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不容忽视的“2012”（2012 can not be ignored）
对于“‘2012’世界末日”的预言我们尽可以一笑了之，但是对于“世界末日”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因为“2012”的影响巨大，所以我将“2012”这四个数字定义为“末日”，“2012”泛指“世界末日”。而这个“末日”终究会来临的，即使它不在公元2012年发生，但是如果人类对自己贪婪与无知的行为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世界末日也许就近在咫尺。
我们所生存的地球虽然还很年轻，但是因为人类并不善待她，致使这位年轻的母亲已经浑身是病了，如果人类再不警觉，再不注重自己的破坏行为，那么人类将会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接着就会走向毁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球上除了气候的恶化、瘟疫、环境污染、核武、大洪水……等等之外，现今似乎还有很多天灾和人祸，如果加起来，它们都足以造成人类濒临灭绝的状态。苏门答腊岛的森林被开伐，是因为纸浆和木材、棕榈油等商业的发展造成的，这无疑将引起许多珍稀物种的灭绝，对全球气候造成恶劣影响。2007年11月12日，报道称因森林砍伐过度，世界最小的熊——太阳熊濒临灭绝。在中国最先消失的是新疆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打虎高潮过后，华南虎也走向灭绝，100年来，老虎越来越少。目前地球上的生物，几乎每隔两年就会传出物种灭绝的消息，这种消息就像一个个可怕的警报，可是人类并不因此而觉醒或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这一个非良善的自然循环现象，人类置之不理，甚至认为物种灭绝与人类没有关系。而目前的事实是，地球上现在有99%的物种正在濒临灭绝，并且根据科学家统计出来的数字，其灭绝率估计是化石时期的1000倍。假如地球上的物种相继灭绝，那么离人类灭绝还会远吗？
那么谁是导致物种濒临灭绝的凶手？当然大部分都与人类目前的文明活动，人类首先将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推下悬崖，其次人类自己也走向悬崖，实际上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人类却毫不自知。
关于这些，似乎对那些并不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们毫不相关，他们甚至认为科学家危言损听，比如说，史前或者地球还没有如今发达的文明时期，物种照样灭绝，地震、洪水、瘟疫等灾难照样泛滥，难带这与今天的人有关系吗？
情况真是这样的吗，人类自作聪明，总认为现代文明要比古代时期的发达，而仔细研究一下便可知道，其实古代文明才是真正的发达，他们对天文与地理无一不精通，当时并没有高科技来支持，但他们却知道宇宙众星的运行规律，知道四季轮回的奥秘。在没有天文望远镜和人造卫星的时代，他们照样完成了对宇宙各星的研究，并且他们对天文知识的掌握；他们甚至可以准确预测地震，而且他们预测所使用的地震仪，在今人看来都望尘莫及，因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对地震的预测都无法做到先知。古人所掌握的天文、物理、地理等等科学知识，至今也得到了人类的认可，并且很多知识现在的人类还在广泛的应运。
但是古人却从不破坏自然，不但不破坏而且还懂得顺应自然规律，一切都听从上天的意思，求卦问卜于天，休养生息于地。现代人已经用科学证实，古代人拥有高科技的，很多后来被发现并申请了专利的物质元素，经过现在考古科学的进展，已经证明古人们早就拥有了。
现代科学家对于造成毁灭人类的各种灾难已经有了答案，但是说来说去，除了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而外，其中大部份灾难是人类自己造成的，科技的发展最终没有让人类感到喜悦，相反，科技的发展却引起了人类深深的恐慌。
在没有高科技的时代，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该休息的时候从不劳作。在西方的《圣经》里也向人类提出了生存规律：“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新旧约全书2:2），“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新旧约全书2:3）这就说明，人类的生存作息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才可以使天人合一，才能使自然与人、万物生生不息。而现代人类却对这样的规律视而不见，他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忙着疯狂地瓜分地球资源，破坏自然，并且从不休息。
人类科技文明的空前发展，让人类自己都感觉到快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前年中人类似乎都过着一种较为原始的生活，这几千前人类的科技文明没有惊人的发展，而科技真正有了质的飞跃在现代，并且速度惊人，至今已经到了高科技时代。这就令人很纳闷，在现代以前的过去几千年里，难道人类就没有发展高科技的智慧？为何在后来的仅仅百余年内有如此惊人的发展？有没有一种可能，就如有些科学家怀疑的那样：现代的电脑科技很可能是外星人通过特殊的方式传达给人类的，目的是制造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环境，进而入主地球，取代人类？
这里我想提出一个在今人看来是荒诞不经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外星人的入侵的问题。提到这个话题，人们总认为是科幻小说或电影中才发生的事，而事实上是，这种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地球，并且离我们都不远。外星人的科技发达得令人类望尘莫及，这就说明，他们的隐蔽性也是令人类叹为观止的。能不能这样假设，外星人已经侵入了地球，只是人类因为科技的落后而无法知道他们的行动？首先对于宇宙中到底有没有外星人这个问题，以现有的证据，我想不必再做讨论了，因为现在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宇宙甚至是地球上确实存在外星人。从忽隐忽现的飞碟来看，他们掌握着比人类高出许多倍的科技水平，完全能突破空间的限制。尤其是多年来许多幽浮事件的不断发生，更加让我们确信不但有外星人存在，并且他们就潜藏在我们的世界。比如，科学家已经证实外星人曾直接研究我们人体，甚至出现人类与外星人交配的后代的消息……如果这类消息是一些恶作剧者无中生有或杞人忧天的话，那么以下一些事件就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恶作剧的了，因为作为普通民众的个人可以开个国际玩笑，但身为国家总统或首脑，代表的是整个国家，他们对人们开这种玩笑的可能几乎为零。
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5年会见前苏联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曾提醒他：“人类应该注意来自宇宙其他星球某种生物的突然威胁。”这难道是里根总统对戈尔巴乔夫开玩笑么？如果里根是开玩笑，那么戈尔巴乔夫总不至于开玩笑吧，除非里根总统是疯子，戈尔巴乔夫也是疯子。在1987年2月16日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了苏共中央全委会，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正式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总统所说过的话加以证实说：“在日内瓦会议中，美国总统曾说过，如果地球遭到外星人的入侵，美国和苏联就要联合起来反击类似的入侵……”如果不是确有其事或可能，两个国家元首绝不会胡说八道，尤其是在严肃的会议上，更不可能。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事实是，里根总统不仅仅只说了一次同样的话，也不仅仅只对戈尔巴乔夫说过，而后来他更在联合国会议上对全世界也说过。1987年9月21日，里根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例会上再一次同样提醒人们，说了一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有什么样的威胁比地球各民族的地外战争的威胁更可怕呢？”在联合国的讲台上，里根总统代表的是美国政府，他绝不会傻到信口开河，他之所以能这样从容不迫地发表这些惊人言论，是因为他背后有整个美国强大的空间技术在支持。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美国总统如此担忧呢？戈尔巴乔夫非但没有把里根总统的话当做玩笑，而是表示他认为“当前还没有这个必要。”他能在苏联政府的政治会议上提出来，这就说明，作为第二个科技强国，事实上苏联政府也掌握着很多关于外星人的事实资料。
众所周知，美国从1969年第一次登上月球之后，又先后实施过6次登月计划，但使人迷惑不解的是，美国突然终止了这些计划，转而发展航天飞机。就美国对于一向热衷于太空科技策略的巨大转变，更让人匪夷所思，既然人类对月球还很陌生，为何要终止探索呢？而且在后来乃至科技更高于以前的许多年里，乃至今天，美国为何不继续实施登月计划呢？由此可见，美国并不是从技术和经济这两个角度考虑的，这更加证实了里根总统对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担忧。
如果说人类的高科技发展或外星生物对我们人类的威胁是无稽之谈的话，那么人类的科技本身就对地球和地球生命有着极大的威胁。核武器、生化武器对地球环境和地球生命的威胁也是最可怕的。而对于地球人来说，人类邪恶组织必将成为毁灭地球生命的祸首之一。1995年东京地铁毒气事件至今让人惊魂不定；2001年美国“911事件”又使世界再次陷入恐怖组织的威胁之中。科技让人类拥有了尖端的核武器、生化武器，但这无疑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自杀武器，尽管各国政府对这些足以毁灭地球生命的武器处理得当，并且一直为无核、和不扩散等工作而努力，但是在金钱的诱惑下，人类还是没有停止对核武器的开发和制造，诸如美国等一些具有政治野心的国家，通常都是以武力征服世界，虽然明处在呼吁或为遏制核武，防止核扩散，但在暗处，他们却在努力地开发并制造这些灾难的种子。从邪恶人类社会有不少组织备有核武器、生化武器等，这些组织一但以邪恶暴力手段解决纷争，就足以对全人类造成威胁。
由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还不止核武和生化武器，全球性的传染病细菌一直和人类共存，但有时这种平衡会被人类自己打破。1918─1919年的流感使至少200万人死亡。而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则夺走250万条人命，直接使整个欧洲人口锐减三分之一。至于本世纪的人类性泛滥所形成的爱滋病，一旦演变成为传染性病毒，将很有可能扩大成为全球性的新世纪黑死病，那是人祸而不是天灾。而近年来，禽流感、甲流、手足口病、人猪链球菌感染等，各种新兴病毒及传染病席卷地球，威胁着人类的生命。目前，全球爆发超级细菌NDM-1已经夺取了很多人的生命，它的突然出现，使人类陷入了极度恐慌，据说超级细菌直接淘汰了抗生素，成为人类暂时无法医治的病菌，究其根源，还是人类自己惹的祸。
除此而外，精神疾病也同样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现代人渐渐丧失了精神家园，物欲横流，娱乐消费至上，社会急速物质化，人们开始疯狂追求物欲，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近乎冰洁，世界进入冷漠荒凉，这使得很多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500万人患有精神疾病，自杀率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记录。科学家说，预计到2020年，忧郁症很可能将是人类的第二死因，人类寿命的延长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寿命越长，忍受失落、孤独的时间就会越久。目前有医学工作者认为，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提升和医疗的不断发展，人类完全有能活到200岁甚至更长，如果精神疾病成为普遍现象，社会面临的心理问题将是非常严峻的。
许多科学家相信，纳米技术可以使廿一世纪革命化，从而更新晶体管的制作方法，让网际网路真正把人类引入资讯时代。事实证明，如今的资讯时代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发达的互联网不仅使人们丰富了视野，而且还利用互联网增强了与外界的交流。但凡事有利必有弊，在互联网进入人类生活的今天，它的快捷和方便也断送了人与人之间的本真，人们不再像传统交往方式那样表达真实的情感，隔着网络进行联络交流，真真假假难以分辨。比如逢年过节，人们不再上门拜访，一个手机短信，一份电子贺卡便可以将自己虚拟的情感赠给别人，方便是方便了，但久而久之也给人与人之间造成了情感上的疏离，人们不再真诚的相处，甚至互相防范，尔虞我诈，利己主义泛滥，利他主义终结。资讯时代中散布的不良讯息对人类的精神和思想具有杀伤力，它对人类的破坏力可能比核能还厉害。比如，网络犯罪率提升，自互联网普及以来，又在社会中出现了网络犯罪，涉黄、情色和经济诈骗……甚至还因网络而频发强奸案、凶杀案等等，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祸害。如今，网上各种信息五花八门，不良信息充斥互联网，恶劣的炒作、不良的思想、不雅的图片、还有更多不良的信息，这些尤其对青少年的成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纳米技术可以使廿一世纪革命化，但是如果不善加利用，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粒子加速器实验造成的连锁反应会毁了整个世界，这是许多科学家的共识。粒子加速器作为武器所具备的杀伤力和微波武器、激光武器基本相同。虽然对人类有益，例如治疗癌症等，但其运用不当将使人类出现自相残害的悲剧。
人类左手在毁灭着自然物种，右手又通过基因技术创造新物种。基因农作物可能更有营养、更好吃，甚至基因治疗可修复DNA……但是，它的副作用可能也很大，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基因改造的食品不安全，但确实会有不安全因素，基因改造所演化出变异的微生物可能会难以控制。更为可怕的是，如果人类利用生物科技做坏事，克隆人类，制造像炭疽热的病毒……种种生物技术衍生的后果，使人类在不知不觉中自我毁灭。
