有很大力量，那么宗教就能够洗净我们的灵体，净化我们的心灵，成长我们的精神，它是最普遍、最内在的能够成为净化世界的火焰。对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而言，历史所表现的诸宗教布道所使用的心理学语言，以及灵性真理，都将不再是有抵触、矛盾和惑误。世界诸宗教也就不存真假宗教或真神假神的争议了，就不会有宗教之间的派别了，甚至更不会有同一个宗教还有很多门派的划分，隔离了人与人的那堵壁垒将会倒塌，那时候，将由这样的宗教建起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的普遍性、大同性教会，建立起万物的完成和再统一。世上也就没有了心灵的谬误与肉体的缺陷，很多人都是从爱的侄桔中解放出来的人，都是从贫困和疾病中解放出来的人。人类已提升至完美之境，进入到了那个只有在灵性层次中，也就是意识（灵魂体）中所感受到的神国，并将神国显现于外，每个人都在他的心灵深处中拥有神和崇拜神，没有人再独断地谈论神的本质。
24、人与生命的意义（Peopl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当前人类生存的环境已达到地球支持生命能力的极限。当前的环境危机，都从不同层次，通过不同途径，并互相促进着形成一股推进环境恶化的合力，把人类推向环境承载容量的边沿，从而使当前环境危机呈现出极限化的特征。当今天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再次将人类推到生死存亡关头之时，只有对造成环境危机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方能探寻到解决环境危机的出路。为了指导现在，就必须把过去作为基本体系来研究，面对近年来已经不再正常的频发的自然灾害，为了谋求灾难的历史不再重复或再重复，就必须继续利用这种方法。因为走过的道路也有许多是有教益的、积极的事实，过去也有许多不合理的、错误的事实。即便作为预见未来的连贯系统的展望，也是刻不容缓和非常必要的。重要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致力于设想地球和人类的未来，用人类今天的行动划定未来的路线。宇宙的各个方面首次能够从人的头脑反映出。声像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看到整个地球，这种观察代替了仅限于某个地区的、片面的观察，把地区的变为全国的和宇宙的。所以，看待所有问题必须从一种新的意义出发：适用于全人类的整体意义，这个意义不仅仅适用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民族，而是适用于全球全人类。
首先，人要有真正的审美趣味。趣味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紧密关联，倘使中国文化界、媒体界、教育界于通过加强人的趣味的教育和培养，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精神危机就可以加以解决。因为审美趣味正如吉尔伯特、库恩在《美学史》中所说的那样，它能够“提高现代人及后代人的道德水平”。席勒也曾说：“只有审美趣味才能把和谐带入社会，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建立起和谐。”（《审美教育书简》，席勒著，第152页。）中国要建设并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首先要通过文化教育和媒体舆论来提升大多数国民的审美趣味。
近几年来，全球的文化娱乐产业可谓是达到了巅峰时期，然而文化的沦丧和娱乐的堕落，以及大多数国人的低级趣味也达到了旷古未有的程度。说到这里，我想当今时代强调“趣味”的培养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当今之时代精神已“一病不起”，并于两条歧途上前行，首先是沦为乖戾和疲软，其次是沦为狂妄和粗野。过去不谈，就说近时，当下流行的文化以及消极的娱乐、潮流等等，无一不折射出大多人类的低级趣味。与鲨鱼、熊掌等成为人类的盘中餐一样，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同理，如果没有大多数国人的低级趣味，自然也就没有低级趣味的市场。比如娱乐圈，也就没有一些毫无价值的现象或者无聊、无知、无耻者的一夜走红，当然，为她们提供“星光大道”就是中国的文化娱乐平台以及媒体，为世界培养出如此之多的“超级明星”，它们“功不可没”。既然是病，就要医治，那最好的良方莫过于通过“审美趣味”的培养使时代于双重混乱中恢复原状，使之“山复整妆”。