生态系统的破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于“2012”的行为，对矿物不加节制的采挖、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对稀有动物的屠杀等生态系统的破坏早已引起世人的“重视”，但“重视”并不能战胜人类的贪欲，人类为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开垦荒地建造房屋，发展农业，无形中破坏了各种野生植物与动物的生态，几种农作物替代了多样性的植物和动物，人为环境中引用了更多的化学物质。当这个重大问题严重到可以引起人类足够重视的时侯，恐怕也为时已晚了。据调查，每年由于人类活动，地球上至少有3万种物种灭绝，它的一切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气候变暖，这种温室效应被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人类难辞其咎。地球变暖造成的洪涝等灾害人人都能感受到。就在中国，尤其是2010年多地遭受了洪涝、泥石流灾害的威胁，这种气温也将会造成各种传染病的大肆流行。另外气温升高使原本已缺少的水资源更为稀少。
以上是人祸，是人类自己将赖以生存的地球推向“2012”，如果人类再不觉醒，那么“2012”末日也许真的就离我们不远了。除了人祸，还有人类无法抗拒的天灾，比如太阳风暴、黑洞、行星撞地球、伽马辐射线等等。所以说“2012”末日灾难不容忽视，末日毁灭也许不会在公元2012年来临，但它迟早会来临，也许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甚至更久，总之“2012”的末日预言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成现实。
9、《圣经》的启示（Revelation Bible）
“各位先生，未来的一切都写在《圣经》里。”1984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曾对广大听众如是说。里根总统的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令全世界新闻媒体茫然不解。更令人费解的是，里根在当选总统后，曾三次在非一般场合，泄露过他的这种担心。
显然，里根总统的话可能与人类最终命运的预言有关。
里根总统既然说未来的一切都写在《圣经》里，这就说明，在这位总统看来，《圣经》中所描绘的具有毁灭性的灾难会在地球上发生，甚至，《圣经》中所说的末日审判也会降临在人类的身上。里根总统的话不是空穴来风，作为一国的总统，他可能见到了我们所见不到的东西，正如我在第七章中所写的有关里根总统多次谈到外星人那样，里根掌握着我们普通大众所不知道的信息。也许外太空的人——也就是“神”，已经与地球上的某些国家接触过，比如美国，我怀疑里根总统不是发现了什么重大秘密以及真相，就是接见过外星人，否则他不会多次在公开场合表露他的某种担忧。
一般在传统神学的语言中，所谓的“末世论”，是关于地球和人类“最终的”景况的理论，“最终的”，顾名思义，就是最后的，末后的，从时间顺序而言就是最终的事物，但如果将“最终的”与《圣经》联系起来说，那就是将要来临的世界末日。研究《圣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种“最终的”蕴含着一种“末世论”的意义，无论在各先知还是基督耶稣的实际布道中都有所反映——“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Jhn 12:48）
因为上帝总是隐身于不可知的未来之中，上帝总是未来的，他永远不可能呈现为一种为人熟知的现象，所以人类总是对上帝抱有怀疑态度。尤其是无神论者，他们总认为宗教是一种骗人的、麻痹人思想的手段，人类从没见过上帝，也没有听到过上帝的声音，所以，他是人类自己虚构的神，是根本不存在的。可是，虔诚的信仰者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见到了先知就等于见到了上帝，因为先知是上帝的使者；见到了耶稣就等于见到了上帝，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认为通过《圣经》的经文就等于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而无神论者对此更是质疑和批驳，他们认为，上帝既然是万能的，为什么不显现让人类都看到？为什么总是悄悄地躲在背后，安排地球上的人来当他的传声筒？万能的上帝为何不公开站出来说他就是上帝，让人类相信他呢？这种质疑是愚蠢人的质疑，是没有神智的质疑。因为你爱上帝，就必得见上帝，你背弃上帝，上帝也必背弃你，人类还没有伟大到让伟大的上帝显现在眼前来消灭人类的愚蠢的疑惑。《圣经》记载：“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Gen 6:3）上帝创造了这世界，并先后派下众多先知来布道，传播上帝的福音，但是，人类因为不信神，背弃了上帝而终于走向了绝境。可以这样假设：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并且在这地球上考验人类，他最终要选择那些懂得爱和善良以及美好的、追求光明的人进入他的国，而剩下的都是不知道善恶，不知道美丑，不知道黑暗和光明的人，他们最终要被上帝遗弃，甚至毁灭，就如太空垃圾一样漂浮在茫茫黑暗的宇宙中。所以“末世论”的教理以未来的角度审视现在：这个我们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是转瞬即逝的世界，这个现存的自然和历史的世界是暂时的世界，并不是唯一的世界，面对上帝永恒的世界——天国，它最终是不真实的和空虚的。
“末世论”对于耶稣和先知是共有的概念，因为上帝以及上帝的国不喜欢恶人、罪人、傲慢人，所以上帝派先知和耶稣降世，警告人类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Psm 1:1）并且一再强调要遵守上帝之国的律法，那就是公平公正，和睦相处，爱人爱己，止于至善。“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Psm 1:2）也许上帝明白人类“无利而不为”的天性，甚至把喜爱上帝的律法的人所能得到的好处都说清楚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Psm 1:3）上帝同时也说清楚了恶人的下场：“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Psm 1:4）最后，提到了末日审判，这也是对人类最后的警告，人类这个暂时的、转瞬即逝的世界不是永恒的世界，这个世界会毁灭，会消失。所以，只有信奉上帝的人，并且经过上帝末日审判而定为无罪的义人才有资格进入上帝的国。而对于恶人，《圣经》上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Psm 1:5、1:6）
而人类不但不信上帝，反而迷信科学是万能的，迷信现代技术，崇拜权力和金钱，人们既不“自我深省”，也不“敬畏天地”，认为自己就是万能的，是战无不胜的，是不惧一切的，甚至有人认为上帝很可笑，认为信仰上帝的人更可笑，他们自身在迷途中，却在嘲笑信仰者看不清现实。希腊人有两句至理名言，那就是警告人类“不要拔高自身的力量”和“不要过分”！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已经丧失，信仰的真空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所以也不知道上帝存在的好处。即便没有上帝，没有众神，也没有天国，那么如果人们都有相对虔诚的信仰，假设上帝是天地，都能敬天爱人，对天地、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那么我们的世界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冷漠，不至于在生活中找不到普遍的爱和希望。因为信仰的缺失，导致人们开始信仰科学，崇拜物质，他们在“命运”中找不到众神的力量，找不到不可知未来的内在力量，他们更不知道，与神相比，一切尘世事务都是虚空的。所以，即使听到诸如“2012”这样的末日预言，他们的理解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也是“末世论”的应验，要怨就怨上帝，上帝要毁灭人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可以说在现代思想和《圣经》的概念两者之间，中国人更倾向于现代思想，因为对现代人来说，在如今高科技文明的时代，神话中的“末世论”已经消失。从《圣经》的理解看来，人类或许还会复兴，但它的复兴只会从另一个令人恐惧的前景中复兴，那就是经过末日审判，人类毁灭于上帝的惩罚，从而更新地球，诞生一个全新的世界，或者进入那个人类在现实中永远也看不到的天国。而现代人则普遍认为，人类世界永远不会从神话形式中复兴，而是依靠人类的文明发展而复兴，那就是现代技术，特别是原子科学。但是，他们不知道由于人类滥用科学和技术，这也许就会毁灭地球，把自己送向末日，这不正是上帝的惩罚吗？这种未必要上帝亲自动手的“审判”，不正就是传统神学中所说的“末世论”吗？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们可以估量到这一可能性，就会感觉到因世界面临末日的“末世论”教理所引起的不安和惶恐。关于《圣经》中所说的末日审判，形成了现在一些基督教的教理，这种教理是依据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概念发展起来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有限的世界，它表明了对降临于所有人的末日知识和世界的有限性的知识。
“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Rev 8:10）当《圣经》中出现这样一些描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并不陌生，甚至还会想到，所谓的众神其实就是外星人，他们奉上帝的旨意来毁灭地球上一切污秽，毁灭不义的人类。或者说是人类利用高科技自相残杀，上帝所降下的“末日”就是让人类毁灭于自己——用高科技的武器自相残杀，直到毁灭。
“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Rev 9:17、9:18、9:19）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想到什么？这里所说的“马”和“骑马”的，不正是驾驶者某种飞行器的人吗？并且这种飞行器还有护甲，他们用“头”来害人，还有火、烟、硫磺，也就是具有战斗装备，而发射弹药的正是飞行器头部。“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虹。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Rev 10:1）这看起来更像是外星人的飞碟……
“未来的一切都写在《圣经》里。”这是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的真知，而现代技术却已看清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太空探索，越来越多的不明飞行物飘过人们的视线，这一切都让《圣经》中这些抽象的文字变得越来越清晰。里根总统的话并不是危言损听，他所表露出的担忧也是发自内心的。据说，俄罗斯方面根据探月卫星发回的图片，公开说在月球背面的火山口发现了有美国标志的二战时期的战斗机。美国的战斗机怎么会在月球？这真是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在回头看看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5年会见前苏联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曾提醒他的句话：“人类应该注意来自宇宙其他星球某种生物的突然威胁。”这之间难道没有什么联系吗？
里根总统的话就是这种有力的真知，他的某种担忧解释了基督耶稣像旧约中的先知们那样，预期“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在传统的神学和人们普遍的认识看来，耶稣是一个末世论者，是有明显“野心”和“动机”的人。而人们却没有认识到，在那个皇权统治着万民的时代，在那个普通百姓生活压迫和奴役的时代，耶稣并不是一个政治野心家，更不会心存幻想通过宗教来建立“大卫的国”。耶稣遇害前，曾这样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Jhn 18:36）他只是一个心里充满大爱的贤者，是一个追寻真理并呼唤正义和善良的智者，是一个秉承和传达上帝旨意的救世者。“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Jhn 18:37）耶稣并不是生来就是一个末世论者，正因为他宣告了上帝的意旨、上帝的威严，指喻了诸种末世事件，阐明了人的责任，所以他才是一个末世论者。
在旧约中先知们和耶稣的思想中，上帝是一个智者和圣者，上帝要求正义和公正，要求爱人如己，因此上帝是人类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审判者。上帝的本性所起的作用大于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审判也不仅仅只触及因吹嘘和狂妄而触怒他的人。对于那些先知们和耶稣，他们不属于这空虚的、转瞬即逝的世界，并不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空虚的、转瞬即逝的，而是因为这已不再是上帝原本创造的那个美好的世界了。上帝希望人类能和他一样懂得爱和善的意义，懂得与万物和谐共存，但是让上帝的失望的是，人类已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物欲横流、邪恶横行，并由恶主宰一切的世界。在《圣经》新约中记载了耶稣向上帝，他的天父祷告的话：“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Jhn 17:25）因此，耶稣来到世上警示人类，世界的末日就是上帝的审判。“末世论”的教理不仅使人们意识到自身处境的空虚，而且它还要求人们要对人谦恭，对己节欲、对自然顺从。它首先要求人们遵从上帝的意旨，要求人们对上帝忏悔和尽责，因此，基督耶稣的末世论教诫和犹太教启示录教诫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就日益严重了，犹太教启示录是关于人类未来的幸福图景，而在耶稣看来，人类若不脱离罪恶，若不从这个充满邪恶的世界中走出来，那美好的幸福图景是不可能实现的。
耶稣只是让人类明白神圣上帝的位置以及人和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让人类明白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而这个世界已经罪恶横行了，上帝要抛弃这个世界，要毁灭有罪恶的人类。而耶稣宣告上帝即将要毁灭这个世界，训诫人类要忏悔，要脱离罪恶才能进入上帝的世界。末世论的教理宣布世界的末日即将到来，所以这个世界是瞬间即逝的，而世界末日并不是人类最终的结局，在耶稣那里，末日的来临也是拯救和至福的、永恒的时代的开始。“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Jhn 17:20）耶稣承担了人类的罪恶，祈求上帝宽恕，他祈求上帝原谅那些已近认识了上帝的人类，保护和守护那些弃恶从善的人类，希望上帝能叫这些人精神（灵）和肉体合二为一，能像上帝的国的人一样。他要通过牺牲自己来拯救人类。所以，耶稣被人类钉死在十字架，用自己的血洗刷了人类的罪恶，才让即将到来的末日延续到今天还没有到来。也许上帝是为了验证他儿子耶稣的话：“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Jhn 17:8）、“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Jhn 17:26）当有一天，上帝的道在世上消失的时候，也就是末日来临的那一天。所以说，“末世论”虽然有消极的含义，但它同时也有积极的含义：面对着上帝的审判，人和世界的有限性对人类不仅是一种告诫，其实也是一种慰藉——只要虔诚忏悔、脱离罪恶、弃恶从善、爱人如己，即使这个空虚的世界毁灭，我们还能到达更没好的世界，那就是上帝的天国，后世的天堂。
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Jhn 17:11）而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曾在法庭上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要去了。我要去，而你们活着；可是，谁走向更好的命运，这唯有神知道。”（《苏格拉底的申辩》）这是哲学家生命的最富个性的特征。死是灵魂脱离肉体。只要人活着，灵魂就难免会受到肉体及其欲求的约束。这也是为什么上帝末日审判的原因，上帝用灵创造了人类，可是他没想到人类会变得如此猥琐、自私、残忍、无情、贪婪。而耶稣祈求上帝不要毁灭人类，因为他相信他的努力是有成果的，希望上帝让人类灵魂和肉体合而为一，像神那样活得既高贵，又有尊严和意义。而苏格拉底也似乎传达了上帝的意思，因为肉体干扰灵魂，所以人活着就应当不断地使自己的灵魂摆脱肉体的桎梏，以获取真理。由于肉体的罪恶，人类已经使这个世界不再洁净了。末日，也许就是上帝净化世界的一种行为，末日也意味着一个崭新的、洁净的世界的开始。
“自由”就是摆脱邪恶和罪孽，在基督教思想中是人实现自我的自由，它不是一种人们普遍认为的满足于感悟真理的精神的自由。正如保罗所说：“摆脱肉体，摆脱根深蒂固的自我。”上帝是神圣的，所以获得永恒至福就意味着通过“上帝的审判”而得到正义和恩典。人类在现实中是不可能感受到受惠者难以言喻的极乐感的，这种上帝赐予的正义和恩典，只有在约翰启示录描绘的图画中才能找到。耶稣说：“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可，12:25）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正义、和平以及圣灵中的喜乐。”（罗，14:17）末日之后，善良、正义的人进入了上帝的国，肉体被精神实体取代，确实如保罗所说，“我们不完善的知识将变得完善，那样我们就可以直面而视。”这是一种与上帝间不受干扰的关系，就像耶稣许诺的那样，“心地纯洁的人才可以见到上帝。”（太，5:8）
通过教会的行动，通过感恩来礼赞称颂上帝，相信一切的希望和愿望将在上帝的荣耀中得到实现——这是现在信仰上帝的臻于完善境界的教会的唯一目的。而现在的教会以及教徒们只是信仰上帝本身，迷信圣经乃至宗教本身，而不是真正从自身做起，做一个善良的智者，做一个正义的贤者，如今现实中的教会只会唱感恩和赞美颂歌的团体。就如耶稣对上帝祷告的那样：“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Jan 17:16）有罪恶的人类不属于彼岸世界，就如耶稣不属于此岸世界一样。但耶稣仍然不放弃拯救人类的希望，他用至爱的行动来感动上帝，“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Jan 17:23）祈求上帝允许那些信他的人和他一样去上帝那里：“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Jhn 17:24）
事实上是，无论是以礼拜形式出现的基督教的至福概念，还是以哲学对话形式出现的柏拉图的至福概念，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中似乎都是神话性的，都试图把彼岸的世界当作人的完善和真实世界来谈论。而在此岸世界中，这种本质不能得到完满的实现，正如耶稣向上帝所祷告的那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罪恶。”（Jhn 17:15）无论是何种至福概念，都是一种善根，虽然它不能在此岸世界中得以实现，但它可以把此岸世界的生活确定为一种渴望和追求、探索彼岸世界的生活。那一种没有时间和历史的王国，是柏拉图设想的精神王国。因为柏拉图注重的是人性本质，人性是单纯的，是上帝赐予的，人性不取决于时间和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如今的人有一种道德冷淡症，这种并不是一种偶或一见的孤立现象，而是表征着近世以来的意义感、趣味感和道德观念的残缺和危机。到处都是缺乏理性意识和放纵情感的人，到处都是自私冷漠和唯利是图的人，到处都是崇拜权力和追求物欲的人，到处都是及时享乐和损人利己的人，到处都是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的上帝的人；他们嘲笑信仰上帝的人，蔑视圣贤们的指责，都在远离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地方快活度日。
“看哪！我将一切更新了。”（启，21:5）人有不断造就新际遇的将来，同样也有塑造其性格的过去。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暂时的存在物，这是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它认为人超越尘世之后的未来将是一种全新的未来。接着就是新天地了，约翰和保罗都预见到这种新景象。约翰说：“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约壹，2:8）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但是，这种全新的境界以及全新的世界是不可见的，人类看不到它也领悟不了它。因为耶稣对上帝祷告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Jhn 17:21）所以，我们的新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西，3:3）这里其实有一个重大的启示，那就是，只有我们活在上帝的爱里，让他人活在自己的爱里，按照上帝的意旨与人为善，心存感恩，那么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必然不会毁于上帝末日的审判，因为上帝起初创造了它，就不会毁灭它。还因为众先知们、耶稣来世间布道，传达上帝的福音，并试图用牺牲生命来更新这个世界，希望人类能忏悔，能真正领悟到上帝的存在和威严，并信仰上帝，遵守上帝的道，成就上帝的义。
但是，“将来如何，还未显明。”（约壹，3:2）。这种未知的将来以某种方式表现在教会的礼拜之中，表现在作为圣灵感召下的信徒的挚爱之中。谁也看不到将来会如何，也无法预知将来会如何，将来会如何只是一种深切的盼望，它意味着在面临黑暗和死亡时迎接上帝的未来。将来会如何也是一种对未来世界的信仰：“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罗，8:24－5）。这种盼望或信仰就是随时准备接受上帝给予的未知的未来——要么在以基督耶稣拯救下而人人都具有虔诚信仰的、有爱和善良以及正义的新的世界，要么在以上帝末日审判下的一切将会毁灭的空虚的、转瞬即逝的世界。
其实基督教被早期的基督教社团保留和继承下来已经人为地改变了其本真的一面。《圣经》中的一些话被误解或曲解，甚至耶稣的末世论教诫以其抽象的表达形式也被早期的基督教社团极端地神话化了。虽然不久以后，保罗和约翰进行了解神话化的过程，但收效甚微。保罗认为耶稣的到来是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转折点，但这并不是未来的事，而是现世的事。耶稣的到来是奉了上帝差遣，因为上帝已经对他亲手创造的这个人世界失望了，甚至是愤怒，于是，上帝希望通过使者来传达他的福音，让人类觉醒，不要毁灭于自身：“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加，4:4）现在看来，耶稣的到来对于人类的世界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如今人类正在走向毁灭，科技文明的发展并不能让这个世界更好，而是让这个世界毁灭。核武器、人类的贪婪和自私，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都说明一点，那就是人类将要毁灭上帝赐于他们的家园，显然，这是上帝不愿看到的结果。
现在的基督徒对保罗所说的戏剧性的世界末日还停留在迷信的状态，在我看来，这种迷信并不是真的迷信，而是一种对无神论者或异教徒报复的情绪。因为他们信仰基督，所以他们已被释罪而且活着。他们希望未来的一天耶稣真的出现在云端上，来主持最后的审判，他们希望上帝把除了他们之外的人都统统毁灭，以迎接他们所希望的“弥赛亚王国”。而事实上是，保罗这种抽象的神话场景并不是未来将要发生的真实的场景，保罗的意思是，耶稣的死必然唤醒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基督也必然会被发扬光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11:25、26）这里的生死以及复活说的是一种精神。到时候，地球上所有的人都会信仰基督，他们会将上帝的儿子耶稣供上神坛，架在云端。说耶稣出现在云端，实际上是暗喻未来的世人必然在圣灵的感召下仰望基督，到那时候，人类就会真正的生活在弥赛亚的“理想国”，保罗期待的是一个未来的理想王国：“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Rev 11:15）说耶稣复活，是暗喻基督在人类心中的复活，说基督要作王，是暗喻基督耶稣将成为人类心中至高的王，这个王是信仰的王，就如人类将上帝视为至高无上的王一样，直到永永远远。
弥赛亚王国可以说是旧世界时代与新时代之间的中间王国。先知们的布道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上帝差遣了耶稣来做最后的拯救，在中间王国的最后时刻，耶稣的牺牲必将唤醒世人的信仰，将来地球上的人类都会信仰上帝，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3:36）到那个时候，耶稣会将这个纯粹的基督王国交给天父上帝，完成他拯救的使命，一切终得更新了。这就是说，传播福音的现在实际上是早已预期的“弥赛亚王国”的时代，这是一个“精神王国”，现在耶稣是弥赛亚，是主；而将来，上帝是主。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3:19）。在约翰看来，耶稣的到来和离去是一个末世论的事件。光，指的就是先知和耶稣所传达的上帝的福音，但是世人并不认可，他们不爱光，却爱黑暗，因此他们有很多恶行。如果世人再不觉醒，再恶下去，那么面临的就是上帝的审判，末日将要来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12:31）被赶出去的是世人心中的“王”，他们不信上帝，崇拜人的偶像，拜物、拜权、拜金，这三样才是世人心中的“王”。但在经过末日审判后，将会赶出世人心中的“王”，来迎接真正的王，那就是信仰，就是万能的上帝。圣灵降临日、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再现对约翰来说都是同一事件，而信教的人已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约，3:18）只有信上帝，信基督，有信仰的人才可以得到救赎，其余的人将会死于上帝的审判中。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刻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约，5:25）。在这种末世论期望之中，我们发现约翰努力呼唤人们的真正的信仰，所谓的“死人”暗喻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不信基督的人，他们与死人无异。而这些人会听到基督的教义，会明白基督的训诫，只要他们也能皈依基督，就会复活，就会进入“弥赛亚”的“精神王国”。当然，约翰所说的王国，是上帝的天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人死了以后必然进入天堂，而恶人死后必然会坠入地狱。
10、人类的危机（Human crisis）
人类目前正处于“较低”层次的人口、生态学和“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这两个层次上的危机时代。这么多年来可以看出，国际会议以及媒体舆论所热衷讨论的是“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危机，民族集团间的权力竞争是导致这个危机的直接原因，他们都拥有，或者希望拥有利用战争以破坏对方经济力的广泛手段，以达到消除对方威胁力的目的。而对于人口、生态或世界资源等“低”层次的危机，媒体舆论或较重要的会议却抱着漠视的态度，很少涉及和注意这些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往往被委托给那些没有实权的下级委员所组成的人口、生态、环境、健康、粮食等等问题之类的机构或委员会议。而握有实权的人和机构或委员会总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解决人际关系的矛盾问题上。可是，他们忽视了那些“低”层次危机与那些“高”层次政治经济危机同样严重。“低”层次危机是水，“高”层次危机是船，正是这样重要的关系，相反，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危机才是高层的，而那些争权夺利的政治经济危机才是低层的，因为那些“高”层次危机如果不与以、生态学、生物学、宇宙论为基础而形成的问题共同研究，到头来还是无法解决。如果只将注意力与精力集中于经济论与政治论，那么就难以解决甚至根本不可能解决低层次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则，如果漠视它，低层次危机将使政治经济问题不但解决不了，反而还会逐渐恶化。我想，在人类普遍都担心“‘2012’世界末日”到来的今天，重点讨论低层次危机的某些层面大有必要，因为一个目前尚不清楚的事件似乎已经影响或即将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民族的行动以及政治家的政治生命。