一些无价值的东西取代了有价值的东西，一些本不应该受到关注的东西却一夜之间引爆网络，继而以当红明星的姿态被各种媒体搬上银屏和报刊，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很多人的低级趣味和堕落思想。比如说在中国，据说有“艳照”被网络黑客挂马，四处传播，受害网民二十余万，还有不少网民争相传看。娱乐圈丑闻不断，媒体上艳闻满天，偌大的中国，一时间这么几个无耻无畏的女子成了焦点，大大地满足了不少人的低级趣味。“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就是美，泛指一切美好的事物。所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是再凶恶的人也有爱美之心，再善良的人也同样。那么，试问那些很多人心目中的兽兽、闫凤娇美吗？她们本身就趣味低级，美从何来？美是趣味的核心，一个人趣味的好坏高低决定了美与否，从她们乘时以身体炒作的行为来看，她们既没有庄重的举止，也没有为人的思想，更没有活跃的情感和清晰的理智，所以她们除了无耻和无畏，就是与没有教养的趣味为伴，与没有修养的趣味相连。
毋庸置疑，真正意义上的趣味是和谐环境的守护神，是道德之保姆、人格的密友，也是一个与人、社会、生活、文化艺术、教育等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以至于我可以如此来强调它的重要性：对于一个人的判断，首先是对这个人的趣味判断，一个人的趣味的优劣和高低决定着这个人的本质。可是，关于趣味之判断确实不易，常言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好恶不同，求同万难，故而“趣味”本无高下之区分和优劣之别裁的，哪里有客观的尺度和标准。普遍认为所有关于趣味之争辩都是可笑的、毫无意义的，对此，我却不以为然，我们理当尊重每个人对于趣味选择之权力，但趣味不但有雅俗之辩，而且还有高下之别，更有好坏之分。对于趣味，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评价标准，文艺就没有什么欣赏可言，好坏美丑就平等无别了，人们也就无法进行积极的精神交流和审美评价了，它的后果就是导致社会性的审美价值理念的混乱和审美趣味的败坏，从而严重的影响人们形成雅正、健康的审美趣味。
“趣味”意味着准确而敏锐的辨别能力，它鼓励人们养成一种良好雅正的审美趣味，使人们最终成为这样具有行动能力、道德自觉和理性意识的人：能在忧伤与颓废、野蛮与粗犷、丑恶与美好、无聊与有趣、卑贱与高贵、粗俗与文雅、任性与自由、冷漠与宁静、轻佻与活泼、自然与矫揉、虚假与真实、肤浅与深刻、冷酷与温柔之间，看到清晰的界线。前有“芙蓉”，后有“凤姐”；昔有兽兽，今有马若……她们的出现与走红，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她们与媒体合谋的妖魔化的狂欢，呈现给我们的是她们冰冷之心肠和粗糙之情感，鄙俗之谈吐和粗野之举止，萎缩之人格和狂躁之心态。突然发现，温柔之怜悯和细腻之情思，优雅之谈吐和得体之举止，高贵之气质和宁静之心态都消失了，趣味的鄙俗化就这么赤裸裸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道德的荒原上飞翔着尖叫的蝴蝶，精神的废墟上开满了恶之花。人可以无知，但绝不能无耻，而这一群人真所谓无耻到了“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没有人超过她们”。这是一群没有灵魂，只有欲望；不懂得真正的快乐，只追求肉欲的满足的人，这是一群不知高雅趣味与文明教养为何物的人，是一群纯粹“生物”意义上的人，让这样一群人充斥在文化艺术舞台，不但没有任何价值，而且会破坏我们的文化环境。
趣味的低下和粗俗，是我们时代普遍存在的病象，趣味感的迟钝和麻木则是不少知识分子、艺人、艺术家和媒体身上共同的顽症。为了名和利，他们不再表达值得表达的主题，也不再关注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为了名和利，他们培植并传播着那些畸形的、病态的趣味感；为了名和利，他们自觉地降低道德自持的底线，把庄严化为笑谈；为了名和利，他们自觉地降低审美想象的旗帜，把高贵变为低贱。我们时代的文化界、娱乐圈堕落如斯，为了名和利，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撕下了脸皮，否佛都在无耻无畏地争夺“世界第一”。
卡莱尔说：“没有手，一个人可以有脚，还能走路；但如果没有道德，他就不可能有智慧；一个彻底的无道德的人根本不会知道任何东西。”（《英雄和英雄崇拜》）同样，没有脚，一个人可以有眼睛，还能看到美好的东西，还能用嘴巴说真实的话，尽管他没有过多见识，他也不枉为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没有积极健康的趣味感，那么这个人即便五官四肢俱全，但他已经是个废人了，说白了只是一堆行尸走肉而已，他活得既没有任何价值，也无意义，一个活着没有意义的人和死人没什么区别，想想，这的确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于文化、艺术以及娱乐在我们时代的人看来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然而，人的趣味感和意义感似乎已经显得不太重要，很多人并不能正确或完全理解这些我认为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很多人还是坚持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文化艺术以及娱乐等必须多元化发展，我们没有必要规绳矩墨。我并没有反对多元化发展，我是说，无论如何发展，都要有正确的价值观，要有积极的健康的趣味感，要有丰厚的意义感。曾有人很快就拿出《红楼梦》和《金瓶梅》说事，说古代文化都堕落如斯，比较当代是大巫见小巫了。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很遗憾的是，说这话的人大概未读懂上述两部名著，他们写黑暗但总是用光明做底子，但我们时代却不是这样，就以我们时代的大多数文艺作品来说，我们看到的是永无止境的黑暗，却看不到一丝光明。为什么？我想，除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普遍都无趣味感，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无意义感。
有很多人还是以为，文艺是娱乐，娱乐不要求道德，不要求底线，只要好看好玩就行，这些人已经习惯于把文艺同伦理学和哲学分离出来，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叫“纯”文艺和“纯”娱乐，才能使文艺和娱乐的独立性不受侵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纯粹”文艺和娱乐的“愉悦”功能，以及它的审美价值。我说句开玩笑的话，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是三种人，一是那种嘴上有毛但尚且不懂事的人，二是那种玩世不恭、过一把瘾就死的人，三是还没有为人之父母的人，除此而外，我想大概不会有人再去那样想。为什么？因为那是一种从根本上斫伤文艺的错误观点。文艺是创造意义，真正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有创造意义的才能，他们赋予文艺以广袤深远的精神视境和丰富的思想内容。虽然文艺不等于伦理学和哲学，但是伦理学和哲学与文艺有着内在的密切关联，它们不可或缺地包含在文艺的意义世界中。
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之所以耐心地叙事，传神地写人写景；专心地表演艺术，生动地传情传声，断然不是只为塑造一个生动的人物，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或者表演一个好玩的节目，而是致力于表达一种积极的、宝贵的思想；致力于传递一种价值体系，一种认识论和世界观；致力于传达自己对生活状况的理解、认知判断和特定的人生图景，总之，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懂得文化艺术的功能和意义，那就是真正的文艺都具有创造并构建意义的功能，所以他们试图通过文艺来宣达自己的生活理念，并期望能达到影响人们的目的。每次看到当代一些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或者是艺术家的作品，如赵本山等艺术家的近年来的小品，张艺谋等导演最近的一些电影作品，还有一些电视台的娱乐综艺类节目等，我的阅读和观看体验是乏味的、沉重的，这些东西太迷离、太虚；太无聊，太飘，缺乏“一种哲学”，缺乏深广的意义空间。他们并没有赋予文艺作品以较大的思想深度，没有对变革人们的精神生活发挥积极的作用，更没有满足人们对于意义体验的心灵需求。我以为，一切审美现象都是一种意义现象和价值现象，所以，无意义谈何美？意义犹如大楼之底基、大树之根系，作为知识分子或作家、艺术家，或报刊、电视等媒介，只有为自己确立了可靠的价值立场和稳定的思想基础，才可能展开有效的、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充满意义感的文艺工作。