2006年6月24日，一家名为“公众”的俄罗斯电视台插放了一组画面，显示发生在俄罗斯南部斯塔夫洛波尔地区的一块成熟的大麦田里的4个有规则的对称的圆圈，似乎有人以顺时针的方向把圆圈中的庄稼削平。这块农田的主人在发现这些圆圈后，立即报告给了斯塔夫洛波尔地区的安全部门，并请他们来调查是哪个“流氓”破坏了他的庄稼。这4个圆圈中最大的直径长达20米，其余3个的直径分别为3-5米。另外，人们发现了一个深20厘米的土洞，位于最大的圆圈的中心处，洞面光滑。安全官员排除了是人力所为的可能，但是在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化学物质和辐射现象。这样，他们就猜测着个麦田怪圈是外星人造成的，而且推测“他们可能使用了与人类不同的起飞和着陆原理”。而当地的一些居民也声称，他们曾经看见了所谓的外星人降落。据说这些外星人从降落到重新起飞离去只用了几秒钟时间，那么，外星人制造的那个深20厘米的土洞又是干什么用的呢？“公众”电视台将此解释为，这是外星人用来“土壤取样”的。
关于麦田怪圈近几年有诸多的报道，并且各界专家都对其做过深刻的研究，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我认为，所谓的麦田怪圈，大部分都是来自太空外的不明飞行物留下来的，不是可以外星人刻意绘制的，而是不明飞行物着陆以后留下的痕迹。就像汽车的轮胎印记，这些怪圈，正是外星人的飞行器底部的纹路，着陆后，由于飞行器底部某种气体的辐射所导致的。虽然不知道怪圈中间那个深20厘米的土洞的用途，但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土壤取样”这一说法，因为外星人将飞行器停在田地里，除了土壤取样，似乎并没有别的令人理解的意图。
那么外星人来地球的庄稼地里进行“土壤取样”做什么呢？我提出这样两个假设：一、外星人知道人类是依赖庄稼生存的，但外星人不明白这些植物可以维持生命的原理，或者不明白土壤为何能生长出可供人类食用的粮食，于是就取样研究。当然，也不排除它们来地球进行土壤取样的目的是，看地球田地的土壤能不能生长出可供他们食用的物质。二、假设外星人是天国的神，也许上帝已经知道了地球今天的状况，人类对土地的破坏已经非常严重，可能未来地球上的土壤将不可能再长出庄稼。于是，上帝派神前来取样，以研究土地被破坏的程度，以及研究人是以何种方式破坏土地的。研究的目的是，可以精确掌握人类会不会因基因改造而创造的新物种而影响到健康，这些基因农作物有没有潜在的危险，甚至基因改造所演化出变异的微生物会不会使人类走向毁灭。
如果倾向于第二种假设，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上帝为何要担心这个连人类自己都不去担心的问题呢？答案依然是老生常谈的那句话，因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人类贪婪自私的本性在这个物欲至上的时代显露无遗，全世界的人都疯狂地追求物欲了，极尽贪婪地享受着每一天，肆意地挥霍着自然资源。他们似乎从不想未来的诸如这样的一些问题：当一切可以“拿来”的资源都被吃光用尽后，当生长粮食的田地被日益扩张的城市建筑蚕食而尽后，当延续我们的生命之水干涸枯竭后，当工厂的浓烟扼杀了最后一颗麦穗后，那么留给我们后人的将是一个朽木死灰、无法生存的废墟。
地球上丰富的资源，足以供给今人或后人衣、食、住、行之所需。而现在的情况是，相对全人类而言，大部分人类依然穷困，且不说享受生活、医疗、教育、公益等社会福利，目前的情景来看，他们甚至连温饱都是问题。我思考过他们悲惨的原因，其实还是来自人类的行为，完全错误的生产方法以及更为错误的分配方式铸成了这一悲惨情景。我想，这完全与人类自身的贪婪、自私、冷漠有直接关系，当然，也与一个国家的政府体制有关系。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政策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在执行的时候无法用机器，而是人来具体执行的。人是有自私和贪婪的本性的，它抗拒了不了诱惑，征服不了物欲，所以在执行一切政策的时候难免会受到这些本性因素的干扰，就无法像无私无欲的机器那样做到公平公正。我想，无论是配给制度还是无限制资本主义、修正通货等等凡能想到的有效办法都行，只要每个国家的政府以及执行者都能彻底付诸实施，全人类就能生活在幸福中，饥馑与匮乏也将变为富裕。
对我来说，让地球变成“甜蜜王国”，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是奇迹就意味着并不是容易发生的事。当然，这种奇迹可由政治和经济的计划得以实现，但是事实好像还不容乐观，当这类“高”层次的探讨转移到生物和生态学所发生的问题研究时，更大的危机就出现了——世界资源对世界人口来说并不充裕。按照人的营养需求，纵使生产粮食的全是肥沃之地，也难以保证目前人口都能有足够的食物，而事实上大部分土地都是很贫瘠的。世界人口仍在继续增加，这就意味着粮食供应还要不断增加。虽然在这期间，科技还要不断发达，事物还要不断发展，但粮食不足仍然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自然环境的破坏更是一个问题中的问题：“近代人创造了两种足以消灭文明的方法：一为原子战争，一为世界性的土壤侵蚀。在这两种方法中，土壤侵蚀具有更恶劣的破坏性。战争破坏文明母体的社会环境。土壤侵蚀则破坏了它的基础——自然环境。换言之，原子战争会破坏某种特定文明——例如西欧式或产业式的变种文明。但土壤侵蚀若不加以防止，却会消灭任何文明发生的可能性。”（福特·谢巴德：《食物与饥馑》）
在逐渐扩大和深化的自然贫困中，人类的贫困也跟着逐渐扩大和深化。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土地的耕种越来越频仍，但最终还是贫瘠无用。美国和澳洲的沙土地带由于干燥期过长，土壤就会日复一日地被风带走。眼前的情势是，虽然一些环境组织付出了一些行动来治理土壤荒漠化的问题，但由于治理不周，或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持久性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治理，中美洲将继续变成沙漠。而南美的多数地区，因山坡倾斜度太大，土壤将会不断流入水中，久之土壤就会流失，并形成一系列的恶性循环。在非洲情况似乎更不乐观，撒哈拉沙漠犹如一块不治的牛皮癣，不断在延伸并扩大；赤道地区，人所能居住的高原与山地，正在遭受侵蚀的威胁；而南部平原犹如逐渐脱发的秃顶，是一片逐渐缺草的黄土地带，甚是凄凉。据报道，目前热带雨林以每年170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几乎每分钟就有36个足球场大的森林消失。亚洲同样陷入可悲可叹的状态，尤其是中国，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化工的污染，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而目前的情形是，耕地大多被荒废，虽然国家下发补贴鼓励农民种田，但这种地荒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上述情况大多都是人为造成的，乱采滥伐、滥征乱建，以及各种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严重地威胁着自然环境。可以说人类对自然环境所犯下的罪行一千零一夜也说不完。
关于土地，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建设用地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耕地被荒或被征作它用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甚至农民的观念受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发生了巨变，普遍出现“弃田从商”这种可悲的情况，将田地承包出去或卖掉，而自己去从事其他行业。这是历史和传统观念造成的，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人几千年，中国人深受一些消极的或偏执性的儒家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认为农民是下等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国古代，为了考取功名，一辈子精力都放在读书上了。有了功名就有了地位，有了地位就有了土地，有了土地自然也就成了地主，显然，人人都想当地主而不想当农奴。并且那些无力或无法读书的人，则把读书人视为圣贤，倍加尊崇，这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宿命论，农民越来越下等，读书人越来越高等，被看成是天生高贵，而农民则只有认命，自认为天生就是穷苦命，就是下等人。直到现在，中国人骨子里还有这种观念，尤其在农村，农民供孩子读书，考大学，无非就是想逃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剥掉“农民”这张皮。古人有“士农工商”的说法，这里可以看到古代对各行人的等级排序，排在第一的“士”，自然是读书人，有功名有官衔之人；而“农”被排到第二，说明农业的重要，以及古代对农民这一身份的尊重；“工”被排在第三，说明古人看待工人还是比较公正的，最起码工人自食其力所得的；但是“商”却被排到了最后，这不言而喻，商者是通过一种买卖行为，是一种在那时候看来并不光彩的从中渔利的手段，所以它在那个时代被视为身份最低的阶层。但是到了现代，“商”却排到了第一，商人的身份几乎大于所有身份，当然，在这个注重物质享受的时代，这种观念是深刻的，也是普遍的。这种情况到了现代是全球性的问题，不仅在中国，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如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的那样，人类利己的动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推动一切经济行为，以及社会行为。“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自耕农被看做是下等人，其地位甚至低于景况略好的手艺人和工匠；在欧洲所有地区，他们被认为是低于大商人和工厂主的。因此，很少会发生有钱的人放弃富贵的地位而置身于下层的事情。”（亚当·斯密：《富国论》，182页，唐日松等编译，华夏出版社）这种情况下，土地改良就成了世界性的难题，农民因为从土地中所得的仅勉强维持生活，所以投入到土地改良的有限，而作为国家，投入土地改良的更是少之又少，或者说，这一问题根本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在现在的欧洲，也很少有资本会从其他的行业进入农业，去从事土地改良。”（亚当·斯密：《富国论》，182页，唐日松等编译，华夏出版社）
而现在，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时刻警示自己：我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这意味着就后人而言，我想知道后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后人所在的世界，哪一种人将会继续生存着。我们时代的人显然对“未来”以及“后人”这种事漠不关心，他们甚至认为考虑那些事都是愚蠢的，是多余的，甚至是可笑的。他们只想在这现世过得足够好，不管身后之事。能挖到的煤精力挖完，能用的水尽力用完，能占用的农田尽力用完……他们一定能够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牺牲现世的“幸福”。尤其是我们时代的一些官吏，无论大官还是小官，皆为政绩，皆为自己的仕途“鞠躬尽瘁”，每一个新官上任后，城市的面积就会扩大一圈，乡村的田地就会消失一片；无论大商还是小商，皆为金钱，皆为自己的财源“死而后已”，每一个商人经营后，假冒伪劣就会层出不穷，人们的生命就会朝不保夕。
我之所以会对后人感兴趣，是因为希望他们的生活有这样一种尊严和价值——它与我们从几千年中所了解的人的存在还有点连续性。我们后人的后人，就像我们看待自己的祖先一样，未来的人应该也能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祖先，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会怎么想这样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我们的祖先究竟为我们留下了什么？”这并非就肉体的意义而言，而是就人类生存的以及历史的意义而言。
现在看来，这个难以应付的“生物学现象”已经影响到我们国内以及国际政治上的行动，这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以近期发生的一些国际事件来证明这种“生物学现象”的严酷——日本霸占中国钓鱼岛与我国关系日益紧张；俄罗斯总统为永久占领北方四岛而登岛视察，震慑日本；美国强制人民币升值；韩朝海军在西部海域交火……其实全球很多国家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领土和资源的争夺战，这种事情发生越多越频繁，就说明低层次危机越来越严重。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本质，势必需要花费长久的时间，而不是坐在会议桌上用一两天就能解决。充其量，制作“纯病因学”的处置计划、缓和较危险的征兆，这是目前国内和国际政治行动基本上所能做的事。如果不加以重视，上述这些危机将会成为“‘2012’世界末日”的导火索。
除上述问题之外，人口也是低层次危机的祸首之一。要知道，导致全体居民的品质低落的是任何国家或社会中的出生率差距，但是这种危害及影响还没有完全凸显出来，只能提出问题并落在纸上。民主制度可能在低能者增加并且优秀人才减少的社会中推进吗？这个答案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才会出现。也许有一种新的方法，那就是让先天禀赋优越者能尽量繁衍子孙，或者从逐渐趋于劣化的人群中选出最优秀的人加以培养，这也许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以目前的世界结构而论，当一个国家的出生率都偏高时，而它周围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出生率都急速下降时，那么和平多少会受到威胁。比如说，2010年，韩国生育率降至历史新低，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政策鼓励生育。据资料显示，韩国生育率为1.16，低于美国（2.05）和日本（1.29）。韩国福利部估计，按照目前趋势发展下去，到了2050年，韩国人口将从目前的4800万减少至4000万。
而真理、爱以及善良、智慧在哪里？对于我们来说，那些历史上的伟人并不是从根本上对我们有着决定意义的人，而是那些在当代“复活”了的人。他们是对我们产生相当影响力的当代的伟人，他们也许并不引人注目，但历史的真正进程却依赖于他们。可是这么多年来，并没有伟人“复活”。在一个没有伟人的时代，必然会成为小人泛滥的时代，加之在一个毫无信仰的时代，一切有害的精神气候随之复苏并蔓延，腐蚀着我们的灵魂和肉体，继而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一群举止行为疯狂的人，他们招人厌恶的表现，令人讨厌的自吹自擂，丑恶的发笑，失去尊严的悲哀，无一不亵渎着我们原本就脆弱的精神荒原，直至成为凄凉的沙漠。
毋庸置疑的是，在国家主义的偶像崇拜中任何均势的变动都会引起战争，在工业化程度相当的两国中很容易产生这种情况，较弱的国家人口逐渐老化、减少并且知能低落，只能采取防御或守势手段，而势力强的国家人口增加，并且年轻活泼，很可能会采取侵略手段。
人口会有增减，自然资源也有相对增减。威胁和平的是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威胁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的也是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关系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恶化，而且今后还会持续。人口过剩与自由无法并存的，人口与资源的不均衡使大多数人难以获得生活所需，劳动者比物品还要多，所以，个人为了微薄的薪水而不得不长期工作，从掌有政经大权者手中保护自己可怜的收益，来养活家人维持生活，他们甚至连一点剩余的购买力都无法拥有。打工者因为害怕得罪老板而丢掉饭碗，就不敢对老板说“不”，这种情况还谈什么所谓的民主主义。本世纪是人口过剩的时代，只有傻瓜才会认为德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可以施行民主制度，以目前的情况看，整个亚洲国家以及大部分欧洲国家，人口与天然资源间的关系都已陷入绝境。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又如何能够生根并发展？在人口过剩的国家找不到自由的土地，几乎没有能积存购买力的人，也没有在经济上完全独立的个人。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政府统制的资本、劳动和生产、消费，这些在人口已对天然资源造成强大压力的国家中都是难免发生的事。那么如此下去，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将成事实，政治制度难免会走向全体主义。本世纪将成为全体主义专制以及高度中央集权的时代，这并不是偶然的。而在民主传统还称得上坚厚的中国，新的全体主义大概是“人道”和“博爱”的，那些几近掌握着绝对性的权力的政治家将会越来越腐败，这在将来会更加明显。
潜伏的生态学危机是导致世界性政经危机的原因之一。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很好地保持了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平衡。自然本身具有恢复这种均衡的独特方法，但这不适于现在的人类，如果将此法用在现在生活方式下的人类身上，那么将会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文明，当然也会导致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悲剧状况，换句话来说，就会导致可以毁灭人类的“‘2012’世界末日”提前到来。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末日”悲剧呢？我想问题的症结应该是如何才能使人的价值与生物学现象的事实和谐共存。
对目前这个物欲至尊的时代，我只能说天真地说出我的想法，那就是，我们应该唤醒一些普遍的信仰，首先让人们都知道居安思危的道理，就是要想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就要普遍产生危机意识，我们应该像传道士那样热忱并执着地宣扬这样一个事实：就像上帝毁灭火星和火星人那样，“2012”这样的末日预言正在逼近我们，人类是他自己本身的“火星人”，而“火星人”入侵所产生的悲剧，是任何激进的革命行动都无法消除的。
人类不能仅靠理想维生，但更不能仅靠面包维生。比如说，对印度人谈四大自由与人权无疑是笑话。在那样的国度，大部分人民是没有任何自由，也任没有何权利的。“世界末日”的悲剧已无法用那些没有用的好听话予以缓和，并且将因暴虐行为而更加持续恶化。
因土地侵蚀与人口过剩而造成的严重破坏，进行方式并不与政治层次的破坏相类，它所造成的悲惨后果是政治层次破坏而产生的后果将更加悲惨。间接地改善国际政治关系的办法，正是国际间要为共同应付生态学及农业层危机真正付诸于行动，做更多的努力：恢复并增加地球土壤的肥沃度以增产粮食、限制世界人口，这是解决低层次危机的两个有效方法。当然，就解决低层次危机而言，不能仅落在纸上，也不能仅靠谈判桌和会议桌，更不能向地球上各国国民强迫推行某一种类的政策，反之，除了妨害为解决低层次危机所作的努力，并没有别的什么益处。
人口总数仍然会继续增加。这表示不论发生任何事件，未来都将成为经济、政治危机最严重的时代。其实这种危机在我们时代已经出现端倪，经济危机的冲击，部分国家局势的动荡不安，国与国之间的种种矛盾，都预示了政治和经济危机不断再恶化。即使世界人口政策达成一致协议并付诸实施，仍需花费若干年的时光，才能认为这种危机已逐渐减轻。目前，在我们所能判断的范围内，人类超乎寻常的困难与不安处境，似乎还需延长，缩短这危机时期的办法，似乎只有迅速实施适当的人口政策。但在人口问题中，我们遭遇到利弊难以兼顾的两难式困局。就生物和历史学看，小家庭不比大家庭正常，受人工限制仅生产1到2人的女性不比生产4到5人的女性更接近自然。就生物学意义而论，我们经常会感觉到缺少均衡与调整，因为人类的正常行动往往是近代文明的牺牲品。但是，一旦生物学意义上的正常行动不再为近代文明牺牲时，危机就会紧跟而来，我们将更缺少自由，将会更加饥饿，更易陷入革命与战争的危机中。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当然是限制生育。专制政治、压榨式的农业……都是因人口过剩而产生的，这往往以不易复元的悲剧而收场。
以生物学观点论，虽然违背自然的行动常会带来诸多危险，但在今日之世界，人类自然死亡的习性，是用抗生素、杀虫剂、假齿、卫生学等来改变的。所以说，顺应自然生育习性所导致的危机要比限制生育所引起的危机更大、更严重。如果抗生素和金霉素、假齿和下水道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那么限制生育更是迫切之事，否则必将造成人口过剩，人与自然环境的不均衡、地球资源的破坏，必然导致战争与革命，饥馑与毁灭。但这是一个漫长的持久的工程，在这期间我们同时要做好保持土壤肥沃、抑制土地侵蚀，以增加更多的粮食。
事实上是，大部分国家的国民都还停留以手养口的状态，但“口”永远在增多，而“手”则必须从面积有限的贫瘠之土壤中获取食物，加速对土地的破坏，他们并没有能力来单独担负抑制土地侵蚀、保持土壤肥沃这些工作，也没有富裕的土地及资源、甚至足够的时间。有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未来的肥沃必须成为现在饥饿的牺牲品，现在吃饱了，未来有可能就会因没有可用的土地和资源而忍受饥饿，尤其在负荷人口重压的国家中，现在的“自我保存”不得不以“自我破坏”为代价。假如各国的消极政策能被积极态度所取代，尽可能发现新的供给源，并使之获得发展。抑制这种破坏行为的计划应该可以实现，至少可以先制定出若干法案，让受伤害的已开发土地得以恢复元气，同时以与自然法则协调的方法遏制农业与林业的毁灭。
在目前的条件下，有可能用充分的劳力和资本加以改善的地区很多，这些几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表面，只要真正投入改善，就能恢复为良好的环境，成为人类居住的地方。无疑，粮食越多越好，世界上供应粮食的绝对量，无论采用什么增产方法，这都是有前途的。就政治观点来看，某一特定国家只要不想或不会独占的增加粮食，这就是最理想的增加方式。但是，人与国家一样，人与人之间有自私的行为，国与国之间也同样如此，都有利己的天性：只有满足了自己，才会去考虑别人，即使从人道主义出发，也都基本以此为前提的。在国家主义影响之下，一群同盟国家或一个国家压迫其他弱国的武器，便是独占剩余粮食。而不助长目前的独占自然资源，乃是世界上供应粮食的理想方式，所有国民都可由全人类都能均等利用的资源或本国的生产品，来获得足够能维生的供给品。但是要在天性利己的人类世界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状态几乎是令人绝望的事，人类无法克服自私利己的天性，目前的人类也不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统一体。在古代群居时代，因为人类对天神的崇拜都是绝对的，宗教信仰也是基本统一的，所以那个时代的人类没有当今时代的人如此自私利己，在那个时代，均等利用资源或享受生产品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这种纯粹的社会主义在当今看来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类的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为什么在群居时代的古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大概有两种缘由，一是人类社会初期，人类对天神的信仰达到了绝对的高度——当然这不排除这样一个假设：人类初期确实得到过天神的帮助，换句话说也可以把这个天神理解为外星生物或人，他们曾在人类初期时到达过地球，教会人类如何生活，如何和睦相处抵御其它生物的袭击。于是，他们就成了人类所认识并信仰膜拜的神，他们的思想由这种信仰高度统一着，在他们看来，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应该互相爱护，共同劳作生息。二是人的性灵还处在上帝给予的原始状态，并保持了“性本善”的本性本色，所以他们本性中的爱大于恶，再加上纯正的信仰，“神”在统一个人思想的这一问题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抛开神话传说来看，中国在遥远的古代，天象观测也是一个国家及其重要的政事，每一朝代都设置这样地位相当高的专官，专门从事这种观测工作。而那个时候人是将天象和天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有了天命的宇宙思想。天象观测紧跟着的是占卜，这就说明，古代对天神的信仰达到了与关乎国家和君主命运的高度。
正因为中国朝廷对天象与占卜的重视，对天官本人给予了很高的地位，地位越高就意味着责任越大，因过失而遭到被诛戮的命运的天官也大有人在，如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的《古文尚书·胤征》中就记载了一位名叫羲和的司天官因玩忽职守而遭杀头的故事。夏代经过禹、启到太康时代，国势逐渐衰弱，而太康帝掌管朝政之后，因放情纵欲，致使朝政日益荒废。直到以后羿为代表的武装集团起兵夺取了国家政权，太康兄弟五人弃京都而逃。太康死后，他的弟弟仲康继位。吸取了太康一朝教训的仲康勤于政事，整顿吏治，任命胤侯执掌兵权，设立了司天的专门机构，任命羲和为天官，中兴在即。这时期的某一个朔日，突然发生了日食，太阳从有到无，天空由亮变黑，让路上的行人大惊失色，夺路而逃。这在当时，凡出现日食，就预示着国家将有危及帝王地位或性命的大灾难，只有国王亲率众臣设坛焚香才能将太阳重新召回，才可消灾免难，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救日”。而在“救日”过程中，本应发挥重要作用的司天官羲和却不见踪影，仲康帝派近侍去查找，正在醉酒酣睡的羲和突然醒来却对帝王派来的人拳脚相加。这让帝王的近侍大为恼火，就将实情告知仲康帝，不料龙颜大怒，于是下令将这个玩忽职守、大逆不道的羲和推出斩首。
在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一版卜甲的卜辞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在甲寅这一天，有殻贞问次日乙卯是否天晴，这是为了祭祀的事。武丁根据占卜的结果，判断说不要陈放祭品，天要下雨的。到了乙卯，天亮是果然阴天，停止陈放祭品，上午吃饭的时候天气大晴。甲寅日又贞问武丁鼻子有病是否神灵降祸。正面贞此附记“王占曰”，却没有内容，大概是武丁身体不适，活动中断……”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证实了甲骨文绝大多数属于国君以及王公贵族向神灵询问吉凶的卜辞。考古发掘而得甲骨文和铜器铭文记载的天象和历日是当时的记录，因为它们不像是文献记载，所以极其珍贵，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更能证实遥远的古代非常重视天象和占卜。
信仰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并不是指纯粹的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我所说的信仰是一种精神依托，信天也好，信地也好，信大自然也好，总之要信就信的彻底，信的忠实，信的虔诚。总之一句话，就是不要信人是万能的，是天地自然万物的主宰。换句话说，天地自然才是世界的主宰，人不过是天地自然间的一种生物而已，如果人自以为是，过分地以人为中心，而屠杀其它物种，践踏大自然。大自然犹如我们人类的房子，但事情似乎不是这么简单，房子被毁坏了可以再盖，大自然被毁坏了，那么该何去何从呢？目前糟糕的情况是，人类缺乏信仰或者干脆丧失信仰直接导致了人类精神上的空虚，随着这种空虚的愈加严重，又导致了价值失序和人性的虚伪，尽管他们表面看起来非常颂扬“信仰”，而且毫不怀疑自己不失“信仰”，但真相却是，再没有国教的国家，那些真正具有力量的、有意义的宗教仍然是“国家主义”式的偶像崇拜。表面上很多人是道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或是穆罕默德教徒，但事实上他们所信的都并非一个单一的“神”，全世界有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算下来差不多有60-70个“神”，并且很多自以为有宗教信仰的人称自己是如何如何地虔诚，其实他们还是“拜权教”、“拜物教”、“拜新教”、“拜钱教”的信徒。因为宗教对教徒“不信他神”这“独一”性的信仰垄断，不论将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提出来，都有为敌之可能，所以他们对上帝或神的信仰并不是纯粹的，而是掺杂了其它的因素或目的，很多人信仰都变成了安妥自己灵魂的行为，借此来减轻自己的无助感、失落感、无奈感，甚至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感，或者仅仅成为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的国家，人们还在孩子时，就被灌输以那些虚伪的崇拜，并且被强定为一种义务，“英雄主义”式的意识形态是我们在学校中所学的唯一“宗教”，即对历史书中的英雄的无限赞美，对政府所指定并宣扬的人进行高度崇拜，甚至强令性地对国旗敬礼，一个被视为普遍而永恒、具有确实性的原理，就是像崇拜“神”一样崇拜那些历史偶发事件中的事件和人物。反之，如果一旦“国家主义”的偶像崇拜不再是人类的宗教时，而人类若有一个执着和集中的信仰，这样有望统一思想，形成共识，那么天下大同的世界就不仅仅是思想家的一种理想了。