人是需要意义的，人饿了可以忍，但如果没有意义感就无法忍受了。“意义”意味着使人的生活具有健康美好的性质，意味着可靠的方向，意味着对一个清晰方向的充满正确预感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陷入极度的痛苦，因为他没有可以寄托精神的坚定信仰，没有清晰的价值观，所以，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就是能获得意义体验的满足。满足这一需要绝非易事，追求意义也难乎其难，它需要百折不挠的坚韧性，需要热情和信心，我们可以冷静但不能冷漠，可以怀疑但不能绝望，一个冷漠而绝望的人，是对“意义”毫无兴趣的。我曾听过一个在媒体工作的朋友辩驳，他劝我完全没有必要批评社会，因为现实就是如此，世界就是它所是的样子，我们无法改变它，比如，人们就是喜欢娱乐绯闻，就是喜欢美女艳照，一本杂志可以因为一张美女照片而提高一倍的发行量，一个博客因为几张艳照要比你的博客的点击率高出几千倍，“凤姐”也好，“伪娘“也罢，就是有很多人喜欢看，喜欢捧，这是就是事实，我们媒体想要生存，就必须投其所好，严格来说，我们无法赋予它以人的意义。听了朋友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态度，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以我看来，人将世界“人化”或“意义化”的过程，正是人赋予世界以意义的、与世界发生关联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艰难的、反复的、不断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作为人，就必须充满将世界意义化的力量和信心，以及充满认知世界的热情和渴望，而不是像那位媒体朋友一样抱一种消极的态度和观念，他所持的观念，是我们时代的人普遍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后果非常可怕，它在强化和渲染一种对人类前途绝望的没落情绪和悲观的失败心理，它在打击人类的信心，贬低人类的尊严。长此以往，越来越蔓延的无意义感将成为我们时代的普遍的精神病症，它的后果是导致人类变得更为贪婪凶残，没有教养，没有耻感。
人为何普遍都缺乏意义感或无意义感？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可靠的信仰，没有宗教感（我说的这种无宗教感并非指隶属和皈依某一教会），因为人类生存意义之根永远扎在信仰之土壤。正因为不相信上帝，所以很多人都“宁愿三分钟燃烧，不愿一辈子冒烟”，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现世享乐，所以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人与自然之间越来越不和谐，人与社会之间越来越乱。虽然我们都是自然的奴隶，都要经历忧愁、悲伤、眼泪的过程，最后都要被死神夺走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生就是无意义的，我们就是要克服这种自然形态的无意义感。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爱，那种像上帝的爱。活的意义来自这种爱，惟有信仰和爱才是人类超越死亡，对付绝望，克服生活的无意义感的惟一的路径。
前几天看到一部美国影片《The Book of Eli》，很受震撼。我在想，如果中国是一个信仰基本丧失的国度，我们缺乏对上帝的敬畏而崇拜世俗权力，没有信仰却有迷信；我们缺乏成熟的宗教意识和发达的宗教感，缺乏一个不为世俗权力所动摇的稳定价值体系和可靠的精神秩序。所以，我们的时代才沦丧为一种短时效的、与时俯仰的、肤浅的、无意义的文化现象。中国人普遍的意义感大概也只有一种亲情和责任或者物质和欲望维系着，假如有一天末日来临，这些维系着意义感的东西都消失了，会有更多的人像富士康员工那样一个接一个地跳楼，会发生更多的校园惨案，会发生更多的人间悲剧……甚至会像这部影片描写的末日情景一样，大部分人类在战争中死亡，大气层破了个窟窿，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环境破坏殆尽，没有文明，没有法律，没有高速公路，到处都是没有教养的流氓，到处都是强盗和劫匪，到处都充满了血腥和恐怖……而影片最终充满了意义感，片中的艾利为末日后人类的精神重建而努力奔波，他是有信仰的，所以他的一生充满了意义感，虽然他遇到过艰难和困苦，但他最终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从上帝那里获得力量。
说到这里，我觉得惟一让我们摆脱这种无意义感的途径就是“艾利”那种富有宗教感的信仰，心中有上帝人类才会有神性，才会自觉地放弃自己兽性人的行为，才会在万难中取胜，才会战胜无意义的尘世生活，使生活获得真正的意义，使自己的灵魂得以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