除此之外，我们必需尽量谋求地域性的自给自足。往往周围都是海的地区人口密度最高，为了获取食粮，从海洋获得的大部分是鱼，因为鱼产量逐年在减少，在人口增加，粮食需要量增加时，不得不向海洋投下更多的劳力。但有一个严酷的问题，那就是内海与江口是否可填平成为沃土？海藻是否能精制为饲料或肥料？海洋是否还能供给新的资源？目前的情况是，连盐水也成为独占性的自然资源，因为有的国家根本没有通往海洋的出口。这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能不是将贫瘠的土地改为更具生产力的养鱼池？能不能培养出淡水藻类的植物以充当饲料？能不能大量培养具有引起化学变化的惊人能力的微菌，使其充当人类的粮食？
就政治意义而论，独占矿物似乎比独占粮食的供应还要危险。当一个强国的文化指向侵略时，重工业所需的金属矿床、石油、煤将不断成为扩张帝国主义的诱惑。假如这些资源位于弱小国家的领域内，一定招来以各种理由而发起的不断的侵略。比如美对伊战争，就是为伊拉克丰富的石油。集体研究发展一些任何国家都可应用的代用品以取代现有的工业制品及动力资源是目前的当务之急。这些措施也许可解消因独占自然资源而暗藏的政治危机。
还有我们无法避免的核分裂问题。就理论而言，核分裂应该可以廉价供应动力，以开发那些现阶段距离普通动力资源过远的土地，以及过分寒冷、干燥、气候激变。但事实上原子能在目前简直是奢侈品，“动力不用花钱”的梦想也许在今后若干年后可以实现。此外，掌握政权的狂热分子、狂人、爱国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等，都会为了政治目的而把这种新的动力资源不断地用于侵略和防御战争等目标上。我们必须冒远较利益为大的风险，暂时为了获得不算太大的利益，巴斯卡的观点很切合实际。为了对付无限之宿恶，我们已在有限之公善这方面下了赌注。就像“十字军远征”时代一样，政治以及宗教等方面的意识形态的怫异，似乎已无法调和，“国家主义”已在人心深根固柢。在当下世界，共同保管地球资源以及赈济方面的国际计划，可能才是带来国际和平与合作的最高的，也是唯一的希望。值得欣慰的是，这些计划在联合国的努力下都有实施，并且取得较大的成果，但对于达到切实有效的目的，由于缺乏可持续性，联合国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就原则而论，只有在诸如预言所说的“‘2012’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并且要毁灭地球的危机时代，人类才会为将来而牺牲现在。对人而言，一切高等宗教在精神上所有瞬间都存有生死问题的危机，因此信徒视牺牲为当然之事。就与此不同层次的事实而论，在这土地受侵蚀、人口过剩的地球上，危机存在于人一生所有的瞬间。让大家相信对付这种人与人间的火星式的“侵略”所采取共同行动其实并不困难，直接牺牲也不会太大，在遥远或不大遥远的未来，收获得将是地球不断再改善，气候恢复正常，“‘2012’世界末日”这样的担心势必会杞人忧天。
11、“恐怖大王”从天而降
诺查丹玛斯曾在诸世纪中说过这么一句话：“……恐怖大王从天而降。”
这句话以我个人的理解，大概说的是大型核武器，只是“恐怖大王”降临的时间没有被诺查丹玛斯预言中。如果世界各国对核试验或大型核武器不加以制止，那么“恐怖大王”随时也许都有从天而将的可能，这种可能不是绝对没有。
俄罗斯总统手中的核按钮箱让人感到恐惧，自发明原子弹以来，对于人类心态、世界格局及战争性质都有着无法估量的影响，这使人们对“世界末日”的感觉似乎变得更加真实。人们对核武器难道只是感到恐惧吗？在对核武器无法合理控制的现实中，难道人们真的相信它是有利于和平繁荣的工具？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知道核武器对人类的巨大危害，如果要想象一下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大概可以想象一下已知的月球、火星、金星现在的面貌。据人类目前所知，相对于火星来说，金星表面温度高达500℃，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占到90%以上，时常降落巨大的具有腐蚀性的酸雨，还经常刮比地球上12级台风还要猛烈的特大热风暴。金星的自然环境要严酷得多。其金星的周围是浓厚的云层，以致于二十余年（1960-1981年）间从地球上发射的近20个探测器仍为能认清其真面目。
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发射的探测器发回的照片显示金星上有大量城墟。经分析，金星上共有城墟两万座，这些城墟建筑呈“三角锥”形金字塔状。没座城市实际上只是一座巨型金字塔，门窗皆无，可能在地下开设有出入口：这两万座巨型金子塔摆成一个很大的马车轮形状，其圆心处为大城市，呈辐射状的大道连着周围的小城市。研究者认为，这些金字塔式的城市可以有效地避免白天的高温、夜晚的严寒以及狂风暴雨。
前苏联科学家尼古拉？里宾诃夫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科学研讨会上首次披露了在金星上发现城墟的消息。1989年1月，苏联发射了一枚探测器。该探测器带有能穿透浓密大气的雷达扫描装备，也发现了金星有两万座城墟这一重大秘密。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不敢断定这就是城墟，认为可能是探测器出了问题，也可能是大气层干扰造成的海市蜃楼的幻象。但经过深入研究，人们确信这些是城市的遗迹，并推测是智能生物留下来的。不过，这些智能生物早已绝迹了。里宾契诃夫博士在会上指出，我们渴望弄清分布在金星表面的城市是谁造的，这些城市是一个伟大的文化遗迹。这位前苏联科学家详细地介绍说：“在那些以马车轮的形状建成的城市的中间轮轴部分就是大都会。根据我们推测，那里有一个庞大的呈辐射状的公路网将其周围的一切城市连接起来。”他说：“那些城市大多都倒下或即将倒塌，这说明历史很悠久了。现在金星上不存在任何生物，这说明那里的生物已绝迹很久了。”
由于金星表面的环境极差，因此不具备派宇航员到那里实地调查的条件。但里宾契诃夫博士强调说，前苏联将努力用无人探险飞船去看清楚那些城市的面貌，无论代价多大，都在所不惜。而在1988年，前苏联宇宙物理学家阿列克塞·普斯卡夫则宣布：金星上也存在“人面石”，这一点与火星一样。联系到金星上发现的作为警告标志的垂泪的巨型人面建筑——“人面石”，科学家推测，金星与火星是一对难兄难弟，都经历过文明毁灭的悲惨命运。科学家还说，800万年的金星经历过地球现今的演化阶段，应该有智能生物的存在。后来，金星中的大气成分中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以至于温室效应越来越强烈，进而使得水蒸气散失，也最终使得金星的环境不再适合生物的生存。迄今为止，人们在月球、金星、火星上都找到了文明活动的遗迹和疑踪，甚至在距离太阳最近的水星的表面也有一些断壁残垣被发现。地球、月球、火星、金星上都存在金字塔式的建筑。人们将这些联系起来后认为，地球并不是太阳系文明的起点，而是其终点。倒塌的金星城市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那个催泪的人面塑像到底是否经历了金星文明的毁灭呢？可不可以这样设想，月球、金星、火星、水星最初也和地球一样美丽，并有人类一样的文明，可是他们最终毁灭于自身，那就是原子能毁灭了那里的生命和一切。比如火星、金星、水星上有厚厚的、充满了二氧化碳的云层，那就是因为因金星人由于核武器管理不善而造成的后果？
迄今为止，人们在月球、金星、火星上都找到了文明活动的遗迹和疑踪，甚至在距离太阳最近的水星的表面也有一些断壁残垣被发现。地球、月球、火星、金星上都存在金字塔式的建筑。人们将这些联系起来后认为，地球并不是太阳系文明的起点，而是其终点。
如果说“世界末日”真的来临，我想其中有很大一种可能是因为人类制造的核武器而造成的。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人类自身的自私和贪婪以及残忍的结果。为什么非要制造核武器？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增强战斗力，用于侵略和防御，核武器可以替那些拥有它的国家争取影响势力，增加持有者的国家自信和安全感，所以对于其一般国际行为也能产生鼓舞作用。这就是“用拳头说话”的事实。比如美国拥有许多重型核武器，不但美国的防卫可以得到保证，而且还可以迫使其它国家在货币和贸易，甚至在联合国投票等问题上都听美国总统的意愿。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强硬要求人民币必须增值，并且屡次施加压力，他们之所以敢说这些硬话，就是仰仗自己过硬的“拳头”。
全世界都知道，有些国家发展威力巨大的核武器，已经成为“世界末日”的元凶之一。虽然很早以前美国和苏联就放弃了大规模的核爆炸试验，但是小规模的核爆试验明里暗里从未间断过。因为他们认为威力巨大核武器的作用和功能只有通过试验才能判定。
极其危险的放射物对大气、大地和水的污染使人类已难以承受，所以放弃这种大规模核试验以及大型核武器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可以使这些大国不会因此而走向经济崩溃的危险道路，因为那些大规模的毫无意义的核军备的巨大开支关乎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没有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就不可能销毁现有的核武器，使和平成为可能。但是让这种信赖成为现实却是一件难事，各谈判政府之间相互作出的承诺实际上并不可靠，那是做给社会舆论看的。而人民中间的一种公众舆论却可以让销毁核武器的可能变成现实，因为人民的意志是决定性的。面对这种完全可以导致“‘2012’世界末日”灾难随时到来的核武器，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各国人民对于销毁核武器的公正舆论才是销毁核武器的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如果核武器应该被销毁的话，各国人民就必须坚持反对核武器的公众舆论。
由于核试验，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早先非原子时代的情况。俄国人和美国人在1954年3月1日分别在西伯利亚以及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地区的比基尼岛进行了氢弹试验。据当时的科学研究表明，氢弹试验在大气层中造成了无数放射性微粒和射线，对人体危害极大。其实这种情况广岛和长崎的人们已经领受过，放射性射线达到一定程度，就将危及人体。后来人们都知道，氢弹的威力远远大于原子弹的威力，其对人体以及其他生物物种、植物、土壤等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远远大于原子弹所造成的破坏。
科学研究表明，铀原子爆炸是以铀分裂时的能量释放过程为基础的，而氢弹爆炸力的基础则是在氢原子转变为氦原子过程中所释放的能量，氢弹的威力是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00倍。在核爆炸中会产生出无数放射性微粒。虽然威力最大的元素在原子弹爆炸后10秒钟就不复存在，但它就能在这一瞬间杀死好几公里范围之内的人群。
虽然说一些核武器的射线相比氢弹、原子弹要小一点，但它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决不能忽视。这种元素在爆炸的几小时后所产生的衰变，在几天至几月，甚至几年、百万年后始终存在，它们被放射性的尘埃云带入高空，不断随风围着地球飘动。最先飘落在地面的是重的微粒，而在大气中留存较久的是轻的微粒，它们会被雨、雪、雾和露水带到地表、海洋和河流。
虽然美国和苏联最早就通过有关协议终止了地上核爆试验，但并未终止地下核试验。2006年，朝鲜进行了地下核爆试验，时隔不久，2009年朝鲜再次在中朝边境进行了地下核爆试验，据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亚历山大·德罗贝舍夫斯基说，朝鲜第二次核爆的威力与1945年美国投向广岛的原子弹威力相当。尽管地下核爆试验未被正式提出来对人体是否有危害，但它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且不说其放射性，由地下核爆引发的地震、海啸等无一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核武器可以说是诺查丹玛斯预言中的“恐怖大王”，因为它本身有很多对人体有极大伤害的放射性元素，它们具有与原子量不同的元素的化学物质，这些放射性元素是通常非放射性元素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变种。虽然增强的大气放射性从外部不能伤害我们，这种元素也没有强到足以渗入我们的皮肤，但是如果吸人了含有它们的空气，放射性元素就会进入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有可能食用带有放射性的蔬菜以及喝带有放射性的水。
事实证明，西伯利亚以及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地区的比基尼岛的核试验，对人类的伤害是致命的，曾经一时间在日本降下了具有放射性的雨，而造成当地有很多水不能饮用。在当时，发生在日本的这种情况仅仅是个例。当时的科学家在对降雨的世界各个地方进行观察，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其中也有已不能作为饮用水的放射性降雨。并且当时有很多关于放射性降雨的报道，由于大量的、长期的放射性雨水，甚至就连泉水的放射性程度也明显增强了。这就意味着这些地方在较高程度上已经被污染了。
来自自由降落的放射性尘埃也是这种放射性污染的源头，不仅是地表，地表把它所接受的放射性元素也给了植物。当我们食用水果和蔬菜时，聚积在其中的放射性元素就会进入我们体内。从这一过程中就可以得知，我们必须时刻与大量放射性元素打交道，例如具有放射性元素的草被动物吃了，而这些动物的肉也许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吃了动物的肉，就意味着我们的体内吸收并聚积了这种放射性元素。包括奶牛，我们饮用牛奶，也就吸收了其中的放射性元素。也许很多小孩由于吃了这些具有放射性元素的奶粉，对他们来说，这对健康有极大危害，甚至是致命的。
现在，我们是不是迫切地想知道放射性聚积物的数量，以及它对我们人体的危害程度等问题？据科学家早先在北美哥仑比亚河流所作的放射性研究表明，这种危害是不容忽视的：用于工业生产的汉福尔特核电厂的原子能废水流入了哥仑比亚河中，测定结果为水的放射性程度其实并不高，但是河中浮游生物的放射性却增加了2000倍，而以这些浮游生物为食的鸭子的放射性程度更是增加了4万倍，河鱼的放射性程度增加了15万倍，用水中昆虫为雏燕喂食的燕子的放射性程度增加了50万倍，而雏燕的放射性程度更是增加了100万倍。
这就表明，即使大气中放射性元素还没有直接让人们受到伤害，但人们已间接地受到了从大气中不断降落下来的放射性元素的伤害。在核爆试验的附近地区，由于食用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水和动、植物食品，那里的人们已吸收了放射性元素，其严重程度如科学家在当地植物中所观察到的一样，自然中的放射性越积越多，成为我们的危害。
由此可见，在自然中存在着由人类所创造的放射性元素，这是地球和人类历史中不可想象的事件，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对这些潜在的危害视而不见，无疑于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忽略核爆危害的意义和后果都是非常愚蠢的，核武器会让人类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因此，在我们今天都担心“‘2012’世界末日”的时候，首先要从我们人类自己找问题，全人类都应该团结起来，以舆论来遏制那些不断发展核武的国家，让他们停止一切自我毁灭的行为，更要警告他们不再往歧路上走下去。
虽然很多国家先后都签约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截止2003年1月，条约缔约国共有186个，但是还有很多国家并没有加入该条约。也就是说，只要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协定，他们就不会放弃继续进行核试验。为什么他们不缔结这样一个协定呢？最终原因在于，一种要求禁止核试验的公众舆论在这些国家内还不存在。由于日本人民受到原子弹的最严重伤害，并处于一种值得被同情的处境，他们有接受这种要求的迫切必要。无论什么样的条约，都必须要有这样的保证：签署它并不是一个形式，而是一个切实为各国人民共同的利益而签署的条约，它必须为相关的各国人民共同的公众舆论所认可，并且得到了各国人民共同的公众舆论的批准。我们都担心有关“‘2012’世界末日”预言变成现实，其实最应该担心的不是这些所谓的预言，而是我们人类自己。如果我们还没有警觉，并不停止一切破坏自然，危害人类的事，那么，“2012”末日突然来临的那一天，也是人类咎由自取的结果。
12、心灵的重生（Spiritual rebirth）
人们对于“‘2012’世界末日”预言倒是表现出异常关注的热情，而对社会风气的异化和堕落所表现出的宽容，对人类肆意破坏生态环境所表现出的和麻木，常常令我感到困惑和吃惊。对当今一些以时尚与潮流的“身份”出现的超低俗甚至庸俗的文化和社会现象，人们普遍表示“可以理解”，认为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新时代人的生活方式。对一些违背原本积极的传统道德的现象，他们不但不加以批评，反而还有集体跟随、附和，甚至起哄的行为。他们有一种“助纣为虐”的心态，甚至打着“反传统”旗帜，其声势浩大不亚于“十字军”远征，高喊“破旧立新”、“越违背传统越好”的口号，大有一副不灭传统誓不罢休的姿态。尤其是对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事，大多数人就像与狼共舞的绵羊一样，面对恐怖与暴力，除了喝彩与鼓掌就是保持可耻的沉默，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批判立场、独立精神和真诚态度。当恐怖分子拉登袭击了美国的五角大楼，有很多残忍的自私者竟然高声叫好；当朝鲜进行地下核爆试验时，有很多愚昧的无知者竟然大喊痛快：“早该这样震慑美国佬了！”除此之外，面对我们国内已经丧失的文化，逐渐堕落的社会风气，大多数人都在沉默，而仅有的一些呐喊者被视为杞人忧天的愤青。
如果说公众舆论的威力足以让一个时代的社会变得足够好的话，那么实质上我看到的是似乎越来越糟了。公众舆论不再关注严肃的话题，而是热衷于那些庸俗的新鲜事物，舆论对那些令人消极和堕落的庸俗化事象尤为敏感，而对关乎国计民生、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漠不关心。从互联网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凡是娱乐、情色、消极的内容总是拥有无法想象的点击率，相比之下，那些严肃的时政信息以及积极意义的内容却看者寥寥。当然，也有一些针砭时弊的声音，但是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基本上属于“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式的批评，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所看看到的，就是这种屏声敛气、低眉顺眼的跪在地上的批评。在我们时代，缺乏敢于不看脸色说真话的、负责任的批评家，缺乏可靠的、科学的批评方法，缺乏成熟的批评意识，缺乏健康的批评风气。当公众舆论都趋于娱乐化的时候，那么它的作用和价值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即便存在，那也是苍白无力的。所以在一个没有真正的、严肃的公众舆论的国家，社会风气自然也就坏了，这对一个国家健康的精神气候和文化环境的形成有着严重的影响。
当代公众舆论的衰颓和疲弱，当然也有客观的外在原因。譬如，中国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团结，实质上一点都不团结，这是由于过于自私造成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已经渗透到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观念，有的人或有的集团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睁眼说瞎话。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人手里一旦有了权利，哪怕是火柴头一般大的一点权利，就会马上变成另一个与他之前完全不同的人，就会对别人更加嚣张和刻薄，其实他之前也十分鄙夷有权的人，甚至还痛恨、诅咒过那些有权的人。这就说明，中国人从来就被奴役惯了，一旦不被奴役，他就想去奴役别人。所以，当他的利益没有被侵犯时，他就很快与那些利益受到侵犯的人划开了界线，他就会保持沉默，甚至还会抱着一种看笑话的心态看别人是过得如何不如自己，如果发生灾难，但灾难没有影响到自己，他就会幸灾乐祸。企望这样犹如一盘散沙的国人形成一个强大的，能影响到政府行为的公众舆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形不成的原因除了上述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社会，很难让公众舆论发挥重要角色，这种从来就是一个由一元文化理念主宰的社会——攘斥佛老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定于一尊，每个人都必须收起自己的想象冲动和个性伸展，必须服从一种绝对权威的声音。可以在中国的新闻内容中司空见惯这样的内容：“听专家如何说”、“听权威人士如何说”……而很少见到“听老百姓如何说”等内容。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广大老百姓只有背地里暗骂，巷子里议论的权利。所以，公众舆论的力量无法形成，没有真正的公众舆论，也就没有办法去监督破坏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命健康的行为。
那么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真正的“公众舆论”究竟好不好？答案是非常好。公众舆论可以监督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他可以为一个国家的决策层提供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让执政者明白什么是人民愿意的、并允许做的事，什么是人民不愿意、并不允许做的事，就像中国一句老话：“得民心而得天下”。在具有真正的公众舆论的国家，民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必然非常团结，他们能与自己的国家唇齿相依，生死与共。
而公众舆论在中国并不是没有，而是一种分散的、缺乏凝聚力的公众舆论，它遍地开花，但花色各异，很难形成一种具有监督作用的力量。敌视甚至忽视彼此之间的思想分歧和认知差异，而强调主体之间的认知契合与精神知遇，“攻乎异端”的党同伐异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形，这是正是中国的“公众舆论”目前令人失望和尴尬的境遇。于是，“以和为贵”的同一型文化却成了一种中国的主体文化。在这样一个以敌视态度而形成的真正的对话的交往原则和价值规范的社会里，一个缺乏自由度的环境和多元共处的包容性里，公众舆论的委顿和堕落，甚至默无声息实在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
这样的情势必然要导致公众的精神秩序的瓦解和心灵生活的混乱，甚至还会扼杀“公众舆论”的生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这种情况至少是建国以来少有的。面对生态大肆破坏、资源严重流失、文化几近沦丧的情势，这正是亟须“公众舆论”积极发挥舆论监督能力的关头。然而不幸的是，目前的情况看来，是公众情智以及义愤最低落的时期，这也是自“五四”以来所未有过的。当洪水泛滥而人们生命及财产安全遭受损失而背井离乡时，当矿难四起工人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时；当风沙肆虐侵蚀人们安居乐业的家园时，当污染日益严重破坏农民赖以生存的良田时，人们除了抹抹眼泪，并没有别的办法，然而这些人为的灾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果眼泪能解决问题，那真是令人欣慰的事，但是眼泪解决不问题，它带不来行动的力量，只能给人稍许慰藉。可以说在在20世纪后5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种外在的异化力量主宰着我们的公众舆论，我们没有自由拒绝它的奴役，没有能力不顺从它的摆布。
在中国，“公众舆论”精神就不够有力和强大，甚至就谈不上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公众的话语权也无望寄托于媒体，在中国媒体往往都掌握在政府，而政府控制着媒体的行为，公众舆论处于一种被选择的境地。本来互联网的实现能为公众舆论的力量的形成提供支持，但是情况似乎并不乐观，网站发布的信息同样受到政府的监管。近几年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当人们将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对某种现象的呼吁、甚至是揭露地方一些不合理的政府行为或官员的腐败行为等等通过互联网发布到网络上后，不是被网站内部删除，就是被涉及其中的人调动一切资源删除，甚至有的人还专门为此成立了专业的“删帖公司”，而且生意相当不错，就是有很多被涉及者不惜花大价钱请“删帖公司”来帮助他们清理那些不利于自己的“公众舆论”。这种花钱“去黑”的事情在当今之中国已近成为正常现象。
文艺的堕落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正处在全民娱乐化鼎盛时期，轻逸取代了沉重，享乐取代了痛苦，肉体取代了灵魂，物质取代了精神。八十年代的那种单薄而单纯的热情和理想已近完全熄灭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商业原则控驭着文艺的精神。作家和艺术家在这个时代成为异化或败坏社会风气的帮凶，他们不抵抗这种异化，反而乐意主动接受消费时代的价值理念，艺术家披着艺术的外衣从事着一切低俗、有害的商业活动，而作家则通过文字把“性”、“变态”、“恐怖”、“色情”、“暴力”等等变成商品，自觉地为满足欲望化的消费需求而写作。别林斯基所说：“诗人和社会处于相互敌对的地位，他们互相是对方的天然的敌人。从一方面来说，社会在认识他的优点之前，先要扼杀他；从另一方面来说，社会对诗人的爱顾，反而把诗人引入邪途。”（《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376页）在当今之时代，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几个作家和社会处于相互敌对的地位，反而与社会相处融洽，互相是对方天然的敌人现在看来只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状态，而一个不容置疑的现象却是，当代艺术家和作家确实被社会提前扼杀了，因为他们确实适应这个社会，得到了社会的爱顾，他们也从此走向了邪途。而在当代，“公众舆论”更是在他们的践踏和漠视下变成一种非常能适应社会的无用的呻吟。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奴隶，他们满足大多数读者低级趣味的心理和好奇，出了很多破坏人们精神，荼毒人们心灵的作品，这不但无助于公众舆论的形成，反而会让人们觉得时代和社会就是作家和艺术家描绘的那个样子，我们只能认命，或者尽力去学会适应，而不是依靠舆论来做一些无谓的抗争。中国人大有从书本里寻找刺激和安慰的习惯，所以凡是这种庸俗不堪、甚至毫无生活根据的小说、甚至是各种历史故事的解说、虚构得打黑反腐之类的书就会受到他们热烈的追捧，他们不在消遣中寻求刺激或安慰，就是在这种虚构的故事中寻求报复和泄愤的快感。在这种大众普遍的追捧下，这些艺术家和作家就有了极大的市场，顺理成章地成了商业时代的英雄和新宠，并因此而获得了极大的声望资源，而这种资源也赋予了他们的名字一种极大的魔力，商业时代的人们正好用这种魔力推动市场机器的巨轮，于是这些艺术家和作家也被异化为文学或艺术商品的生产者。
在商业理念主宰一切的时代，一切只要被市场所接受，几乎就意味着它是正确的，即便它本质上是错误的，是会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的，但也不会受到公众舆论批评和质疑。公众舆论除了茶余饭后的牢骚，更多的是保持可耻的沉默，公众舆论已由早期的“拜权教”，由80年代跟风趋时的“拜新教”，一跃而成为当今时代的“拜钱教”和“拜名教”的信徒。卖产品要看名人的代言，饮食要听专家的指令，生态环境破坏与否要看科学家的解释。只要足够有名，就有足够权威。除了一些因“一脱成名”的艺人外，还有一些“因名得利”的作家。例如，只要是郭敬明的书一旦出笼，不管他是原创的还是抄袭的，立即就会受到很多人的追捧，随之又由这些而组成的公众舆论便会肉麻而不着边际地吹捧它，并且和作者一样有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抄袭的又怎么样，抄袭的我们也喜欢，有本事你也抄袭一本来，我们也一样追捧你。”又例如，只要是韩寒写的东西，哪怕在互联网微博上写一个毫无意义的“喂”字，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呼应并互相转载传播……在中国，韩寒在80后一代人心中具有“神”的地位，谁要敢对他们的“神”有所不敬，那后果比要了他们的命还要严重，他们会群起而攻之，直到口水淹没你为止。而对于我们的媒体舆论，它们更是让人失望，除了推波助澜外，媒体与艺术家、作家的这种腐败性合谋，不仅使得缺乏制约的消极“文学”和“艺术”呈现出疯狂泛滥之势，而且还严重地败坏着真正的文学与艺术的威望和声誉。
我记得不久前全国热播的电视剧《蜗居》就是一个典型的的例子。它给观众造成的荼毒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说这部电视剧深受观众欢迎的原因是它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亚于观众从中所获之益。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钱是万能的，只要有了钱就有了爱情，就有了房子，有了你想得到的一切东西。钱能摆平一切，钱能满足人所有的欲望，只要有钱，就不愁没有海藻，只要有钱，就不愁活不成宋思明。仿佛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人活着就是为了钱，其它的一切都是次要的。但是，为了钱就可以做出任何想不到的事情，如果人们接受的是这样的信息，那么社会就无法得到安宁。因为钱而间接遭受破坏的东西非常多，包括威胁到了公众正常的安全生活，有的人甚至为了钱而去犯罪，去祸害他人。爱钱，似乎已经成了人的本性和本能。曾去一家公司办理业务，正遇到上班高峰期，电梯门口挤满了人，都上去三四拨人了，来等电梯的人还是源源不断，有人担心迟到被罚，干脆爬楼梯上去。这时候，不知谁喊了一声：“地上是谁掉的钱啊？”瞬间，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几乎所有人都低头满地找钱，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等大家都回过神儿来的时候，那位恶作剧者早已乘电梯上楼了，而空荡荡的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
可是钱能让人变得自私、残忍、无情。而一个具有实际功能和意义的公众舆论的形成，需要公众的团结，如果各怀心思，各自为阵，各做打算，这样是如何也形成不了“公众舆论”的力量的。曾亲眼过见过这样的事：湖北武汉某小区拆迁，可拆迁办给的补偿条件并不能使大家满意，于是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人们竟然空前的团结了起来，犹如亲戚一般和睦，大家一致决定要联合起来抵制拆迁，有一天竟然整个小区的人都来到一条交通要道上堵路抗议，结果这一招很凑效，拆迁办很快给了答复，将重新安排补偿方案。小区的人为此很高兴，也感受到人多力量大的好处。其实这就是“公众舆论”的作用。但是，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乐观，一个月后，拆迁办又恢复拆迁。小区的人准备再次联合起来抵制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变化，有一半人不再参与抵制，并且已经与拆迁办签署了拆迁合同。原来，拆迁办后来采取了各个击破的战术，通过一对一的做工作，给闹得最凶的几户人家多给了一些补偿款，那几户人家对此很满意，便不再闹了，甚至还帮拆迁办的人做其他人的工作，就这样以一小部分的钱拉拢了一部分住户。当拆迁办搞定这部分人后，便立即决定按照以前的条件拆迁，这时候，大家再想联合起来抵制的时候，却没那么容易了。小区的抵抗大军一夜之间少了一半，想闹也没有以前的势力了，于是，有一大半的人最终被迫签了合同，而条件和最初的一样。本来已经形成的“公众舆论”力量就这样被彻底瓦解了，这就是人自身自私和无情的结果。
公众舆论面对这样的困境和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如何通过积极的、有效的公众议论，给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营造一个良好的精神环境？如何恢复公众舆论的功能和尊严？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问题。我们并不奢望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实际上有些人仅仅是只会直立行走的动物罢了，他们可以说还不能算做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并且人格健全的人，在当今时代来说要求非常“严格”，近乎于“苛刻”，那就是，真正的人对人类的罪恶都应当有普遍的道德责任。比如说，真正的艺术家和作家，就应该承担这样的“道德责任”，他们不能只顾自己的私利，即便自私到只为自己活得够好，但至少不能去损害他人，贻害社会。而由人形成的公众舆论，更应该承担这样的“道德责任”，它首先应该承担的是“责任”，必须克服自己恐惧与软弱的内心和拘执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的舆论，抵制人或团体在社会行为上的道德堕落以及不负责任，忠诚而勇敢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公众舆论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就是通过舆论来监督和批评。事实上，关于监督和批评，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行动，是对具体的人、集体或社会现象，进行冷静而细致的分析和准确而尖锐的评价。而要做到这一点，尤为重要的是“公众舆论”是否具有真正的监督和批评的精神。真正的监督和批评精神包含了如自由精神、人道精神、宽容精神、科学精神等多种重要的精神元素。但是，在整个监督和批评精神的核心意义是批判的精神、对抗的精神和不从的精神，一句话就是那种敢于“为敌”的精神，它怀着责任与正义、善良与善念时时刻刻说真话，以促进人与社会向善向前的方向发展。
“为敌”是“公众舆论”以及一切从事舆论监督与批评的人和媒体必要而正常的精神姿态。媒体因为受到外部因素的牵制而无为，甚至是因为无能和无为而自甘堕落，沦落为市场的奴隶，那么我们这时候就有希望把“希望”寄托于“公众舆论”。公众舆论既是社会的敌人，也是社会的敌人的敌人——执政者、官员、专家、艺术家、作家、变态者、疯狂者……的敌人。对来自两方面的伤害和敌意，“公众舆论”必须要有勇气面对和承受。
当越来越多的“拆迁自焚”、“李刚”等事件发生后，“公众舆论”在当今时代和社会已经成为我们迫切需要的一种力量。没有这种“公众舆论”，文化也许不仅只是沦丧，甚至沦丧的文化在被社会异化后还有为恶的可能；社会丑恶现象还会层出不穷，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会屡禁不止；人们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事件更会时有发生。人们不仅死气吞声，甚至会任人宰割，思想被消极堕落的文化所禁锢，可怕的是人将继续被社会所奴役。
如何能让公众舆论发挥真正的作用，这需要一种“不顺从”和“反叛”的精神。当然，“反叛”和“不顺从”不是叛乱，不是造反，不是公正、善意、美好、自然的敌人，而是自私、邪念、丑恶、悖逆的敌人，它向来都是人类自由的最初的行为，更是人类历史的开端，人类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正是人类这种不顺从的行为的结果。但凡对那些背离人们心愿，与正义与良心背道而驰的事，我们要有而且必须有这种“不顺从”的精神，正是依赖于“反叛”的能力，人的理智才得以发展。同样，人的精神要想发展，就要对以信仰或人的良心的名义出现的权力敢于说个“不”字，不屈服于长期建立起来的，把庄严化为笑谈，把变化视为胡闹的舆论的权威，不屈服于那些试图窒息新思想的种种权威。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说：“如果说不顺从的历史形成了人类历史的开端的话，那么，顺从就可能会引起人类历史的终结。”（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反叛”和“不顺从”意味着人或者“公众舆论”敢于理智并清醒地与任何奴役性的力量保持一种对抗性的姿态，乃是一种向上的、健康的、积极的精神力量，只有经过对抗，只有介于一种有益而积极的紧张关系中，我们才有可能生成思想，我们的精神生活才能恢复正常，我们的社会以及日常生活才有可能是健康的。“公众舆论”需要充满强调不满的人，需要充满热情、生气的人。这种“不满”不是那种随便什么人听了他们的表达，既不感到冷淡，也不感到温暖。也就是说，不是那种通过委靡而又冷淡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它是一种公正的监督，是代表着公众的意愿和真实想法的监督与批评。它不同于无个性的不动感情的监督与批评，不是某个人的非理性的宣泄，也不是无道理的谩骂，更不是没事找事的刁难，而是那种根据一种排他性的观点作出的代表着公众利益的公正的监督与批评。“公众舆论”是公众自然形成的一种舆论，它勇往直前地战斗着，也领到公众勇往直前地战斗着；它要求公众富有正义感：不能容忍邪恶，对是非不能模糊，他们的表现是丰富的生命力，是简明和决断，是勇猛和笃实，刚健和直爽，是坦白和宽容。
公众舆论如何形成？这不是个体能办到的事，公众舆论是由大众形成的，其中包括有思想的人，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家、批评家，以及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艺术家、作家，包括一切又良知、有善念、有爱心的人。对公允妥洽、跟风趋时、四平八稳、不偏不倚的拒绝是“公众舆论”所有成员的共识和使命。但是，本来可以作为“公众舆论”主干力量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却在我们时代很难成为公众舆论的一份子。这些人宁愿坐在象牙塔里喝茶看报纸也不愿意加入到为真理而战得“公众舆论”群体中来。还有一些活跃在媒体和文艺界的人，而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谈供人消遣的风花雪月，就是迎合市场做一些毫无价值的复制工作，把古人留下来的宝贵知识，在通过他们迎合社会潮流、附会市场卖点的垃圾思想，经过包装推向市场。其中不乏一些专家、教授、著名的学者以及艺术家、作家。他们无视于真理，无视于良知，无视于底层人，在他们眼里没有比金钱和名气更重要的东西。
如果公众连上述主干力量都依靠不上，还谈何形成“公众舆论”呢？他们的冷漠和无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消极避祸的行为，他们害怕因言获罪，害怕利他损己，在我们时代，他们害怕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们实质上只顶着“专家、教授、学者、艺术家、作家”这样一个头衔，都是一些苍白的符号，而并不名副其实。“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殷海光文集》）可惜的是，在我们时代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几乎所有作为“公众舆论”的主干力量的精神都衰退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但不思进取，而且甚至丧失了起码的社会责任与远大志向。例如近年来不断爆出的教授、学者学术抄袭事件，以及很多教授、学者、作家等知识分子作秀事件，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名利，说到底就是为了物欲。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信持的是否定的哲学，已经完全退缩到了他的自我当中，过的是一种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完全丧失价值系统的生活。他们不再有任何标准，对群体的责任感，不再有义务感和连续感，他们不敢正视社会现象，甚至万事闭眼，他们把自己从普通或底层大众中完全脱离了出来，坐在象牙塔里与需要他们的人筑起一道隔离墙，在墙的那边，他们甚至还嘲笑别人的价值……
而作为普通大众，在对这些“公众舆论”的先锋们感到绝望的同时，也在体验着恼人的“脱序人”的迷惘和痛苦，很多人群起效尤，变得圆滑和势利，除了因利乘便，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良心可言，只要事不关己高挂起，而对于他人的遭遇和苦难从不关心。我们通常看到的由分散的一小部分产生的“公众舆论”，从来都不是“正规军”，而像一群无知、无耻的流氓和打手。这些脱序人毫无原则可言，把监督与批评当做进行话语施暴的手段和工具，无论好坏一概否定之，将具有真正的监督与批评精神的舆论变成了无畏无惧的起哄。这种情况在互联网上便可见一斑。而在我看来，“公众舆论”意味着对危害和破坏的监督和批评，对病象和残缺的批判和攻击，对黑暗和邪恶的破除和消灭，对信仰和真理的坚守和维护，从而努力重建一种更为健康和理想的精神秩序和生活秩序。如果一个时代或社会不负责任地把人变为那种没有羞恶心和善恶感、美丑感、是非感的空心人，变为那种把说假话当成习惯的巧滑之人，变为那种有财富的贫穷者、有知识的无知者，变为那种缺乏内在热情的犬儒主义哲学的奴隶，变为那种沉溺于肉欲狂欢的生物人，变为那种蔑视道德的虚无主义者，变为那种不知道敬畏神圣事物的莽汉和妄人，变为那种权欲熏心的势利小人和市侩之徒，变为那种自私自利、惟利是图的经济动物，那么就该到“公众舆论”发挥它真正作用的时候了。
当“‘2012’世界末日”的恐惧萦绕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从自身找问题。如果世界末日最终是人类自己的杰作，那么我们就必须阻止它的发生。而阻止它的唯一力量就是来自我们的“公众舆论”，虽然我们会背负更重的压力，面对的问题更多，但我们必须要有性格上的坚强和精神上的刚健，如果没有“不顺从”的精神和“反叛”的勇气，那么，来自我们的“公众舆论”就无法对我们的时代及社会提供有价值的观点，就无法做出必要的监督和善意的批评，到了那个时候，当资源被欲望贪吃殆尽，当自然被贪婪侵蚀而终，当环境被自私破坏毁灭，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越来越孱弱，末日也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近。